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寄萍在本县女学生中自幼有聪颖出众之名，十五岁时在省城读高中，十七岁时回家一趟，因为乡下荒乱，在城中舅舅家住了一个暑假。第二年高中毕业，同表弟罗明和同乡学生胡天长等到了北平，考入一个有名的私立大学，成为该校中国文学系的一名高材生。到北平时，正是察哈尔抗战结束之后，日寇侵略华北的气焰日益嚣张，吴寄萍和罗明、胡天长等都投身于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她还和同学们办了个进步的文艺刊物。

当时陶春冰也在北平，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吴寄萍在开封时因偶然的机会，同陶春冰见过一面，他在她的心中暗暗地留下了深刻印象。陶春冰在北平时候，住北大附近的沙滩一带，胡天长、吴寄萍和罗明都住在西城，虽然相距较远，却常有见面机会。陶春冰在心中很爱寄萍，寄萍也很爱他，几乎达到崇拜地步，但是他们都不把各自的爱情说出口来，深深地埋在心中。后来陶春冰患了肺结核病，离开北平，回到家乡住些日子，又转到开封附近的一个进步的私立中学校住了很久，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去北平，也未同她通过一封信。有一天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思念之情，正要给吴寄萍写一封简短的问候信，忽然得到消息，知道吴寄萍已经同胡天长成了夫妻，这封信便不写了。

吴寄萍同胡天长同在一个大学读书，在同学中都是比较活跃的救亡工作者，由于工作关系，来往密切，很自然地变成了一对恋人。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吴寄萍和胡天长决定了恩爱终生，永不分离。当时吴寄萍最大的苦恼是来自她的家庭。当她还只有三岁时候，她父亲就替她许了婆家，男方是一个姓张的大乡绅的儿子，和她同岁。她稍微懂事以后，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坚决反对这一桩包办婚姻，家人一提起这门亲事她就哭闹，赌气连饭也不吃。然而不论她如何哭闹，都不能使父亲表示同情。她决定拼命读书，等到长大再说，后来她又以考大学为理由，拖延结婚。如今她同胡天长发生了生死不渝的爱情，怎么办呢？为这件事，她反复思忖了上千遍，终于下决心将她同胡天长的恋爱写信告诉了她的家庭，要求父母同意他们订婚，同时与张家解除婚约。她母亲由于疼爱女儿，又听说张家的少爷从小不肯读书，所以对此事无可无不可。但是她父亲坚决反对，一则认为向张家提出退亲的事绝不可能，二则认为吴家是书香门第，决不许女儿在外边讲婚姻自由，私订终身。何况她父亲十分清楚：胡天长的哥哥在北伐时候为革命而死，胡天长本人在家乡上中学时也被认为是“左倾分子”。他给女儿回信，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不许她再同胡有任何来往，否则就休学回家。但不管父亲的反对怎样厉害，要想让他们的爱情结束，已经是不可能了。

一九三五年严寒的十二月里，胡天长和吴寄萍臂膀挽着臂膀，参加了两次伟大的请愿游行。在第二次游行中她和胡都在水龙的喷射中滑倒在地。她的身上又被人踏了一脚，幸而胡和另一位同学在纷乱中把她从地上救了起来。她在医院中住了一个星期，治好了外伤和感冒，但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从此得了个干咳的毛病，下午经常轻微发烧，双颊红晕。一则由于没有经验，二则由于胡天长介绍她加入了民先，她每天除上课外总在忙碌和兴奋之中，所以对身体没有注意。日子久了，病情逐渐显著，日渐消瘦，无力。胡天长陪着她去医院找医生检查，才知道是患了肺结核病。第二年秋天，胡天长为着救亡工作的需要，要离开北平，前往西安。那时她瞒着家庭，事实上已经同胡结成了夫妻。这是组织派胡去西安加强那里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所以他充满了兴奋情绪。吴寄萍虽然在患病，但也是把神圣的工作看得比爱情更高。在将要分别的那几天，毕竟是青年恋人，她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他也同样地不能离开她。特别是她的病很使他放心不下。两个人没事的时候躲在公寓里，感觉得特别难割难舍。有一次胡替她擦去眼泪，在她的每只眼睛上吻一吻，笑着说：

“萍，咱们也太感情了！”

她静静地望着胡的眼睛，沉默片刻，跟着凄然地笑一笑，说：

“虽然我理智上赞成你走，可是……唉！”

