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在大夏读书期间，除做学生当老师外，就是写作。写作既给他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也成为他抒发自己情志的特殊方式。陈伯吹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大致可以划归三大类：第一类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关，写了一些政治性的诗与文，如《“夜未央”》、《悼三·八的死难者》、《两个蹈海者》以及1927年发表在《民国日报》上为纪念上海“五卅惨案”而写的《呼喊》和为纪念广州“沙基惨案”而写的《要反抗才有胜利》，此外还有歌颂北伐军战士的剧本《一个少年的死》等。第二类是以他与陈丽苹的恋爱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畸形的爱》和诗集《誓言》等。第三类是为《儿童世界》、《小朋友》、《学生杂志》等刊物而写的儿童文学作品。

陈伯吹的爱情文学创作开始于1928年。由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巨变，陈伯吹已被作为“共产党嫌疑犯”而受审，这时还要开展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是很困难，也很危险了，何况在黄忆农牺牲后，他们已与国共两党没有了联系。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伯吹才有时间来考虑个人的爱情问题。而直接诱发他创作冲动的，还是郭沫若的书信体小说《落叶》。《落叶》由创造社出版部于1926年4月出版，其中有日本看护妇、20岁的菊子姑娘，给中国留日学生洪师武写的41封情书。日本女子对异国男子的真挚、纯洁、炽热的爱情，让陈伯吹感动不已。他不禁联想到自己的恋爱经历，与陈丽苹的关系正处在由热到冷的危险时期，他还有千言万语要对陈丽苹说，可她就是不给他这个机会。现在受到《落叶》的启发，何不反其道而行之，用男子给女子写情书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呢？这样想着，他就给男主人公取名“君篪”，让他给他心中的恋人“心影”写了46封情书，并且把君篪和心影这对恋人写成“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的悲剧角色。从“君篪”这个名字后来成为陈伯吹的笔名之一就可以想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小说完成后，陈伯吹给它取名《畸形的爱》，并写了一篇《自白》，言词间充满爱的无奈与苦涩：“我那短短的落落的一册生命史呵，过去的全然渗透了灰色；仅有的这第二十一页之上染上了玫瑰色去。但是，可怜的，亦将褪尽而淡成灰色！”“于今，我剖开这个苦瓜，酸？辣？苦？我要自己去细味！还公开让人去细味！”最后，他声明道：“我并不是如左拉之要作小说而去经验人生的，我正如托尔斯泰之经验人生才来作小说的。”这个《自白》与其说是他文学主张的自白，体现了文学源于人生的艺术观，还不如说是他内心情感的自白，他要让陈丽苹从这部小说中明白他对她的痴情。陈伯吹其实是在奢望通过这部自传性的小说来拯救他们的爱情。

小说完稿于1928年11月25日。几个月后，陈伯吹就离开宝山到上海半工半读了。他想起了“芳草书店”的负责人黄中，想把《畸形的爱》交给他出版。黄中是宝山县两个有名的“才子”之一，杨行镇人。陈伯吹早在朱家宅农村小学教书时就认识了他，可以说是老熟人了。陈伯吹找到了黄中家里，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陈伯吹也就没什么顾虑地讲了自己从朱家宅到宝山一小再到大夏大学的情况。当黄中得知这几年从报刊上经常看到的“陈伯吹”就是自己这位老熟人时，又惊又喜，一个劲地夸他：“不简单！不简单！”并向陈伯吹保证，《畸形的爱》将在两个月内出版，还希望他今后能利用一切时间多写些作品，芳草书店一定及时给他出版。果然，还没到两个月，《畸形的爱》就于1929年4月出版了。对黄中的慷慨支持，陈伯吹非常感激，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报答黄中先生的知遇之恩。《畸形的爱》出版后，陈伯吹感到似乎还有要说的话。虽然他自己也称这部《畸形的爱》是他对自己的爱情所作的“末路之追求”，但不是到最后他还是不死心。陈丽苹不是还没有斩钉截铁地拒绝他吗？也许自己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表白会打动她呢？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妨尝试一下。就这样，在孤独、失恋、渴望与迷茫的复杂心境下，陈伯吹一口气写下12首爱情诗，它们是：《逡巡》、《夜行者》、《我全身感到轻飘飘》、《晚风吹起你白色的衣裳》、《你莫要有，有个疑窦》、《誓言》、《我向你说一声我去了》、《我今天到过我爱人的家》、《我常常要这样这样的想》、《只要再见一次》、《月这么亮》、《爱的墓门》，其中有不少曾在《北新》半月刊和《小说月报》上发表过。陈伯吹将这12首诗编成集子，以其中的一首《誓言》作书名，又在扉页上题了“苹妹留念”4个字，亲自送给黄中先生。很快，这部诗集就于1930年由芳草书店出版了。

