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周天子（公元前1046年—前1040年）

一

周侯季历（季牧师），也是出身高贵的。他是从前大禹治水f4组合中的“种地英雄”后稷的第十二代孙。后稷喜欢种地，是舜的农业部长（农师）。大禹登基坐殿以后，后稷懂得与时俱退，为了不给大禹家族捣乱，就自动去了自己在西边的封地陕西武功，草建了周方国。周方国面积不大，方圆不到百公里，夹持着它的多是戎狄，使它被迫长期放弃农业，在后稷第十一代孙古公亶父的提倡下才重新开始去戎狄化，搞农业，营筑城郭房子，不像戎狄那么乱跑了。但是戎狄却跑来打他，他只好很受气地带着周人转移到岐山。

古公亶父的儿子就是季历——季牧师。在季牧师时代，周方国开始在军事行动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可惜季牧师被纣王的爷爷文丁给困杀在监狱里了。纣王的爷爷文丁目光如炬，看出季牧师想造反，脑后有反骨，就把他囚杀了。这种亡爹之恨使得接班上任的西伯姬昌昼夜磨牙，琢磨着报复商王朝。

文丁死后，儿子帝乙接班，西伯姬昌和东夷族开始从西东两个方向寻衅进攻，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商王朝与周边方国之间历代积累的矛盾，互相进攻和杀戮，欠下的积久血债，在到了帝乙的儿子商纣王继位时，已尖锐到了无法弥救的地步。

天公也不作美，从爷爷文丁到商纣王以来，天气也跟夏朝的末年一样，干旱少雨，商朝经济受到打击。为此，纣王没少求雨，他的祭祀系统比从前历代都更完备，祭祀得也更勤勉。但是，自然没有效果。看见商纣王那里老不下雨，四周方国趁机通过兼并周边小国而自我扩张，尤以西方的周国为剧。纣王不得不面对西方这个上两代商王祖传给他的凶恶的敌人。

当我们代替纣王把目光投向周方国，我们会发现周国作为商朝一个偏在西陲的方国，它的文明其实还蛮落后。根据考古显示，周方国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周国的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为仅仅在姬昌的爷爷古公亶父那辈才开始营建城郭，设置五官有司，去戎狄化。周人在岐山居住的远古房子也颇为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数是在地上挖个坑，支起茅盖，是坑屋，下雨了就得拿盆往外淘。不过西伯不住这样的地方，他是地面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宫殿屋脊盖了瓦，但屋脊以外的房顶部分还是茅草和泥（瓦太多了会把房子压趴下）。从考古上看，这些瓦似乎是西伯唯一领先商王朝的地方。[1]

二

在冷兵器时代，兼以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商纣王就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我们说，方国处于商王朝最外环，中间一环是诸侯（商王的亲戚们），最内是王畿地区。于是他请了中环的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表示他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连称“崇侯虎”。而《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而且，他的位置在西，也不应该是“北伯侯”啊。他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阵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啊，瞎闹腾嘛。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当时考古学不发达，我们也就别跟他老人家过不去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西伯姬昌在大行仁义。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这里说“姬昌”俩字，也是犯了不懂历史常识的错误。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周方国的贵族是姬姓，周方国是姬姓国家，但不能冠在人名前。叫秦始皇为“赢政”也是错误的，应该叫他“秦王政”或者“始皇帝”。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但直呼其名对领导是不礼貌的，所以最好叫他的官号“西伯”，叫他“西伯昌”，这是在他的官号后面接以名字——崇侯虎和商纣王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另外，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会很高兴——这是他叫周围的诸侯们给他上的尊号，想跟商纣王平起平坐，都是王。[2]

西伯是怎么当上周文王的呢？他大行仁义、积累德行、让利于民，就当上了王——这是古人的解释。据孟子说，西伯把自己的国家野生动物园和天然动植物园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渔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和商品道路关口流动关税，让商人们发财，对于农夫，只征百分之十的粮食，对于犯罪分子，也不连坐他们的妻子和缴没家产，对于当官的，世代发工资，而对于鳏寡孤独这四类无依无靠的穷人，西伯每次行仁义的时候，都先从这四类开始。总之，西伯对民间征敛的很少，行仁义发出去的却很多。不过这多是后代学者的美化，西伯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只会导致国家没钱，养不起军队。可是据说西伯还是掏出公款，把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3]实际上，《左传》记载，西伯下达有“对于逃亡者进行大搜捕”的法令，这说明，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就是说，岐山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那会不会是因为这里税敛太重，对外战事频繁，导致征用兵役劳役太多，人们受不了了，才产生逃亡的？而且既然下达了大搜捕的法令，就说明这种逃亡不在少数。人们脱离户籍逃亡了，自己就失去征兵和税敛的源泉了，所以西伯禁止人们逃亡。人们逃亡了，他还要大肆追捕回来。这就凶巴巴的了，有点法西斯了，总之离仁义越来越远了。《左传》上说西伯有对于逃亡者进行大搜捕的法令，因此而得到天下。这说明西伯是靠着对老百姓强硬的控制（并不手软），而得到天下，这就不是靠着行仁义了。这种禁止人们随便迁移的政策，使得我们怀疑它是类似商鞅严格管控下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财富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周方国东西长约七十公里，南北宽约二十公里，都在岐山脚下），它一定是把所有收上来的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造就出瑞士、北欧小国那样的文弱国家，不可能有向外迅速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西伯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钱）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朝兵力匹敌。

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周方国描述得温馨晴朗，连挖坑的时候挖出无主的尸骨来，西伯都命官吏安葬它，而不是随便扔进垃圾箱——所谓“泽及枯骨”。对死人都这么好，对活人就更好了。因为不侵犯活人（老百姓）的权益，老百姓也就自觉，老百姓不侵犯别的老百姓权益。这表现为老百姓们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有一次，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西伯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互相谦让（也显然说明这些农夫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吧）。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和气，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叛商，组织起来玩命地、勇猛地去入侵和进犯商王朝吧。[4]

故事还没完，接下来，其他四十多家诸侯听说了这个“虞芮断讼”的事情，都对西伯服气得屁滚尿流，于是一起开会，公推西伯当王，于是西伯就是周文王了！（所谓王，就是若干诸侯的盟主。周文王手下有四十诸侯听他的，所以他可以叫王了。商纣王也是王，下面有若干忠于他的诸侯。）