胡天长走后，吴寄萍觉得宇宙间顿然空虚，好像失去了魂儿一样。在一个月里，她几乎没有一夜不失眠，睡熟以后又常常梦见胡，白天不想吃东西，饭和菜到嘴里如同泥土。她的月经已经很久不再来了。起初她以为是肺病影响月经停止，但又想着病情还不会如此严重。客居小公寓，没有一个老年妇女可以请教，有时不得不噙着眼泪在心中说：“要是妈在身边就好了！”又过了不久，她开始感到四肢无力，越发不思饮食，头晕目眩，经常呕吐，喜欢吃酸的东西。她的心中猛然一惊：“莫非是……？”她瞒着同学，一个人到医院找医生检查。医生笑了笑，告她说是“有喜了”。这个诊断的结果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她的心头一阵乱跳，满脸通红，几乎在医生的面前晕倒。

回到公寓以后，吴寄萍蒙头哭泣，想不出任何办法。她自己还在上学，又患了肺病，如何能照料小孩？尤其不好办的是她同胡天长尚未正式结婚，这个不幸的婴儿既不能送回她自己家中，也不能送到胡家。特别是她父亲的封建思想十分严重，倘若知道她未结婚生了小孩，一定会活活气死。不要说她父亲决不会允许她将小孩儿带回家去，只要听说消息，准定会断了她的经济来源，同时会来封信不承认她是女儿，说她是玷辱了吴家一门的清白家风。她也反复考虑过要求医生打胎的问题。但是她知道一则医生决不会同意为她打胎，二则她也没法对医生说明她是没结婚怀孕。她佯称患感冒睡了三天，暗暗地哭过多次，终于下决心留下胎儿，等待着胡天长的消息。她想，只要胡有确实地址，她不管自己的身体有多么不好，路途有多么困难，她一定赶快找胡，既是为了他们的爱情，也是为了他们的婴儿。幸而当表弟罗明和几位平日比较接近的男女同学知道了她的情况以后，不但没有一个人歧视或嘲笑她，反而都很同情她，愿意给她帮助。罗明尤其称赞她的反封建家庭的勇气和决心，答应在经济上尽力量给她帮助。还有许多熟识的民先队员，尤其是女同志，都对她十分关怀。民先组织的负责同志也对她做思想工作，帮助她很快地明白了应该将反对封建家庭的控制同她所从事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看。她的思想坚强起来了。

双十二事变以后，她每天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着胡的音信，偏偏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胡的一封来信。她的肚子已经大了起来，只好休学，但又不能回家。一九三七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黎明，她在医院中生下了一个女儿。幸而有罗明和同学们关心照顾，及时将她送进医院，母女都很平安。孩子满月时候，吴寄萍收到胡天长托人从延安带来一信，说他已经于双十二事变和平结束后到了延安，在抗大学习军事，对她的病十分挂念，也挂念她是否已经生产。信很短，字迹也比平日潦草，显然是在十分匆忙中写成的。吴寄萍将这封来之不易的短信反复阅读，感到无限的欣慰、甜蜜、快活，每次看过信之后就从床上将婴儿抱起，连着亲吻婴儿的双颊，或逗着婴儿玩耍，有时忍不住向婴儿问道：“噢，噢，我的乖乖，你想爸爸么？你想看见爸爸么？……你一定很想吧？是吧？快告妈妈说！……”她又是许多夜梦见胡天长，巴不得能够到延安同他见面，也让他看一眼他们的孩子。

双十二事变以后，国内的局势虽然开始松动，但是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地向延安寄信仍然检查很严，往往会被扣留，而从延安寄出来的信件受到的检查更严，被扣留的更多。往往不谈政治的信件也被国民党毫无道理地扣留，烧掉。吴寄萍本来希望按照传统习俗，由婴儿的父亲起个名儿，但现在由于不可能马上团圆，通信也不自由，她就只好自己为婴儿起名望西。当她将婴儿的名字告诉罗明以后，罗明高兴地抱着婴儿叫道：

“好呀，萍姐！延安在北平的西方，让你的小宝贝向西望吧，望吧！哈哈哈哈……”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一方面，进行了将满十年的大规模的内战已经停止；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华北以及灭亡中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险恶。在此新形势下，全国青年和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而在平、津两大城市的学生，表现得更为突出。平津学生在近三年中亲眼看到了日军的疯狂挑衅，日军特务机关派遣所谓日本“浪人”在各处制造事端，并且亲眼看见了在日军的卵翼下，汉奸殷汝耕成立了所谓“冀东自治政府”，硬将北平以东、紧挨通县的二十二个县划了出去，成为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汉奸政权。北平学生在这三四年间，亲眼看见了冯玉祥领导的冀察抗日同盟的出现和瓦解，看见了负责对日寇执行妥协投降政策的何应钦坐镇北平，将参加冀察抗日同盟军的名将吉鸿昌在天津逮捕，押到北京枪毙，以镇压将领中的抗日情绪。在这些暴风雨将临的年头里，北平的学生和广大群众还看到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奋起抵抗，打退了日寇的进攻，激起全国人民的热情声援和慰劳。北平的爱国青年和军民，在那些年头，怀着愤怒的心情，亲眼看见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敢抵抗，一味丧权辱国的种种事实，接连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又将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派驻北平，专门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逮捕共产党。大家还亲眼看见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永无知足，公然提出了“华北五省特殊化”的无理要求……

