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祖烈烈（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一
商汤，我们叫他汤先生，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梳着矮髻的短个子中年人。[1]他的十四世祖爷爷，就是山东大地上的一只燕子。一天，帝喾的二太太“简狄”去池塘洗澡，看见燕子从空中扔下一只鸟蛋。这简狄刚好饿着肚子，就一口吞了，于是怀孕生了孩子，取名子契，就是汤先生的祖先。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的“商”字，就是燕子展翅飞翔的样子。
为了纪念这件事，简狄还唱了个歌，歌词只有一句：“燕燕往飞。”意思是“我的爱情鸟它已经飞走了。”这是北方中国最早的情歌。
作为东夷族的一支，商族跟其它东夷族一样，都崇拜凤鸟，所以难免吃鸟蛋进补。有同样传闻的还有满族，爱新觉罗氏的祖先据说蹦出于一个蛋壳。女真族、朝鲜高丽族、秦族的先人，都是传说吃鸟蛋而受孕的，说明他们与东夷族联系千丝万缕。
汤先生有时候坐在高高的大树下面，嘴里含着一个石球，和旁人一起回忆自己的燕子祖爷爷。这只扔下鸟蛋的燕子，给了商族人很多启示，比如汤先生就养成了含球的习惯，他把小石球含在嘴里，鼓腹而游，自得其乐，仿佛变成了那只衔着鸟蛋的燕子，虽然这显著地损害了他的牙齿。汤先生说：“我死以后，也要嘴里含着石球埋入坟墓。”后来，死者含玉的习俗扩展到全国，而所谓玉，不过是一种光泽特殊的石头。
祖爷爷燕子的下一代，是十三世爷爷“子契”，子契的光辉事迹更是汤先生缅怀的对象。这位鸟蛋之子，长大以后，担任了舜帝的文教部长，负责意识形态建设，并且与大禹先生过从甚密，成为f4中的光荣一员，帮助大禹治水。这些功劳使得他裂土受封为一方诸侯，被舜把他封到山东省曹县地区，家族也就从此留在那里发展。每当曹县地区的汤先生回忆到这里，总要情不自禁向西眺望，仿佛听见黄河的涛声滚滚，看见祖爷爷子契曾经奋战过的中原的花花世界。据说中原的月亮比东夷族的更圆，什么时候我也要去那里打闹一场。
汤先生的屁股底下垫着一块石头，这一点与中原的华夏人异趣——华夏人都是双膝屈地跪坐。汤先生不喜欢虐待膝盖，他的坐姿被记录到“夷”字的远古写法上，是屁股坐着高高的石头（）。汤先生的脑袋顶上，是商人流行的平顶冠——有点像现代的护士帽子，因为相比于华夏族，东夷人发髻低矮，所以平顶就够了。有时候他还把头发改编成辫子，盘在太阳穴、额头一线成为一圈（类似阿q），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干脆不戴帽子了。汤先生上身穿着交领右衽的短衣，与甲骨文“衣”字相合（）。下裳类似后世妇女的短裙，但却是前后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可以开合。为避免腿部寒冷，汤先生还用布条缠绕小腿，仿佛八路军的绑腿。汤先生的脚下是一双葛藤皮编成的鞋子，尖头高高翘着，叫做“翘尖鞋”，十分花哨，好似阿拉伯王子。他的下巴按照商人的习俗，刮得一干二净。虽然晏子在古书上认为汤先生有胡子，但很多出土的东夷人陶像是光着下巴。[2]
汤先生身后有两个侍卫，都举着纹样精细的玉铲、玉斧，汤先生手里还握着象牙雕筒，里面装着古代饮料，精致的做工表明了商人精神生活水平颇高。
我们有一个误解，认为商人——或者东夷人，像日本人那样歇斯底里，富于武士道精神，脑袋扎着白布条，持弓带箭，尚武好猎，比如蚩尤先生、jr.后羿先生，都是这样。其实这是对东夷人的误解，东夷人确实体格粗大，强勇有力，但并不妨碍其天性谨厚，心田柔顺、好让不争。汤先生就是仁让的楷模，为人和蔼可亲，还特别喜欢小动物。有一次他出外打猎，看见族人们在野外竖着张开罗网，网孔大小正好能钻进一个鸟头，一旦鸟头撞进，羽毛卡住，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只得被人摘下来活捉。当有成群迁徙的鸟路过时，一次就能网到几百只不止。
汤先生的族人们把网围好，一共四面，密不透风。一名神汉祷告说：“圣明的上帝啊，我们祈求，四面八方的野鸟，一个不留，都撞到网上来吧。”汤先生一听，笑了：“嘻！这不绝种啦！可别这么缺德贪心，夏桀才这么干呢！赶快把网撤掉三面，重新祷告，愿意向左飞的，向左飞；愿意向右飞的，向右飞；一定要向前死不改悔的，那就请撞到我的网上来吧！”
这个“网开三面”的故事随后传开，邻居的诸侯们纷纷议论：“汤先生的道德真是完美无暇，连禽兽都受到他的庇护，更何况是人呢？”于是，两个叫女鸠、女房（都是男的）的贤人，就慕名来投奔他了。
顺便说一句，吃鸟现在是陋习了，鸟和其它野兽一样携带非典病毒，不要吃。
女鸠和女房带着咨询师的眼光，把汤先生的地盘诊断了一下，然后说：“贵国只有区区七十里的封地，地狭人小，好像一盆鲫鱼瓜子，恐怕做不出什么大宴盛馔。”
“是啊，那怎么办呢？”汤先生忧虑地说。
女鸠说：“您必须寻找更多的鱼，才能凑足一盘菜。您北边不远的有莘国，就是一条大鲨鱼，地肥人悍，武力冲天，四邻为之侧目。他们的女孩，味道也好极了，就是牙齿长得不太齐。如果您能跟这女孩结婚，就等于认了有莘氏当娘家，有了娘家支持，您陡然就阔气了。将来干什么都合适。”
“可是，我跟她不认识，没有感情啊。”
“我认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结婚会给您带来很多不相关的亲戚。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境殷实的女人。这一点您不知道吗？”女房说。
汤先生想了想，就从嘴里拿出圆滑湿润的石球，傻傻地捏了一会儿，又放回去说：“那好吧，就豁出我自己去吧。”
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家族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的行为。家族掌门人出于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扩大家族势力的目的而结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牺牲了个人情爱。
夏日的夜晚，满天里沉碧一色，一颗小星，缀在月华波纹的外圈。汤先生和有莘氏的公主拥在虎皮与丝绸布置的地铺上——这是婚床。他们俩互相没什么好话讲，就一起抬头，望着天顶的星星（当时的窗户多开在屋顶上，所以可以望见）。他们看见明月洗尽了满天的铅华，鲫鱼瓜子获得了与一只鲨鱼的联盟。
二
随有莘氏的公主陪嫁来的有一群奴仆，其中有一个大政治家，名字叫伊尹，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背着一个炒菜锅。
伊尹本是一个平民，想找机会接近汤先生。他听说有莘氏的公主要出嫁给汤先生，就把自己像唐伯虎那样变卖了，卖到有莘氏家里当奴婢，随后跟着公主，作为陪嫁的奴婢，来到汤先生这里。
伊尹背着炒菜锅——这是他的职业，他是一名厨子。不过叫炒菜锅不准确，应该是陶锅，传热慢，不能爆炒，只能煮肉和菜。
这一天汤先生吃罢饭，用餐巾纸擦着嘴，问伊尹：“这牦牛尾巴和大象鼻子炖粉条，真叫好吃，怎么做的啊，大师傅？”一边把嘴里的石球用舌头推来挡去，以免它影响气流。
伊尹终于得了说话的机会了，一拱手：“主人，我作为一名大厨，我的本事是煮肉。我煮起肉来有独门功夫，而且我从煮肉中悟出了治国安邦的道理。”
“那快说说吧。”
“煮普通肉羹也好，煮牦牛尾巴大象鼻子炖粉条也好，都要使用文火慢慢地来。”伊尹说，“我把各种作料切碎，使它们的成分搀和起来，味道相互调和，做到和济五味，酸中带甜，甜中带咸，精妙细微，不能言传。要辣而不烈，淡而不薄，咸而不厚，甜而不腻，酸而不酷，各种味道都不能过度，这就是调和主义、中庸思想。具备中庸思想的滋味溶解于水中，无影无形，不能辨别其一端，混合天成，却甘美异常。它浸入肉的体内，再从肉体散发出来，直传到几百米远，扑钩人的鼻子，肉就算煮到最高境界了。我把这种观念引入为政，为政就要讲究调和，调和是为政的道理，调和各种势力，为政如春风沐雨，政策竟润物无形，君臣相符，百姓克偕、人民和合，全在一锅当中，这是为政的化境。我这煮肉之技，包含了深刻的为政之道啊。把握此理，向东向西，从心所欲，有志必逞，无往而不克。”
汤先生听罢，站起来一揖到地：“伊尹师傅的锅主义和煮文化，真是振聋发聩，论述得好极了。我耳目为之一新，困惑焕然冰解。您这个厨子的才干，真是经纶天下，匡扶宇内，无出其右。天赐我瑰宝也。”
伊尹，顾名思义，诞生在伊水上。伊水和洛水平行，一起投入黄河。伊洛之间，是天下最肥沃的平原，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就在这里，这也就是洛阳地区。既然伊尹来自伊水——夏朝地区，那他应该会说夏朝话，于是汤先生派伊尹回去当卧底。汤先生说：“我听说夏桀残贼诲内、劳民伤财，但不知是真的假的，请你跑去看看情况吧。”
伊尹于是奉命离开山东曹县，西行回到中原，钻入夏王朝的都城（河南巩义），开始从事间谍工作，收集情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为了隐藏他的身份，汤先生还开枪为他送行——从后面亲自追杀他，朝他放了几箭，使伊尹好像是被东夷驱逐了似的。
伊尹凭借自己的大厨手艺以及莫须有的英俊外表，成功地把交际圈渗透到夏桀后宫，与上流社会的妹喜女士关系暧昧。妹喜女士原本被夏桀爱得发狂，两人日夜欢乐，须臾不能舍。这妹喜是个小巧型的美女，个儿不高，身材纤细瘦弱，轻盈袅娜，有点像张柏芝。夏桀常置妹喜于膝上，与之嬉戏，妹喜一笑很摇魂。妹喜喜欢听裂缯之声，夏桀就给她找来大匹绸缎，撕成一条条地听。但好景不常，夏桀又喜欢上了另外两个四川来的美少女：琬小姐和琰小姐，都是性感的女俘虏，与夏桀打得火热。妹喜稍受冷落，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夏桀，却无能为力。于是她装作漠不关心你，偏和大厨伊尹鬼混在一起，俩人一起向流星许了很多的心愿。
作为抗议和报复，妹喜跟伊尹好上了，还带伊尹参加宫廷沙龙，观看那臭名昭著的酒池比赛。夏桀于群臣陪伴之下豪饮，鼓声之中在美酒荡漾的池边欣赏着声色表演。这帮群臣也不是什么好群臣（好一点的都退隐回家，闭上了嘴巴，剩下的都是酒肉之臣），他们喝多了，就互相持着膀子，东倒西歪地努力站起来，举起杯子一起合唱：“咱们一起去亳玩玩吧啊……亳也是个大城市啊……”
伊尹还不断从无辜的妹喜嘴里套到情报，他成功的间谍行动，后来被记录在《孙子兵法》、《阴符经》等古书中，孙武把它总结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叫苏秦的战国人看了那本《阴符经》，被伊尹的冒险行为深深吸引，也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知名间谍，这是后话不提。
由于没有文字可凭传递，伊尹亲自跑回山东曹县，把一些珍贵而激动人心的信息向汤先生汇报，他说：“我观察了夏桀的厨房，粮食聚集太多，堆积成山，多得吃不了，于是酿成了整池的美酒。而他的农夫，在田里干活都使用石铲、石镰、石斧、石刀，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还有骨铲、蚌镰、蚌刀，也不好用。夏桀有如此多的粮食，不是说明他国家富有，而是说明他征敛过度。万民不堪其苦，势必民怨沸腾。而且天又大旱，伊水洛水干涸，它们的干涸就等于宣布夏王朝命脉断绝，因为伊洛两水是夏的立国之所。但是，夏桀是个乐观的人，就像水壶一样，屁股已经烧得通红，还在有心情吹口哨呢。”
汤先生听完汇报，露出满意的笑容，兴奋地站起来：“实话告诉你说，我这人一贯志向远大，与天地等高。我早就想给夏桀收尸了。我平时轻赋薄敛，以宽治民，又利用田猎的机会，训练武士。我想挥动我的虎狼之师，与夏桀会猎于中原。”
“眼下进攻夏桀，我看时机未到。”伊尹提醒说，“通过我的观察，夏桀虽然无道，但作为大禹的后代，是天下的共主，在诸侯中仍有威信。夏王朝已历四百多年，轻易不容易撼动。不如您养精蓄锐，宽以治民，慢慢寻找机会。”
汤先生于是又只好坐下。
夏朝末年的这场大干旱，足以跟夏朝初年大禹时期的洪水媲美：伊洛水竭，五谷焦死，这样的力度，自然也波及到东边的商族。
针对天气亢旱，伊尹找到了有效的solution。他不但会给人做饭，也会给植物做饭：伊尹“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就是在庄稼根下刨坑，施以人畜粪便。庄稼们乐了，吃得又饱又香。开始使用肥料，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汤先生善于网罗人材，有伊尹、仲虺、女鸠、女房一班谋臣。其中仲虺（念灰）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战车的发明者）的后人，受封在山东滕县地区的薛国，是一方诸侯，也举国来赞助汤先生。“费昌”是夏禹时代f4成员伯益（东夷人）的后代，也跑来投奔汤先生，当了汤的驾驶员。
汤先生的策略是以宽治民，他吊死问疾，以振穷困，以养孤孀，又在老窝曹县的北边修筑军事大城，加强地方割据。这些蠢蠢欲动的举动被夏桀察觉，夏桀惶惧不安，遂采取了防范措施，召汤先生入朝问话。汤先生经过翻江倒海的思想斗争，选择了乖乖入朝。他跋涉三百公里以后来到巩义地区，被夏桀直接逮捕，囚禁在国家监狱“夏台”里边，用桎梏夹住。桎，是一条绳索，上连脖颈，下系于腰，中间缚着反背在身后的俩手——倘是女的，手就被缚在胸前。梏，则是连接两脚的木杠。这样汤先生就跑不了了。有时候人也把马的左前蹄跟右后蹄用梏夹上，让马这样瘸着到村子外边自己玩儿。
