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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散文集:红豆树下 天津性格

或许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平实,自谦。

这是天津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城市的灵魂是由当地的历史风俗和地域文化所创造的,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文化现象,诸如地理风貌,建筑特色,历史遗迹,文化景观,众生心态,市井沉浮,生产和交换,扬弃和诱惑,生机勃发的繁衍发展,博大恢宏的无穷蕴藉,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强势生命。养育城市文化的则是人的心灵。人的心灵会不断地对城市加工翻新,心灵是印章,城市不过是印迹。同时,现代人的心灵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染,也首先来自城市。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说,幸福的第一要素就是出生在有名的城市。

由此可以说,作为名城的人是幸运的。所以现在许多名城的人,都不想辜负这种幸运,格外的自信和自豪。在以发牢骚和说怪话为时尚的社会风气下,这些城市的人对自己城市的深刻理解和从心里生发出来的赞赏、感激和骄傲,让其他不如他们的人感动和羡慕。而千百年来,天津都以北京的门户自居。门户者,看门守户,即现在的传达室。守传达室,自然就要忠于职守,安贫乐道。身为传达室,也自然就不像门里边那么神秘,那么森严,那么高贵。

因此,天津老是比北京差一块。马路比北京窄,楼房比北京矮,工资比北京低,连物价都不如北京涨得高、涨得快!北京人曾不无自得地传说,他们结婚喜欢顺着高速公路跑到天津来举行婚宴,连吃带喝再加上来回的路费,还比在北京结婚便宜。这不知是恭维天津,还是挖苦天津?更闹不清占便宜的是北京,还是天津?

一个很大的城市怎么会成了另一个很大的城市的“门户”呢?没有听说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把离它很近的纽约当成自己的门户。也未见日本的首都东京,把近在咫尺的横滨和横须贺视为自己的传达室。这就需要说说历史了。过去外省人上天津叫“下卫”。明明是“上”,偏偏称“下”,明明是城,偏说是“卫”。就像从关内去关外叫“闯关东”一样。而无论是哪里的人进北京,则一律叫做“上京”“晋京”。这一“下”一“闯”一“上”,分量可就有了区别。天津建城在明代,称“卫”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了大批移民……

于是,大运河,大清河和子牙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船舶集结,漕运发达,客商会聚,店铺林立。当时三岔河口一带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汉口”和“小直沽”。当时三河下梢及海河两岸的沽很多,曾有72沽之称。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者,即小水入海之地。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并不小,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能大有可为,应取个好名字。有位大臣拍朱棣的马屁,说燕王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应将“小直沽”改为“天平”。老臣刘伯温反对,建议叫“天津”。他自然也有说辞:燕王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车驾又是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天”字后面再加一个“津”。古时洛阳曾有过“天津桥”,天河之中有九星,能占据天河都叫“天津”。“天津”二字很有气派,也很典雅,燕王当即应允,并传谕地方,将三汉口、小直沽合并成为“天津”。

朱棣称帝后,于永乐二年,设“天津卫”。修筑城墙,驻兵屯守。“卫”——即明朝驻地方的军事编制单位,如同今日的警备区、军、师、团一样。到1715年,即清雍正三年,撤销“卫”,改为“天津州”,隶属河间府管辖。1929年,又更名为“天津市”。由此可见,天津设“卫”不过311年,却让天津莫名其妙地骄傲或者说困惑了近600年。“卫”的意识,就是“门卫”意识。以把门的自居,缺少进取意识和大城市意识,当然就更缺少跟北京的平等意识了。大城市意识,不是狂傲、霸道,而是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自尊、自信。《圣经》上说,神创造自然,人创造了城市。城市最集中地代表了人的欲望,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品质:激烈地竞争,疯狂地追逐,冒险的机会和偷懒的机会一样多,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可能性一样大。于是,人们又隐隐地感觉到,城市对人的限制和挤压越来越严重,空间在压缩,建筑像摊煎饼一样向四外蔓延,交通阻塞,热岛效应,能源紧张,城市变得大同小异,个性消失……就在人们认识了城市建设的弊端之后,开始反省自己的城市。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城市的个性,她应该体现本地人的意识和性格,天津的个性正是天津人的写照。