在这种民族危亡之势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全国人民都感到了中国不奋起抵抗没有生路，而平津两大城市的学生对形势感受得最为直接。到一九三七年的春季，凡是比较关心大局的人们都有抗日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的预感，再也不能安心于课堂和图书馆了。

形势愈紧迫，北平学生的救亡运动愈蓬勃发展。不仅民先组织和党的组织有较快发展，而且有很多学生，为着抗日救国都渴望投奔革命圣地，悄悄地离开学校，经历关卡险阻，奔赴陕北。吴寄萍虽然身体有病，又有孩子拖累，但是她也尽力做一些救亡工作。不幸的是，她在北平生了孩子的事已经被她的家中听说。母亲对她又生气又可怜，常常背着人痛哭流泪。父亲在内宅当着她母亲的面顿脚大骂，摔碎茶碗，咬牙切齿，发誓不允他的女儿回家，认为她已经死掉。不仅恨骂，而且一狠心，确确实实地断绝了对她的供给。幸而罗明兄妹和她的弟弟吴寄芸都很同情她，每月撙节下一点钱保证她母女在北平的生活。罗兰和寄芸都在省城读高中，按月将钱汇到北平。母亲不像父亲那样狠心，两个月以后，托故进城回娘家住几天散散心，她背着老头子将款子带到城里，交罗明的大嫂亲自到邮政局，将款子汇给寄萍。寄萍的母亲不识字，由罗明的嫂子给寄萍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家中情形，嘱咐她好生保养身体，姑妈会背着姑父继续给她汇钱；等三两年姑父的气消了，可以将孩子带回家来。

有了母亲寄来的一笔款子，吴寄萍接受罗明的建议，将公寓的单间房子退掉，另租两间，雇了一位娘姨，帮她照料孩子和做饭、洗衣，使她能够养病和准备功课，如果不打仗，下半年继续回学校读书。虽然她极其想念胡，但是如果身体不好，她是不肯往延安去的，那样会给组织增添麻烦，也给胡增加拖累。

三十年代，肺结核病还没有特效药物，只能依靠静养，死亡率很高。所谓静养，就是住在疗养院，吃比较富于营养的食品，长期躺在床上，有时依照医生和护士的要求，晒晒太阳，在院中作适当散步。但是这样养病，需要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吴寄萍既然已经失去父亲的谅解和供给，依靠不当家的母亲暗中汇款接济，不可能既养活她的小孩，又供给她到西山去长期住肺病疗养院。她同罗明商量，罗明虽然热情支持她住疗养院的想法，愿意多问父亲要点钱，帮助她解决困难，但究竟不是长局。在这年放暑假之前，日军在平津一带不断地举行作战演习，挑衅事件不断出现，日本人和由日军操纵的所谓“朝鲜浪人”在华北各地猖狂活动。这一切都表现出平津一带将爆发重大事件。就在这时，她的咳嗽加重了，而可怕的是在痰中发现了血丝！当第一次发现痰中有血丝时，她恐怖得面无人色，浑身战栗，十指发凉，瘫软地坐在床边，好似听到了她被宣判死刑的消息。她想到自己不能同胡天长再见一面就会死去，想到她死后留下一个可怜的婴儿如何抚养。她想着自己所患的不治之症，想到亲人，尤其思念母亲和胡天长，不禁蒙头痛哭。那时时局紧张，罗明和同志们特别忙碌，既要准备应付不测事变，又要筹备贯穿着救亡精神的北平学生西山夏令营，很少有时间来看寄萍。有好些天，她托人给罗明捎口信，带条子，要求表弟速来一见，都无回音。直到七七事变爆发，罗明才在第二天黄昏时前来看她。但是她的一切打算都要重新考虑了。

由于受到国际民主统一战线保卫马德里的巨大影响，北平学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坚决支持宋哲元的部队保卫北平的战争，连日进行宣传、动员和慰劳伤兵的紧张活动，一部分学生要求参加部队，上火线同日寇作战。吴寄萍暂时不管她的病情正在发展，几次不听罗明劝阻，跟随同学和同志们去慰问伤兵，每次都在前门大街一带看见从南苑和卢沟桥两地撤退下来的伤兵，有的抬在担架上，有的身上凝结乌血，拄着树枝，一瘸一瘸地走路。吴寄萍和同学们夹杂在市民中向伤兵们热烈鼓掌，呼喊口号，到街心拦着路递送茶水和吃的东西。每次，寄萍都激动得热泪奔流。每当此时，她把自己的疾病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甚至连胡天长，都忘到九霄云外。