汤先生一瘸一拐地呆在监狱里，呆在老家的伊尹、仲虺急了，赶紧捧了奇珍异宝，跑去赔礼道歉，表示称臣纳贡，打消夏桀疑虑。夏桀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也就释放了汤。
汤先生这只老虎被释放回深山，就加紧了灭夏的步伐。他的老窝山东曹县往西不到一百里就进入河南，进入河南后遇上的第一个小国叫做葛国，挡在夏桀与商汤之间，是夏桀的忠实属国、铁杆羽翼和汤先生的眼中之刺。汤先生觉得有必要颠覆这个政权，以方便自己染指中原，于是寻找出兵的借口。汤先生费尽脑筋，派出核查人员到葛国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武器，倒是看见葛国国君“葛伯”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无神论者，特点是不喜欢祭祀，因为祭祀需要把大牛大羊烧了埋了，他舍不得。汤先生决定先礼后兵，派出外交人员向葛伯提问：“贵国不敬上帝，长期拖欠缴纳上帝的会员费，我们特来问问为什么？”
葛伯正在啃羊腿，学名叫做炙。把羊肉牛肉串起来，架在火上烤，一边烤，一边往上涂调料，以免烤糊了，这就是炙，有点类似现在的烤鸭。当时的灸品有灸牛肉、灸羊肉、灸猪肉、灸雉、灸兔、灸鹑等等。还可以把鲜嫩的牛羊鹿麋肉切成薄片，用调料浸成生肉片，就可以吃了，类似日本人的生吃鱼片，但不知加不加芥末——这叫做脍。这就是所谓的“脍炙人口”。
葛伯放下肉碗——因为是跪坐在地上吃饭，陶碗的碗底下就有一个高的脚，方便戳在地上给人吃，免于弯腰缩颈之苦。葛伯说：“我们这地方不产牛羊，好不容易有几只也被我吃了，哪有富余给上帝吃？”
当时祭祀用的牛、羊、犬、豕，都要是纯一色的，确实不好置办。汤先生就派人挑选了一群肥大的牛羊给葛伯送去。结果葛伯把牛羊全都自己吃掉了，上帝还是饿着肚子干看他满嘴冒油。
“您怎么还没有祭祀啊！”汤的外交人员大惑不解。
葛伯又推脱说：“我们不是不懂得祭祀的重要，只是每次祭祀除了牛羊还要有酒食，我们的田中大旱，种不出粮食来，当然就举行不了祭祀。”
汤就派出一批劳动力前往葛地去帮助种庄稼。就跟现在的农民种地一样，中午没有回家时间，工间饭就在地头上吃，由老人小孩们送饭来。葛伯和他的老百姓觉得等着庄稼长出来太漫长，干脆先把工间饭抢来吃了罢。于是一等到午后两点钟（当时一天吃上午、下午两顿饭），就冲到地头去，围着商族的老人小孩要盒饭。一个送饭小孩坚持原则，反抗抢劫，说：“没有饭卡不给饭。”这帮人就急了，抡起石块把小孩砍死。小孩临闭眼还紧紧攥着沾满了鲜血的盒饭。这个暴行激起了商族上下的愤慨，汤先生不失时机地组织起他的第一次翦夏之征，叫上他老婆的有莘国大鲨鱼，仲虺的薛国武装，成功地把葛国灭了。
汤先生又送牛又送羊又助农给葛国，无非是想以葛国的无理，来作为自己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个战争借口，不单是给自己的民众看的，让民众支持自己，同时也是给自己的盟友看的。以商汤七十里面积的小小封国，和葛国单打独斗，胜负参半，唯一赢人的办法是拉几国联军。而几国联军兴兵伐向某一诸侯，是非得有一个看上去比较像样的理由不可。就像美国联络了几国打伊拉克，需要有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借口一样。
从打葛伯这件事，看得出来汤先生为了达到目标而处心积虑，是个善于煽动民众和策划事件的人啊。
汤先生的翦夏事业，合计十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是第一次。据孟子说，汤向东征讨，西夷就埋怨，怎么不打我啊；向南征讨，北狄就埋怨，为什么偏偏到我们这里来得这么迟呢？老百姓期待着他来打，如大旱之望云霓。汤先生诛杀了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就如同下雨一样爽。汤于是无敌于天下。
当然这是孟子为了推销他“仁者无敌”的论调而臆想出来的故事，事实恰好相反，无敌于天下的绝对不会是痴仁者流，诸侯老百姓即便自己的国君不贤也不会贱得盼着别人发兵来打自家。虽然文献记载中的汤讲求仁义，被后代学者美化成了一个“汤德至矣”的圣王，商人仍然是一个“先罚后赏”、不重文教而崇任刑罚、超喜欢人殉和猎取头盖骨的部族。汤先生把“猪啊羊啊送给葛伯去”的学雷锋行动不能隐藏他故意制造战争借口和制造冲突纠纷的意图。
所谓儒者的理想，毕竟掩盖了不了血淋淋的事实，葛国被汤先生灭了。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刺倒。国破人亡、流血浮尸的呼号之声，经过历史的漫漫屏障，已微弱无闻。葛伯之族在亡国之后流离失所，成为葛姓的先人。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些葛姓的人被安置在山东诸城，诸城葛氏为了区别开其它的葛姓，就叫“诸葛”。这是诸葛亮先生的姓氏来源。葛国的位置，在今河南省东部的宁陵县。葛伯当初最缺的牛羊，现在宁陵县已经不缺了。羊的存栏数是55万只，牛存栏7.3万头，猪就不用说了，28万头。还有两个养牛场专供应出口。是畜牧大县了，呵呵。被污蔑为贪吃馋鬼的葛伯在天之灵，睹此，不知该作何想也。
三
汤的策略是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逐个翦除夏桀的羽翼，削弱孤立夏桀。汤的工作从葛国开始，然后进一步向西推进到韦、顾、昆吾三国，这是夏桀在河南东部地区的三大防御支柱，夏桀动员自己的车马补充支持前线的时候，韦、顾已经陷落，勉强保住昆吾（地点在河南中部的许昌，西距洛阳不到两百公里）。[3]
夏桀一方面增兵昆吾，巩固东方防线，一方面传令到山东地区商汤的身后去，要求东夷诸族从后面攻袭商汤。看来东夷族不是团结一致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与华夏竞争中一贯占下风的原因），一些东夷部族接受了夏桀调度。汤先生看到自己有腹背受敌、东西夹击的危险，赶紧向夏桀谢罪，请求投降，发誓恢复纳贡给夏朝。
夏桀没有看过鲁迅的书，不知道“打落水狗”的可贵论点，所以表现出了妇人之仁。他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总是低估自己的对手，在玩寇中一再丧失时机。夏桀没有计较汤先生破坏局部地区安全格局的罪过，没有抱着除恶务尽的架势把汤灭掉，而是继上次夏台监狱释放商汤之后，再次放掉了商汤一把，这与夏桀“残暴”的恶名声颇不一致，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史书上对他众口一词的指责，带有人为捏造的成分。
汤先生老实了半年，第二年再度大举兴兵，进兵昆吾。汤先生这次摆出了决战的态势，他乘坐的战车载着一杆旌旗，彩带飞扬，伯益的后人费昌驾驭着车上的两马，为他前后趋逞，汤的副官则捧着黄钺（大斧子）给他护驾。这支队伍也包含商汤本族、姻亲联盟的子弟兵，合计是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所谓“必死”，就是形容东夷战士视死如归，如火烈烈。尽管如此，商汤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几句话。他接过副官的大斧子，站在战车顶上，取出嘴里石球，扯开喉咙说道：“诸位，我听到一些议论，说我商汤不够怜悯你们，耽误了你们干农活，去打什么鬼仗！不过，不是我商汤偏偏野心勃勃，要犯上作乱，实在是夏桀罪恶太多。上帝命我征伐之。你们又要问了：‘夏桀到底有什么罪，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夏桀贪婪，耗费民力，害苦了夏朝人，普天之下谁都知道。人们一致怠工，不跟他合作，诅咒他这个太阳早点灭掉，宁可与他同归于尽。夏朝烂到这种情形，我能不管吗？现在我要求，你们顺着我去实现上帝的意志，我就会重赏你们，绝不食言。否则，死了死了地！”
汤先生的发言，再次证明商族人原本无有侵掠之心，全是商汤对他们极力煽动的结果。在汤先生的一番煽动和恐吓下，战士们都被打了鸡血，纷纷举拳发誓：我志愿跟随商汤，放弃家里的农活，服从汤和上帝的命令，去打狗日的夏桀。汤先生很高兴，自命为司令，刚要整军进发，就看见伊尹风尘仆仆跑来了。
伊尹这几年没少往夏朝那边跑，不断刺探情报。“司令，你听我说！”伊尹对商汤讲道，“这次我从妹喜那里得到可靠消息，是绝密情报，光这一条就顶一个师的兵力。妹喜说，夏桀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两个太阳。西边一个太阳，东边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西方日胜，东方日败了。”
“啊？什么意思，东方日败！东方的就是我们啊，东边的输了吗？”汤司令两目呆滞，无比沮丧，“你没记反吧？明明应该是我们赢啊。”
“梦就是这么梦的啊。不过我有好办法，司令，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绕到夏都西边，从西边发动攻势，我们岂不就成了西边的太阳，夏桀成了东边的太阳，西边之日必胜，不就是我们一战而王吗？”
这个调换赛场的建议得到了汤先生批准，事实上，夏桀的防御重心，都是针对东夷人，所以重兵布署在国都以东。伊尹要迂回穿插到夏都以西，发起决战，属于军事学上的避实就虚，占尽便宜。这使人想起希特勒绕开法国人钢筋混凝土垒筑的马其顿防线，从北边迂回攻入法国，活活把人气死。
于是商汤的七千子弟兵，绕过预定的主攻方向“昆吾”不打，而拐从南边大踏步急行军，兜到河南中西部的洛阳地区以西，也就是在夏都以西修整待命，准备随时发起强大迅猛的冲锋。
夏桀的国土听凭商军任意穿插，看得出来夏王朝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夏桀控制的不过是都城洛阳地区极有限的面积，他发出的号令传不出三五百里之远。各地诸侯听从夏桀的调遣，向夏桀纳贡称臣，不是因为夏桀乃绝对的帝王，而是因为夏本身是一个大诸侯，是天下诸侯中相对最大的，是诸侯的“共主”，所以听他的。当时的“夏王”还不是后代意义上的皇帝，夏只是一个居于中央的大诸侯，各地的小诸侯，与他保持一个松散的联盟关系，奉之为“共主”，可能服从他，也可能会叛离。总之，夏桀对全国的控制力远远不能与后代的皇帝相提并论，这也使得区区七十里起家的商汤可以凭借一两次杰出的战役就取代他的地位。
由于夏朝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国都以东一两百公里的昆吾（河南许昌）一线，夏桀对于国都西侧突然从地平线冒出的商族部队大为惊恐。史书上说两军没有接刃夏桀就主动撤退，飞也似地向东线昆吾靠拢，寻找救援，并且在狂奔的过程中士卒离散，形成溃乱局面。[4]
昆吾之君接住夏桀仓促应战，被尾随夏桀而来的汤司令军击破，昆吾之君战死，昆吾被灭国。在汤司令的压迫之下，夏桀残军不得不继续向东撤退，跑了一百多公里才收住脚步。再往东走，就是山东地区的东夷诸侯地盘了，夏桀没有退路了。于是他就在鸣条（河南开封地区）转过身来，与追击而至的汤司令，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这场战斗也就是著名的“鸣条之战”。
东夷族一贯拥有优秀的武器装备，擅长射击，攻防兼具，这给他们带来了战场上的主动，使华夏族惴惴不安。从前夏后“杼先生”发明了皮甲，以防御东夷的利箭强矛。但夏桀的战士一路奔命，估计早把皮甲这样的重装备半路丢弃，以求跑得轻快点。于是，鸣条之战中，商族的六千子弟兵从士气到武器都占上风，友军的支持也使他们春风得意。而夏桀的羽翼——那些铁杆的属国，早被商汤翦了去了。夏后夏桀只好孤身作战，逞其匹夫之勇，一手持矛，一手扬斧，双手挥动如轮，只身冲陷敌阵。夏桀这人颇以勇力著称，据说他能拉直铜钩，两臂能生裂兕虎（兕是母犀牛），神力冠于华夷。虽然东夷战士以骁勇犀利见称，也在夏桀的劈打之下，纷纷倒毙，头破胸穿。夏桀身后还豢养着一班勇士，都能手裂虎豹。凭着他们出色的单兵作战能力，夏桀硬是在几千人的围追之下血战突围，裹带着一部分亲属（包括妹喜女士在内）冲出险恶的矛林箭雨。这一场景使人联想到项羽的垓下之战，以二十八骑而脱围。[5]
这时，鸣条西边有汤司令拦截，东边是东夷之地，夏桀只好往南方逃窜，深入非典病毒多多的荒障之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徽巢县地区（有巢氏的老家，在战争年代，有巢氏的巢，经常被燧人氏的火烧掉——鲁迅语），在那里夏桀捂着伤口，终于死掉了。他临死对妹喜说：“我后悔当年没有把商汤杀死在监狱里，结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在经历了十七位君主统治之后，夏朝终于灭亡了。如果包括中间有穷国（jr.后羿）的四十多年，夏朝从禹至桀，共享国四百余年。
夏桀在临死前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懊悔从前疏于防范，过于仁义，两度放过了商汤。我想，大约项羽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慨，后悔没在当年鸿门宴上杀死瓮中的刘邦，遂使刘邦竖子成名。但，夏桀有没有想到，即使当初杀了商汤，还会有薛汤、有莘汤、豢龙汤。[6]
四