你老说自己是门卫,别人也就真地把你当成传达室。像北京来了国外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及世界级的音乐大师,甚至包括世界级的政客。如:***、布什、卡特、撒切尔夫人、***等等,路过天津就像经过北京的传达室一样,决不停留地昂头而过,直抵上海或广东、桂林等地。在天津人的记忆里,似乎只有可亲可爱的金**、***,曾让天津认认真真地戒过严,好客的天津人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满头雾水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传达室也有传达室的好处,像陈**、成克杰、赖长星之类的人物出得就少。有些事传达室能挡得住,比如小偷小摸、要饭的、捡破烂的,以及阿猫阿狗者流。有些事传达室就挡不住,如“八国联军”进北京。天津非常仗义地想拼死守卫京城,但传达室毕竟是传达室,“八国联军”最后还是打进了北京,作孽一番之后又撤出了北京,反倒在天津建立了租借地,把北京的门户变成监视北京的岗楼,让天津尴尬了许多年,并给城市文化增加了一道半殖民地的色彩。于是,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封建文化以及殖民主义文化,构成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天津文化特点。至今,老天津卫的人,还清楚记得当年八国列强是怎么切割天津市的……但天津人引以为骄傲的还是大沽船坞、大沽炮台。中国的第一艘潜水艇是在天津建造的,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也出自大沽船坞,天津人毕竟是有血性的,出过不少爱国义士,当然也出过混混儿……

不管怎么折腾,天津这个重要的水旱码头还是渐渐地成了北方第一大商埠,到日本侵华之前,天津已经发展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有些经济指标还超过了上海。只因离北京太近,而北京是几代封建王朝的国都,尽得风气之先,老在天子脚下憋屈着,对天津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天津出演员,却只有离开天津才能大红大紫。中国京剧界泰斗式的大腕余三胜(余叔岩的祖父)、杨小楼、程长庚等都是学戏在天津,却红在北京。过去在天津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做戏端推胡子生,余三胜后是长庚;在津演唱无遗憾,一到京都便得名。”今天活跃在北京的大腕也有不少天津人:赵忠祥、冯巩、陈道明等等不下数十位。

天津甚至连给自己的产品起名字都尽量往小里叫,往下层靠,带有强烈的平民色彩,甚或跟动物打成一片。如:狗不理包子、猫不闻饺子、猴不吃麻花,耳朵眼炸糕、飞鸽自行车……绝不敢称王称霸,诸如“彩霸”“鞋王”等称号,天津人是不敢叫的。这也就成全了天津人的质朴,重实际不重外表,重肚子不重衣着。大连人过去说自己爱穷讲究,“苞米擦子的肚子,纯毛料的裤子”。上海人过去说自己是,“不怕家里被火烧,就怕上街摔一跤”,因为所有家当都穿在身上了。而天津人是,“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即把家里仅有的一件可以换钱的东西送到当铺里去,也要混一肚子好杂碎。

既然是“门卫”,累不累的挺熬时候,不能不先顾肚子。天津人爱吃,却又没有形成一种公认的菜系。天津叫得响的名牌食品,都是经济实惠的,吃进肚里格外搪时候,早晨填饱了可以到晚上不饿——绝对是为劳动大众着想。不仅如此,“门户意识”也容易形成门户之见,只盯着自己的家门口。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天津人外出闯天下的少,“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广东、浙江、福建人遍布全世界,在国外却极少能遇到天津人。天津人好赖都不愿意离开家门口,把当门卫视为美差,还想一代代地传辈儿。

其实,世界走到今天,任何门户的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美、英轰炸伊拉克是从哪个门进去的?整个天空都是门。今日的天津似也用不着张口闭口地把“门户”挂在嘴边了,如今时兴下岗,天津这个“大门卫”也未必就是铁饭碗,或许现在是该考虑弄个第二职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