南苑和卢沟桥相继失守之后，宋哲元放弃了北平。吴寄萍的爱国热情和兴奋突然间化为绝望。一旦失去了精神支柱，她自己感到身体很不好，只好躺在床上休息。罗明和几个好同学前来看她，商量如何应付新来的艰难局面。当时大家最担心日军进城后会对爱国学生进行大搜捕和屠杀，罗明和十几位好同学迅速决定，离开住惯了的西城的学生聚居地方，搬到后海北边的一个僻静地方，也将吴寄萍搬了去。大家分散在三四条小胡同中，相距不远，以便有消息互相传知，有事情互相联系。将来如何找机会逃出北平，大家还没有好的计划。罗明看见寄萍十分忧愁，安慰她说：

“萍姐，你只管放心。只要我们大家能逃出北平，绝不会把你留下。”

“可是我有病，还有一个小孩……”

尽管对罗明她是信得过的，可是她逃出北平的特殊困难是明摆着的，因此她暗中想着，今生可能不会再见到她念念不忘的胡天长了。有时她抱着婴儿，含着眼泪问道：

“噢噢，我的宝贝，我的乖乖，你的爸爸在哪儿？他在哪儿？”

……

当吴寄萍低头伤心着往事的时候，罗兰早已把吴寄芸寄来的信仔细地读了一遍，仍旧折叠好装入信封，放进抽屉。又沉默了片刻工夫，吴寄萍听不到罗兰对这封信发表意见，就抬起头来说道：

“我以后绝不再托人打听胡的消息，也不再抱任何希望。我自己心中比谁都明白，托人东打听，西打听，不过是想得到别人安慰，真也滑稽！”

“你何必这样绝望？”罗兰说，“中国的战场是这样大，从长城以北到长江以南，谁晓得他到哪个地方了？你天天焦急着得不到他的消息，他在战地里还不是同你一样焦急！”

“假若他还活着，为什么连一封信也不给我？”

“他怎么晓得你逃出了北平？”

吴寄萍叹一口气，连连地咳嗽几声，走到门后去向痰盂中吐一口痰，又怯怯地向痰上看了一眼；看见没有红的，神色稍微地安静一点，重新坐下去苦笑一下，说道：

“不要再谈这没有意思的问题了，自己不知道哪一天死，还挂心着别人的死活！”她随即转向黄梅，问道：“你来讲习班学习，觉着生活怪新鲜吧？”

黄梅点一下头：“我觉着很兴奋，很有意思。”

“你将来出了讲习班打算参加什么工作？”

“我还没想过，”黄梅天真地笑着说，“不过我什么工作都可以做，最好能够到前线去。”

“好嘛。我要是身体没病，也早在前线了，谁高兴闷在此地！”

“萍姐，我，你猜我打算怎样？”罗兰看着她的表姐问。

“你将来八成到后方上大学。”

“屁！我才不到后方哩！”罗兰把小嘴噘了一噘，“你别隔门缝看扁吕洞宾，认为我不能够往前线去！”

“我想你吃不了那种苦，”吴寄萍笑着解释说，“纵然暂时可以勉强，但不能够长久支持。那里是残酷的现实，不是你幻想的诗的境界。”

罗兰说：“我就不爱听这样的话！苦是人吃的，既然别人能吃，我为什么就不能吃？”

吴寄萍笑着说：“有一种植物是在旷野的烈日和狂风骤雨中生长起来的，冬天还会受到严霜摧残，飞雪寒冻。黄梅比你明白。黄梅，你说是么？”

黄梅说：“萍姑说的，在乡下这一类植物最多。它们不怕烈日，不怕风雨，也不怕牛羊践踏，严霜大雪只能冻落它们的叶子，冻不死它们的根。我就爱这样的植物。”

吴寄萍接着说：“另外有一种植物虽然能开美丽的鲜花，能发出醉人的芳香，但是它们是在温室中培养起来的……”

罗兰打断表姐的话，说：“我现在不同你空口说空话。咱们骑毛驴儿看账本，走着瞧。平凡的生活我早就过厌了，你当我还想回学校读死书？”

“我倒是满心满意地希望你改换生活，”吴寄萍接着说，“也不枉生在这伟大时代。”

听了这话，罗兰高兴起来，忙拉着她的手说：“所以我希望你早点病好，我们一道出去，去得越远越好。”

吴寄萍看见罗兰是这么天真，和黄梅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个人都抿着嘴笑了起来。随即她又想起来自己的不治之症，便陡然心中一酸，收敛了脸上的余笑，眉头一皱，感慨地长叹一声，把头垂下去轻轻地摇了几摇。停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喃喃地哽咽说：

“当伟大时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天天盼望着它的来到，如今它来了，我却……”