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王，他任命伊尹、仲虺作相，把纯白色的衣服定为最高等级，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后来此词被***借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牵动了亿万人的一生。商汤又亲自写了诰词，向原有各夏诸侯重申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要求诸侯都要以夏桀为教训，奉公守法，勤奋治国，否则就要惩罚他们。[7]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是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8]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担给三千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诸侯万国，体现着整个中国统一化的进程。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古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帝国，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当时天下有很多（三千个）诸侯，这些诸侯一直是历来独自存在的，是原始各个部族的自然延伸。所谓商分封他们，只是商汤再次确认他们的既有地位罢了。商王不能直接管理到各个诸侯的内部事务。商王的直接控制区，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一个圆，所谓“邦畿千里”，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省中东部、山东省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诸侯们的舞台。
诸侯们眼中的商，其实更像是一个头号的大诸侯。这个大诸侯，因为相对地最大也最有功绩，故被众诸侯奉为宗主。诸侯们对商保持名义上的推尊，象征性地纳贡。他们对商的态度，随着商这个“大诸侯”的军事经济兴衰而变换，时而趋炎附势、亦步亦趋，时而将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为了防御某些野心不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诸侯可能叛商并进攻商，商汤干脆把自己锁在一座严丝合缝的城里——除了有传统的壕沟，还要有夯土的城围。
建造这样的城，意味着需要砍伐林障、加工木材、堆砌土料、制造工具、设计器械，这些东西刺激了青铜工具的发展。在施工过程中人们还需要缜密沟通，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于是，修城这种出于战争防卫目的的行为，给人类文明直接带来了好处。这是战争的积极历史推动力。（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之所以发达，也是由于那里的城邦国家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间不停打架，迫使大家挖空心思发展经济、革新技术。）
为了向东夷大本营靠拢，商朝的政治中心从过去的洛阳向东移动，但是国都的准确位置历来众说纷纭。我们所能断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在王畿地区（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准，跟清华大学等大，即长一点七公里，宽一点二公里（而从前的城邑，才都一个普通中学大小，每边几百米，像个土围子）。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内外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9]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体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商汤所居住的内城。内城处于整个大城区的南部，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内城（也叫官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在南半部。商汤的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商汤的王宫是当时的帝国大厦，它有两重屋顶，类似紫禁城里的大殿，叫做四坡重檐式，只不过屋顶上没有琉璃瓦，而是白茅和灰泥。它建造在几百平米的夯土高台上。而圆木的柱子，就在每个宫殿的前脸立着，协助支撑着巨大的屋顶。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的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它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商汤的宫城是downtown，在南城里，庄严优美，是贵族游乐居住上班之所。平民区则在uptown，北城，往往是些半地穴式的坑屋，里边是低矮的土床，还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一直没变，而坑屋的主人一般都是在手工业场上班的平民，可怜的上班族，居住卫生条件也并不很好，以至于商汤要求，谁敢在大街上乱倒炉灰，就砍断谁的手。这条严苛的刑罚，在商朝灭亡后，还被后来的楚国一定程度保留着。
城外顺着城根，也有一些居民，居住条件好于城里，都是耸立地面上的小房子，方形或长方形的，屋檐是两面坡顶，里边隔出不同功能的小室。这也并不奇怪，这就像现在的城郊住户往往住的比城里宽敞一样，城外的房价低啊。事实上，城外虽然住得宽敞，家底还是不如城里人殷实。城里人虽然住坑屋，但是往往屋门口埋着人殉的骨头和脑袋，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是有钱人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这是平民中的白领。[10]
商汤立在自己的宫殿前柱子之间，无聊地张望着。旱灾还在继续，号称“煎沙烂石”。夏桀虽然亡了，但是旱灾并没有因为人间的改朝换代而终止。宫殿的柱子石础闪闪发光，耀眼刺目，反射到商汤的眼里。[11]
“上帝如此不惠顾我，难道我也像夏桀那么昏聩，招引这样的天罚吗？”商汤很焦急地想。
贞人走过来，对商汤说：“按照我们神职人员的学术观点，对付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燎祭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作为牺牲，架在柴禾上烧了，烟火慢慢飘上天空，香味献给上帝享用。上帝一高兴，就会降下我们苦苦期待的雨水。”
“这事不要麻烦别人了。我的职责就是事奉上帝鬼神和祖宗，由于我的愚蠢，上帝降下干旱，导致万民受难。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拿我自己做牺牲好了。”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洗洗干净，剪发、断爪（爪是指甲，不是手，剪掉指甲，免得上帝吃我的时候恶心）。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它牛羊祭品杂成一排，伴着咩咩、闷闷的叫唤声，被一齐抬到了祭坛上，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的肚子上放了一盘作料。
贞人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商汤委屈地闭上了老眼。贞人又拿出面具戴上（做法事要戴上面具，好像外科医生要戴口罩一样），贞人蹦了一段儿古典摇滚，然后说“点吧！”——当柴禾劈劈啪啪愉快地燃烧起来的时候，商汤有了烤鸭的感觉。但他一动不动，眼睛像一朵孤独的窗口，挤着重重迭迭的忧愁+快乐的情绪，如此真诚的视死如归的感人场面，终于振动了鬼神。晴天一个霹雳，哗哗啦啦下起普天同庆的一千里喜雨来了。
商汤在位十三年后，驾崩了，死后不知葬在哪里。如果你要去缅怀商汤革命的伟业，建议去河南偃师商城旅游。这片沉睡底下的遗迹似乎仍然可以找到汤先生游动的身影，他嘴里含过的石球，也许还丢弃在某个土坑角落。偃师这片废墟，清晰地鉴定着早商的历史，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朝代。而这时候，埃及帝国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已经在地球上矗立了一千年了。
五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商汤时代我们开始屡次提到它。商朝的甲骨文里经常有“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人们的祭祀对象，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商汤先生焚身求雨，也是朝着上帝来的，他说：“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在后来的《尚书》、《诗经》、《史记》这样的书中，“上帝”一词更是屡见不鲜。所以，“上帝”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他的模样是个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目中，自有一个中国脸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替商汤想象一下，我们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像阿q那样）——唯一和清朝人不同的是，前半个头并不剃成一个光的半瓢。当然梳髻的人也有，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发型多种多样，说明当时的中央集权程度尚不高。
这位梳着大辫子的商朝人的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他和人间的帝王一样，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就是日、月、星、风、雨、云、雷、旱等气象诸神，他们听从上帝的号令并各司其职，向下界播风布雨。
这个梳着商朝大辫子的上帝（有时候也把辫子盘在头上像阿q那样）带着自己的政府班子，住在天上，但是在地面上，也设有驻地球的办事处——祭庙。上帝为了养活自己的政府班子和支撑在天上的开支，就经常跑到祭庙里去和人做生意。“令雨”、“令风”、“令雷”，就是他推销的主打产品，就是命令刮风下雨。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得不顺心，就会降下旱灾，这是他的拿手戏，或者下雨不止，形成涝灾，直到商王唱歌奏乐、跳舞，献上美玉给他，端上黍稷猪肉美酒给他吃喝，他才息风止雨。这种讨好上帝和人神交易的过程就是祭祀。
总之，随着人间产生了商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在以前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有了顶级之神，譬如上帝。凌驾众神之上的上帝的出现，标志着人间专制国家的成形。
商朝的人们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上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最后到了皇权专制时代，宗教权就更被皇权收编了。这就是中国宗教业的简单的悲哀的历史，也是中国和外国一直不同的地方。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平均寿命是三十二岁。这么短暂的一生，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来不及筹集财富组建家庭，所以有一半的商朝人，死后是单独埋的，而说到了媳妇因而夫妻合葬的，只有一半不到。
