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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章节中，我已经解释了每种类型的审判何以成为头条新闻，也试图把它们都放到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头条审判都是教化剧，但其传递的信息则会随着时代和审判类型的变化而变化。

政治审判（此处“政治”的定义非常宽泛）给我们提供了众多重大审判。但是其他很多审判可以归入福克斯和范·西克尔所称的“花边小报式审判”，其中有些审判相当轰动。1有些案件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力（比如萨科和万泽提审判，还有o.j.辛普森审判），也有很多案件至少在全美或者某个区域轰动一时。还有一些案件只是在特定城市或者地区引人注目。1885年，在堪萨斯的恩波利亚，米妮·沃克尔普因毒杀其夫而受审。当时她只有16岁，容貌娇美，和恩波利亚市的市长詹姆斯·沃克尔普结婚才一个月，后者的年纪足以做她的父亲（当时已经49岁）。这场审判在恩波利亚和邻近地区非常轰动。法庭挤满了旁听的观众。庭审首日来了足足700人。刚到下午，法庭就已经拥挤不堪，警察不得不关上了法庭的大门。2

无论是名扬本地、全国甚至全球，这些审判都会引发街谈巷议，并催生出大量的照片、印刷物和各种评论。对于这些花边小报式审判、名人审判、“凶手到底是谁”式审判和“金玉其外”式审判，我们业已探讨其巨大吸引力的部分成因。对于社会历史研究来说，每一类审判都有其意义和价值，都能向我们展示社会的某个方面。在本章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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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美国社会问题，或者触及了敏感的政策问题。在夏威夷的玛西-弗特斯克审判中的核心问题是种族关系；该岛是多种族混居的美国领地。种族问题在o.j.辛普森和乔治·齐默曼审判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族群问题同样是很多审判的重要特征，比如19世纪80年代所谓的芝加哥旅行箱谋杀案。三名意大利人被认定谋杀了菲利波·卡鲁索，并把他的尸体塞进旅行箱，带到了匹兹堡。在这个案件中，受害者和被告都来自意大利；当时对意大利移民普遍存在歧视，检方此举更是火上浇油。3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著名的“睡湖”谋杀案中的被告则是墨西哥裔美国人，此案的审判引发了当地白人和墨西哥裔之间的公开冲突。4性别和性在恶名昭彰的丹·怀特案件中占据重要地位；怀特谋杀的哈维·米尔克是同性恋群体的英雄和榜样。

有些案件远不止于反映某个社会问题或是将社会问题戏剧化，它们还可能对社会问题本身产生影响。斯科茨伯勒案就是个转折点。数十年来，美国南方的不公不义均未得到制止。但是斯科茨伯勒的被告没有被判处绞刑或者遭受私刑，他们最终重获自由。最高法院对此案的裁决成为了重要先例。5该案也是美国的种族关系发生渐进式变革的标志。到了20世纪，美国的媒体开始集中报道南方的种种情况，举国上下对南方的陋习莫不厌恶不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时代，北方媒体则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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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案开始只是起普通的谋杀案，但是渐渐变成了以种族问题为中心的审判，至少很多人这么认为。重要的是，也许陪审团也是这么看的。被告的律师将种族问题引入案件审理，最终成了制胜法宝。大体来说，白人确信辛普森是有罪的，非洲裔美国人则持怀疑态度。洛杉矶当地的黑人报纸一直宣传着有利于辛普森的新闻，大力赞美辛普森的首席律师小约翰尼·l.科克伦。6但是在辛普森案件中的种族问题和斯科茨伯勒案件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斯科茨伯勒案件中，法官、法庭的工作人员和所有陪审员都是白人，而被告是穷苦的南方黑人。辛普森的陪审团由多个种族混合而成，他本人则是名利双收。他是黑人，但是他的前妻和第二任妻子都是白人。在民权时代之前的南方，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定罪或者遭受私刑了。