她又深深地叹一口气，苦笑一下，用手绢沾了沾湿润的眼角。等感情稍微平静一点，她望着对面屋脊上的灿烂夕阳，像自言自语般地小声说：

“我近来特别感觉生命的可爱，特别羡慕别人的健康。健康就可以多做事，使生活充实，为民族的救亡事业贡献力量，还能亲眼看见抗日战争的胜利。唉，我要能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才好哩！黄梅，”她回头来看着黄梅说，“人有种种不同的死法，我都想过。以害病来说，最痛快的是脑充血，栽倒下去便不省人事，或者患恶性疟疾或狂症伤寒，烧得昏昏迷迷地死去；最痛苦的是害肺病，一天一天地向死神接近，毫无挽救，直到断气的一刻还心中清清楚楚。以被杀来说，最痛快的是在很紧张的战斗中被敌人一枪打死；最痛苦的是被逮捕去下在监里，束手无策地等着砍头。我现在就是命中注定明明白白地等着死，一分钟一分钟地挨延时候，感受着别人所不能了解的痛苦和悲哀。但是有什么法子呢？”她咂一下嘴唇，又苦笑一下。

“你何必把自己的病看得这么严重？”黄梅解劝说，“应该把心放宽，少做工作，多休息，慢慢就会好的。”

“你不懂，”吴寄萍有点儿兴奋起来，“我的病只有我自己明白，不可期望的奇迹我绝不期望，难道欺骗自己就可以起死回生不成？”

“我并不是叫你欺骗自己；我是劝你多多休息。据说只要好好休养，有一点肺病是不碍事的。”

“我不是这样看法。我觉得越是有肺病，越应该加倍工作，拼命工作。”

“为什么要故意糟蹋身体？”罗兰反驳说。

“就因为我知道活不了多久，所以才应该一天当两天用；如果我再活一年，事实上我就算活了两年。”

“只要心境放宽，”黄梅又劝道，“中国人害肺病的人非常多，常言道‘十人九肺’，不见得患了肺病就死。萍姑，只要把心放宽，好好养病，为什么就会死呀？”

吴寄萍苦笑一下：“在目前科学昌明时代，像我这样的肺病当然是可能治好的，不过那要看害在什么人身上和什么环境。”

“环境固然要紧，可是你自己……”

不等黄梅说完，罗兰突然跳到吴寄萍的面前说道：

“萍姐，你这样糟蹋身体，假若你到快死的时候胡天长回来了呢？”

这一句话说得吴寄萍低下头去，半天没有做声，过后黯然一笑说：“傻丫头，哪有那么巧啊！”突然有两滴眼泪从睫毛上闪了下来，她赶快用手绢擦去。

黄梅和罗兰看见这种情形，不敢再劝，互相望一眼，心中都有点发酸。罗兰后悔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不好再劝寄萍，将嘴唇轻咬片刻，随后向黄梅小声说道：

“你不晓得萍姐真是把身体不当身体：她已经办了个妇女识字班，最近还要办失学儿童补习班，见天早起还要写长篇小说哩。”

“什么长篇小说？”黄梅惊奇地问道。

“她不让我看。大概是写她自己的生活，里面还包含着一二九学生运动。”

“抗战开始以后的事情不写吗？什么题目呢？”

“书名字还没有定。抗战以后的事情也写，据说要一直写到胡天长回来为止。”

“那才有意思哩！”

黄梅的话刚刚出口，只听院子里有人笑着叫道：“哈哈，我来做陪客来了！”这声音装得怪腔怪调的，把正在说话的两个女孩子都骇了一跳，和吴寄萍（她已经连二赶三地擦干眼泪）同时向窗外望去。一望见那位叫着要做陪客的原来是罗明，她们都拍手笑了起来。罗兰和黄梅欢呼着迎接他，吴寄萍也笑着说道：

“快进来吧，就是等着你哩。”

罗明走进屋来，罗兰笑着问道：“二哥，谁告你说俺们在萍姐这里？”

“你们以为什么事情可以瞒住我吗？我只要掐指一算，连你们夜间做的什么梦都可以算得出来。”

“又吹牛！”罗兰撇撇嘴说，“你一定是听张先生说的。萍姐没给你下请帖，你自己找来做陪客，不要鼻子！”

“你二哥的鼻子长得很灵气呢，”寄萍说，“只要我有一点请人吃饭的动机，他就先闻到香味，风雨无阻，不早不晚地赶来，死皮赖脸地要做陪客。”

“逢天阴下雨，”罗明说，“我情愿自备雨伞胶鞋，淋湿了衣裳与主人无涉。”

罗明说得大家又哈哈地笑了起来。吴寄萍因为笑得太猛，不免又捧着胸口咳嗽一阵。随后她用手心摸了摸发烧的两颊，向大家叫道：

“走吧，走吧，我们到杏花村去，别尽管闲扯淡了。”

“萍姐，”罗明不十分相信地问，“你真是要请客吗？”

吴寄萍回答说：“你要是不信你就走吧，我并不一定要拉人陪客。”

