从昨夜给表弟写好回信以后，罗兰一直在考虑着是否投邮，时常在心里责备着自己：“何必把自己表现得这么多呢？”嫂子走后，她把回信又偷偷地看了一遍，越发踌躇起来，不愿投邮，把信放回抽屉。但是一出校门，她忽然停住脚步，想了片刻，又扭转头跑回寝室。“不要再考虑，”她对自己说，“就把这封信投邮得了。”心跳着打开抽屉，把写好的长信拿出来，在信封的左上角添上“快信”二字，并在旁边加上两个小圈，然后她脱掉旗袍，换上制服，把信小心地装进口袋，向外走去。走着走着，她心中又动摇起来；越走近邮局，动摇得越厉害。在邮局门口，迟疑一下，她决心走了进去，但把信往邮局的柜台上送了一半时又忽然抽回，嘴唇一咬，转身就走，惹得旁边另一个送信的人大感奇怪，从背后微笑着望她一眼。把这封决定不投邮的信重新装进口袋，她登时感到满心轻快，有一丝高傲的隐约笑意浮上眉梢。

她表姐的门虚掩着，窗子关得严严的，屋里也哑默静悄。恐怖和怀疑同时袭击着罗兰心头，她一面向吴寄萍的寝室走一面急急地叫道：“萍姐！萍姐！”那虚掩着的两扇门有一扇静静地开了一半，从里面探出来一张严肃而苦闷的脸孔，望着她摆摆头，那意思是让她不要做声。罗兰的心头一冷，差不多连呼吸都被冻结，脸色一霎间变成灰白。她踮着脚尖儿走到门口，舌尖僵硬地小声问道：

“冯大姐，我萍姐怎么了？”

“刚睡下去。别惊醒了她。”冯永青悄声说，让罗兰溜进屋里。

吴寄萍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身上盖一条半新不旧的红绸被子，两只手无力地搁在被子外，比平日更苍白，白得透亮。脸向外侧，放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一双眼睛静静地闭着，长睫毛构成两道半月形的淡墨曲线。她的呼吸很轻微，但很平静，平静到使人会疑惑她是否在继续呼吸。在她的脸孔前边，在雪白的枕头上，有几片不曾擦净的暗红血迹，而在扫得干干净净的地面上新撒上几片沙土，将血迹掩盖了。清明节那天罗兰送给她的那束花儿，仍旧插在冰裂纹仿古瓷花瓶中，放在靠窗的桌子上边，原来的花朵大半已经开败，而原来未绽开的花蕾尚未凋谢，片片花瓣散落在零乱的书堆上，墨盒上，笔架上，和倒掉的空鱼肝油瓶子上……

没有向冯永青询问一句话，罗兰已经知道了她表姐所发生的不幸事情。她觉得满胸腔，满眼眶都是热泪，想哭又不敢哭出声来。在寄萍的床边默默地站立了几分钟，伤心而又感到凄凉。她向各处望着，想起姑母，想起表弟寄芸，又同时想起始终没有给寄萍姐来信的胡天长，无边悲痛在胸中一阵阵激荡着波浪。最后她再也忍不住沉默了，拉着冯永青的手走到院中，艰难地颤声问道：

“是今天早晨吐了很多血么？”

“早晨她起床的时候一翻身吐了一口，跟着连吐了十几口。唉，这个病！……”

“有……危险么？”罗兰问，每个字都说得非常吃力。

“城里没有一个好西医，究竟是肺出血不是，还不能断定。刚才请了一个中医来，他说不要紧。张嫂到药铺取药去了。”

罗兰又低声说：“应该通知我姑妈知道。我二哥去哪儿了？”

“因为陶春冰快要走了，张克非打算下乡做小学教员，他忙着到同学会去商量事情了。”

“那么我萍姐怎么办呢？”

“我暂且在这儿照顾一下，看她今天还吐血不吐。要是不再吐血，静养一个时候还会复原的。小罗，”冯大姐苦笑起来，“你真是小孩子，事情临到头上一点也不能镇静，干着急有什么用？”

罗兰用手绢擦着眼泪说：“大姐，我怕萍姐是不能再好了。她一直到死都在想念着胡天长，想念着她的小望西，这是她致死的重要原因。要是，大姐，要是胡天长这个时候能够回来，或者有一封亲笔信，也许比吃什么药都会灵验。即使萍姐还是非死不可，临死也应该使她心里快活一下，哪怕仅只是一个片刻的安慰也好。”说到这里，罗兰突然忍不住哽咽起来。