《誓言》是专为“苹妹”而写的，但他日思夜想的“苹妹”读到他的“誓言”后又有什么反应呢？她的心弦重新被拨动了没有？这是陈伯吹连日来最关心的。他左等右等，既不见苹妹的倩影，也没有她写来的书信，眼看她就要从宝山师范毕业了，她会到哪里工作呢？陈伯吹一无所知。不能再等了，陈伯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也不得安心，于是冲昏了头脑的他，忘记了周六应该去看病重的大姑母，却鬼使神差地搭上了去吴淞的小火车，下车后步行到了宝山师范，想见一见他的苹妹。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陈丽苹连会一次面都没有答应啊！只在这时，他才彻底醒悟起来，悔恨自己怎么这样痴愚。他记不得是怎么回到上海的。那天夜里，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匆忙赶往吉星里五号，他哪里知道，已经永远见不到他的大姑母了。

无爱的日子里，太阳也失去了光辉。陷入爱情悲剧的陈伯吹，一时难以自拔。生命才23个春秋，却遍尝人生悲戚、世态炎凉。爱情故事是不能再编下去了，一段时间来的精神寄托突然间失去，他真不知心之所依了，只是干什么都没有兴趣。

这一天，陈伯吹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的落款是《小说月报》，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摊平了的“强盗牌”香烟盒子，在空白的那一面，有许多钢笔字，字迹很是潦草，要仔细辨认才能看明白。原来这是郑振铎先生给他的亲笔信，这是陈伯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郑振铎（1898—1958）是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永嘉。1921年与茅盾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5月11日，他从北京到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茅盾编辑《童话》第3辑。1922年1月，他着手创办我国第一家纯文学的儿童周刊——《儿童世界》，并亲任主编。郑振铎在20年代初的文学活动，主要就是从事儿童文学。他共写了童话、故事44篇，低幼读物40篇，儿童诗30首，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评论文章21篇，翻译了24篇童话、两部寓言（《莱森寓言》、《印度寓言》）以及《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与《高加索民间故事》。此外，他还与妻子高君合译了童话集《天鹅》和印度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由于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他实际上已成为该社团“儿童文学运动”的直接发起者与组织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陈伯吹是《儿童世界》的忠实读者与热心投稿者。虽然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只有一年。1923年，郑振铎又接编了《小说月报》，但郑振铎的儿童文学作品，陈伯吹经常读到，而且他正在《少年杂志》（1929年）连载的一个3.5万字的童话《兽国之狐》，就是根据郑振铎翻译的《列那狐的历史》改写的。可以说，陈伯吹对郑振铎是早闻大名，仰慕已久。现在突然收到他的来信，既是激动，又是惊奇，连忙展信来看，原来是告诉他，寄来的两首诗《随便什么时候都是我可以死的时辰》、《你莫要有》都收到了，写得不错，准备采用，但希望他能抽空到编辑部去一趟，郑振铎要和他谈一谈。陈伯吹真是受宠若惊，没想到大文学家郑振铎要约他谈谈。但谈什么呢？信中没有说，陈伯吹又不禁不安起来，他怎么也猜不透，为什么稿子决定用了还要谈谈？或许是稿子还要修改修改吧。