接下来，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不要亲近愚蠢幼稚的人——总之要听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话就对了——伊尹又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商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做了七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七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从桐宫逃回王宫，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做了七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位呢？这是困惑后代学者的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商朝初期，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移、九五之尊，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一方面他的行为又与篡国者无法区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伪造的《尚书》的一些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位。伊尹又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似乎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
在伪造的《尚书》篇章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啰唆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连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最终还是留下了个尾巴没有伪造好，伊尹还是被用王者的礼仪安葬了，那说明他实际上就是死于王位上。
其实这是替地下的古人瞎操心。伊尹在当时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也不需后人编造“还政”的故事为他开脱。“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既然抢了，就不好还，还了自己就没命了。而且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是否悔过自新并还政给他。远古时代的人们还不甚受王位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束缚，就像商汤当初对夏桀的革命，伊尹取代一个不称职的商王（太甲）在当时也许理所当然、不假思索，也不会受舆论和良心谴责。然而，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非伪造史料替他还了王位不可。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六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好像中药的名字，其实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闰年有十三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一位商王死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什么的，准确说这种称谓叫“庙号”——意思是这位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时候的编号（以时间来编）。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每隔十天就要祭祀一个（末代商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伷”、“密”哥仨相继做了商王（高、伷、密是人名），死后骨灰盒编号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戌。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以外，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戌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何方妖孽，跑到宫前来吓唬我？”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做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孽不能战胜道德，现在却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是努力地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这个妖树事件，向我们暗示了一个很不好的启端，那就是有人，譬如政务官伊陟，开始借助上帝和一些灾异的名义，来左右和干涉商王的决策。这就更加形成了一种逐渐能够和商王分庭抗礼的神职人员团体。神职人员与商王之间的权力争夺，似乎从此逐渐开始升温。）
太戌在位第十一年的时候，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去一些名山大川举行隆重祭祀仪式。巫咸在仪式上，组织男女演员，表演“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的舞蹈《桑林》，演给上帝观看娱情，一边还有铙、铎、磬、鼓打击乐器的伴奏。这样的表演，固然是在替商王争脸增光，但神职人员们通过在郊外折腾，也是在增加自己的曝光度。这场祭祀的主持者是巫咸，巫咸于是最终名气很大，连后来的屈原都成了他的fans，在《离骚》里哭着喊着要追随他呢。
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后来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不过，巫启贤又会主持又会唱，估计跟那时的神职人员也差不多）。《史记》上说巫咸“治王家有成”，说明这位神职人员巫咸同时也是政府班子中的大鳄。[12]
被桑树精和楮树精吓坏了的太戊死后，儿子仲丁继位。仲丁是经过一番斗争而上台的。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目的是摆脱敌对王室贵族的牵绊，这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
仲丁东移五十公里迁都到河南荥阳，就高高兴兴地死去了，这时候王畿以东两个诸侯国叛变。一个是有莘氏的后人，一个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经营过的地方。这两个部族都是当初商汤革命时的协同军，如今叛商，是一计很响的耳光，很大的震动。于是仲丁的弟弟“河亶甲”继位后，北上两百公里迁都至河南内黄地区以缓解内焦外困的局面。河亶甲在一些方国的帮助下，使叛乱的诸侯重新安定下来。（诸侯和方国的区别在于，诸侯是围绕王畿的一圈，是亲商王的一批，方国则在更外一圈，关系疏远，是异族人，比如鬼方、周方。商王与外环的方国联手夹击，制服了叛乱的诸侯，有点像请邻居帮自己一起管教孩子。）
河亶甲死后，王族内又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河亶甲的儿子没能继承老爹的财富，而是把王位输给了河亶甲的哥哥前任商王仲丁的儿子祖乙。祖乙照例叼着肉骨头逃跑，去了山东鱼台或者河南温县地区关上门当王。辅佐他的是巫启贤先生（对不起，巫贤），据说再度复兴了商朝的王业。接下来的几个商王过了一段平淡的日子再次爆发内讧，当局面失去控制，只好又采取迁都的老办法，去了今山东曲阜地区。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不堪，诸侯们也就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进贡朝见。这一烂摊子终于摆在了著名的新商王盘庚先生面前，时间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
盘庚是商汤之后的第十七位商王。他呆在曲阜的新都城里，忧烦却全是旧的，没有稳定的情绪。每到半夜——相当于现在四点钟的时候，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已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被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几位商王突然迁都了四次，盘庚也要追这个时髦。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不过，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并且甲骨文的记载中也没有河患的信息。另一种说法是重建和谐社会，说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越发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好多财产宝贝和土地，穷人也有了新的创业机会。但是古往今来，贫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是穷人起义这一条路。穷人搬家流亡的，比比皆是，而让地主搬家，却恐怕是死也不肯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反奢侈，说迁到新的艰苦的地方锻炼，去掉奢侈之风，改造人的灵魂。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是往富饶舒坦的地方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还很罕见。并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得多么奢侈。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固定一个饭馆吃腻了的人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徙很远，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而且商朝中期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迁都了，难道农业技术突然大跃进了？[13]
盘庚在给群众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他只是显得迁都之事是那么的急惶惶，而且理由不可示人。事实上，我认为，商王更替的王位争夺导致了新王倾向于变换政府办公地点，以求脱离敌对势力所经营的地盘，建立自己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就像从前的尧离开长兄挚的地盘濮阳，另去定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以及舜又离开定陶，去了山西蒲阪。
怎么会有敌对势力呢？商汤时代制定的“兄终弟及”与“父死传子”两种并行的继承制度，本身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也就是说，他要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暧昧不清的落后的继承制度，我们在后来春秋时代的楚国、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并且在骨肉相残的过程中成就了一个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到了商朝第十七位商王盘庚时代，“兄终弟及”制所导致的混乱，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事实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而不是交给自己的弟弟，这种情况颇有出现，弟弟因此去跟哥哥的儿子抢，而且弟弟有好几个，互相也抢，弟弟的儿子也参与进来争抢，哥哥的儿子有时候又从叔叔手中抢回去，如此引发的内讧，已经连续发生在了九届商王身上。外边诸侯们看见商王自家打得热闹，也就撇着嘴不来进贡了，不把商王当回事了。商朝进入史书上所谓的中衰。