冯大姐向罗兰的泪眼上望一望，凄然一笑，嘘出来一股闷气，随即低下头去，眼光落在一只迷路的蚂蚁身上。罗兰的这番话不仅使她更加同情和焦虑寄萍的不幸，也使她对自己的身世感伤起来。她松脱了罗兰的手，在甬道上惘然徘徊；有时的心思像一窝乱丝，新丝和旧丝纠缠一起，无从整理，只觉得纷纷地缠绕心头。她本是一个孤女，五六岁时父母就相继死亡，外祖母把她养大，二十岁读完了某城的省立女师范。外祖母和舅舅是在这前一年瘟疫流行中离开人世的，所以她毕业回来，在父亲、母亲、外祖母和舅舅的坟前哭过之后，就一直在外边做小学教员，五年中不曾再回过故乡。第一次在一个乡镇上教小学时她同一位同事发生恋爱，这是初恋，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拿全心去热爱男性。这位最初和最后的爱人是一位无家可归的亡命青年，性格倔强而富于热情。虽然在学校时她是高材生，常常被同班们嫉妒和羡慕，但在他的面前，她觉得自己原来什么都不懂，像小学生崇拜着最好的老师一样。她从他那里不仅获得了甜蜜的爱，也获得了进步思想，获得了生活的方向、勇气和热情。“我心里原来是混沌一团，”她有一次向他写信说，“是你在我心上开了个窗子，让新鲜空气和阳光从窗口进来，于是我从这光中认识了自己和宇宙。”一年以后，她同他就发生了实际上的夫妇关系，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恩爱伴侣。但不久，他被捕了，而且被送到开封的特务机关，受尽了各种酷刑，最后被拉到龙亭背后的荒地里活埋了。当她从特殊的渠道知道了爱人在酷刑中坚贞不屈和英勇就义的经过以后，她不敢公开痛哭，只能常常在夜间用被蒙着头，悄悄痛哭。他的死对于她是一个致命打击，使她一度对生活和工作十分灰心，像害过一次大病一样。半年以后，她的心又恢复健康了。她的爱人虽然死去，但他的灵魂却借着她的肉体而继续活着，而且要永远倔强地生活下去。三年多来她不曾接受过别人的爱，因为那第一个爱人并没有在她的心中死去。抗战前一年，她去到省城做事，三月前从省城回到故乡。由于她对工作态度严肃，对人诚恳，做事老练，同志们不管年长年少都称她“大姐”或“青姐”，很少有人在当面叫她的名字。此刻她的感情激动得实在厉害，简直想不起一句话安慰罗兰。沉默了一会儿，冯永青站住脚步，向罗兰说道：

“小罗，你守在这里没有用，快去找你二哥，请他马上来，我同他有话商量。”

“我不。我要守在萍姐身边。她……”

“哭什么？”冯永青拍着罗兰的肩膀说，“你萍姐只是吐了几口血，并不会就离开我们。真是小孩子，有什么可哭的？”

“我，我，我替她伤心，觉得她可怜。”

“封建势力在中国根深蒂固，压在妇女身上的封建势力更重，有几个妇女不可怜？你大嫂李惠芳那么贤慧，百里挑一，难道不可怜？不值得同情？”

“是的，大姐，要不是封建势力，我萍姐也不会这么不幸。”

冯永青又说：“不要动不动就哭，要坚强起来。七七事变以后，咱们都在开封。那时候，各县在开封读书的女学生，纷纷离开学校，跑往延安，比男学生还踊跃。三个有名的女学：女师、女中、北仓，差不多走空了。你想是为什么？”

“大家为着抗日救亡嘛，热情高极了。”

“当然是为着抗日救亡，可是还有个人问题。女学生受封建压迫最大，许多人要摆脱封建家庭，摆脱封建包办婚姻，将抗日救亡和反封建两件事结合一起，所以纷纷奔往延安，找一个光明出路。小罗，你要坚强起来，寄萍会格外喜欢你。”

“可是萍姐的病……”罗兰又抽泣起来。

冯永青推着罗兰向大门走，嘱咐说：“别让她听见你在哭。快去吧，等会儿你再来。让她好好地睡一觉，她连着失眠几夜了。”

把挥泪不止的罗兰推出了大门以后，冯永青走回来倚靠着甬路旁的一株洋槐树，等待着张嫂回来。她侧着耳朵向寄萍的寝室听一听，听不出什么动静，于是缓缓地嘘口长气，垂下头去。

吴寄萍正做着一个梦。

自从早晨吐血以后，她就感到头晕，身子也特别困倦。她不想说话，也不想吃东西，对于死丝毫也不感到恐惧，只是觉得很凄凉，很感伤。当医生走后，冯永青拿话安慰她的时候，她的嘴角笑了笑，揩去眼角的泪珠，慢慢地说：“青姐，孩子们的课我不能上了。”她的声音很微弱，说毕就合上眼皮。

人在病中，特别容易做梦，然而病人的梦往往是忽而像铅样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忽而像雾样轻飘，若有若无。吴寄萍合上眼皮不久就睡去，恍恍惚惚地做起梦来。起初她仿佛并没有完全睡熟，那些小孩子们像往日一样地跑来上课，一起一起被冯永青打发回去，有些小孩子还溜进寝室来探望她。这一切真实的事情都模模糊糊似乎知道，而和她的飘忽幻变的梦境搅在一起，使她分不出哪是梦，哪是真实。后来她看见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年妇人拉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向她走来，后边跟着一只黑色的长毛小狗。这孩子是她在儿童补习班中最喜爱的一个学生，那妇人是小孩的母亲，一个温柔典雅的贤慧寡妇。她常常亲自送她的独子上学，同寄萍很谈得来。一看见他们走进寝室，吴寄萍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笑着说：“你们来得真早，离上课还有一点多钟呢。”一面说，她一面伸手去抚摸孩子的头顶，并用脚尖逗着小哈叭狗在面前打滚，跳跃。但那妇人没有回话，在她的床上一坐，把孩子抱在怀里，忽然难过地哭了起来，对她说道：

