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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时通讯时代，图像和理念通过博客、推特、短信和网站瞬间传播到全世界，头条审判看起来就像是头恐龙——某种步履蹒跚、行动笨拙的历史遗迹。不管是作为教化剧，或是承载信息的工具，抑或公开展示社会基本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头条审判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历史上的重大审判，曾经有助于以戏剧化的方式体现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比如所谓的不成文法）。头条审判中通常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但其传递的信息却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在殖民地时期的马萨诸塞州，木枷、鞭刑柱和礼拜日的布道有助于传播北美清教徒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绞刑架上的临终陈词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道具都将规则、角色、教条和惩罚转化成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让它们变得更加真实可见，也更有效。

重大审判的功能整体上也在随着岁月流转而发生变迁。当然，它还是公众事件，也是部教化剧。但是自从19世纪以来，它越来越依赖于媒体来传播信息、宣传流程，并对广大观众进行解释。政治审判和针对腐败的审判并未丧失其重要意义。在很多国家，这些审判在压制异见、或者（委婉一点来说）执行政策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在民主社会里，异见者有时可以将审判变成自己的教化剧舞台。在国内和国际上，政治审判也会让暴君接受正义的制裁。当今时代是人权文化的时代——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有着与生俱来、永恒不变、至高无上的权利，这种理念赋予了政治审判全新的意义。此类审判上溯可至的纽伦堡大审判，已经非常重要，人们亦可期待政治审判具有光明而高效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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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普通罪行的审判则与媒体同步发展，如果谋杀案也算是普通罪行的话。公众可能仅将这些审判视为娱乐，但它们也承载着某种信息。这些审判经常触及某根神经，或者把某个社会问题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种族关系，家庭结构的变化，或者我们认为麦克马丁案件、波士顿保姆案件、布鲁克·阿斯特案件中所展现出的、当今世界对如何照顾小孩和老人的深度焦虑。像丽兹·波顿这样的案件曾经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提出了深层次的疑问。当今时代对丽兹的审判，也可能还会是头条审判，但方向却会大相径庭。波顿家的房子现在成了一家提供早餐和住宿的b＆b旅馆——以及博物馆。它开办了博客，在每年的案发之日还会邀请公众来“与丽兹共度疯狂时光”，并且参与重审案件：“凶手到底是不是她？由你来判断。”总之，今天的公众还会为此案兴奋着迷，但绝不会惊诧莫名。现在要让公众震惊得要更猛的料。当然，如果住在隔壁的和善男士在他的冰箱里储存尸块，或者在夜晚悄悄随机杀害女性，这种新闻还是会让邻居们震惊的。但是人们现在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精神变态、连环杀手及类似人群是怎么一回事了。毕竟他们可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些人呢。

大众传媒在公众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不再在公众广场上鞭打违法者，也不会聚集在一起观看在绞架上荡来荡去的死刑犯。私刑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游街示众”、手铐和囚服等，还是和当局的新闻通稿一起充斥着同样的社会空间。youtube和社交网络这样的私人传播手段让普通人也能扮演检控方，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扮演法官和陪审团。想想韩国“狗屎女孩”的案子吧。2005年的某一天，这位女性的狗在首尔的地铁车厢里排泄，她拒绝清扫排泄物。有人拍了张照片并贴在网上，数千人看到了这张照片。“网民”大肆羞辱这位女性，相当于在她的脖子上悬挂了“数码红字”，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这只是公开曝光、公然羞辱具有巨大力量的例证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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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同样过滤了他们（或公众）认为无聊沉闷或者事不关己的事情。他们帮助制订国家的议事日程。他们定义互动的“界限”。在当代社会，每件事或者几乎每件事都变成了某种“秀”。娱乐和政治、娱乐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几乎模糊到消失不见。现代社会是名人社会；人们对富人和名人深深着迷、如痴如狂。在过去，公众对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熟悉；现今的局面也是拜媒体所赐。头条审判经常出自名人的生活，同时也制造名人。在真人秀电视时代，这些头条审判也是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版本之一。名人文化让人对富人、名人妒羡交加，公众得以窥视名人住所，在夜间脱口秀节目上偷听到名人的对话，还能一睹其真实面目（我们自以为如此）。八卦杂志详细地报道着名人们的一举一动，主流报刊也是如此。任何报道都不会被审查。此外，不再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或事——包括总统、英国皇室和罗马天主教会在内。