具体到盘庚身上，盘庚是作为弟弟接了哥哥阳甲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难免心情不安。哥哥虽然是个好人，但哥哥的儿子，以及相关的利益人，想法会多种多样，难免不会觊觎王位。曲阜这里是哥哥一家所管熟了的地面，到处都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四点钟就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14]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不便如此说明，只是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的意旨。所谓先王，就是祖先们，说准确一点，往届已死的商王们。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从不留恋原有的都邑。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以安定局面，可是你们不能体会我的苦心，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乱，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我的迁都指令，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盘庚的心思不敢直讲，把话说的含糊其辞，人们越听越不理解，于是他只好接下来借助恐吓：
“以前，你们的前辈事奉我们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贪恋贝壳和美玉，不肯离开这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诉你们的前辈，让你们的前辈的灵魂好好整治整治你们，到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了谁的种，一个都不留。”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抛弃旧有的财富（除了成串的贝壳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其它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虽然据说商人驯服了大象作为运输工具，但总不能也把良田都拉走吧）。大家开拔去了商汤从前的旧都——大约是河南安阳地区。盘庚迁都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场高层权力斗争，所以才对民众威胁利诱。而且看他的样子，实在着急，好像针对他的“枪击案”就要发生了。[15]
反对派的家族们（哥哥阳甲以及亲近哥哥阳甲的家族）也明白，这次迁徙将削弱他们的势力和财富，到了新都，他们将不再完全具备从前的土地和地位。一次迁徙，就是一次权力与财富的重新洗牌。尽管他们不乐意，盘庚用先王的灵魂吓唬了一通，他们只得被裹着来到安阳（河南省北部，如今的殷墟）。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他们，更加来气了。于是开始散播流言、蛊惑人心，开始向盘庚叫嚣。他们说：“盘庚不是借助先王的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我们要求占卜！”
占卜，是把居住在缥缈天上的、商人们所崇拜的上帝的意见，传达给三维空间的人们的一种途径。上帝可以向人间投下一种阴影，人们来阅读这种阴影，作出极具价值的结论和预言，告诉人们搬家的事到底对不对。这种宝贵阴影，都投在什么东西上呢？答曰：投在牛羊骨头上，也投在乌龟壳上。乌龟由于活得长，见多识广，成为占卜的最好载体。最灵验、效果最佳。于是，乌龟盖子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而生活在中国大地河流湖泊上的乌龟们，则倒了大霉。[16]
当反对派的家族们要求盘庚举行隆重占卜仪式，请求上帝旨意。盘庚是个年轻人，不怕叫板，立刻命令神职人员在乌龟壳上（多数是乌龟肚子那块壳）刻下当时开始出现的甲骨文，用甲骨文提问上帝：“迁都是对的？迁都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双项选择题，让上帝选择正确答案。当然，有时候还出四项选择题，比如：“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这是向上帝问雨从哪个方向来。问题旁边还刻上出题者（神职人员）的名字以及出题时间。而载有题目的卷子，就是这个乌龟壳。
接着，神职人员在乌龟壳背面钻几个浅窝，用火烧灼浅窝，就会开裂出一些纹路，这些纹路就是上帝在考卷上的作答。神职人员赶紧判卷子，这需要专业训练，他们能够从纹路翻译出上帝的语言。上帝回答得很细致，比如“大雨”、“小雨”、“雨小”、“雨少”、“多雨”、“疾雨”、“雨不疾”、“纵雨”、“延雨”、“退雨”、“去雨”，看得出上帝是个有耐心的人。神职人员把翻译出来的意思刻写在烧灼的纹路旁边，这就叫做“卜辞”。
关于这次该不该迁都，上帝的答复（卜辞）是：“迁都不对。”——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搞的，总之，神职人员从纹路上读出，迁都是个历史错误。盘庚的脸立刻绿了，反对派的大家族们则欢喜雀跃，恨不得立刻跑在城里乱喊。[17]
不过呢，人们也意识到了占卜可能不准确，上帝要是不知道信口胡说怎么办，或者上帝喝多了瞎说怎么办？于是采取反复占卜的办法，多问问不就准了吗？于是隔上三五天，又问同一件事，看看上帝是否忘了上次撒的谎。另一个办法是同时使用好几块乌龟壳，问同一件事情，然后看看一致不一致。一般是三块骨头，商王拿着一块卜，占卜经理和占卜副经理各自拿一块，这也就是“三人为众”的原始出处，表示三个人的意见可以代表众人。
经过三次占卜，上帝的意见非常明确，都是不应该迁都。显然是神职人员都与他作对，听命于反对派家族的人了。盘庚的脸变成紫茄子，朝着神职人员投去愠怒的一瞥，并且当即耍赖，说上帝的意思不准。盘庚再度把贵族和政府大员（据估计有两百人左右）们召集起来训话：“像你们这样，这几天来到处乱跑，擅用谣言煽动人心，恐吓大众，毒害小民，不把我规诫小民的语言，准确及时向下传达。这样闹下去，当然就会像上帝说的，迁都成了一件坏事。占卜不占卜，还有什么意义！我是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我没有失德之处，你们不要忘了，我的威严好像烈火一样旺盛，我是你们的王！你们遵从我，就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成语出处）。要知道，即使你们像野火一样在大地上焚烧，使人近前不得，但我就能有力量来扑灭。如果一定要弄到这种情况，那是你们自己惹出的祸患，就不要怪我错待你们了！”
盘庚发了一通火，擦擦汗，又转而和颜悦色，劝诫政府大员们办什么事都要同心协力，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闹了。最后又说道：“过去，我的先王和你们的前辈，一起过着安乐而勤劳的生活，我怎么会对你们动用非分的刑罚呢？（我刚才说的只是气话罢了。）如果你们乖乖地继承前辈勤劳顺从的传统，我绝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国家治理的好了，是大家的功劳；治理的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从今以后，你们努力做好份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我也会把你们的前辈和我的先王一起祭祀，好了，让我们一起恢弘上帝和先王的意志，一心建设家园吧。”
反正都已经来安阳了，人们看看再闹也没有真回去的可能，反对派们发现人群的热点已经转移了，大家热衷的东西都是建设新家园了，在安阳好好地生存下去是第一要事，这时候大家都需要选择一个主心骨（那就是气质刚强的盘庚）来依赖。没有人还有闲情逸致跟着反对派折腾。并且迁都也打乱了反对势力的格局，削弱了反对派的实力，重组之后的新天地里，盘庚成为人们拥护和依赖的对象，并在新的家园重建起另一番秩序与生活。据说百姓由此生活安宁，商道复兴，诸侯来朝，形成商朝中期的一段人心振奋的时光。
这就是盘庚迁都的故事。
与盘庚同一时期，西方也有一个叫摩西的人，正率领他的犹太民众，离开埃及，走在通往未知的福地的路上。他先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的犹太民众离开埃及。但埃及是当时西方世界文明程度最领先、最繁庶的地方，谁愿意离开呢。宁可在这儿受迫害当狗，也不愿意出去到旷野里当狼。摩西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了这帮人跟着自己上路。一路上，还是有些人唱反调，鼓动着闹事，嚷嚷着不走了。摩西只好给他们训话，但是没有用，于是他只好假装见了上帝（他的上帝和盘庚的上帝长得不一样），还专门约定了“十诫”给自己撑腰，又不停地拿出上帝显灵之龙卷风来，连哄再吓，督促着这帮人，费尽千辛万苦，去寻找他们的耶路撒冷。
摩西，这位西方的盘庚，他们迁徙的动因和意志的卓绝，是多么的一样啊。
七
盘庚在位二十几年死去，但是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这反映了当时王者的权力还不是极端牢靠，人们可以把它像皮球一样夺来夺去。真正情况有了转化是在盘庚的侄子“武丁”继位之后，“父死子继”成为商王继统的常例了，其他王室家族没有能力插嘴窥视，政治从此走向稳定，这是王权加强的一种表现，迁都的事也再没有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武丁想象成一个非常powerful的君主，类似汉朝的汉武帝。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文明大国，是从武丁时代开起。
首先是武丁时代，中国全面步入青铜时代。作为文明象征的第一标志，青铜在最早五千年前黄帝时代就偶然出现了。黄土高原最西部渭水上游的甘肃东乡县，有一把铜刀和一些铜块出土。[18]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天下第一铜刀”是可以砍人的青铜武器。其实它只是水果刀，长四寸，连切西瓜的刀都算不上。做出这样的铜物件，很可能是烧窑时偶然烧灼了孔雀石（含氧化铜的铜矿石）的意外产物。此后，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件一直寥寥无几，不能取代石器成为社会的主要工具，最多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但五千年前的两河流域和埃及，已是繁茂的青铜时代）。
到了夏朝末期，或者说是商朝初年（公元前1600年代），才在二里头那个地方，挖到了一小撮青铜器件，但都是小品，铜指环啊，小锥子啊，鱼钩啊，小箭头啊，戈头啊，最大的是个酒杯，也只有十二厘米高，数量也极少，总共发现的只有十几件。这大约可以算作夏末商初开始有了点儿青铜器的证据，但还是没有脱离令人汗颜的石器时代。
到了商朝中期的武丁时代（公元前1200年代），青铜器的种类数量体积才明显高涨起来，彻底脱离了令人汗颜的石器时代。譬如祭祀的时候，那些装肉装饭用的鼎啊，簋啊，酒壶啊，就是青铜的。这些青铜祭器的形态塑造出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表面的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蝉形纹、连珠纹、圆涡纹让人眼花缭乱，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戴着平顶帽的商朝小民。现在这些礼器都被挖出来了，累计多达数千件，最大是鼎，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上面都是铜锈。说实话，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青铜工具的出现，使得计算器械、测量工具成为可能，客观上促进了建筑、天文、历法的发展也为书写甲骨文提供了锐利的“笔”。
武丁时代，青铜也渗透进入人民生活，做饭有青铜的鼎、鬲甗、甑；盛饭的有簋、盈、豆、罐。不过这些都是大家伙，限于有钱人家享用。老百姓还是用陶器的。工人和农夫用的斧、锛、凿、锥、锯、铲、耜、钻、鱼钩等等，也都有青铜的，但农夫还是更多使用木器、石器、骨器、蚌壳为主，跟神农氏时代依旧一样。青铜工具出现，也为书写甲骨文提供了锐利的“笔”。此外，车子部件、建筑部件，也有青铜的，比如青铜的钉子。人们还铸造铜贝壳作为货币，以补充真贝壳的不足。生活中，凡可以使用青铜的，几乎都有用青铜制作的。
生与杀是一对矛盾，青铜用于生产的同时也用于杀人。这时期主要的青铜兵器有戈、矛、钺、短刀，还有少量的戟和大量的青铜箭头。箭头是一种消耗性的武器，没有大量的青铜储备，不敢多铸箭头，说明当时的青铜冶炼量已经不少。不过这时候还没有后世流行的青铜短剑。