我们比照四五百年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发现没有点硬手段，诸侯们是根本不可能奉你当王的。靠行仁义而称王，这样的例子还真难举。后代学者之所以要美化西伯的仁爱形象，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想把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西伯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西伯积德行善，诸侯都朝向他，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实际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应该高兴高兴。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崛起，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内政外交多方面的得力措施，而不单单是行仁义。积德行善并不足以令其它国家臣服。如果西伯单单凭所谓“笃仁、敬老、慈少”，并不会产生四邻诸侯拱服的效应，在当时野蛮落后、纷纭多争的方国地域，没有实力而只会行仁，反倒只会成为四邻掠食欺侮的对象。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后世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学者过分强调行仁义相对于求富强的具体措施对于致国家强大的作用，并套在五六百年前的周国身上，说西伯一行仁义，就灭了商朝，这实在是书呆子的天真，是削古人西伯的足，去适合它儒家“仁者无敌”这个理论的鞋。他们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

你还真别说，到了大清朝胜利后，学者们还真把大清朝的从前美化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这个一路杀人如麻的大清朝是因为行仁义，而得了天下！

事实上，崇侯虎带给纣王的消息，应该参看另一本更古老的书《尚书》。《尚书》记载：西伯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他不惜代价，四方延请能人，终于国力日强。“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而畏惧它的力量，小国则被它拉拢感怀它恩德）。那就着重还是以力争，而不是以德竞，主要靠的还是实力的增加而不是仁义。仁义不是使得西伯成了西部诸侯的王的关键成功因素，招徕人才、设计政务等等所谓霸道的措施（后来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都是用这类措施，故儒家学者称这类东西为霸道），才是周国成为西部之王的关键原因。

在其它史书上的记载，崇侯虎在向纣王汇报的最后，还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话：“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王位。”[5]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西伯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西伯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但是，西伯手下的人送来了宝马美女，纣王立刻喜笑颜开地释放了西伯，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命他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殴打诸侯。好像纣王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似的。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实在是个太弱的对手，我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不是亡于周文王，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把他拉下马来。不等周文王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着诺大帝国并且多次平定东夷的王者的dna了。事实上，纣王是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周文王，并且在囚禁之后很可能是杀死了他。欲知具体过程，请看下回分解。

三

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西伯在岐山大本营称王以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表现得非常好战。他首先伐剿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再向北四十公里攻破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西伯（这时候已经叫周文王了）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放手向东。

很快，周文王从陕西西部宝鸡地区的岐山大本营出发，向东组织了对陕西中部西安地区（户县）的崇侯虎先生的征伐，以求整个占稳陕西。崇侯虎作为崇国的诸侯，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周文王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司马迁说又是去修文德了，修完文德，崇侯虎就投降了。

其实，周人暂停攻城，却是去建造大型攻城器械去了。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上用新造的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用的），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则是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被记录在《诗经》描述周人建国历程的诗歌里边，以及《左传》里边。其中提到了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大型攻城器械，而“攸馘安安”就是说斩的首级很多。

前后围攻了崇城三十天还不罢休，显现出周人可怕的嗜战决心。给人感觉，被他们盯上的地方，不被整个端掉绝不收手。他们满眼放着的，是狼群在夜里凝视你时、朝你冲锋前的，充满死亡暗示的冷凶之光。

周文王把根据地从陕西岐山挪到了陕西中部西安地区新营建的丰、镐两城，目的是离中原更近一点。这就像摘桃子的人，先要爬上树那样。接着，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进攻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距离东边的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对纣王都城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奔跑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了！“今王其奈何！”怎么办啊，纣王？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重重顾虑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在秋天的景致里不敢露出一只眼睛，这性格上的软弱，秋天也要遗弃我。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不过万余人），以及命令诸侯勤王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会战日期，纣王旗下的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戒备森严。纣王两旁战车上的重装武士（每车上两名加一名驾驶员）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戈，弯弓拈箭，站在两马驾辕、每轮有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上，往来趋逞。军容严谨、士气高昂。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边的诸侯看得目瞪口呆。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其中就有当初f4中秦人先祖“凿井英雄”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史书上说“飞廉善走，恶来有力”，俩人“力角犀兕，勇搏熊犀，俱以材力事奉纣王”，当然也可以把这叫做典型的“助纣为虐”。另外还有费仲先生，据说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士。

恶来在《封神演义》中手上拿着一个笏，是一名文官，其实不对，恶来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的刀头部分，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头的刃部（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大周以后才开始加刃）可以钩割人的柔弱脖子。所以它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当然，戈还可以拨开挡住车轮的小障碍物。恶来的腰间还应该挎着护身短刀（当时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

一直未曾经历大规模会战的周文王军，这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苦涩的血，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又是主场作战，把千里远道而来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容易，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注意这n个回合不是两军主将互相冲刺单挑的回合，当时车战，车子每次横排冲锋，与敌车交合时候相打，打完还得兜回圈子列队再冲锋，算是一个回合）。周人溃散以后，想越过千里的商朝领土逃回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几乎要坠入全军覆灭的灭顶之灾。好在商纣王担心东方不稳，亦不能竭力追赶。

周文王本人也做了商军俘虏。他拖着俘虏的链子，被押解到商都朝歌以北五十公里的汤阴（岳飞的老家），关进国家监狱“羑里”（念有）。我想，商人一定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屁股，一边询问他造反（准确地说是入侵）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入侵）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声调伴随着竹板的打击节奏起伏顿挫，保持和谐。

可怜的周文王被挤兑得面红耳赤，是否进行了严苛的自我检讨不知道，但有论者认为，最终他还是被英明的纣王“咔嚓”一声杀掉了，以免遗祸未来。周文王的儿子太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听说老爹被咔嚓了，立刻哭着接了老爹的班，这就是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他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想来是老爹的尸骨未归，死于非命，借木主提醒商人和诸侯，我是出师有因的，不是无端地来造反的。这有点类似抬尸告状，可以获得诸侯的同情，并激励自己的战士。如果是寿终正寝在老家的，当不会抬木主了罢。并且周武王在战前训话中一再疾言其父无罪，反复嚷嚷道：“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杀了他，我们理应得胜，理应得以报仇）；纣王若战胜我，并不是我父亲文王有罪（不该得以报仇），而是出于我的无能。总之是我父亲无罪。为什么总要嚷嚷其父无罪呢，当是说他死的冤屈。如果周文王是像主流史书写的那样，安享天年地死在老家岐山，他儿子当不必拼命地辩说他无罪。