许多案件的审判或是罪行，都多少触及了美国社会暴露在外的神经。种族关系是个突出的例子，但是大审判同样触及了家庭、婚姻、性、繁衍后代、年轻人的问题和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正如我们所指出来的那样，在麦克马丁案和波士顿保姆案的背后，是数百万母亲外出工作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如何维系家庭生活产生了本能的恐惧和焦虑。2011年对凯西·安东尼的审判全国瞩目。安东尼被指控杀害她两岁的女儿凯丽。她确实把凯丽的尸体埋了起来，这一举动相当可疑；但是她真的杀害了自己的女儿吗？辩方坚称凯丽是溺水身亡。用以证明谋杀的证据不太充分。毫无疑问，陪审团认真地考虑了合理怀疑的概念，认为凯西没有犯下谋杀罪，而只是认定对警察说谎的罪名成立（她确实撒谎了）。南茜·格蕾斯曾经是佐治亚州的一名检察官，后来成了庭审现场频道的主持人之一；她深入报道了这个案子，并对判决结果愤慨不已。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审判都是很好的电视节目素材。7在法庭之外，大多数公众都觉得凯西·安东尼犯有谋杀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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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安东尼案件刺激了人们的敏感神经：母亲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呢？但事实上，在19世纪，杀婴并不是罕见的罪行。当时的未婚母亲面临名誉丑闻和经济困境，有时会极力掩盖有孕在身的事实，并在孩子出世后立即将其杀害。9但事情发生在2011年，女性未婚生子不再那么丢人，凯丽·安东尼也已经两岁大了。检方提出了另一个言之凿凿的观点：凯西很懒，她讨厌照顾孩子的负担；她想要自由，想要玩乐，想要享受生活。抚养幼小的孩子是个累活。父母们不得不对付一堆脏尿布和难以熟睡的夜晚；孩子们夺走了父母随意行动的自由。但是孩子又需要父母具有强烈爱心和无私奉献精神。这就让父母们不时处于深深的矛盾心态之中。对孩子偶有厌恶之情属于正常情况，因为厌恶孩子感到羞愧自责也很正常。对凯西·安东尼的审判把这些矛盾心态暴露无遗，激起了人们对责任感缺失和腐化堕落的享乐主义的恐惧，而对于引发这些恐惧的不正常家庭，则更是格外惧怕。

也有案件反映出公众对年轻人日益不负责任、道德沦丧的焦虑。“预科生”谋杀案就反映了这种焦虑，勒伯-利奥波德案件的公众意见亦是如此。梅内德斯兄弟审判也很符合这种类型。莱尔·梅内德斯和埃里克·梅内德斯是年轻富有的两兄弟，在1989年谋杀了亲生父母。大功告成之后，兄弟俩还一起看了部电影《杀人执照》。此后6个月内，他们挥金如土，疯狂购物，四处游乐，大肆挥霍父母的财富。被捕后，电视直播了对兄弟二人的审判。对于绝大部分旁观者和陪审团来说，兄弟二人看起来就是堕落骄纵、追求享乐、自私自利的年轻一代的终极版本，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恶魔化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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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马歇尔审判则呈现了另一种令人焦虑的家庭问题。安东尼·马歇尔的母亲布鲁克·阿斯特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女性，在纽约上流社会里声望甚隆；她大力资助艺术发展，也因从事慈善事业而广为人知。她年寿颇高——也许太高了些——她去世前已届105岁高龄，体弱多病，神智混乱，只剩她昔日的一抹残影。安东尼·马歇尔之子（布鲁克·阿斯特的孙子），指控当时已届耄耋之年的父亲虐待、欺骗布鲁克·阿斯特，骗取她的财产，并对年迈昏聩的阿斯特横加凌虐。这场审判引发了花边小报之间的大战，纽约市的报纸为了获得独家新闻报道而斗得不可开交，“指派记者、专栏作家、社论漫画家和法庭速写画家来记录所有的噱头”。11在审判的结尾，89岁高龄的安东尼·马歇尔被判犯有重大盗窃罪，面临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凄凉晚景。不过，因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以及充血性心力衰竭，他最后在监狱里只待了8个星期，于2013年8月因“身体太过病弱”而被批准假释就医。12

该案被人们热烈讨论，其案件事实也存在极大争议。此案能够引起轰动，原因之一是布鲁克·阿斯特相当有名。但案件背后存在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当代社会，一些人似乎活得太久了。虐待老人的新闻时有耳闻。老人特别害怕自己不得不依赖别人，特别是因为痴呆而依赖别人。体弱多病的老人会被人如何对待，是阿斯特案件和无数美国家庭面临的核心问题。因此，此案也触及了重大的家庭问题，引发了老人及其家人的焦虑。这一冗长而轰动的审判指出了令人悲伤的真相：名望和财富并不能让人免受岁月的侵蚀，也无法让人免遭贪婪无能、心怀恶意的亲戚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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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及的社会因素，有助于解释头条审判为何如此令人着迷。但在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所有案件中都很突出，这就是身份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在万众瞩目之下接受审判的男男女女，他们到底是谁？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