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种界乎二者的状态，就是醉。醉生梦死，是喜欢喝酒的商朝人的常态。后来他们因为喝酒太多而亡了国。商朝人弄出很多的饮酒器，爵、觚、觯、斝、尊、壶、卣，这些字型奇怪的东西功能也多多，其中尊是装酒的，尊往往做成动物样子，鸟尊、鹗尊、驹尊、犀尊、羊尊、虎尊。最知名的是四羊方尊，上有四颗羊头，都是青铜的。而爵是喝酒的杯子，在古装电视剧中经常看得到，样子像个麻雀，有头有尾，还有仨脚，人从麻雀尾巴那里对着喝。
中国步入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依次都晚于西方。当武丁时代的古代中国人滚着爬着以落后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两千年的步伐进入青铜时代，西方局部地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西亚两河流域北部的赫梯王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发明并大量使用铁器，率先进入了铁器时代！（当时正值中国的盘庚时期）。赫梯王把铁视为专利，不许外传。埃及法老得到少许铁片，锻打成刀，视为珍宝，用黄金象牙配其刀柄。铁的武器和工具给了赫梯人以力量，使得他们迅速走向扩张之路，与埃及争夺对叙利亚等地区的霸权。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在约公元前1304年（盘庚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1250年），动用倾国军马北上与赫梯人展开了一场古代世界的最大规模恶仗，双方各自动用了两千辆战车和各自三万战士（这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商汤革命的时候才有战车七十辆，六千人）。由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孤军突进，遭到围攻，拼死抵抗，情急之下甚至放出护身的战狮扑向敌人。幸亏赫梯军人因抢夺财物而队形分散，埃及援军亦及时到达，才避免了法老的被俘。这场发生于我国商朝中期的西方大战，又以拉锯战的形式持续了十年，终于把埃及帝国拖垮，从此由盛变衰，四分五裂，不断遭受外族人的侵袭的局面持续了八百多年，直到公元前525年（我国的春秋时代），埃及被新兴崛起的波斯帝国吞灭，从而彻底宣告了古埃及文明的终止（距今六千年——公元前525年）。而那位法老“拉美西斯”的木乃伊的头发和裹尸布碎片，最近还被发现了并且珍贵地展示了。
另一个地区也出现了铁，就是古希腊地区。在武丁第十年（武丁在位于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即公元前1240年前后，希腊一位叫阿伽门农的先生，疯了似地领着希腊城邦的一千英雄组成联军，跨过爱琴海，去攻打富庶的特洛伊城，因为他们的大美女海伦，不大乖，被这特洛伊人（处于亚洲西北角）泡走了。
战争打到第十年的时候，进攻一方的人因为分赃不均互相掐起来了。统帅阿伽门农仗着官大，每次都分到比英雄阿喀琉斯更多的战利品，还抢了阿喀琉斯的妞。后者怒火中烧，嚷嚷道：“你头上生了狗眼，身上却长着鹿心，不敢战斗于沙场，偏会欺负老实人。”于是英雄阿喀琉斯宣布消极怠工，不再临阵卖命。结果希腊联军被打得叽哇乱叫，阿喀琉斯的亲密战友也马革裹尸了。
在为这位战友举行的盛大葬礼上，还开了一个运动会，其中发给掷铁饼运动员的奖品就是一大块圆形的生铁，这是个值钱玩艺儿，可以做成铁犁。这是当时中国的商朝所没有的。
战友的死，让阿喀琉斯急了，他不再计较战利品的事，再次披挂了铠甲，挎着长剑，手挺长矛，驾着战车进攻特洛伊人，犹如一团烈火，践踏着特洛伊人的纷纷倒下的尸体与盾牌。特洛伊人看看没办法，请求外援“太阳神阿波罗”帮忙，这位太阳神从云彩里发出一箭，正好射中阿喀琉斯致命的软弱之处——后脚跟。黑暗遮住双眼，灵魂随即消逝。英雄死了，希腊联军没招了，最后使用木马计，赚进特洛伊城，夺回了半老徐娘的海伦，并把大火和屠杀留给这个富庶的王国。熊熊的火柱直冲天空，宣告不幸的特洛伊城的毁灭。
特洛伊战争是个两败俱伤的战争，希腊联军虽然打胜了，但却累得要命，最终这场荷马记载的特洛伊战争拖垮了希腊。希腊地区的迈锡尼文明，不久很快就被北部蛮族攻破。等时光迅速到了我们商朝末年（商纣王时代）的时候，那里已经退化到了几乎原始社会的水平。
文明的第二个标志是文字。人们在殷墟，也就是商王武丁的都城，发掘出十五万片甲骨，五千多个单字，也就是甲骨文了。和西方文明社会不同，西方文字的产生是为了生产和贸易服务的。比如苏美尔人为了管理好牛羊群和土地财产，就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来记录来往账目。埃及象形文字则是为了登记法老庞大的税收事务。而商朝的甲骨文却是为政治、宗教服务的。为了向上帝及其政府班子（风雨雷电诸神）、祖先（先王）探听气象预报、农业产量等等重要资讯，人们借助占卜并且把占卜所获资讯记录在甲骨上，成为甲骨文。作为回报，商王不辞劳苦地举行针对各位神祗的祭祀仪式，来馈劳这些信息提供者。这是古代的it产业。[19]
武丁把上帝当成了他的优质客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经常在甲骨上刻下文字，询问上帝这会儿饿不饿。如果饿，那请问想吃什么东西，是哪一天想吃，我祭祀的话用什么牲口，是想把牲口烧了吃还是喝血比较好，想一顿吃多少牲口呢？酒肉是取悦他的主食，吃肉的时候要不要喝酒呢？
当然，上帝的胃口很刁，武丁需要用特殊的白牛、白羊、白犬、白猪作为牺牲给上帝（上帝也讲究个色、形、味儿）。白色是商朝的上色，就好比明黄色之与皇权时代的中国。为了表示虔诚，还可以杀人以祭祀上帝，一般早期是杀小孩多，小孩比成人经济些，肉嫩上帝也爱吃。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朝人杀成年俘虏成为时尚。
看见武丁对上帝这么好，商朝先王们的在天之灵不高兴了，经常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没有及时得到祭品的安抚，或者阳间的商王品德行为不好，先王们的亡灵于是降下祸祟疾病给商王以及他的媳妇、臣子们。于是武丁总要反复通过占卜询问是哪些先王或者先妣（先王的媳妇）正在降下祸害。在这里，他又使用多选题的形式来向先王们提问：
惟父甲害王？
惟父庚害王？
惟父辛害王？
父甲、父庚、父辛分别是武丁的伯父阳甲、伯父盘庚和伯父小辛，都是曾经当过商王的。希望他们某一位站出来承认自己造祸。至于其生身之父小乙，武丁也没少跟他打听事。比如武丁有一次牙疼（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就拼命询问爹的在天之灵：“疾齿，御于父乙？”意思是，我牙疼死了，爹啊，是不是你在天上给我捣乱。
武丁作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巫师（神职人员），同时还身兼数能，是最有权威的医生。当时制造疾病的除了上帝、先王，还有一些名山大川的鬼怪精灵。它们喜欢离开自己的居住地，附在它所选择的人身上作祟，人就闹病了。必须请神职人员来跟它沟通，用祷告和念咒向它们哀求或者许愿，请它从病人身上离开。如果念了咒还不能沟通，鬼怪偏不屈服，神职人员就动真格的了，拿桃木鞭子抽这鬼（其实是抽人），最终把它赶回山川水滨去。在这种治病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针灸，就是刺那造病的鬼。甲骨文“殷”字像一个人肚子有疾，另一人手持针刺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针所刺的不是人，而是藏在人肚子里的小鬼儿。在刺鬼的练习中，摸索出针灸的刺穴技术。所谓“妄刺”，就是指到处乱扎，是当时的医疗事故了。
商代的神职人员也会让病人吃五花八门的草药和虫子，以加强趋鬼的效果。这个东西积累摸索到了现在，就是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药，很多已经相当灵验。我们从商代出土物中找到了几百枚以上的骨针，以及分装在罐子里的药用植物的果实或种子，桃仁似乎是当时人们最爱吃的家备良药，木樨和大麻籽也不错。
武丁作为巫师、医生、求雨者、牙痛病人兼自我诊疗者，还是一个妇女产男产女的预测者，遇上难以决定的事情，比如怀的孩子是什么性别，牲畜发育情况的预测，农作物收成年景的预测，出猎会不会遭遇大老虎的预测，治病吃的药会不会头晕的预测，都要向上帝、祖先询问。如今我老家农村的老太婆，遇上大事难决时，还去占卜问祖先，也是诚惶诚恐，怕对祖先照顾不周，占卜前免不了烧上面值几百万的假纸币。未来我若在阴间，有子孙什么时候给我送上几个亿才好。
武丁还是一名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当然成功同样得益于对上帝和先王的咨询。这里他继续沿用了多选题的形式反复打听：
“我去讨伐工方（一个方国），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我不去讨伐工方，上帝会福佑我们吗？”[20]
一正一反进行占问，把问题刻在甲骨上，只需要上帝从中选一个正确答案。当上帝或先王做了回答（也就是那些经过烧灼之后甲骨后自然产生的纹路），武丁从中领会出上帝透露给他的资讯，并把纹路翻译成文字刻写在甲骨上。最终当战事结束后，上帝的预言是否如验，还要补充记录在甲骨上。这样，一块甲骨就记录了武丁战争行为的整个过程，成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依据。上帝最牛的时候，或者说乌龟壳最牛的时候，可以预测出一百七十天后的事情。
借助占卜这类有益民生的魔幻工作，武丁联络了人神感情，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获得人们的顶礼膜拜和顺从，不断加强了他的王权。不过，想在坚硬的乌龟壳上刻字，没有把子力气可不行，即便使用青铜工具。有人做过模拟尝试，结果把字刻得歪歪扭扭。可见，多才多艺的武丁又是个蛮有力气的书法家。武丁告诉我们说，横和竖比拐弯和圆弧好刻。这就导致了汉字方方块块的模样。
八
野外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商代的城邑遗迹我们合计发现了十多处。河南省王畿地区的城大一些，边长一千多米，外国的方国城邑小一些，边长三五百米。北京地区当时属于边鄙，有两个方国，一个称燕，一个称蓟。燕城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岸上的董家林，蓟城在北京市广安门一带（我以前在那租过房子，傍着一条臭水沟，是从前老北京的护城河。商代的方国蓟就在这里，城墙边长不过区区六百、八百米，才跟我租住的“红莲小区”一样大）。
我不知道商朝的“傅说”（念悦）先生是不是就在“红莲小区”这一带修城。但我知道作为一位民工，傅说跟当时的大部分劳动人民一样，光着脚。他的头顶上没有体面人的大髻，也没有贵族的大辫子，他是按民工流行的那样子光着头，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跟现在做洗发水广告的美女那样，但是他头顶围着一圈圆箍（类似孙悟空脑顶的精钢圈），以免头发飘散得太厉害，迷住眼睛，影响干活。
他的工作岗位就在半截的城墙上面，职责是用四块木板夹住泥土，然后从上面填土，填一层，夯一层，一层层地夯实。等土在太阳底下干燥了，结成块，再摘下木板，一个方土块就耸立起来了。许多个这样的方土块，一层层地，城墙就慢慢耸立起来了。城墙在当时的主要作用防着商王朝武丁先生的军队来打，次要作用是防洪和防狼。
傅说是一个很有傲骨和个性的青年，他的本事就是善于挑碴。傅说抱着肩膀，说：“你们这个办法太逊。砂子中间要加瓦片，你们先把瓦片都放在下面了，太逊了。”
傅说把砂土送到半截的城墙顶上，几个伙伴已经立好了四块夹板，扶着呢，示意傅说往里边填土，傅说一看瓦片先都放进去了，就这样纠正他们。然后，又举起夯锤，使劲揍被夹板围住的这些土。等土们被揍结实了，松开夹板，一个新土块诞生了。傅说突然撅起鼻子，又挑茬：“不行不行，这个夯打的位置太逊。两个方土块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空档。你这留的空档太逊！”他抢过夹板作示范，“空档要留的跟方土块一样大，这样好把下一个土块填在这里。”
等空档们也被逐一装上土，夯打结实了，整个一层城墙算是夯好。旁人刚要继续往上夯出新一层方土块，傅说又挑茬了：“不能从这里开始夯，要从两个方土块中间的接缝部位上边夯起。这样新的一层和下边一层交互错落，咬合牢固。你们平齐着夯，太逊了！”
傅说凭着一张好嘴，终于给自己弄了一个“事儿妈”的美名。[21]
傅说他们弄了三百多米的城墙，司工召唤大家去看埋人。原来，按照工程进度，现在需要杀人了，两三个从隔壁方国抓来的俘虏站在城脚的坑沿，背捆着手，准备推进坑去活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坑比较小，傅说骨朵着嘴说：“这坑挖得太逊！估计她跳下去只能蜷曲着腰，如果是俯冲着下去，那就得撅着屁股趴着。”
“嗯，如果留下她，嫁给我就好了。我每个月可以吃糠，她吃小米。”傅说旁边的伙伴瞅着那个女俘虏，心里做着白日大头梦。
“你这个想法也太逊！她应该献给社神，也就是土地爷（后土），你这么乱说，小心遭雷劈。”傅说说，“而且她现在已经吃过小米了。只有让她营养好，社神吃起她来才有营养。不过旁边那个男的有点瘦，选他太逊了，到了地下，力气单薄，恐怕不能胜任伺候社神的工作。”