周文王战败死于羑里监狱，周人以为奇耻大辱，后世子孙不忍言之，就采取避讳的办法，在《尚书》里阙之不提，只留下了太子发这段含糊其辞的话。到了若干年之后，在周政府撰写的史书里，又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周文王“弄”出监狱，回老家去驾崩。

具体的办法是，周文王蹲了七年的监狱，各国诸侯纷纷自我捆了，也要求住进监狱来。纣王于是乎害怕了，一看文王人缘这么好，赶紧把他放了吧。这个说法来自《左传》，谁信才怪呢。首先，诸侯不太可能会自捆，没这么雷锋。其次，若周文王真有这么大号召力，商纣王就更加不敢放他了。如果纣王真的放了他，那只能说明纣王也是个蛮讲民主的软心肠的人，是“至仁”。这么讲民主的人，未必是众口一词所描述的坏蛋了。

到了汉朝，一个爵号为淮南王的人（刘安）可能是觉得上边的办法不够好吧，就给出了另一个solution，请周文王手下的姜子牙、散宜生选出玄豹黄罴青犴白虎的皮子一千条，送给纣王以赎周文王。纣王没见过好东西，抱着这些皮子不放，下令把周文王这只猛虎纵回了山川。几十年之后，司马迁觉得刘安的这些山货拿不出手，就把礼单改成了美女和宝马。于是纣王见色起意，赶紧放下皮子，搂住美女，放了周文王。我觉得还是司马迁一笔改得高明，一下子就把纣王的高大形象给搬倒了，成了贪恋女色的蠢徒。不愧是大手笔，好啊！

到了晋朝，热心的晋朝人又在帮周文王想更有创意的脱身办法。一个叫“皇甫谧”的医生写了一本史书，叫《帝王世纪》，书中设论说：“圣人是不会吃自己的孩子的肉的。”（这大约是这位医生的科研成就。）

于是，他说，商纣想：“我把周文王的儿子烹了，做成肉羹给监狱里的周文王吃。如果他吃了，说明他不是圣人。既然不是圣人，那对我朝也就没有什么危害，大可以放了这个俗人回老家去。”

于是，纣王命人烹了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送给周文王吃。周文王拿着肉羹，一闻不是味儿，含着眼泪，还是把儿子肉吃了。纣王一看，他是个俗人啊，居然吃儿子肉，不是圣人来的。那就放了回周国去吧。周文王于是侥幸脱身了。

晋朝医生“皇甫谧”的这一神来之笔，比司马迁还厉害，司马迁说纣王是色鬼，这里简直纣王就是没有人性的恶魔了：逼着人吃儿子肉，活生生地烹人。当然，烹人不算什么狠事，历朝历代都有烹，不管是名气好一点的坏一点的，都有。但是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话，反倒说明纣王不是很残暴。他怀疑周文王是圣人（圣人有竞争力，会危害到他的王位，应该立刻杀掉），可是他却不立刻杀，反倒想办法试验一下，试验出他是圣人再杀，发现不是圣人，就还放了。换了后代皇帝，怀疑你是圣人或者英雄了，早二话不说就杀了。可是纣王却想办法求证，求证不是，就还放了，可见他不是草菅人命的人呐。可是说纣王不残暴，不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吧，他又把伯邑考做成肉羹。如果残暴到这个地步了，何苦还苦心试验周文王，生怕自己冤杀了周文王呢？总之这个故事编得自相矛盾。纣王到底是残暴还是不残暴呢？另外，这个试验的办法是纣王想出来的，还是别人出的主意呢？如果是别人出的主意，那这人到底是想帮文王还是害文王呢？想帮的话，却牺牲了文王的儿子，古往今来还没见过这么帮人的，而且把文王儿子杀得那么残忍。想害的话，任何人都知道文王必是吃不出那是儿子肉的，势必将被释放，则又害不成。不知所以。

事实上，任何想把周文王解脱出监狱的尝试如果得到成功，都只能反过来证明纣王不是绝对残暴。所以，要么周文王安安心心地牺牲在监狱里以证实纣王是残暴的，要么周文王想体面地回家去死就得承认纣王是仁义的（最多是仁义加糊涂的，但这仍然是仁义的），不能两头好处都被周文王的fans们占了。呵呵，另外，如果纣王都放了你了，掉头你儿子又伐纣王，这是不是不义呢？如此不义之举的人能得到诸侯响应吗？

当然，也要理解皇甫谧这些儒者的苦心。因为儒家鼓吹仁义，所谓“仁者无敌”（一个国君如果是仁者的话，就会战胜他国，无敌于天下，把仁的好处说的这么大，以便让国君们都学着行仁义），如果周文王就那么死在羑里监狱了，这个结果跟“仁者无敌”的理论就不符合了，所以非要让他出来，自己的理论才完整，自己也才舒服。

总之，到底周文王是被纣王“咔嚓”了，还是按照“诸侯求情、下属送礼送山货、下属送礼送美女、吃儿子肉”等几种方式，侥幸出了狱。哪种结局是真，随便您自己挑选。这些讨论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披开那些令人心乱如麻难以解读的典籍文字上覆盖的灰尘，对纣王的所谓“荒淫无道”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知，对周文王的“来远怀众、仁名远播、因仁而胜”也要保持审慎态度。崔永元和他的搭档司马南，不是教育我们吗，不要轻信。

四

周武王心情悒郁地开始在陕西岐山主事的时候，辅佐他的是“军师”姜子牙和四弟周公旦，以及召公、毕公这些族内哥们。姜子牙出仕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七十二岁。那以前他都干什么了呢？据《封神演义》说他在三十二岁到七十二岁期间，都在昆仑山“元始天尊”驾下当道士，不过当时还没有道教，于是七十二岁的时候他明白过来就只好放弃当神仙的想法，下山了。姜子牙来到纣王的朝歌，经人介绍与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处女相恋并结婚，然后从事无照贩卖工作，因为不了解市场行情，第一次贩卖笊篱（捞饺子用的）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饺子。第二次改卖面粉，再次失败，因为当时的麦子是粒食（就是蒸麦粒吃，还不磨成面——唉，这“许仲琳”老先生净瞎指挥），姜子牙的面太前卫，老百姓不接受。[6]