陈伯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行到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就在二楼。陈伯吹找到郑振铎的办公室，只见有两位先生正在伏案审稿，他就站在门口，有礼貌地敲敲门，问道：“请问，郑振铎先生在吗？”

一位身材魁梧的人连忙放下手中的稿子，站了起来。陈伯吹忙迎上去说：“郑先生，我是陈伯吹。”

“知道，知道。”郑振铎紧紧握住陈伯吹的手，把他引到沙发上坐下来，又给他倒了一杯茶。郑振铎指指自己对面的一位文质彬彬的编辑说：“这位是徐调孚先生。”

陈伯吹连忙站起来，向徐先生问好，一边说道：“徐先生，我读过你翻译的《木偶奇遇记》。”

徐先生笑着说：“别客气，请坐。今天是振铎请你来的，他想和你谈谈。”

郑振铎开门见山地说：“你寄来的两首诗，写得不错，我们将发表，但有些想法想和你交流交流。”

郑振铎亲切的话语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陈伯吹多少有些紧张的心情轻松多了。他谦逊而诚恳地说：“郑先生，有何指教，请你直言。”

“好吧，”郑振铎接着说，“恕我冒昧，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你是个穷大学生，我没有猜错吧？”

郑振铎的直率与风趣虽然没有一丝恶意，但初次见面的陈伯吹还是感到有点儿窘。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破旧的蓝布长衫，虽然在右襟挂着显目的“大夏大学”的校徽，但缺损不全的葡萄结的纽扣还是很显眼。陈伯吹老老实实地对郑振铎说：“郑先生，我是靠‘半工半读’上大学的。”

郑振铎点点头，他知道眼前这位青年是诚实的，但他怎么也很难将那两首写得凄婉动人的爱情诗与面前这个人联系起来。

“你怎么写起爱情诗呢？而且又写得那么伤感！”郑振铎试探地说。

“不瞒郑先生，我是靠投稿来维持生活，这是我惟一的经济来源。爱情诗很受欢迎，我就写爱情诗，这样投稿的命中率也大些。”陈伯吹嘴上说着，心里却有些过意不去。他知道自己说的不完全是实话。他写爱情诗恐怕首先还不是为“钱”，而是为“情”，但他不愿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将自己的痛处说给别人听。

“是这样。”郑振铎若有所思地说，“我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陈伯吹一时还听不明白郑振铎话中的意思，也就不好开口说话。郑振铎让他吃点茶，又给他倒了水，问道：“你不是在我们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学校生活记》吗？”

陈伯吹点点头，心中暗惊郑振铎连他的书名都还记得。

“我印象中，你还写过不少儿童作品，《儿童世界》上就有一些。你要靠稿费维持生活，是否考虑过在这方面发展发展呢？”

陈伯吹没有想到郑振铎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过去写儿童作品，一是出于教育者的责任，二是出于经济目的。关于要在这方面有什么发展，他压根儿就没有这心思。

郑振铎见陈伯吹默默不语，又语重心长地开导说：“你是一个教师，你接触的是孩子，你的写作优势和长处应该在儿童作品上。”

“是的。”陈伯吹点点头。

“再说，你要靠写诗拿稿费，这条路很难走，现在的诗人多如牛毛，你又何苦和他们挤在一起呢？而儿童文学作品却很少有人写，这对你不是很有利吗？”

“是的，郑先生，我今后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做。”陈伯吹像是小学生给老师作保证似的说。

末了，郑振铎把陈伯吹送到楼下，握着他的手说：“多给孩子们写吧，这是十分有意义的，我等着读到你的作品。”

回来的路上，陈伯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不得不佩服郑振铎先生，是他犀利的眼光，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与长处。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从《学校生活记》开始，到《畸形的爱》和《誓言》，可以说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两方面，都起点不低，小有成绩。但要顾及今后的发展前途，他不能不考虑自己是一个教师，就像郑先生所说的，天天接触的是孩子。不是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吗？我的生活就是孩子。郑振铎的忠告，使陈伯吹看到了自己的长处，看到了努力的方向。从此，陈伯吹铭记郑先生的教诲，朝着儿童文学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