伙伴不理睬这个事儿妈，白了他一眼。
“这是献给社神的一点儿小意思，埋了以后就不地震了！”仪式主持人喜悦地对围观者们说。仪式主持人旁边还有一头献给社神的猪，一直嗷嗷地叫着。主持人补充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不太值钱的小孩。这次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就豁出去埋几个大人——虽然花费会多一点。哎，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叫傅说的家伙，就是那个事儿妈。上边在找他。”
大家都说没有，傅说也说没有。但是一想，我不就是吗？“我就是！我是傅说！”傅说举起手。
人们看见这个眼睛明亮的大个子挤出入堆，裤脚挽着，一个高一个低。大家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傻瓜，包括那头被缚着的猪，心想还有比我还蠢的呢？但是这人这么实诚，估计到了地下给社神干活，也不会偷懒，社神会喜欢的。仪式主持人带走了傅说。大家都以为几天之后在下一个祭祀坑边上，还会看到傅说的。[22]
然而，出人意料的，傅说却坐上了车子，去朝见商王武丁了。他糊里糊涂地问主持人这是到哪里去。
“恭喜你啊，傅说先生，伟大的商王听说你是个事儿妈，特地请您到商都给他提意见去呢！”
傅说坐在马车上，随着马屁股一扭一扭而一颤一颤，他眺望着两边的野景，虽然前途未卜，老毛病却又犯了，他说：“我说你这马车也太逊！你看啊，车辕是直的，车辕架在这俩马脖子上，可是马脖子高，车的车厢低，车前面就仰起来了，搞得我都往后仰着，如果对于腰间盘突出的人一定很难受。一旦遇上上坡，车子非仰翻了不可。”
“那依您的高见呢？”
“把车辕做成曲的——前端折着翘起来，既就乎了马脖子，又保证车体水平。你现在这直辕车真逊！”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主持人恨恨地说。
“不用谢，但是你这马鞭子也太奢侈了。马鞭子做这么考究干吗？你还用玉管做马鞭柄，是暴发户吧？太逊啦！还有你这牛皮的座垫，这不都是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主持人一抱脑袋，一路上气得好几次想从车上蹦下去。
车子南下，越接近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五百公里直径圆区（王畿地区），路面越发平整坦荡，都是夯土路面，十分笔直，这是远古的高速公路。这叫做王道，是黄土料礓石夯的，道边每五十里就设有据点称为“堞”，是用木栅筑成的防守工事，正好是车子走一天的距离。好一点的地方还设有“羁”，不仅可以住宿，而且供应饮食。“羁”的字形像系马于栅栏，表示休息。
一些骑着马背着政府文书（竹简）的差人在大路上奔跑，从傅说他们面前疾驰而过。商朝人有出行骑马的习惯，这和他们的下裳设计有关系。商朝人穿的下裳，是前后两片布，两侧剪有开缝，所以方便人骑在马上。到了未来的周朝，觉得两侧有开缝露着大腿不雅，于是把前后两片布幅合成了一个圆筒（类似现在女孩的裙子），所以没法骑马了，只好百分百坐车，直到赵武灵王大哥胡服骑射引进了裤子才有改观。这是后话不提。[23]
傅说目送着远去的马上的差人，酸溜溜地又挑茬说：“嗬！真够逊的。我听说商王手下的差人，都是从出发地一个人跑到目的地，干吗啊，累死他啊，不会接力跑吗？太逊啦！”
主持人实在受不了了，说：“大爷，求求您了，说差不多就行了，待会儿见到商王，你可别说他也逊啊！”
终于，傅说一行人走进了王城，又进了内城，又进了官门，商王武丁正站在殿门石阶上等着他们呢。傅说首先看见的是武丁的脚。脚上穿着翘尖鞋，傅说刚要说这种翘尖鞋是圆口，没有鞋带，没有鞋带就不容易抱脚，走路拖拉太逊。话没出口就被武丁洪亮的声音堵住了：“哈哈，傅说先生，我前些天做梦，梦中见到一个圣人，醒后向大臣们描述，一说那容貌，大家纷纷都说知道知道，是一位知名的事儿妈——也就是您啊！我觉得事儿妈是难得的人才，充当我的谏官最合适。找茬是您的特长，为我提宝贵意见好啦。”[24]
“对呀对呀，傅说先生一路上，提了一路的意见，找了一路的茬，挑了一车的刺儿。”主持人赶紧把路上傅说挑剔的直辕车、曲辕车，玉柄鞭子，差人跑死马什么的，给商王武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武丁一拍大腿，非常赞赏傅说的刁钻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事儿妈啊。
武丁承认，让一个信使从头跑到尾既不人道的也容易出危险。据一片刻于武丁时代的出土甲骨记载，当时有一位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二十六天，步行了六百里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累死了，必然也耽误了送信。有的信使行程更长，曾有一人创下四十八天连续行走一千二百里的世界纪录。（顺便说一句，信使接力跑，是周朝以后才有的制度。）
武丁留下傅说攀谈，傅说开始猛提意见，把出身社会底层的所见所感所憎恨，尽数倒出，字字句句切中时弊。武丁听得非常羞惭、频频点头，脸一会红了一会绿了，一会紫了一会白了，硬着头皮做了认真记录，最后满面羞愧地赞叹道：“如果我是一把青铜短刀，那您傅说先生就是磨刀石。你找茬提意见，就等于磨砺我的铜刀。虽然你说话是够难听刺耳，但这就像好的草药，吃了都会令人眩晕，唯独眩晕才能治好病啊（我们因此怀疑武丁时代的药品都是毒品吧）。面对着大水，您就是我的舟；面对着天旱，您就是我的霖雨。您启发我的心灵，浇灌我的内心。遇上您，我真是相见恨晚啊。”
武丁于是让傅说辅佐自己，君臣一起修政行德，商朝于是大治，终于成就了一段历史美谈，被孟子在“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那段文字中所赞佩，即“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的故事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的第一案例，是贵族时代平民为政的罕见情况，是穷厄困苦之士（比如我）的人生梦想。[25]
九
商王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随后驾崩了。作为一代雄才大略之主，武丁在任时期武力最为强盛，猛攻北方和西北方的方国舌方、鬼方、土方、周方和羌方，等等。其中对鬼方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最终克之，功业赫赫，标志着商王朝的国力达到颠峰状态。这时候的中国分成三个环，中间王畿千里，是商王直接控制的核心，往外一环是诸侯封国，武丁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些著名将领封在这一环里为诸侯，为商王朝镇守边疆，打仗时候跟随商王出征，并向商王朝定期进贡示敬，平时则独立自主，他们的领导人称侯，这也是诸侯一词的来历，意思是很多侯。
商王朝的最外一环，是与商王朝或友好或敌对的方国，见诸甲骨文的方国有五十多个，商王给他们起了难听的名字：土方、虎方、危方、犬方、邢方、人方、基方、淮夷、龙方、羌方、鬼方。其中鬼方、周方这些方国被武丁打败后，臣服于商，其领导人受封叫做鬼侯、周侯。其中周侯还向武丁敬献了龟骨、牛和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一位美女，以示臣服。武丁也对他笑容以待。但一旦周方发生二心，不勤劳王事时，武丁就会命令犬侯、仓侯这些与周方为邻的诸侯出兵去警告他，迫其服商。
武丁驱民以战，与方国动武，是历代商王中最多的，有人说他这是穷兵黩武，特别还杀死战争俘虏作为人牲，献给上帝和祖先，真是惨无人道。其实武丁的远征是防御性的进攻，用他的话来讲叫“以保我后生”——我去打你们这些方国，打怕了你们，以免你们未来欺负我的后嗣。这是以攻为守，每次进攻都能使国内获得一段安宁。一旦好久不出去打，方国就会复来骚扰侵掠。显然，商王朝的战争和后来古希腊古罗马的掠夺奴隶、服务经济的目的不一样。商王武丁并不是为了掠夺财富、掳取人口以制造奴隶繁殖国内经济（当时商朝社会也不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而是出于保疆守土。这就像汉武帝去北征匈奴一样，难道是看中了匈奴的财富和廉价劳动力吗？当然不是。于是，商王武丁的对外战争，是具备积极意义的国家防御，不是贪婪的掠夺和残暴的侵略，也算是深入险阻、不辞劳苦了。后来的西周王朝就因为只重文事，不加意对外用兵，结果亡于西边的犬戎之祸。犬戎对华夏文明备加蹂躏，导致生民涂炭。所以，不要一见到打仗，就认为是坏事，对外用兵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丁不但能打，他的媳妇也不是善主。武丁先后娶了六十几位妻子。在众位媳妇之中，有一位善于运筹帷幄、驰骋沙场的“穆桂英”，曾经统帅一万三千人的庞大队伍，征伐方国，这是商代用兵最多的一次，她的名字叫妇好。[26]
武丁和他的媳妇们给他的继任者们打下一个巩固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局面，武丁的后代得以安常处顺，不再去搞大的对外征伐战争，而方国们迫于从前武丁的势力，亦不来骚扰。商王朝保持着它的兴盛。
是凡兴盛年代，王室贵族们必然流于奢靡，成为败家子和烧包。于是武丁的孙子祖甲下令将商汤最初制定的《汤刑》加以升级，想借祖宗的威力，以更加严酷的刑罚来限制这些不孝子孙。可是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亲贵们对祖甲离心离德，故意对他刁难。王畿以外的诸侯们也大有各自为政之势。商王朝的统治有所削弱。
亲贵、诸侯们不喜欢新版《汤刑》也是有道理的。从史料和考古上可以推见当时商王朝刑罚颇重，刑杀的手段计有斩首、肢解、火刑、沉水、活埋、弹射之类，种类繁多，还不包括非杀人性的残损肢体的刑罚，这些东西都让亲贵、诸侯们不舒服。商人刑杀人的动作如今保存在“伐”、“期”这样的汉字当中。比如“伐”，像以戈截人首，“期”像以钺砍人首，左旁被反缚两手之人已是身首分离。“卯”，是把人对剖，分置在案子上。“陷”字形置人于土坑中，抛土填埋状。“燎”如燃木之像，上边放人。这些恐怖的汉字为我们今天依然使用，只是不知道其中隐含杀机。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在当时却还没有发明，总算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造力才华的空间。
看的出来，轻杀本来是商朝帝王的传统，酷刑是早期人类的共性，不光末代商王“纣王”一人。
由于武丁死后几十年，一直没有大的对外战事，到了武丁的孙子辈，我国西北地区的方国——旨方、羊方、觑方、周方开始陆续反叛，这是国家忽略兵事的恶果。接着，一直很乖的东夷人不知道撒了什么臆症，也突然侵入王畿。武丁的重孙子武乙，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离自己近的东夷人，被迫结盟于西北的周方，委任周方国帮助自己安定西疆，这才腾出手来压服了东夷人。然而周人也趁机开始在西北抢地盘，自我壮大。他们在周侯“季历”的领导下，在陕西岐山下大力发展农业，灭了附近的程国，活捉了义渠首领，自此声威大振。季历为了表示他的军事行为是奉商王旨意行事的，就带了贡物来到商朝见武乙（据《诗经》说他是骑了马去的）。武乙看见周侯在西部地区虽然势力强大，但还是臣服于商王朝，非常高兴，为了安抚和讨好周国，便赏赐给季历三十里土地、美玉十双、良马十匹。
我们知道，当时商王朝的疆域已经庞大到了其物质能力允许的极限，超过这个限度，就没有实力去管理和控制了。所以武乙要借助不断壮大的周国力量，帮他管控西方。凭借着周侯季历的协助，武乙又亲自派出将领，终于平叛了西方闹了好多年的反叛方国们，商王朝恢复了稳定。不过，周国也从此成了商人无法拆除的一颗定时炸弹，尾大不掉，令商朝无可奈何。
经过这一番的折腾，武乙开始相信武力是统治国家的法宝，对传统的迷信上帝鬼神产生了怀疑，于是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多次嘲弄上帝。他对于神职人员们借助祭祀、占卜来干涉他的行为非常不满。在许多情况下，占卜由他自己来执行，不要神职人员代言。武乙为了加强王权，打破神权，命令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称做天神。并命令把这个木偶安置在王廷中，设下赌局，召集朝臣们来观局，他要亲自与天神赌博。有一史官告诉他，木偶不会赌博，他便命这个史官代替天神来和他赌，史官只得应付，步步退让。武乙连赢三局，便问道：“你既是能替天神言事，为何还输，可见天神无灵。”便命侍卫们将木偶的衣冠剥去，痛打一顿。在场的史官们吓得面色苍白，背后骂他无道。武乙知道以后，也不以为意。他又把一袋子牛羊血挂在高杆上，仰而射之，血呼拉拉地洒下来，名曰“射天”，表示给上帝放放血。这标志着神权的跌落，人类开始摆脱对虚无神力的恐惧和桎梏，走向成熟。自此以后，史官们不敢再干预武乙的行动。由于武乙射天的努力，王权的地位继续提升，人间造神运动蓬勃发展，竟把从前子契、商汤这些早期先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当上帝的副官（宾于上帝），后来干脆平起平坐，合为一体，商王的祖先就是上帝。这都是王权在压挤宗教权，贯穿整个商朝历史的王权与宗教权之间的斗争，似乎在武乙时代，王权获得了压倒性胜利。[27]