接着姜子牙又从事屠宰工作，杀牛。按理说，牛是农夫的好助手，不许杀，但由于牛太有本事了，不杀了可惜。牛的浑身都是宝，牛骨头可以做梳子、簪子、针、筷子，还可以做士兵行军的衔枚，以及射向敌人的箭头（牛角的），牛肩胛骨还可以占卜，写甲骨文，肉还可以吃，总之很有用。而且只有杀了它才能用。但是牛奶没利用上，中国人不喝牛奶，只有北方胡人才喝牛奶。牛最后一个用处是牛皮，牛皮坚韧耐磨，可以做马的挽具，拉车的皮带，以及车上的坐垫。鼓的皮面也用牛皮，当然牛皮还可以吹——炼铜鼓风用的皮囊。牛皮还是甲胄的材料。总之当时如果没有牛，人简直活不下去。

姜子牙杀了几天牛，突然纣王祭祀要求雨，禁止民间杀生，结果生意全没了。于是姜子牙又盘了一个没生意的饭馆开张，依旧没生意，有的只是他老婆日益难看的脸色。姜子牙急了，利用自己的专长干起了看风水的职业，也从事凶宅捉妖，并且参加了鹿台的总体施工建设，因错误判定妲已是妖精而被罢免。他老婆急了，干脆也炒了他，主动提出离婚申请。这反映了当时婚姻家庭不稳固的事实，而且没有封建观念，二婚、三婚不算个什么。而且说明当时母系社会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就是以女性作主导。姜子牙就是一个例子，他其实是嫁到他媳妇家的——这在当时是穷困潦倒男人的一项职业，叫做“赘婿”。这种职业到了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有，是很低贱的角色，相当于奴仆一般，没有平等地位，只是一个劳动力，甚至遭受打骂。

姜子牙被老婆炒了，离婚分配财产，因为他是入赘的，财产自然也全是老婆家的没有他的份。姜子牙光身一人出来，没有本钱，无法在朝歌发展，就准备出国。他凭着自己的两条肉腿，拄着杖，背着行李走了一千多里路，西行而去，一路无比心酸。想着自己被老婆抛弃，姜子牙不禁流下了透明的泪水。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低。一路风餐露宿，终于跑到了陕西渭水河边，安顿下来，饿了就钓鱼果腹。

当时周文王还活着，正有兵犯中原的想法，非常需要人才。周文王经常也在渭水河边边走边思考问题，俩眼看的都是世界以外的东西。

姜子牙想：“我有什么特别简单的办法，能够把自己炒作一下，吸引那老头注意呢？裸奔吗，恐怕不行。这河边净是洗澡的，裸奔是泯然众人矣的事情。哎有了。我把鱼钩掰直了吧！”于是他把鱼钩掰直了钓鱼，然后雇了两个小孩冲他老是喊：“哎！你这个大傻瓜怎么老是用直钩钓鱼啊！”

虽然每天要饿着肚子，但知名度随着喊声，伴着围观群众的口口传闻，一下子就很快提高了。

终于周文王也围观过来了。当时周文王尚未造反，暗中思考的都是些不能公开的事情。因为想得太用脑了，就氧气梗阻。正好听说这有个傻子在直钩钓鱼，周文王就坐过去，想看看民间的傻子生活，休息休息一直想打仗的大脑。不料，一说话之后，姜子牙侃侃而谈，言辞淋漓铺陈，逻辑绵密入扣，还叠用起排比的短句子来，一组一组小句子，发音应节，气势奔放，听得周文王直翻白眼，心想这人真是在朝歌城里见过世面的啊。于是周文王也开始表达自己的心声，委婉地说了自己想造反的愿望。

姜子牙微微一笑，劝阻周文王道：“根据我长期给人当倒插门女婿的经验，凡事不能急于求成，以柔才可以克刚。现在，纣王的军力甚是强大，桀骜的东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看您急躁而动，后果恐怕不美。我建议您还要低调等待。”

但是，周文王拒绝了姜子牙的建议。他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急不可待地想进攻中原。他虽然不能用姜子牙的主意，却给了姜子牙一份工作，派姜子牙返回他所熟悉的朝歌，从事情报收集工作。这件事情被孙武记录在《孙子兵法》里，“周之兴也，吕牙在商”，用以说明使用间谍者，必成大功。之所以姜子牙又叫“吕牙”，那是因为他的祖上是山东吕国的，他是东夷籍贯。所以我估计姜子牙大约进一步跑到东夷，挑逗东夷人去进攻商朝王畿，以配合周人从西边进攻商王朝。

可是周文王非常之笨，兵犯中原却失势了，在黎国撞得头破血流，一场大战下来，被纣王及其诸侯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周文王也当了俘虏，被押送着，住进了羑里监狱。接下来的事情如大家所知有两种走向：现代学者有人认为周文王被纣王“咔嚓”了，古代学者们则认为这么好的文王圣人，按照“仁者无敌”的理论当然不能死了，应该被纣王释放回国才好。但是不管哪种结局，周文王的政治生命都算是结束了。这就像放在医院等死也好，还是拉回家等死，都一样挨不了几天了呵。

接下来，商王中央觉得周人无能为也，也就暂时对西方减压，纣王调走集结在朝歌西部的主力军队，集中力量去征伐山东地区的东夷，因为东夷人从上几代起一直就不安定。趁这机会，周人再次兴风作浪，想第二次进攻中原。姜子牙认为不可：“上次的实践证明，我们是打不过纣王的。现在，我们还要静观其变，让纣王跟东夷‘狗咬狗’再多打上几次，互相彻底消耗他几年再说。”

周武王背负着上两代人的家仇国恨，却也只好忍耐，于是按照姜子牙的建议，韬光养晦，积蓄军力，蓄势待发一连九年都没有什么事情。至于这一时期纣王为什么没有主动来打周武王，把周人剿灭在襁褓之中，那是因为纣王被夷人胶着着的缘故，只好先顾东夷，毕竟东夷是离王畿很近的腹心之疾。这就好像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关外的大清兵一样。

纣王在十五年之中前后组织了三次针对东夷的大规模进击，每次都是亲自率兵出征，为期都在一年上下，可谓倾动全国物力，互相消耗得非常厉害。东夷人与纣王之间发起的旷日持久的三次大会战，一定来的异常惨烈，只是由于东夷人最终没能掌握政权，所以战争的细节淹没于历史，无闻于后世。