“嘿！萍姐真的请客呢！”罗明像孩子般地叫道，随即又扭过头去看着他的妹妹和黄梅说：“你们真是应该感谢我——萍姐本来是无意请你们吃馆子，经我这一说，她才决心请了。”

“谁说！”罗兰说，“萍姐前天就告我她要请黄梅吃顿饭，你还以为是你提醒的。哼，你托了俺们的福，还不感谢俺们呢。”

“你别傻，不是我来提一提，萍姐真不会请你们吃馆子。前天也是我向她提的！”

罗兰急起来，向寄萍问道：“萍姐，你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缘故才请俺们？”

“让你二哥瞎吹吧，看他蚂蚁戴眼镜，脸面倒不小！”

罗兰一面嚷着，一面用指头在脸上划着羞罗明。吴寄萍催促道：

“走吧，走吧，再耽搁一会儿我就不请了。”

他们一路说笑着出了妇救会，转到热闹的正街上。快要走到杏花村门口，罗明忽然站住说：“萍姐，我另外还有个约会，不能够敬陪末座了。”大家起初只以为他是说着玩的，都故意不理他，只管向馆子里边走去，后来回头一看，见他真的向左边扬长而去，才觉得奇怪起来。吴寄萍忙赶了上去，在背后叫道：

“明弟，你捣的什么鬼？”

“我真是另有约会，”罗明站住脚步回过头来说，“决不骗你。刚才因为时间还不到，我顺便拐到你那里瞧瞧，并不是真要做陪客。”

“你整天忙得跟火烧屁股一样，现在又有什么约会？”

罗明走近来凑近她的耳朵咕哝了几句，她把头轻轻地点一点，说道：

“你赶快去吧，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

黄梅和罗兰都不晓得什么缘故，暗暗诧异，但因为馆子门口乱哄哄的都是人，也不便询问，便一道走了进去。

她们选了一个干净桌子坐下，要了饭菜，开始用纸花擦着筷子、羹匙和醋碟。黄梅一面擦筷子一面问道：

“罗先生为什么跑掉呢？”

吴寄萍笑而不答，却拿眼睛向旁边的桌上瞬着。罗兰也急着问道：

“真的，我二哥为什么不来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不能随便说啊，”吴寄萍小声说道，“他和杨琦……”

“等一等，等一等！”罗兰忽然小声叫起来，“你们瞧，他们三个在那个角落里坐着呢！”

吴寄萍和黄梅向罗兰指示的地方望去，只见林梦云、王淑芬和鲁辉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黄梅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不觉冲口而出地说道：

“真奇怪！他们三个人怎么会聚在一道？”

“那有什么奇怪？”吴寄萍淡淡地说，“小林同鲁辉扬本来是很接近的，我就看见过小林同鲁辉扬好几次在一道吃小馆子。”

“你不晓得，萍姐，”罗兰说，“现在他们的关系已经变了。”

于是罗兰把昨晚在花园中看见的新闻悄悄地告诉吴寄萍。寄萍也觉得十分有趣，抿着嘴向小林们望去。可巧林梦云偶然间转头闲瞧，不期和吴寄萍们的眼睛遇在一起，怔了一怔，随即脸一红，叫了起来。鲁辉扬和王淑芬听见小林的叫声一齐抬头，也跟着叫了起来。双方面都快活地笑着，互相招着手，呼叫着，惹得旁边桌上的客人们都含笑地向两个桌上的六个青年来回打量。吴寄萍说道，“走，去看看他们吃的什么。”她随即带着黄梅和罗兰走了过去。

小林们忙着向她们让座，各人争着把自己的筷子用纸花擦净递给她们请她们吃菜。黄梅和罗兰都不客气地拣自己喜欢吃的吃了两口；吴寄萍因自己有肺病，不肯使用别人的筷子，又向堂倌另要了一双来夹了两片猪肝填进嘴里。

“你们谁是东道？”吴寄萍放下筷子问道。

“我是东道，”小林回答说，“我同王淑芬到同学会去看陶先生，没碰着，可巧碰着鲁辉扬，就请他们一道来吃饭。”

“你为什么要请客呀？”罗兰注视着小林的眼睛问道，嘴角和眼角含着深意的微笑。

“难道请客还一定要有什么理由么？”小林回答说，为躲避罗兰的眼睛，用手指头拢了拢垂在额上的蓬松短发。

“请客当然都有理由。比如萍姐今晚上请客，是为她同黄梅有将近十年没见面，所以才请黄梅吃饭，叫我作陪。你不请张三，不请李四，偏请了淑芬和鲁辉扬；早不请，晚不请，偏在今天请——这里边一定有个道理。”

林梦云的脸颊一红，假装镇静地问道：“你说有什么道理？”

“你们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呀？”