武乙，这个敢于跟上帝叫板的人最后跑到陕西渭河流域打猎，结果一去不返，据说是在那里下暴雨的时候，被上帝的暴雷劈死了。这大约就是创新改革者命中注定的回报，当然也给那些迷信很深的史官们提供了因果报应的证明。其实武乙在迷信鬼神很深的历代商王中，敢于藐视天神，打破神权，加强王权，是个有所作为的人。至于被雷击死，那完全是不懂得科学，在山顶上不知避雷雨的结果。当然，渭河流域是周人的活动区，武乙打猎死在这里，不排除是周人行凶，哈哈。或者是他的“打猎”就是征伐周人的代名词，在与周人的战斗中他不幸死掉了，为了避讳自己的失败，史官把武乙之死说为打猎中途出了意外。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为了缓解周人的威胁，继续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毫不客气，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给文丁用）。文丁闻报非常高兴，嘉封周君季历为“牧师”，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牧师是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季牧师于是征始呼戎，始呼戎又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了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到朝歌，向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一气之下就死在商都朝歌。古书说“文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而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文丁的做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虽然商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不过文丁还是铸了一个商朝最大的鼎，也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献给他死去的母亲。
文丁死后，东夷中的“人方”再次叛乱，文丁的继任者“帝乙”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周人在渭水上用舟搭了一个浮桥迎接新人，就是用绳索连起好多船，横贯河上。《诗经》在描述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
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之后，平定了东夷的叛乱。
十
在武丁死后约一百二十年，武丁的六世孙、武乙的四世孙、文丁的孙子、帝乙的儿子——“商纣王”同志在安阳隆重继位了，时间是公元前1075年，已有五百年的商朝历史走到了尾声。不过商纣王没感觉到任何惶惑，恰恰相反，由于神权的跌落，王权在上升，纣王干脆号称“帝辛”，与上帝齐名。他和他爹爹“帝乙”，是商朝两个唯独称帝的商王。可惜也并没有带给这个王朝什么好运气。
帝辛（纣王）本名叫辛，由于他爹宠爱他，也叫他“受德”，意思是有他爹的品德。老百姓多数取“受”的谐音，管他叫做纣。
纣王是个有力之人，身手矫健，体魄俊美，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同时倒拉好几头公牛，托起屋梁，让人在下面换柱子，至于搬动大鼎之类，也不在话下（这一点，他和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一样，夏桀也能双手拉直铜钩，力擒母犀牛）。纣王还智慧敏捷、反应灵敏、口才绝佳。不过，古人说这种高智商、能说话的君主，往往看不起别人说话，所以一意孤行，把自己搞得败亡了。后人形容隋炀帝也是这样的。所谓“智足以文过饰非，辩足以拒谏塞议”。不过，这样讲都是对末代君主落井下石的偏见，连他们的敏捷的才思都变成了缺点，难道鲁顿反倒是好的吗？面对商朝末年的烂摊子，鲁顿者和体格不好者岂不更要糟糕。社会舆论和后代学者们啊，总是对末代帝王过于苛刻！
作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优质人，纣王的坏名声主要来自他在刑杀方面的工作成效。
事情是这样的，据司马迁说，当时鬼侯有个漂亮女儿，将其献给了纣王。可偏偏这个女孩性冷淡，坚决不答应纣王的有理请求，抵力抗拒。纣王大为懊丧，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一怒之下杀了她。事后他虽然有些悔恨，但鉴于自己一贯正确，只好找了个罪名，把女孩的爹鬼侯也给醢了，剁成肉酱，以免他寻衅报复。鄂侯得知此事，跑到殿上来愤怒地抗议，结果也被一并斩首，做成人肉干。西伯姬昌见两侯被害，私下里叹息了几声。没想到被崇侯虎听见了，向纣王打了小报告。西伯姬昌于是也被逮捕了，囚禁在菱里监狱。
倘若这事是真的，那纣王是够坏的。其实，重刑杀一直是商王朝的传统特色，醢（剁成肉酱）、脯（做成人肉干）的刑罚，既不是纣王的发明，也不是纣王的专利，即便后来的春秋时代乃至汉刘邦也时常这样干过，算是早古时期对罪大恶极者的一种比较常用的刑罚。而且我们说，鬼侯、鄂侯、西伯姬昌这三个苦主都是诸侯方国的君长（后来鄂国搬迁去了湖北，湖北所以简称鄂），纣王处罚杀掉他们，属于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一贯是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特别对鬼侯、西伯这样不老实的方国侯伯，征伐和处死他们是历代商王的政治工作，即使做成肉酱也不算什么残暴——纣王的爷爷曾经杀了西伯姬昌的老爸季历（季牧师），而更早的武丁则经常把俘虏来的方国领导人头壳锯下来，在上面刻字。鄂侯同情他们，也是死有其所。
说纣王是否残暴，要看他对待老百姓怎样，而不是对待敌对的侯伯。一组有趣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从前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使用人牲合计为五千四百一十八人；接下来的九十年间，用人牲是一千九百五十人；而纣王前后的四十年间，用人牲仅七十五人，明显少于前代，可见商纣王并不残暴。
一切都开始于，或者不如说终止于一次非常成功的战役。纣王即位第九年，有苏国——商朝王畿以南不远的一个小国（今河南武陟），不知什么原因，背叛商王朝，惹得纣王亲自带兵来征讨它。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几千王军和诸侯联军，戈矛林立，军威严整。有苏国无力抗御，便从族人中选了一个叫妲己的美女献给纣求和。
只见妲己个子虽然不高，却珠圆玉润，成熟妩媚，风姿绰约，是个美艳型的美女，长得有点像李玟，英文名dada，外表性感丰满，又娇又艳，风情万种，明眸皓齿，很有浪漫的特质。
妲己一看纣王，也属于帅俊型的美男，有着精致完美的五官，修长俊逸的身形，有点像周润发。其高贵俊朗的气势，飘逸帅气的魅力，全身上下的英俊，在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贵族气度。总之，你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瑕疵！纣王的头上戴着王者的“雀屏冠”，冠型高耸，如孔雀开屏，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用众多玉饰组合而成，好像一面太阳灶。闪得妲己很迷糊。纣王的耳环没有像后世那样穿在耳洞里，而是垂在雀屏玉冠下面的耳际。这是根据出土的商代贵人服饰推测出来的。纣王上身是交领的丝衣，丝绸锦绣是他的最爱，下身是商朝人常穿的“旗袍”，前后两片，两侧有缝。旗袍里面纣王光着大腿，小腿上则用皮革裹了（绑腿），脚上是革制高统靴，平底无跟，靴头上翘，穿之有练达英爽气概。[28]
妲己穿的则是平头丝履，站在堂下卓然不群，身上的丝衣和远古时代的几缕阳光，轻轻贴在她柔软而光滑的肩头。虽然在亡国之际面对惊心动魄的战车沙尘，态度依然从容高雅不可撼动，仿佛见了龙虾也不迁就，在一霎间，把纣王彻底迷住了。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帝纣的嗓音突然低了个八度。
“禀告纣王，贱妾名叫妲己。”如同铃声一样清脆的声音，猛烈地拨动着纣王的心弦。与此同时，有苏氏的使者正偷偷地擦着他们脸上的汗珠，并且不约而同地长长出了一口气。
纣王让妲己走近，想细细一看。妲己遵命，脱掉小袜，款款举趾，走上席子，侧跪下来，给纣王倒酒。纣王斜眼去看，妲己两瓣红红的樱唇似微闭又似紧锁，鼻翼随着轻轻的呼吸和那一起一伏的胸脯耸动，颤抖着无限的挑逗，性感的肢体分外撩人，而妲己的那一双大眼则仿佛注满了欲溢不溢的秋水，一顾盼，一转睛，有千言万语，和纣王目光撞在一起，纣王完全晕菜了。
纣王体会到了难以言传的兴奋，第一次真正地坠入爱河。与妲己相比，后宫中的所有妃子都愚蠢粗俗得不值一提。“朕直到今天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其实全是虚度！”[29]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不久，河南省北部的安阳都城里，欢天喜地地迎接纣王凯旋归来的大臣们很快就失望地发现，他们的君主发生微妙的变化。纣王嫌安阳地区可玩的地方少，不足以让他和妲己浪漫，就下令在商都以南五十多公里的朝歌（河南淇县）建造了观景用的鹿台，周长三里，高达近千尺（一百六十米），站在上面可望云雨，简直是中国的金字塔。鹿台上面，又修了宫室殿宇，赫赫煌煌。在以北五十公里的沙丘（河北平乡）他又扩建了那里的一个苑囿（古代动植物园），饲养珍禽异兽。奇兽狗马充斥宫台，野兽飞鸟云集沙丘。纣王还在沙丘花园内建立了酒池、肉林两个著名的不定期景点，在一些好日子里，纣王就坐着车，和妲己一起来到这里搞狂欢，大摆乐戏，灌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中，为长夜之饮，这是当时超强的party。
纣王经常带着妲己往来于朝歌鹿台和沙丘。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纣王贪图享乐，也可见的出商王朝积累了五百多年，财富殷实。比较起埃及法老大修金字塔和阿蒙神庙，纣王的大兴土木也是势出必然。须知，粮食是一种不可长期储藏的东西，粮食大丰收，国库充盈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商王们就开始动用脑筋了，他们用粮食做工资，招募大量人夫，去修建金字塔或者鹿台沙丘。把容易腐败无法保存的粮食，转化成耸立着的建筑。这是一种财富向另一种固定、恒久的财富的转化，金字塔、鹿台以及其中无数珠玉宝藏。
看看埃及现在的旅游业，当地政府和人民还在享用着金字塔带给他们带来的旅游财富，可见法老王的聪明。法老时代人们的劳动，饱含着远古的太阳能，一直传递消耗到了今天。只是可惜纣王的鹿台所载太阳能不多，早已被风雨吹打，灰飞烟灭。
纣王有了妲己以后，因为妲己喜欢流行音乐，纣王也开始对流行乐感兴趣。他派“音乐制作人”师涓四处搜集乡间小调，把它们加工成风格轻快的新歌曲，以便给妲己出专辑。给妲己配的乐器都是青铜的钟、铃、磬、钲多种组合，为了演奏好这些复杂的乐器，制作人们还事先排练，以防“演砸”。不料，批判者们听了妲己专辑之后，都皱起眉头，管这叫“靡靡之乐”。
纣王和妲己不管这一套，他俩不喜欢主旋律的雅乐，那是用于祭祀的，嫌它沉闷，呆板。纣王说：“给死人听的，怎么适合给活人听？！”为了逼着乐师们有所创新，纣王把他们关进“宾馆”，直到写出缠绵迷魂的流行乐才放出来。即便被后来道貌岸然的儒者斥为“靡靡之音”吧，这些东西跟我们现代常听的“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其实不分伯仲。无论如何，至少这也是当时音乐史上的一次革新，加上少男少女们新编表演的“北里之舞”，那就更是可贵了。[30]
mirror,mirror on the wall,who'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妲己和纣王互相依偎着。在月朗星稀的时辰，鹿台外面撒着清光如水，纣王和妲己俩人手里摇着荧光棒，欣赏着台上宫女们的曼声柔唱，感受着美人的飘摇起舞，一种梦幻般的韵致，使他俩通宵达旦，忘记身在何世。
平心而论，纣王宠爱妲己，也算不上什么淫乱好色，比起从前武丁的六十几个媳妇，比起未来皇权社会的三宫六院，还来得惭愧呢。纣王此外只有一个妾，看来对妲己很专一，一直到死都在一起。只怪没有“白乐天”那样的诗人为纣王妲己写个《长恨歌》什么的，否则，该也是一段佳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