甲骨卜辞细致地记载了纣王进军东夷的路线，纣王所到之处还进行了田猎，获得虎豹兕象麋鹿狡兔的收获，这倒不是他贪玩，打猎可以弥补当时运输给养力量的不足。战士们把战车上的马摘下来骑着飞跑，马嘶鸣着，武士拿着矛奔走呐喊，飞箭如雨，连最凶猛的禽兽见了也为之心惊肉颤。经过一番追逐搏杀，猎物把车装满，其中不乏老虎和狗熊。日暮天黑，军士们在山林深处举行盛大的庆宴，篝火烧烤着喷香的野味，斟满大碗的美酒，歌舞欢乐之后是沉醉的酣眠。

纣王的军队还起到了开荒除林、修桥铺路的作用，建设起了通往东夷的道路，为后代所沿用。可以想象当时行军之艰辛仿佛在美国西部丛林探险，这一工作也耗费着商王朝的财力。

东夷的“人方”是纣王的主要征讨目标，人方恐惧地发现，商纣王军中出现了“象队”。这些大象被驯服之后用作进攻武器，是古代的坦克，从大象脖子上居高临下地射击，也使商军垄断了空中优势。古书中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象牙轻易戳穿人的胸膛然后把人抛起在空中。经过几次战斗，东夷只好投降。纣王为了防止东夷再叛，将大批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飞廉是留驻东夷的主要将领。长期的对东夷作战，消耗着商王朝的财富。

以当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境况，长期战争足以拖垮一个王朝（何况“商”还不算后代严格意义上的王朝，而只是一个盟主级别的大诸侯而已）。纣王虽然在东线战取得胜利，但国力已经枯竭，而且西向防御的大门长期敞开。周武王立刻抓住时机，撕掉脸上的笑面虎画皮，兴兵中原，一举灭之。

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军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商王朝的灭亡，四分之三的“功劳”在于那些东夷人的长期撕咬。这就好比大明朝的灭亡，是先被李闯王长年折腾，掏干了它的躯壳，才轻易亡于关外的满清了。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东夷之胜是致使纣王灭亡的重要原因。[7]

纣王亡于周人之后，东夷人气鼓鼓地说：“明明是我们斗垮了纣王，却被西边的老客先摘了桃子！”于是，东夷人与周人之间，随后又进行了三年角逐，这就好比项羽和刘邦在颠覆了大秦朝以后的五年争霸战。最终，周人攥紧了中原大桃，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

五

纣王虽然不断地成功暴揍东夷，但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口角不时流出一缕鲜血。西边的周武王看到这里高兴了，在继位的第十一年（公元前1046年），一手举着大斧子，一手举着白牦牛尾巴，带着姜子牙，还有军队四五万，以及诸侯军队若干，一路长驱直入，抵达商郊牧野，在牧野与纣王军队大战。长年与东夷的消耗战，已经使商王精锐纷纷战死，所余主力被牵制在东方。也就是说，商军主力都陷在东夷这个烂泥坑里，撤不回来，此时能够被组织起来仓促应战的，多是些被临时征发的王畿商人。

这场战斗是难以想象、史无前例的残酷。商人拼死捍卫政权，周军攻击得歇斯底里。前面的一部分商军倒戈，向后攻击，直打得流血漂杵，赤地千里——流血漂起了战士的兵器杵，红色染红了千里大地。这是《尚书》说的。既然这么残酷，那说明倒戈的只是一部分商军。商军的死者肝脑涂地，周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商人拼死抵抗，双方以性命和血肉相搏。

另据古书《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在两个月内，杀死十七万人，俘虏三十万人，另外得玉十八万块，玉是当时最有价值的财货。这两个血腥的月份，真是商人的世纪恶梦啊。

但是这样的话，就与“一代圣主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应该兵不血刃才对。于是到了战国，孟子很不高兴《尚书》、《逸周书》记载的这个血腥场面，对它进行了质疑，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觉得不应该杀了那么多人，应该“兵不血刃”才对。于是后人就着重强调“商朝人临阵倒戈，调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这一开开大门迎闯王的感人场面，因而战争并不残酷。

纣王没有出现在战斗现场，因为他已经年岁很大了，在位五十二年了。恶来担任了战场指挥主要将官，此人“力角犀兕，勇搏熊犀”，不过那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他在一番苦战之后，被周军射中嘴巴，力尽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其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非典（对不起，抗击东夷。晚上太困了）。

在牧野之战大获全胜的周武王乘胜奔袭七十里，攻克朝歌。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属国周人的手里，就用天智玉的玉琰五块，还有很多其它的玉，紧密缠绕了自己，在鹿台上自焚了。周武王朝着他的尸体连射了三箭，然后下车，走近，用宝剑刺了他一下，最后举起大斧子，砍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一并被割下的还有纣王的妻子美女妲己和另一个妾（都已先行自杀）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

武王缴获的十数万宝玉，据说分给了诸侯。而纣王身上的玉，武王过了五天派人去搜求，普通的玉都已经烧化了，只有天智玉五块，火烧不销它，被武王收去了当宝贝。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侵袭而实现的政权颠覆。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当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异族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商人依旧愿意追随纣王的儿子武庚。[8]

周人也一样不安，如履薄冰，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不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你就也会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要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杀光商人，首先拿纣王的儿子武庚开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快加速理论工作建设。”[9]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的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商人们呼唤着上帝来帮忙，可是他老先生就像一个喝多了的看门人，怎么摇门铃也弄不醒他。上帝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那我们就说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我们造出一个‘天’来，取代他的上帝！这样，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狭义相对论被广义相对论所包容。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从前商王朝单纯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10]