“萍，我知道你的病是好不了啦，特意赶来让你见一见你的孩子……”

吴寄萍骇了一跳，发现她面前的人物全变了，变成了她的老母亲抱着她自己的小女孩望西，母亲的花白头发和孩子的红脸颊恰相映照。她自己不是站在桌旁，而是在床上拥被而坐。她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抱在她母亲怀中的小孩子，是的，一点儿也不错，确确实实是她天天夜夜牵肠挂肚地想念着的小宝宝，只是大了一点，瘦了一点，也被太阳晒黑了一点。是的，一点儿也不错，她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鼻子，她的脑门同下巴，一切都没变，都和胡天长一模一样。是的，一点儿也不错，她的左手腕上有一片小小的不很显明的红痣，她第一眼就发现它了。可是她分明记得这可怜的小孩子被她远留在延安，怎么会被她母亲抱了来呢？“唉！”她心里叹息一声，怀疑地在心中说道：“难道这又是梦吗？”她渴望把孩子接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痛哭一场，但又怕真是一个梦，害怕把梦惊醒。她时常梦见孩子，每次都是当她伸手去抱孩子时梦就醒了。这惨痛的经验深深地刻在她心上，纵然在梦中她还记得，因此她现在要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敢哭，也不敢伸出手去。

“那是你妈，”母亲止住哭告诉孩子说，孩子正用惊惶的眼睛望着寄萍。“你忘了她吗？你不认识妈妈了？……叫，叫‘妈妈’，别害怕，那是你的亲妈妈呀……”

小孩子忽然一扭头，把脸孔躲藏在外婆肩上。老妇人又用宽袖头擦着眼泪，带着埋怨的口气对寄萍说：

“你天天想念小孩子，现在小孩子可到你跟前了，你为啥不快接过去亲一亲呀？”

寄萍仍然傻着，不敢有一点动作。她的胸口阵阵刺疼，眼泪在脸上泛滥奔流。但当她真要向孩子伸出手时，两只胳膊却又像是被捆着似的不能抬动。后来用了很大力气，她的嘴唇痉挛地哽咽问道：

“妈，我把孩子放在几千里外，你怎么会把他抱了来？”

母亲噙着眼泪说：“是寄芸把他带回来啦。芸回来好几天啦。”

母亲一面说一面把孩子往寄萍的怀里送。寄萍要去接孩子，却仍然抬不动胳膊，急出了一身大汗。正在她无可奈何时候，她看见孩子挣扎着要往地上跳，老妇人只好弯着腰把她放下。但随即小孩子又被抱起来，怀里搂一只黑色的长毛小狗，她用脸颊亲昵地偎着狗头。这狗，她记得很清楚，是她路过开封时给孩子买的玩具。许多痛苦的回忆又一起涌上心头，使她悲伤地垂下头去，只觉得胸口酸痛，不能忍受。为打断自己的种种回忆，她又艰难地颤声问道：

“芸为什么不来看我？”

“他先去看你舅，马上就来看你。”

寄萍又沉默片刻，怯怯地问道：“她外爷肯要她吗？”

母亲知道这个“她”是指的小孩子，便含着泪笑着说：“为什么不肯要她？他虽说很气你，可一见小孩子就心软了。”

吴寄萍突然拼命地把胳膊一抬，连母亲带小孩子一起抱住，放声痛哭。母亲和小孩子也跟着大哭起来。

“你照料这个可怜的孩子吧，”她向母亲哭着说，“我是活不长久了……”

因为感情过于激动，她哇一声又吐出一口鲜血，出了一身冷汗，一乍睁开眼睛。当确实知道了这又是一个梦，她赶忙合上眼皮，希望这个梦继续下去。然而不行了，她的梦破了，神志完全清醒了。

当吴寄萍的眼睛再睁开时，冯永青已经神色慌张地走进屋来，到她的床边问道：

“寄萍，你怎么了？感到很不舒服吗？”

“还好。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做了许多梦。”吴寄萍勉强微微一笑，用手背擦去眼角和鼻凹间的半干泪痕。“身体太虚了，一睡着就出汗；现在我觉得身上的衬衣全是湿漉漉的。唉！”

“你刚才没有哭吧？”冯永青俯下身去，用手心摸摸病人的前额。

“你听见我哭了？”

“哎，我好像听见你哭了两声，所以就赶紧跑来。”

“我刚才在梦里哭了，把我自己哭醒了。”

“你做了个什么梦？”

