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上了岁数的笑话，说一个没落户子弟，虽不到家徒四壁的程度，也够寒酸不堪的了。可他放不下原来的阔架子，他讳言穷，更怕人家说他穷，所以，出门会客，用家中仅有的一块猪油，先把嘴唇涂得油光水滑，表示他刚刚吃过大鱼大肉的样子。在中国，鱼和肉是富人的食品，糠和菜才是穷人的半年之粮，他能吃鱼吃肉，那就表明他是个富人。

可是，他刚在茶楼里坐下，他的女儿跑来，直说不好了，不好了。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块擦嘴唇的猪油，让耗子叼走了。

这大概是清末民初的坊间笑谈，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年代，一部分人没落的同时，一部分人兴起。体现在财富的分配上，便是有人穷下去，有人富起来。但遗憾的那时不提倡“穷光荣”或者“红五类”，所以也就没有“根正苗红”、“越穷越光荣”这一说了。而是一穷便坍台，便掉价，便失去社会地位，在那个“只重衣衫不重人”，甚至“笑贫不笑娼”的旧社会里，更有无地自容之感。

于是，那些暴富和徙穷的人们，形成两个极端，刚刚富起来的人，由于早先穷过，甚至穷得叮当响过，现在发财了，惟恐别人不知其富，便拼命摆阔。而才不久穷下去的人，尽管经济基础变了，而上层建筑，过去曾经富过的精神状态，还来不及变化，因此内囊虽尽上来了，却耻于承认一个穷字，于是努力装阔。

摆阔是有得可摆，装阔却是无得可装，因而装阔比摆阔还要痛苦。孔乙己宁肯挨打，也不愿脱下他那身长衫，其心态也怕是彻底的穷。因为一旦穿上短衣，便是地道的体力劳动者无疑，只有穷人，才靠出卖苦力为生。这未必说明他在装阔，但他害怕公开认定自己是穷人，而偏要做一个“之乎者也”的读书人，也是事实。《红楼梦》里的荣国府，王熙凤串通鸳鸯，把贾母成箱的铜锡器皿押到当铺里去，表面上还在那儿轰轰烈烈，可大家心里明白，早是一匹“瘦死了的骆驼”，那种装阔的情景当然很具讽刺意味的。

摆阔又何尝是件快乐的事呢？因为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品德素养、精神面貌，并不会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而马上发生变化的。外省土老帽发了财，到了巴黎，不过是有钱的土老帽而已，巴尔扎克在这方面有过精彩的描绘。此公政治上是一个保皇主义者，很痛心那辉煌岁月的逝去。他惋惜过，不经过三代以上的熏陶，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贵族。所以他笔下的这些资本主义暴发户，尽管穿上了燕尾服，戴上了大礼帽，进入上流社会，但行为举止，仍旧无法摆脱昨天的小市民、乡巴佬的本色，出洋相，闹笑话，而被世家子弟、贵妇名媛在背后窃笑不已的。

中国也不例外，就在那位没落户用猪油抹嘴装阔的同时，十里洋场上那些新生的富豪们，娶姨太太，买假古董，盖不中不西的房子，花大把票子为自己捐官，当绅董，进俱乐部，打高尔夫，攀结名流，附庸风雅，恨不能扯住所有人的耳朵，告诉说：“我有钱，我是富翁！”这两者的表现，都和一个穷字联系着的。

其实，你发你的财好了，完全用不着满世界叫嚷的。因此，这类穷过的富了，要摆阔，富过的穷了，要装阔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很奇怪的穷人心理。连未庄的阿q先生也吹得神乎其神，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也是这种心理作祟了。

所以，每当在大街上，在商场里，在电影院，在公共场合，看到那些手持大哥大的款爷或者款妞，一定要招摇过市，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他（她）有这个玩艺儿，便不禁记起那个往嘴上抹猪油的笑话。

笑话是很古老了，但却能使人产生很多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