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谨向威廉·哈韦曼、马克·赫尔南德斯、但丁·奥康奈尔、维韦克·维贾伊·塔塔与大卫·奥耶致谢，感谢他们为本书的研究工作提供协助。我也要感谢乔治·费雪助益良多的评论意见，还要感谢堪萨斯大学出版社的查尔斯·迈尔斯与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对于斯坦福大学法律图书馆乐于助人、业务娴熟的工作人员和馆长保罗·罗米奥，我的感激之情亦是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