“我梦见寄芸回来了。”寄萍凄然地说，又笑了一下，“我还梦见母亲来看我，我一伤心又吐出一口血来。”

“真的又吐了一口血？”

“不。我做梦吐了一口血，并没有真吐出来。”寄萍一面说，一面不放心地鼓了一股气在口腔里，品一品喉咙里是否有血腥气味。证实了自己喉咙里并没有血腥气味，她的心放下来，叹息着说：“青姐，假若我继续再吐，恐怕是没有希望了。”

“不要胡想，”冯永青压制着自己的难过，低声安慰说，“养一养就会好的。据医生说，大口大口地向外吐血多半是胃出血，或者是咳嗽咳破了气管，都不要紧。陶先生在抗战前常常大口吐血，现在不是像生龙活虎的一样吗？”

吴寄萍喉咙似乎被泪水壅塞，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对自己的身体已经大半绝望，别人的殷勤劝慰反而会增加她的难过。停了会儿，她终于颤声问道：“小孩子们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都来过了。我告诉他们说你有病，放他们几天学。有好些小孩子还跑进屋里看你。”冯永青忧愁的脸上掠过一个笑影，接着说道：“你喜欢的那个小孩子，可怜怜的，站在你床边老是不走，后来还是罗明把他哄走了。”

吴寄萍笑着问：“他的小狗呢？”

“小狗跟着他。小狗把地上的血迹闻了闻，瞪着两只眼睛望着你。这小狗很通人性，到院里有人逗它，它就不理会了，全不像平日活泼。”

“它近来同我玩熟了。我看见它就想起来……”吴寄萍忙改口问道，“别的谁还来过？”

“小罗来过。她真是个小孩子，性格上也有点像你，不怪乎你俩是姑表姊妹。”

“她，她，”吴寄萍轻轻地咳嗽两声，又顺便品一品喉咙里有没有血腥气味，“她来，我一点也不晓得。”

“她一来到就哭，我怕她把你哭醒，打发她走了。听说她昨晚上也在家中同她父亲生气，哭了一夜……”

吴寄萍不等冯永青把话说完，就把脸偏过去对着墙壁。冯永青知道自己的话又引起病人难过，默默地望着吴寄萍枕上的血迹，停了会儿，喃喃地咕哝说：

“这一年多你的感情越来越脆弱，也特别敏感，这对你的身体很不好啊。”

请医生给吴寄萍看病之后，罗明心思沉重地跑回同学会，他事前约好张克非们在陶春冰屋里等他。

一星期来，同学会、妇救会和抗战工作讲习班，一天更比一天地被人误解，特别是关于讲习班的谣言更多。讲习班的经费一部分系罗明和杨琦到处张罗，一部分系地方上热心抗战的士绅捐助，另外，县政府和动员委员会也多少补助一点。近来因谣言太多，有些原来热心帮助的绅士开始动摇；有的同情他们的人却变得畏首畏尾，不敢同他们十分接近；有的对他们由怀疑变为冷淡。这些情形，讲习班的同学们都不明了，就连朱志刚和张茵们少数的重要学生也知道的相当模糊，只有罗明、张克非和杨琦最为清楚，最为焦急。所以罗明对于昨晚上被父亲叫回家大骂一顿，一点也不惊奇，这事情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所幸的，全国上下正卷入爱国战争的高潮之中，附近各县的青年运动也都在蓬勃发展，纷纷建立了青救会，而当地属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管辖，军事当局与***的中央系统素来存在矛盾，如今比较主张抗战，所以对青年的救亡活动愿意支持。还有，这里距武汉较近，而武汉目前是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民主空气十分浓厚。这些客观条件迫使地方上的顽固士绅一时还不至于对青年公开打击。在大时代爱国怒潮的激荡鼓舞之下，工作愈受阻碍，罗明们的奋斗热情愈是高涨，愈是燃烧。现在就为着突破目前难关，他们约好在陶春冰的屋里开会，而张克非和杨琦，已经等得差不多不耐烦了。

张克非和杨琦们在半个钟头前都跑去看过吴寄萍，所以他们见了罗明时都不再打听她的病情，只简单地问问他医生的诊断经过。罗明见陶春冰不在屋里，诧异地问道：

“怎么，主人到哪里去了？”

“报告你个好消息，”杨琦从桌上拿起一张名片说，“战教团快要到了。”

罗明的眼睛一瞪，嘴一张，呆了一下，大声叫道：

“真的么？”

这消息显然使罗明喜出望外，几乎是近于惊骇。恐怕杨琦骗他，他把眼光从杨琦移向张克非。在继续张着嘴发呆中间，一滴口水落下，在下巴上挂起一根线，随即又落下地去。等知道了这消息的绝对真实，罗明用他的右拳连打着左手掌心，在屋里走来走去，像叹息似的说道：

“好极，好极，好极……怎么，老陶往哪里去了？”

“余新之昨晚上住在城外小饭铺里，一清早就进城来各处活动，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饭。老陶陪他往街上吃早饭去了。”张克非又加上一句：“我们开会不必等老陶，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把结果告诉他知道得啦。”