周公旦把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座。

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了。既然商王把“天命”输给了周人，那一定是商王在“敬德、保民”两个基本点上极其失败，这就有必要拿出纣王失败的证据，才能说服商人认命。于是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虽然属实但并不算过失，有的甚至用现代的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戚旧臣”（商王族亲贵，前任商王任用的旧臣的子嗣）来讲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没有显贵家族背景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打破血统论，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而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的血统论。[11]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因为当时是一种贵族政治，权力和官位只能给贵族们），所以武丁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是借用了神的名义，来抵挡亲贵集团的反对。[12]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也是因用人制度的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的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奸，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了巨大意见分歧和形式上的明显分裂，我说巨大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此而死，这都很大地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再次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王室贵胄们，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异族之人。可见纣王处罚他们，算是有先见之明。这些贵族只知道保存个家的荣华富贵，争夺官位不惜搞分裂，最终事奉仇敌。而且，还要说明一下，囚禁箕子、杀比干、微子启出走，是纣王在位第五十一年，即纣王灭亡前一年，发生的。所以它们不应该是纣王帝国前面五十年衰落的原因。这一年，周武王军尝试性地渡过黄河孟津，但是没有进攻商王朝而返回，随后纣王就囚禁了箕子、杀了比干，使微子启出奔。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呢？这很可能是纣王自觉大势将去，把这些一贯政见不合、唱反调的异己贵族干掉，因为纣王看出他们是亲周的。这也说明纣王在此前很多年一直是容忍他们的，虽然不用这些贵戚旧臣，但还不至于要杀他们。直到最后关头，才杀了或者囚禁他们，以免他们怎么样。而以往人们认为纣王杀比干、囚箕子是他恶政的表现，是他“祸国殃民、杀害忠良”的证据，这都是时间上没有详究的误解。如果他是早在为政的前二三十年就杀了比干、囚了箕子、赶跑了微子启这些贵族，还可以说他的这种暴虐，导致了帝国的毁灭，而他是最后杀的，这就要基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了。[13]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或者在政治立场上亲周，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各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并且最后也共同自杀。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是一贯的历史风俗。纣王好喝酒，最多算是昏庸迷糊，也够不上算是暴虐。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路也修好了，房子也建够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那么，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跟社会专制机制中的固有矛盾导致的贫富分化有关系，还跟社会流行的文化价值观有关，不单纣王一个相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的变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得了的，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根本机理与矛盾的梳理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内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为数极少，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皇帝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啊。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并且看出了他的无奈。这个社稷的专制机制的根本固有矛盾实在是闹得这个社稷无法药救，才最终选择与它共亡。不过，崇祯皇帝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而周武王的万把人，起自西方的蕞尔小邦，面对庞大的商王朝帝国，虽然胜了，但需要拼命辩解，以免遭受四方反弹袭来的灭顶之灾。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得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而且这六条也不表明纣王是“暴虐荒淫”，只是对纣王的政策有异议罢了。

纣王真正之被脸上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的那些学者们。这些学者们各自有各自的学说，到处游说诸侯接受他们的学说，或者同别人争鸣。他们在阐述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喜欢举例子，比如《韩非子》一书为了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这一句话，就紧接着举了七八个名人的故事作为例证。举例子的时候又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这样就振振有辞、生动丰满，更容易打动诸侯信服自己的论点或者学说。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他们包装打造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说他们成功、得到天下是因为干了符合我的论点的事，比如“小信成则大信立”，就说他们干了很多小处讲信义的事情，最终成功得天下了，说明执行我的论点“小处讲求信义”是会得到成功的。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就周身被越来越多的好例子围绕。与之对应，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极坏极坏的坏人（没有一点好性，坏得彻头彻尾的）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了。因为他们不按我的论点做，于是他们失败了。于是这些人身上，就出现了很多坏例子。这些坏例子，跟前面的成功人士的好例子一样，有些也许有真的，有些则是杜撰的。

确实，这些人“争鸣”争得狠了，不惜伪造一些事情给古人。譬如孟子就瞎说了很多商汤的仁义，仁义到了向东打的时候，西边的人就抱怨，怎么不打我们啊，向西打，东边又抱怨，怎么不来先征伐我们啊。这谁信啊，这是他伪造的。他为了说明“仁义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个论点，就伪造些例子说商汤是仁义的，然后商汤成功了，成功到了别人都盼着他来打的地步，以此证明了仁义力量的伟大，浑不管到底历史上商汤是不是这样。你看，他们就不可能伪造夏桀仁义，否则就没法证明仁义能战胜天下的这个论点了，即便夏桀是仁义的，也不能这么说他。

这种编排古代名人来说理的事，是当时学者的惯常手段。学者子贡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点看不过去了，说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都不愿意处在失败和下坡路上，否则以后的人论说一些恶的东西是不可取的、是会令人倒霉的时，就一定会搜罗放大发明附会你的一些事情来充例子的！

战国时代的荀子也说：“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侮辱），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而且我们说了，比干是纣王败亡的前一年死的，当年发生了周武王兴兵孟津之事，随后纣王杀死比干，二者之间很可能有关系。即便没有关系，当时纣王已经在位五十一年了，这时杀比干，对前面的帝国的运数也没有多大影响，前面帝国五十年的衰落和失败，不是因杀比干所致）。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被活灵活现地演义丰富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铡，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啰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跟纣王一样要亡国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致于亡国！

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遗憾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假我们不论，仅仅故事中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以及专制家族统治的固有危机，是肤浅的、片面的、也无道理的。

时光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首创的“酒池肉林”基础上又加了“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刘向也不甘寂寞，首次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嘉宾席上旁观，看见罪犯掉到火炭里，就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汉书》作者班固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哈哈）。[14]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时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生又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纣王的形象越到后代越被糟蹋的厉害，体现了人们想象力的进化。我们有理由相信，纣王作为亡国之君，本来就跟明朝的崇祯一样平普，甚至比崇祯还来得有能力些。也许他有缺点，但就像子贡说的，未必如此之甚也。在纣王的祖爷爷武乙时代，商王朝就开始衰弱，西边周人开始崛起，构成了对商的强大威胁，他的祖爷爷和爷爷两代人都不能逆转这个势头。到了纣王的老爹时代，周人、东夷开始为“害”。到了纣王，他进行了人事改革和三次征伐东夷这一系列挣扎，最终选择与它共亡，期间他是有一些政策失误，被他的敌人指出了六条，但都是值得商榷的，这是他的本来面目，与崇祯皇帝大为近似。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说明是被当时的皇帝压迫得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六

二月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了，不知名的小花开满了原野，亡国之后的商人开始卷起行李，准备整队离开王畿。一般亡国的人都喜欢远游，商人们更是在亡国之后兴致盎然，甚至不受洲际约束，其中有一批人穿过白令海峡，到达了北美洲（当时有一座陆地桥相架），成为印第安人的部分始祖。如今，在美洲各地发现了数量颇多的酷似甲骨文的文字，以及八卦之类的好东西，都暗示着商人的东迁，并且印第安人黄而平的脸盘，确实跟我们相像。伴随着东夷人远去美洲的步伐，迎面也有一种动物爬着来到我们亚洲，那就是“地平龟”。虽然步履缓慢，但毕竟爬了过来。

既然乌龟都能从美洲爬来，那东夷人走到美洲去，应当没有问题了。[15]