“你要是胡说我就拧你的嘴！”小林抱住罗兰的脖子说，做出准备用手拧她的姿势。“平常我们在一块儿吃饭不知多少次，难道都有个理由么？你快说吧，说不出来我撕叉你！”

寄萍恐怕罗兰说话没轻重，弄得林梦云和王淑芬下不来台，忙叫道：“兰，不要混人家，咱们的菜已经端上来了。”说毕，拉着黄梅就走。小林顺势把罗兰推了一把笑着说：

“滚吧，滚吧！小罗，我晚上捶死你！”

“看咱们谁捶死谁！”罗兰说，“从此以后你变成一只孤雁，我反而有黄梅帮助，还能够怕你不成？”说了后，就得意地逃开了。

林梦云没听清“孤雁”两字，说：“别兴得过火，看黄梅跟我们谁一鼻孔出气！”

王淑芬和鲁辉扬早就心里边感到不安，及听了罗兰最后这句话，越发像坐在刺猬的身上一样。他暗暗地望了她一眼，她也暗暗地望了他一眼，不期四目相遇，都红了脸孔，低下头去。林梦云本来还能够平心静气，经罗兰风言风语地一挑逗，态度上也不像以前自然。幸而她的本性平和，能够遇事忍耐，所以一分钟过去后又恢复常态，用筷子夹了一块鲜白的鱼肉送到王淑芬碟子里，说道：

“她们这一混，把咱们的菜也混凉了。”

“等一会儿咱们也去混混她们。”鲁辉扬喃喃地说，瞟了小林一眼。

“咱们才不去混她们，”小林和王淑芬同时说，“咱们吃过饭快点回学校去。”

那边桌子上，吴寄萍们一边吃着，一边小声地研究着小林为什么请她的情敌吃饭，但总是研究不出来什么道理。

“别再研究了，”黄梅说，“咱们何必‘看戏掉眼泪，白替古人操心’，还是谈一谈别的事吧。”她随即转过去向寄萍问道：“你刚才说罗先生只说了半截，到底他为什么不来？”

吴寄萍向周围望一眼，小声说：“为着你们讲习班的事情，他今晚上同杨琦合请一部分地方绅士，联络联络感情。”

“是不是又有人在造谣言？”罗兰关心地问道。

“好像有吧，”吴寄萍藏头露尾地淡淡说道，“不过我也不大清楚。反正在这个混蛋地方，有些人看见青年就头疼，看见别人救国就疑神疑鬼，这是不能免的。”

“难道他们甘心作亡国奴吗？”黄梅愤愤地说，不觉声音稍大一点。吴寄萍忙给她使个眼色。她伸一下舌头，又笑着说道：“国家快亡了，有的人偏偏反对救亡，真叫人又气愤，又伤心！”

吴寄萍笑了一下说：“地方上的事情非常复杂，将来叫你气愤的时候多着呢。”

在她们正谈话时，小林已经会过账，同着王淑芬和鲁辉扬走过来向她们打个招呼，回头就走。她们又继续吃了一会儿，也离开杏花村。罗兰要回家看看，要黄梅陪她一道。但黄梅最不愿意看见罗兰的父亲，也不愿碰见罗照，正在犹豫，吴寄萍在一旁说道：

“走，黄梅，跟我去谈谈，别陪罗兰了，让她自己回去吧。”

黄梅高兴地同意了。她这次进城以前就听到别人谈吴寄萍的一些情况，使她对寄萍怀着同情和敬佩。今天见面之后，寄萍的不同于她所看见的一般女学生的高雅和稳重风度，在随便谈话时流露的知识修养，以及对她的出自真心的关怀，都给她很好印象。尤其她所听到的吴寄萍的不幸遭遇，也使她很想知道关于寄萍的更多情况。在走往妇救会的路上时，黄梅小声问道：

“萍姑，北平沦陷以后，你身上有病，又带着一个七八个月的小孩，是怎样逃出来的？”

吴寄萍说：“你急什么！到我的屋里坐下谈嘛。”

吴寄萍毕竟是有病的人，尽管她见了黄梅很高兴，也引起她少年生活中的许多美好回忆，但还是感到疲劳，感到两颊比平时更加发烧。她坐在床上，干咳几声，然后将身子靠在被子上，示意黄梅在她的对面椅子上坐下，然后嘘口长气，微微地笑着说：

“看见你长成这么大的姑娘，我真高兴；又听明弟说你很能干，性格很刚强，跟一般女孩子不同，使我更加高兴。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很大，我们身上的变化也很大。尤其在国难深重的年代，阶级形势的变化，中国青年人思想的变化，使你来到城里进了救亡工作讲习班，也使我们俩重新见面，发生了同志感情。你说我怎能不特别高兴？”