“余新之活动的结果怎么样？”

“县长表示很欢迎。”

“好极，好极！”罗明重复说，更没有一句话能够表现出他的快活。

杨琦一直在玩弄着一张名片，这时就笑着把名片递给罗明，用稍带讽刺的口吻说：“你瞧瞧余新之有多少官衔，县长怎么敢表示不欢迎呢？”

罗明接过余新之的名片一看，见右上角密密的一大片尽是官衔，数一数，一共六条。这六条官衔是：第一条是属于学历，印着“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第二条和第三条是表明他同省党部很有关系，既是省党部文化动员委员会委员，又是省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特约撰述；第四条印的是省政府机关报《河南民报》的社论委员；第五条印的是本省最为青年拥护的一个抗战刊物叫做《风雨周刊》的编辑委员；最后一条才是“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团副团长”，就是他目前所担负的实际工作。看过了这张名片以后，罗明忍不住笑了起来：

“乖乖，余新之原来是这么样一个人物！”

“我想他大概是为着便于工作起见，才印了这么多的官衔。”张克非态度正经地说。随即转过头去，隔着半开的窗子向对面屋子叫道：

“小郭！老宋！快来谈一谈，罗明已经来了。”

对面屋子里应了一声，一霎时走过来两个青年。小郭走在前边，他是一个瘦子，矮矮的，紫檀色面皮，脸上常带着健康而乐观的笑容。后边的老宋，身材粗壮，上唇和下巴上带着柔软的黄色胡子，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乡村小学教员们所穿的土布中山服。从他的衣服和神气上可以看出来他带有浓重的农民气质。

大家在床上和凳子上坐定以后，张克非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片，向大家望了一眼，用一种稍微有一点疲倦的、平静的声调说道：

“我们现在就开始。请罗明先报告讲习班的最近情形，然后再讨论问题。”

罗明把肩头耸了一下，又静了片刻，开始从讲习班的内部情形报告起来。在他开始报告的时候，只有从乡下才来的宋伯慈注意细听，不肯漏掉一个字。张克非一面听他报告，一面在想着许多别的问题，眼光出神地落在地上。杨琦俯在桌上，用铅笔在一个信封的背面画着漫画。郭心清坐在对面床沿上，脸上挂着微笑，眼睛贪馋地在满屋的地上搜寻，不住地抬起来带着油墨的手搔着脖颈；后来他忽然离开床沿，溜到门边，弯腰从地上捡起来一根烟屁股，吹掉上边的灰土，又从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烟屁股，将两截烟屁股破开，随便从桌上找一张纸片，将烟末卷好，放进嘴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半根火柴往鞋底子上一擦，点着烟，舒舒服服地吸了起来。但罗明的报告很快的就引起了大家注意。当他谈到外边的许多谣言，经费的来源没有指望，这些困难日益增多的问题时，他被自己的报告激动得感情兴奋，不由得把声调逐步提高，带着微颤。等他报告过后，大家互相望来望去，沉默有一两分钟，只听见窗外一只苍蝇的嗡嗡声音。

“杨琦，”张克非终于打破沉默说，“讲习班的对外活动一向是你同罗明两个负责，请你发表一点你自己的意见。”

杨琦抛下铅笔说：“我的意见很简单。客观环境的困难太多，不如早点结束，把一部分好的同学组成一个宣传队，或者下乡，或者请魏科长同师政治部主任谈一谈，归入政治部，这样我觉得还较有意义。”

“我同意老杨的意见。”罗明点头说。

“小郭，你的意见呢？”张克非望着郭心清的脸孔问。

“你先发表你的意见，”郭心清搔着蓬松的头发说，“等你们都讲了之后我再讲。”

“让我讲几句好不好？”宋伯慈要求说，因为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后还要下乡。

张克非向宋伯慈点一下头，于是宋伯慈整了整近视眼镜，用一种很沉着不迫的、十分谦和的语调说：

“我去年秋天回故乡来就一直在乡下教书，说得好听一点是在乡下做救亡工作。一个月两个月不一定进一次城，进城也不多停，把事情一办完就立刻回到乡下，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乡巴佬。城里的事情我虽然不很清楚，不过我不相信工作竟然困难到没法支持。我认为讲习班还是办下去的好；从前我们决定两月一期，现在不妨缩短，一个半月，甚至缩短到一月一期。其实，只要不荒废时间，一个月也就不少了。”

他一面说，一面向大家扫了一眼，看见张克非在向他连连点头，就稍微提高声音。关于经费困难问题，他说，万一到了山穷水尽，只好大家掏腰包，他自己可以捐十石稻子。他的两个哥哥同他已经分了家，他也可以劝他们捐助一点。他又问张克非能够离开讲习班不能，要是能离开，他希望张克非赶快到他的小学校担任教导主任。那边的工作正在开展，应该集中力量在那儿打个基础，万一地方沦陷时就可以作为他们的根据地。他又向大家扫了一眼，接着说道：