即便没有去美洲，但朝鲜至少是去了。《史记》上说，箕子先生——这家伙是纣王的叔叔，一个亲周派，被周人封在了朝鲜，封国的都城就是平壤。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并不是他们情愿去的，周人把他们带来之后，一同带来了青铜器、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则被遗留在原商朝王畿地区，被称作“殷人”，划分成三个封国。其中一个由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另外两个由周武王派来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领导。管叔、蔡叔、武庚号称“三监”，就是监督殷人、坐地盯梢的意思，其实主要是武庚被管叔、蔡叔“盯梢”着。

武庚，呆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残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远天里有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虫飞，结了群，都比他来得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也要飞蛾扑火，我要反周复商！！！！”

周武王安排完商人的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京。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到了第二年，周武王却在陕西镐京急不可待地驾崩了，留下一个并不稳定的江山。接任的其子周成王是个小孩，能力有限，震慑不住“商朝余孽”和“天下未集”的诸侯们以及“东夷蛮方”们——特别是纣王的猛将飞廉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于是，叔叔周公旦就亲自摄政。

有人说周公叫“姬旦”，这不对，应该是“周公旦”，是官名加名字，这样就对了，一如“西伯昌”、“崇侯虎”。周公旦摄政，日理万机，吃饭都吃不连贯，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知名的大圣人。

周公旦行四，周武王行二，“三监”中的管叔，是周武王的三弟，自认为是行三，在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阿旦，于是他就发动暴乱，同三监中的蔡叔（老五），还有东夷族联合起兵。同时还联络商朝遗民的领袖武庚（也是三监之一）。武庚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领着商人，掀起讨周大运动。[16]

天下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旦毅然决定用武，与姜子牙再次从陕西出发，向中原讨乱。在战斗中，管叔、蔡叔（周人）、武庚（商人）、东夷人，几伙势力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被姜子牙隔挡开了东夷人——姜子牙顶着，东夷人往中原冲，姜子牙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给西边的周公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得以从容聚歼中原的暴乱分子：把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

平定“三监之乱”之后，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早想与周人一较高低，于是配合三监反周。在三监伏法以后，周公东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几十个国家卷入其中，但战斗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国（曲阜地区，是东夷强国，抵抗周公格外剧烈，长达三年）的人全部骟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管太监又叫“阉人”、“奄人”。并且搞了个“周公践奄”的大屠杀，就是把那儿的人连杀再抓再用水淹它的官室（可能主要是针对贵族）。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战争之后幸存的男人，有的人额上被烙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至于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特别是东夷贵族的公主们，她们美丽娇弱的躯体还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士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本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与东夷族并肩战斗，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是失去帝国财政支持的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人员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祭祀告白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

飞廉是恶来的爹，f4中伯益的后代，未来秦人的祖先，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都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作风神。

《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就是周公东征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充满哀情悒郁。当时从征的，不光有周人，也有周人挟持下的诸侯联军。去时风花雪月，回来雨雪凋零。这场东征战斗，不论对于敌人和征伐者来讲，都是一种哀情。

七

东征后的第四年，小孩周成王已经不小了，周公就归还政权给周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重新战战兢兢地站在群臣的班子里，向周成王施礼。周公给后人立下了做辅政大臣的规矩和标准。后代辅政的大臣如霍光、曹操、诸葛亮，很少能像他那样把权力再交回去的。

但是，和后代辅政大臣不同的是，周公辅政时候的程度也要厉害。所谓的“周公辅政”，其实是后代学者们好意的避重就轻的提法，事实上周公是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面南而坐，背后插着斧钺，接受诸侯的朝拜，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这句是我说的）。周成王如果犯了错，比如把玩的尿泥带到课堂上了，周公就打伴读的自己的儿子伯鲁，来吓唬周成王。

周公还政以后，也没闲着，他反思了一下周初暴乱的成因，很大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他就去中原的洛阳地区修了一个“炮楼”，叫做洛邑，监控着东方。他在那里放了六个师去驻扎。而陕西镐京那里，有八个师。合计四万多人，这就是周朝所有的看家部队。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对付分散各地的上千个诸侯，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费尽心思，又创出了一种保家卫国的绝技，那就是“周礼”！

周公把自己制定的“周礼”，下发给全体诸侯臣民去练习，根本目的在于给周天子撑腰。

按照《周礼》要求，不同等级的人，见到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要有十数种不同的磕头方式。第一种磕法是稽首，就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磕头中的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停留时间短，是磕头中次重者。拜首是两手着地，引头至手而不触地，是较轻的。这三种磕法是最主流的。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拜父母，都行最重的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轻一点的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比如臣子给国君磕头，国君就只需要回空首礼。空首就是跪着，双手拱于胸前，俯头触手（跟洋人拜耶稣差不多）。

有能力的人还可以选学提高班的课程——这是很难的东西，我们只要看看教材就够头疼了：振拜，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吉拜，是先拜手而后稽首，即将额头触地。凶拜，是先稽首而后再拜手，头触地时表情严肃。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雅拜。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行礼的再拜，也称报拜。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推手为揖，引手为肃，其实这是军礼，军人身披甲胄，不便跪拜，所以用肃拜。如果你脑子有点乱，搞不明白了，没关系，这本来就是高级班的课程嘛，不会也罢。

不光磕头有礼仪，走路说话也都有分教：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从庭院里顺着台阶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的话先迈右脚，从西阶上的话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微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在堂上或是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玉。

好，我们把整套行走的动作连贯一下，请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进入鲁国国君的宫院大门的时候，孔子害怕而谨慎，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一样。孔子站立的时候，不站在门的中间，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十分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如何就座，我们待会儿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的时候，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的时候，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整天规规矩矩、必恭毕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大周朝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就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不同级别的入席位不同，离开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尽量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坐的时候也不能“横肱”（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而两腿则采取跪坐的姿势，把屁股压在后脚跟上。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两双鞋，则知堂上必有三人正在交谈。你在那儿脱鞋的时候，注意不要践踏别人的鞋。

知道怎么跪坐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鼎中都盛放着不同的肉，这些肉由仆人分好放在精美的餐具里边，实行分餐制，还要搭配了调料，放入进餐者的在几案上的餐具里去。天子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它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都有详细规定约束。总之，礼仪对于天子、诸侯、人臣、士人都有不同的详细要求。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来论，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当些，这些礼都是对贵族士大夫们来的，老百姓可以免了，所谓“礼不下庶人”。那庶人用什么呢，庶人用刑就行了。而“刑不上大夫”，并不等于大夫不受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讲，“礼”就是给大夫用的刑。