“萍姑，你真好。希望你永远做我的老师。说实话，从前小的时候，我们和兰姑在一起玩耍，有时惹你恼了，你揪我的头发辫，有时骑在我的脖子上，也有时你打我一巴掌，还有时你狠狠地瞪我一眼，这一切都印在我的心里，使我不能忘记。有几次我还瞪你一眼，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我噙着眼泪忍受，不敢骂你，不敢用石头砸你。大别山中闹苏维埃革命的那几年，我已经懂事了，联系到阶级斗争的道理，我认为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地主家的小姐和农民家的女儿之间永远没有平等，我根本不应该同你们一起玩耍。地主家的小姐永远要骑在农民家的女儿脖子上是出于阶级本性。要想改变这两个阶级的关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寄萍笑着问：“你现在还是原来的认识么？”

“萍姑，当然不同了。要是我还是原来的认识，就不会坐在你的床前同你这样谈话了！”

吴寄萍突然从床沿上坐起来，愉快地笑着说：“黄梅，你真好，说话真爽快！果然是时代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变了。要不然，你不会坐在我的床前同我谈心，我也不会很想看见你，诚心实意地叮嘱兰妹把你拉来见我，请你吃馆子。如今看见你果然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性情又爽快耿直，将来准会在抗日救亡战线上做许多工作，你想不到我多么高兴！”

“我见了萍姑，心里也十分高兴。希望萍姑好生养病，等抗战胜利以后，身子健康了，生活幸福了，小说也写成出版了，那多好呀！到那时，我会是你的忠实读者。萍姑，请你宽心。我相信我的希望一定能够实现！”

寄萍在微笑中含着泪花，心情怅惘地说道：“希望是希望，现实是现实，谁晓得我能不能活到抗战胜利以后？谁晓得我的小说能不能写成？谁晓得我能不能看见幸福生活？我的病是不会好的！”

“萍姑，你为什么这样悲观？”

“我对自己的身体很清楚。自由幸福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但不是属于我的。我但愿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前尽我力量做一点救亡工作。至于长篇小说，虽然在陆陆续续地写，但不一定能够写成。”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的病能养好呢？”

“我对自己的病心中清楚，不愿将实况告诉罗明兄妹，一则怕他们为我操心，二则怕他们将实话告诉我的母亲。害痨病是害怕劳累的，我从北平逃出来，在几次奔波中吃了苦，使我的病情加重了。”

黄梅问道：“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宋哲元的军队放弃了北平以后，日军没有马上入城。直到八月八号，日军才开进北平城，同时平津间铁路通车。我同罗明和一些同学趁着开始通车的那天，搭车逃往天津。那天，一列火车满满地坐着逃走的学生。陶春冰也是那一天逃出来的，同我们一个车厢。他这个二十几岁的人，留着胡子，穿一身蓝布大褂，不像是学生。火车很慢，每站都停。站上有日军持枪站岗。别人都不敢下车走动，只有陶春冰敢下车，摇着破扇子，在月台上来回走动。他的态度很沉着，站岗的日军看看他，也不盘问。”

“日军为什么放北平的抗日学生逃走，不进行大逮捕和大屠杀？”

“是的，当时我们在北平的抗日学生也有这种担心。宋哲元一退走，留下张自忠代理市长，北平成了一座空城，只有警察维持治安，日军随时可以进城。我同罗明，还有几个好同学，赶快从西城学生聚居的地方离开，搬到后海北边一条非常偏僻的小胡同。那时候日寇还妄想用一步步蚕食的办法灭亡中国，所以在军事之后，采取缓和的占领政策，不引起平津和华北人民的恐怖和仇恨，也避免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抗日浪潮，出现中日大战。后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所以去年十二月间占领南京时进行震惊世界的野蛮的大屠杀，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听说屠杀了足有三十万人。日寇要血腥屠杀中国人，吓唬他们不敢再进行抗战。”

“噢，怪道北平的学生都能够平安逃出！萍姑，你到了天津以后呢？”

吴寄萍淡淡一笑，说：“你要打破砂锅璺（问）到底呀！”她轻轻咳嗽几声，将痰吐进痰盂，又向痰盂中望了一眼，神色愁苦，回头说道：“黄梅，我累了，需要躺床上休息休息，今晚不再谈了。”

黄梅很想知道吴寄萍如何从天津逃回开封，又怎样往延安找胡天长未曾见到，今年开春后又如何不得已将婴儿留在延安，带着日渐沉重的痨病回到家乡，然而今晚是不能问了。她站起来说：

“萍姑，你该休息啦，我改日再来看你。”

寄萍嘱咐说：“罗兰胆子小，光有家中小丫头送她她也害怕。你可以拐到罗宅，带兰妹一道回讲习班吧。”

黄梅笑着点点头，替病人倒半杯开水放在桌上，然后依依不舍地点头告别，走出小屋，回身将门掩好，踏着朦胧的月色往罗宅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