“你们各位对我的意见怎样呢？赞不赞成？”

“要走我们大家都走，”杨琦赌气说，“我巴不得马上就换换工作。老张一向在讲习班是一个中心人物，他下乡以后，没有人可以顶替他，讲习班岂不是更没前途？”

“我原则上同意老张下乡，”罗明说，“但起码等到这一期结束以后再走。这一期如果提前半个月结束，也只剩十来天了。”

杨琦又说道：“我半年前就急着到军队中做艺术宣传工作，你们大家拖着我不放手。到现在碰了许多钉子，我对于在地方上工作头疼万分。等这一期结束以后，我也要离开讲习班，现在先向你们提个备忘录。”

宋伯慈拍了拍杨琦的肩膀，笑着说：“瞧，文化人的脾气又发了。”

张克非也笑着说：“老杨，你走的问题今天不讨论，先解决我的问题。我同意罗明的意见，等到这一期结束后我再下乡。至于顶替我的人，我想是没有问题的，我这块料子还不是容易找的吗？”

宋伯慈忙接着说：“别谦虚，别谦虚。那么，就这样决定也好，”他从床沿上站起来，整着眼镜，“这一期结束后老张下乡去。我今天晚上一到家，明天一早就派人送五石稻子来，过几天再送五石，努折脊骨也要把这一期撑到底，下一期的经费另想办法。好的，我要走了。”

宋伯慈嘴说要走，两条腿却仍然站着不动，等着同志们对他有什么话谈。罗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何必把稻子送到城里来？捐助现款不省事么？”

宋伯慈点头说：“那也好，明天早晨把稻子送街上一卖，就打发伙计把款子送来。”

“听听乡下地主的口气！”郭心清打趣说，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宋伯慈走了以后，大家又继续讨论下去。张克非和郭心清都认为客观环境并不似罗明和杨琦所看的那么恶劣，反而向好转的可能性非常之大。郭心清虽然看外表是吊儿郎当的一个人，但由于好些年的工作经验，尤其是近半年多来担任了本县的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分析起问题比罗明和杨琦们显得冷静、清楚而深刻。他不慌不忙地批评了杨琦的那种对工作忽冷忽热的态度，也批评了罗明夸大了客观困难。他指出在这个落后的山野县份，新生的力量正迅速发展起来，这在一年前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年前，”他说，“我简直不可能回到故乡来，可是现在怎么样呢？从前，我们能办一个讲习班么？我们能办一个失学儿童补习班么？我们能成立一个这样的同学会么？我们能成立一个妇救会么？我们能像现在这么容易地进行救亡工作么？我想是不能吧。”他用幽默的口吻结束说：“如果一年前我们回故乡来做救亡工作，早就该被抓起来啦。”他特别强调说目前他们并不是孤立作战：一方面是潢川青年军团的同学一部分已经回到地方上，打进了地方政治机构；另一方面是地方驻军都竭力援助并领导青年的抗战工作；还有一方面，即地方绅士中也有大部分同情进步青年，站在抗战方面，在目前形势下，真正顽固的是少数，多数随大流。最后，他又分析到整个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形势，来说明他们的工作极有价值，也极有前途。张克非跟着又检讨了讲习班中的一些缺点，如生活上不够紧张，对某些进步稍差的同学忽略了加强教育工作之类。他认为这些缺点都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而在未来的十天之中，希望大家不但不要有一点灰心，反而要更加认真工作。

“客观环境固然很重要，”他说，“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主观努力。在向着光明走的路上少不掉也有坎坷，只要我们努力，栽倒了爬起来再走，有什么要紧呢？”

杨琦一言不发，拾起铅笔来在一张白纸上画着漫画。他因为决心要离开故乡，起码是离开城市到乡下工作，所以郭心清和张克非的话对他并不起什么影响。罗明刚才说的灰心话只是因为一时愤激而发，经郭心清和张克非一批评，马上又恢复了工作勇气，笑着说道：

“所以我说战教团来得很好。他们一来，空气也许会活跃起来，也让那些讨厌我们的人开开眼界。”

“将来让他们开眼界的时候多着哩，”郭心清偏着头，慢条斯理说，将从脖子上搓下来的黑色灰条子抛到地上。他的脸上一直是挂着微笑，像一个从来不懂得忧愁的孩子似的。

张克非看了一下捏在手中的小纸片，接着说：“吴寄萍既然病了，妇救会几位同志又忙得分不出人来，小郭主张在讲习班找一个同学代替吴寄萍，你们看谁比较适当？”

“别急，”郭心清打岔说，“最好是买盒烟大家抽。罗明，掏一毛钱，掏一毛钱。我身上不名一文，糟糕透了。”

他两眼盯着罗明，嘻嘻笑着，伸着一只手催逼着对方掏钱。钱接到手中以后，郭心清走到大门口向小摊上买了一盒“哈德门”，要了几根火柴。抬头看见罗兰迎面走来，眼睛红红的，似乎哭过。他猜到她是来找她二哥的，便说道：

“罗兰，你是从你萍姐那里来的么？”