学礼，专门有地方，就是在贵族学校里，譬如周天子的“辟雍”就是当时的大学，外地卿大夫子弟也可以上学，叫做“痒”、“序”、“校”、“塾”，都是官办的。对于不好好念书和不学好的人，周朝也给他们预备了监狱，名叫“囹圄”——“想走出你控制的囹圄，却走进你安排的残局”。

不过，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时代，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当时很多人不知什么原因不结婚，不组建夫妻家庭，没有专门配偶，打着一辈子光棍，所以需要欢乐谷，人们呼唤着欢乐谷，欢乐谷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些个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粱地，没人管。即俩人在欢乐谷遇上了，可以不办结婚手续而去同居，同居也未必很长久，未来又去欢乐谷里找了。

周公“制礼作乐”，周公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周礼》并不是周公制定的。只是后人让前人周公来挂名罢了。甚至这些礼仪到底有多少真正被严格执行过，还只是《周礼》描绘出的乌托邦，也难以确定。

八

从技术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通讯、交通都不利索，周天子没有能力抓牢距离其老窝陕西太远的地方，而只能借助分封制来管理庞大的被他所征服的土地。于是，周天子授予自己的亲戚和功臣们一块块的周人所征服的土地，让他们世袭地去拥有，听凭他们去治理。这样做，等于给了被征服地区以相当大的自由度，是稳定“帝国”的措施。

具体分封的仪式是这样的：周公或者周成王造了一个空场，空场上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黄土。王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伐纣中出过力的友邦诸侯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来。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这就是所谓裂土分茅吧。

这个堆土的地方就叫做“社”，诸侯领了土，跑到自己的封国里，也修建同样的社，定期祭祀社神。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即后土先生。诸侯军队出征前，也要到社里领取牛肉干，回来后要在社里献俘。社这个东西，很快普及到基层，一般的城邑和村落都有自己的社，平时打官司也在社前听讼，老百姓节日里跑到社来喝酒聚会，这个聚会叫做“社会”，就是现在的society，意思却不一样了。总之社是个神圣而且热闹的地方，即便老鼠也赶来凑热闹。但你不敢放烟熏老鼠，一不小心失了火，把社给点着了，那罪就大了。所以“社鼠”，表示天子身边的大坏蛋，君王身边的幸臣，狐假虎威，你都不敢动他。

鲁迅先生曾写过《社戏》，就是在社里演的戏吧，归来的路上还偷了六一公公的豆。至于阿q先生糊里糊涂被人在他所睡觉的土谷祠里捉去枪毙，这个“土谷祠”，大约就是供奉土地神——社神的社。既然叫“土谷祠”，说明它又供奉着谷子神。

谷子神是后稷，后稷接受祭祀的正规地方是“稷庙”，与社往往挨着。“稷狐”，表示稷庙里藏的狐狸，你不敢拿水灌它。它跟“社鼠”是哥们。总之，“社、稷”两个建筑物，是国家的象征，政权的代名词，拆掉某诸侯国的社稷，再拆掉其宗庙（里边有祖宗牌位），就表示这个国家被灭了。

周初分封制的好处可谓立竿见影，诸侯们感恩戴德，立刻给周人帮忙，保护周的安全，又能因地制宜治理地面。除了周天子的弟兄亲戚，当初武王伐纣时的功臣们也得到了正果。譬如姜子牙因为武功盖世，就被封到了山东东北部的临淄地区，是为齐国，有方圆三四百里。虽然比现在一个省小很多，但权力比省长大多了，他在那儿自己一个人说了算，那是他自己的地盘他作主，而后来的省长只是中央派遣去的外人，在当地根基并不能牢。姜子牙到了齐国以后，以前把他休掉了的他的老婆，看看不行，又跑来找他了，要求复婚。姜子牙觉得好马不要吃回头草，于是没有客气，泼了一盆水，让她重新收起来。她明白了，羞愧地走掉。这就是“覆水难收”的成语故事。这也是“泼妇”一词之来由。

最后要说一下商朝的遗老遗少，所谓“商人”，指的是原商朝王畿地区的正宗商人，他们接受纣王的儿子武庚以及周人管叔、蔡叔合称“三监”的领导。然而他们实在不知道惜福，很快在武庚的领导下掀起“三监反周公暴动”，失败后被贬称作“殷顽”。

周人意识到从前的就地监督不是个办法，于是就让“殷顽”们离开以朝歌为核心的王畿地区，移至远处陌生的地方去接受集中管控。一部分殷顽，被迁到如今的洛阳白马寺附近居住。周人事先在这里召集诸侯修建了一个大城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很多殷顽就呆在这里劳动改造，终于慢慢溶入洛邑的历史，至今分不出你我。

还有一批“绩优股”的殷顽，被按照姓氏分批赐给姬姓诸侯。比如周公的儿子被封到鲁国，就带去了“殷民六族”，卫国又有“殷民七族”。这些殷民几族，各自有属于自己族姓的家传手艺和文化，是商人中的高精分子，他们把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带去了那些相对边远的陌生土地，虽然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未必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幸福。

最后还有一批殷顽，则跟随着商朝大贤人微子启，或者换一种称呼方法——“最乖的亲周派人士”，去了河南商丘，被封建为所谓的宋国。

宋国国君微子启每几年就要赴周都镐京述职，据说半路上还经过了从前的朝歌，看见繁华如锦的宫殿之场如今已是废墟，农民同志们已经在废墟上种植麦苗了，心思不胜其悲，就作诗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呵呵，他还没忘了骂纣王：这个狡童啊，当初就是不重用我！

两千七百年过去了，我出差来到陕西省西安市以东的骊山脚下，做我自己谋生要做的事情。这里正是从前周人活动过的地方，而我却找不到周人的任何蛛丝马迹，只有残冬天气的冷风，从碎碎的山土里，夹杂吹过。而秦始皇的陵丘，在山坡之余处，倒甚盛，游人也颇隐隐有。

我想到丰镐的旧址，西周故地，试图寻访周武王创国的遗迹和周公辅国的往事。然而镐京已经荡然无迹可寻了，只空余一个地名罢了，以及路边一个低矮的小吃店居然打着“镐京饭店”的木牌子。那曾经煊赫在这块地面上的一整个朝代，只今已抹去仿佛一场梦干干净净了吧。

梓泽丘墟，流水无情。往事已矣，明月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