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4年6月被任命为×军区通信总站无线电报站一区队三台台长。

1975年2月4日，我和全台同志值18时至24时的夜班。接班后，我们处理完了正常通信业务，大约在19时左右，我接听了军区×号值班台。

这个×号值班台全天24小时都要安排专人在规定的频率上守听。军区团以上部队遇到紧急情况都可通过这个值班台直接与军区取得联系，是当时部队的应急通信保障措施。

时间走到19时30分左右，因班上暂时没有工作，我们台最年轻的报务员沈国华用专线电话与×公里外的×发信台值机员闲聊着。

忽然，发信台那边传来地震了的惊呼声，小沈还以为发信台值机员在开玩笑就说：“你们震吧，别震着我”，也就是在他把电话挂在遥控箱上的同时，坑道报房就像开动着的火车车厢一样晃动起来，报房顶上成排的照明灯一块儿大幅摆动起来，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十几秒钟。

是地震！我立即通知发信台开机并注意加强了守听。

大约过了5、6分钟，也就是在19时40分左右，我在值班台频率上听到了驻防辽南某地×军电台的呼叫，信号强度较好，我随即与其沟通了联络。×军报务员用手键（莫尔斯电码）报告：“这里地震5。5级，请转告另外的老台长（意为军区首长）”。

我一面让台里同志用电话向军区通信部值班室报告情况，一面要求×军电台发电报。可×军电台回答：“这里译电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发：“去请（找）”，×军回答请等。随后该军下属的2个师、×警备区、×要塞区以及×海舰队和××海军基地先后陆续出来呼叫并与我沟通了联络，都安排处于保持随叫随应状态。

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军电台将一份15组的特急电报（我认为是报告情况的电报）发了过来。

我当兵5年多第一次处理真电报，很紧张。好在小沈和收发室的陈旭为我陪抄并核对，然后立即将电报从传报线传给军区。

大概又过了20多分钟，军区传来一份150多组的特急电报（我认为是救灾指示），我立即按电报备注的要求以通播电报形式发给了有关电台。

电报发完后几个电台出来了，有的直接给收据（表示接收到了电报），有的重复了几组报文后也给收据了，唯独×师（后来才知道其地处地震重灾中心区）电台中断了联络。

我连忙呼叫加守听，又多次盲发电报，还请×军电台转报、转告，但始终没有再与×师电台沟通联络。

后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将有关军以上电台转单边带电台联络并与部分单位电台结束了联络。24时，我向来兄弟台交班，带着遗憾结束了我个人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用兵一时”。

事后，我才知道是海城发生了强烈地震。我更是惦记×师电台中断联络的情况。

过了段时间，有同志转告地震当天与我建立电台联络的×军那位报务员约我通话。

在通话中我了解到那位报务员姓齐，是个71年兵。在地震发生时，他从剧烈摇晃的报房里抢出一台“小八一”型15瓦电台和军区×号值班台的联络文件，在一块空地上与军区及时沟通了联络，成为地震后第一个与上级建立联系并完成上传下达通信任务的报务员，为此荣记了二等功。

他还告诉我，×师电台当时也接收到了我发的电报，只是因为该台发信机故障而无法回答。至此，我才放下了久久悬着的心，也为自己圆满完成了任务而高兴。

后来，上级给予我总站嘉奖（相当于团嘉奖）一次，还为我补照了一张相片贴在大站宣传橱窗里，并出席了1975年底总站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但我参加“双先”会后心里有点不平衡了。因为我发现，那个被誉为“建立红色女兵连、打倒世界‘南霸天’”的军区典型――长途电话站，在抗震救灾通信保障中有十多个女兵立了三等功。

实际上，地震突发时通往海城灾区的有线通讯已全部中断，第一个与灾区沟通联络的是我们无线电台。而长途电话站的女话务员们是地面通信线路抢修通后，也就是在地震发生过一段时间后才发挥作用的。

当时我很是感慨：在部队绝对不存在“重男轻女”，而有的是“重女轻男”。

不过我还是没敢表示出来。因为在当时，做了点事后是绝不能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凡涉及个人名利的事也是决不能自己说出来的，否则就是向组织伸手，就是过不去荣誉关。这是当时部队同志们所不耻的行为。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5年。我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感到又欣慰又感激而且并没有遗憾。

欣慰的是，我能够在关键时刻履行了军人的神圣职责；感激的是，那些帮助我完成任务的战友们；所谓没有遗憾，就是我在海城地震通信保障中个人虽然没有记功，但我能够在地震突发的第一时间率先沟通了与灾区的通信联络，确保了领导机关对抗震救灾的指挥，这就足以让自己自豪和光荣一辈子的了。

这是因为，我们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早已深深地溶入在人民军队的八一军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