罗兰用鼻子嗯了一声，抢在他前边走进大门，一直向陶春冰的屋子走去。

“二哥！”

一看见她的二哥，罗兰难过得说不出话，倚着门框，用手绢擦着眼睛，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大家以为吴寄萍的病状起了变化，非常恐慌，围上来向她询问。但她什么也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她的表姐，可说是世界上最能够了解她的人，也是最为她所敬爱和同情的人，快要死了。她是第一次看见从一个人的口中吐出来那么多的血，第一次看见一个在昨天还像花枝招展的人儿忽然会衰弱成那个样子，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死的恐怖和将死者周围的凄凉气氛。她对她的二哥非常不满，因为既然表姐快要死了，姑母又不在旁边料理，罗明不管有什么重要事情也不该离开病人。所以罗明、杨琦、张克非，和跟着进来的郭心清，愈急着围在她面前询问，她愈是抽咽得不能成声。后来透过滚滚热泪，她看见她二哥焦急得顿脚叹气，她才像赌气似的用了很大的力气哽咽说道：

“萍姐快死了！”

屋子里忽然静寂，每颗心都仿佛不再跳动，每张脸都马上变成土色。罗明要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嘴唇颤抖地向张克非说了一句话，要他们继续讨论，一扭头就往外跑，也忘记了从桌上拿起帽子。他心中充满悲哀，什么也不能够想，也听不分明同志们在背后说了什么话，只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盘旋：“萍姐快死了！”踉踉跄跄地跑到街上以后，他停住脚步等着妹妹，告诉她说：

“我身上没有多的钱，我知道萍姐这两天也没钱，姑母又不在此地。你，你，你回家一趟，告诉嫂子好不好？”

“我发誓永远不回家……”提起家罗兰很伤心，不由得喉咙里哽咽一声。

罗明把眉头皱起来，说道：“别孩子气了，兰！为着萍姐的事情你千万立刻回家一趟，把萍姐的病情告诉嫂子，非她不成！”

“我怕碰见伯，”罗兰低下头咕哝说。但想了一下，她又抬起头来说：“我现在回学校去写个条子，立刻派人给嫂子送去。”

罗兰离开了她的二哥跑到学校，正是开饭时候，寝室里没有一个人。早晨她就没有吃东西，现在仍然一点不觉饿，只觉得喉咙发干，鬓角发胀。喝下去一杯冷开水，她拿起笔来给李惠芳写了一张纸条子；随后，又匆匆忙忙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封未发的信，拆开信封，把昨夜所写的一叠信纸撕掉，另写了一页短信装进去。她在信上写道：

你的快信我收到了，谢谢你常常地想念着我。知道你在学习上进步很快，生活很快活，身体结实，我感到十分高兴。今早萍姐吐了很多血，看情形十分危险，我害怕极了。萍姐希望能见你一面，请你接到这封信就马上回来吧！为着萍姐，为着姑母，你快点回来吧！

祝你一路平安！

把信和纸条子交给一个工友，罗兰又赶忙跑到了她表姐那里。一走到窗子外她就把脚步放轻，简直连呼吸也要忍住，一则是怕惊扰病人，二则是希望先听出屋里边有什么动静。听见陶春冰正在同病人低声谈话，知道吴寄萍的病情没有恶化，她的心从半空中落了下来，轻脚轻手地溜进屋里。

吴寄萍已经喝下去半碗煎药，屋里边还留有药香未散。她仰着脸靠在枕上，十分衰弱，脸很黄，暗无光彩，眼皮虚肿而微带青色。陶春冰坐在靠桌边的椅子上，向前探着身子，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摸着好几天没有刮过的下巴。他穿着一件半旧的安安蓝大褂，脸孔显得很憔悴，浓眉微皱，头发蓬蓬松松的像很久不曾梳理。当罗兰进来时候，他把话停住，转过头望她一眼，轻轻地点一下头。他的一双大眼睛依然是光芒照人，极其有神，但平日见罗兰时常流露的那种微笑却完全绝迹。吴寄萍从枕头上侧转脸来，看见她的表妹，不由得眼眶里涌满热泪。但是她竭力不让眼泪滚出，并且向罗兰微微一笑，拍一拍床沿让她坐下。

“你刚才来过一趟？”她握着罗兰的手说，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但声音却极其微弱无力。“我已经有几个钟头没有吐血，刚才又吃了药，大概是不再吐了。”

罗兰想不起用什么话来安慰病人，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不要当着表姐的面前哭。她对着病人叫声萍姐，赶快低下头去，从鼻孔里偷偷地吁出来一口闷气。吴寄萍看出来她表妹为着她的病十分难过，惨然一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说道：

“不要紧的，你不要害怕。女人的血是不值钱的，吐几口血有什么关系？你问问陶先生，他抗战前吐过几年血，现在不是完全好了？”

“我知道没关系，”罗兰哽咽说，声音几乎低得只有她自己听见。

沉默片刻，吴寄萍把眼皮闭一闭，随后又向陶春冰看了一眼，有气无力地问：

“你决定哪一天动身？”