如今，头条审判的社会作用可能在减弱。但是社会公共生活大多采取了审判或者辩论的形式，因而足以和头条审判相提并论。政府高官的候选人需要进行辩论，且已成为惯例（比如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数百万人通过电视观看直播。在这些辩论中，就像在审判中一样，一边会赢，而另一边会输。实时的民意调查会迅速得出统计结果。公众就是陪审团。此时公众生活就采取了竞赛（或者准竞赛）的形式，就像百米短跑比赛或者奥运会的跳水比赛那样。

此处也应提及所谓“准政治审判”。国会中的委员会可以举行听证会，传唤并询问证人。听证过程通常会向公众开放，如其主题具有新闻价值，记者就会详细报道整个过程。证人会携律师出席听证。在这种“准审判”的结尾，委员会可能会作出报告、提出建议，（有时候）还会发出藐视国会的传唤令。在20世纪30年代，得克萨斯州右翼议员马丁·戴斯领导戴斯委员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孜孜不倦地搜寻着颠覆分子。1938年，戴斯委员会传召了联邦剧院项目的指导者哈利·弗拉纳根。针对戴斯委员会的询问，弗拉纳根否认了所有指控，但国会还是把这个项目毙掉了。2

冷战期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继续履行其职能，公开进行调查。在那时候，huac手中有个强大的新式武器：电视。电视同样推动了约瑟夫·麦卡锡臭名昭著的职业生涯。麦卡锡大肆抨击政府，并因此成为头条新闻。麦卡锡提起的指控和其他指控一起，形成了军方-麦卡锡听证会，电视对听证会进行了直播。差不多有8000万观众观看了这一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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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听证会类似于电视审判，最终导致麦卡锡失去了权力。听证的高潮部分则是麦卡锡对上了军队法律顾问约瑟夫·韦尔奇。他的名言——“你难道没有良知吗？一点都没有？”——向整个国家进行了直播，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麦卡锡的命运。参议院对他进行了谴责，此人的名望从此一落千丈。电视能让他起高楼，同样，电视上的一场准审判也能让他楼塌了。3

在1950年和1951年，一个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进行了另一场准电视审判，收视率极高。该委员会的职责在于调查有组织犯罪，其主席为来自田纳西的埃斯特斯·基福弗参议员。这起转播位于电视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刻，数百万人观看了听证。就像头条审判的参与者一样，包括参议员、黑帮成员、流氓和匪徒在内，所有参与听证的人都出名了。其中一位叫弗兰克·考斯特罗的匪徒强烈反对电视摄像机。基福弗接受了他不拍摄面部的请求。但是摄像机“聚焦在考斯特罗的双手上——手掌汗湿，手指多毛，不停地揉皱纸张，还紧张不安地摆弄自己的眼镜”。这双手变得“有种奇怪的催眠力”，对于数百万观众来说，考斯特罗似乎更加邪恶了。4考斯特罗的双手成了电视明星。听证具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它让基福弗成了明星，民主党后来提名他参加副总统竞选，不过他落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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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大审判故事的结尾，一个关于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媒体崛起和名人文化发展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在清教徒社会的新英格兰，大审判还是部教化剧。而现在，名人文化差不多已经把整个社会变成了17世纪的新英格兰小村庄。我们所有人对公众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永恒不变的，是审判的公众本质、对媒体的依赖，以及它作为教化剧的作用。就像戏剧一样，它的主题、情节和问题也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微妙的变化；也像戏剧一样，我们能看见的，或者自以为眼见为实的大多数事情，都只不过是梦幻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