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辈人讲磕头，现在不多见了。

一，大概由于麻烦；二，一下子矮了半截，形象上的不雅观，导致人格上、心理上的不平衡。于是就西化了，改握手礼，连拱手、抱拳、作揖也不时兴了。我一直纳闷，中国人对外来事物，总要产生一个从拒绝、抵制，到接受、容纳，到泛滥，到不可收拾的过程。独是这个握手礼，未碰上什么麻烦，就全面普及了。可见磕头之不得人心。

磕头，有许多讲究，拂袖，双膝弯曲，下跪，合掌，作揖，叩拜，如此反复，达三跪九拜之数。这种比较隆重的叩拜礼，多见于拜神、拜祖宗，可能还用于朝觐皇上时了。现在拍的历史片里，经常看到这种场面，皇帝在龙椅上坐着，下面黑压压地跪着一片，统治权威是毋庸置疑的了，再加上口口声声的“奴才”，那种压抑的人身依附的奴婢心理，使人深感如此压制个人活力和自由意志的国家，谈得上什么进步呢？怪不得中国的封建社会，拖了数千年之久，也许和磕头把人的尊严全给磕没了，有些什么关连？

我还在承德外八庙的喇嘛寺，看到信徒从山门一步一礼，直到正殿的那种五体投地的叩拜礼，整个身体匍伏着地，四肢摊开，一脸悔过谢罪，感激神明的表情，看样子是相当虔诚的。原先，我对于成语“五体投地”，只是泛泛的了解，见了这个场面以后，才知道并感到震惊，崇拜者对于被崇拜者强烈的迷信中的自视卑微低下，形同草芥的可怜状态，真是挺可悲的。而我也发现，这种崇拜与文化层次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关系。前年参加《十月》的一次杭州笔会，在灵隐寺、岳庙，我见到过穿皮尔·卡丹西服，拖金利来呔的绅士，一样在那儿叩头如捣蒜的。信仰到了迷信的程度，便是对于心灵的自我劳役了。

更有一种磕响头的，将脑门击地，砰然作声，乃至叩出鼓包肿块者，那就益发的可怕了。凡如此做者，一定是加重的忏悔，发誓，谢主龙恩，感激莫名。

所以，大清皇朝从嘉庆、道光年间，一直就为外国驻华使节，觐见皇上，要不要进行跪拜礼的问题，纠缠不休。外国使节本来是列强，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何况对上帝也只是屈膝而已，岂有三叩九拜之理？中国大臣认为，觐见皇上，那是九五之尊的天子，磕头是天经地义。这种虚妄的自大狂，是无知、愚昧、丧失时代感的结果。当然，等到洋枪洋炮在大沽口一登陆，不平等条约一签，全傻了。

那些受人磕头的，上至皇帝，下至老爷，一旦失去了那份神气活现、耀武扬威的架势，马上就会从极端的倨傲，变为极端的卑微。西太后一面让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一面差人给使馆送点心馃子，表示亲善拉拢，也反映她内心的思想交战。等到输定了，过去要洋人朝她磕头，现在恨不能丧权辱国，俯首听命，谄外求荣，向洋人叩拜了。

正因为中国人的磕头，实际上不是一种平等的礼节，所以磕的人和被磕的人，位置一转换的话，很容易由虚妄自大，跌落到失去自我，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部近代史的实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