“我本来早就应该动身，可是路费总是凑不齐。昨天宋伯慈送来了二十块钱，算是有了办法。不过余新之要我等战教团来到以后再走，看来我又走不成了。”

“不是说县政府接到上边一个什么密电么？再耽误着不动身是不是会出问题？”

陶春冰苦笑着摇摇头：“在目前情形下，我想还不会发生事情。”他停一停，又感慨地说道：“将近十年，我几乎没一天不是在穷困和迫害中过生活，没一时头顶上不悬着生命危险。为着什么？就为着不能与世人同流合污，就为着我的脑筋不糊涂！”

“你觉得他们近来对你的态度有没有变化？”

“还是那种老样子：见面时客客气气，背后巴不得我立刻滚蛋。我只会做歪诗，也写小说，还爱说几句良心话，是一个进步的青年作家，可是在他们眼中我比伤寒菌还要危险。”

吴寄萍叹口气。大家又有几分钟的时间相对沉默。过一会儿，陶春冰又慢慢说道：

“我的短处很多，尤其是诗人的气质太重。在逆境中我虽然从不畏怯，能够坚持下去，不过就是动不动要骂人，乱发牢骚，说愤激话，缺乏含蓄和容忍。”他自嘲似的笑一笑，接着说：“所以，我还是早一点离开故乡，去专做文化工作好了。”

“你有学问，有才华，如果派你专门做文化工作，也许对革命的贡献更大。抗战也需要优秀的文化战士。”

陶春冰没有说话，对于组织上是否同意他做他所爱好的文化工作，毫无把握。在开封时候，有一位同志曾经告他说，有人提议派他做洋车夫的工作，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想起来这件事，他的心中就感到痛苦。所以关于他将来能做什么工作，他不想再谈了。吴寄萍移动了一下身子，望着他说道：

“假若我不死的话，陶先生，我希望将来能读到你的伟大作品。”

陶春冰抬起眼来笑了一下：“我自己在创作上也抱有很大野心，不过能不能成功，将来瞧吧。”

一片沉重的云雾笼罩在各人心上。虽然病人同陶春冰在继续谈话，但罗兰简直被这种沉重的云雾所窒息，仿佛脑壳就会要炸裂似的。她早就奇怪着为什么没有看见她的二哥和冯永青，此刻忍不住把寄萍苍白的纤手轻轻一拉，小声问道：

“我二哥不是刚才来了么？”

寄萍说：“他刚才跑来看一看，又同大姐一道往同学会了。我恐怕得休息几天，他们要商量个代工的人。他们在同学会商量以后一道叫饭吃，你午饭还没有吃吧？”

“我不饿。”

“为什么不饿？快去，快去同他们一道吃，吃过饭以后再到我这儿来。”

罗兰摇摇头，不肯离开病人的房间。

“那么你等一等，在我这里吃饭也好。我叫张嫂熬了点糯米稀饭，大概快好了。”

街上有人在一面敲锣一面嚷叫，但听不清叫嚷什么。在远处，人声很纷乱，还有不少处放着鞭炮。吴寄萍心里叹息说：“这世界多么热闹，我为什么死得这么早啊！”陡然间她心如刀割，竭力忍耐着不让热泪滚出。

大家沉默，侧耳向街上听着。屋里像一团死水，只有病人的心里边波涛汹涌。陶春冰不愿久坐，又举起手掌搓一下发干的脸孔，站起来向病人说了两句宽心话，告辞走了。

街上的鞭炮愈响愈热闹，而屋里更显得空虚和凄凉……

忽然，陶春冰急急忙忙地跑回来，站在窗外叫道：

“好消息！大捷……台儿庄大捷……”

“什么！”吴寄萍和罗兰同时惊呼。

“台儿庄大捷……街上都在放鞭炮……”

陶春冰不管别人对他的话听清没有，说完后拔腿就跑。罗兰激动得浑身紧张，猛然跳起，甩脱表姐的手，像疯狂似的向外跑去。但跑到院中又忽然折转回来，靠着窗台，用两手捧着脸孔，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吴寄萍当听见陶的报告时就掀开被子，一跃坐起，想要大叫却哽咽得叫不出声，像哭泣一般地颤声说道：“我们的祖国……胜利……胜利……”忽然，从胸脯的深处到喉咙有一种沙沙响声，同时一股腥味充满了口腔。她把头往床外一歪，嘴一张，一连吐出来几口鲜血。有一股鲜血混合着血沫流到腮上，她用手一擦，腮上的没擦净，反把手背上也抹了许多。然而她没有注意到。顾不得找水漱口，她一面把喉咙里的余腥咽下肚里，一面在枕头下摸索出一张钞票，向床外探着身子，用带着血的苍白的手拿着钞票对窗外挥着，用打颤的半嘶哑的哭声叫道：

“我们也买鞭炮！买鞭炮！……”

忽然头一晕，眼一黑，吴寄萍从床铺上跌下地去，然而那张钞票却还在她带血的手里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