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流血漂杵

鲁迅写过《故事新编》，其中的“采薇”一篇，也提到了牧野之战。鲁迅讲：“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云云。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鲁迅由于只关注“研究国民劣根性”的大局，没有了深入“解剖”的兴趣，所以没有说出他的看法。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里边，也正映着中国人在历史观里所表现出来的“劣根性”，那就是对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不公平看待法，全面美化成功者。

鲁迅所说的这两种说法，其第一种“流血漂杵”，要早上很多，是《尚书·武成》里记载的：“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思是商军不是我们周军的对手，前排的商军倒戈，向后面的商军打，商军直被杀得流血漂杵。既然有倒戈，为什么还要流那么多血呢？可见倒戈的只是一部分非嫡系军队。鲁迅的后一种说法，说完全倒戈，没有流血，则是比《武成》晚很多的孟子首先讲出来的。

孟子这个人，思想比较奇怪，他看了古代的《尚书》中的《武成》一篇，上边说武王伐纣时候战斗很激烈，杀了很多很多的商人，乃至“流血漂杵、赤地千里”。孟子觉得不可信。孟子发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我只信其中的一两段）。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意思是：《武成》中描述的周武王伐纣，打得流血漂杵，我孟子不信。仁者无敌，以“至仁”打“至不仁”，为什么还要闹得血流漂杵呢？武王伐纣，应该是兵不血刃才对。

孟子的意思是，仁者是天命中注定占据优势的，老百姓拥护的，不仁者是老百姓反对的，所以最仁的人打最不仁的人，应该很容易，摧枯拉朽一般的容易。所以孟子认为这段记载不可信，认为战斗不应该打得那么激烈。因此孟子还说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名言。

后代的学们者，受孟子的启发，就开始发展商人倒戈，为武王先驱的“兵不血刃”的场面，而且越说越厉害，慢慢成为了主流的观点，最终被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上。一经司马迁的认可，于是终于连今天的历史课本上都是这么写的了：“商人临阵倒戈，为武王前驱！”

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改朝换代，每次都是死了大量的人，人口常常锐减一半。为什么孟子偏偏说周武王颠覆商王朝的这次改朝换代，流了血却不合理呢，一定要兵不血刃才对呢？

首先说，即便周武王是最仁者，纣王是最不仁者，二者相打，也未必就会兵不血刃。

譬如在二战中，苏军进攻柏林，这是正义的进攻吧，接近“至仁”进攻“至不仁”了吧，但苏军还是往柏林打了一百五十万发炮弹，令德军死伤无数，残肢成堆，才拿下这座变成了瓦砾的城市。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早已是令天怒人怨，但解放军照样是打了三大战役，令国民党军被歼灭过百万，流了很多血，才颠覆了其政权。美国的独立战争，林肯的废除黑奴，这都是正义或至仁的吧，可都是敌我一场混战，流血无数之后才实现的。陈胜进攻秦帝国，是正义的了吧，但也未见秦帝国的七十万刑徒就倒戈了——相反，他们是把“正义”的陈胜给打出去了。而后来项羽刘邦是杀死了三四十万秦军，流血成河，才颠覆了残暴的秦王朝。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尝不要流血呢。凭什么周武王伐纣，孟子却非说它不要流血。

现在再说周文王周武王到底是不是“至仁者”。孟子在自己的《孟子》一书中说：“周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说周文王不征商业税、少征农业税，非常仁义，是圣人。

但这是不全面的，是只强调了光亮的一面，而隐去了消极的部分。单按这种“仁义”的路子，周文王是组织不起对商王朝的有效进攻的。是凡组织对外进攻，不论是秦始皇、李世民还是希特勒、丘吉尔，前提条件都是要对民众加强敛税和民力调用。近代打仗，也是这样，也要加捐加派，要老百姓勒紧裤带，以支撑大炮和枪弹的开支。你要是整天行仁义，那就根本不要想着对外打仗扩张。

现在我们就看看被隐去或是忽视了的一面，有如下几个例子。

第一，《孟子》中还有这么一段对话，齐宣王问孟子：“我听说，周文王的囿，方七十里，有这种情况吗？”

当时齐宣王的苑囿才四十里方圆，老百姓都觉得太大，因为这种苑囿，都是国君私有的，属于与民争利。孟子一下子特尴尬，说：“于传有之。”从传记上看，有这么回事。孟子没法撒谎，但是孟子立刻找辙，说文王虽有七十里的大苑囿，但是也不算专利，因为那些砍柴的打野鸡野兔的都可以进去，与民同用。孟子说的不知是真是假，是不是“传”上所没有的，就不知道了。但它既然叫“文王之囿”，总得是文王在里面有点特权啊。也就是说，就算民可以进去砍柴打兔子，大头的资源还可能是由文王垄断着啊。总之，这句话暴露了周文王“泽梁不禁，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这一串话的可信性有折扣，而使得我们怀疑周文王是夺民之利，垄断国家资源的。其实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积累出财富可以和商王朝叫板。

其实，并不一定收税少就是好事，收税应该有合理的标准。收得少的话，政府没有财力，无法搞好公共事业和大项目，也无法对外军事扩张，而这些做好，最终还是对民有利的。所以，孟子“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的话既不可信也未必有理。

第二，《左传》上说，周文王有“对于逃亡者进行大搜捕”的法令，因此而得到天下。这就说明，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是不是因为西伯税敛太重，战事频仍，兵役劳役太多，给人民负担太重，导致人们逃亡。如果真是像孟子说的“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人们为什么要逃亡。所谓逃亡，就是离开自己的户籍，迁徙去别的地方。我们知道，户籍的设置，是为了依照之征收粮食、赋税、劳役、兵役的。人们脱离户籍逃亡了，离开岐山地区了，就没有人上税和服兵役了，所以西伯禁止人们迁移和逃亡，这就是非常凶巴巴，不是仁义了。后来的商鞅也下令过捕捉逃亡者，后代帝王们也禁止人们逃亡，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强迫这帮人回来完税、交粮、服役、当兵，以支撑自己的对外扩张。要想动员起强大的国家战争机器，要想对外进攻别人（商帝国），势必就要先加强对自己民众的控制，而这就不是那么仁了。

第三，在武王伐纣前，进行了占卜，蓍草和乌龟壳都认为进攻商帝国是大凶。占卜这个东西是替人说话的，蓍草和乌龟壳显示出的结论是靠人来解释的。这说明周方国上下，有一股反对进攻商帝国的力量存在着，并且与周武王公开对立。接下来的伯夷叔齐不过是这种力量的冰山一角，他们直接站出来进行反对，甚至拦住了马头。说明当时的部分政府要人和部分的民意是都反对进攻商王朝的。而周武王和姜子牙，对这种力量采取了强硬态度，用铁腕手段压制了，他们还是硬去出兵打商王朝去了。可见他们也不是乐呵呵地很仁义，唯民意是从的。伯夷叔齐劝阻周武王不果，周朝建立以后，他俩遂去首阳山上菜薇而食，饿死不食周粟，表现了与周人的决裂态度。如果周统治者是“至仁”，两位贤士为什么要与他决裂呢？而且伯夷、叔齐死前并且作歌，歌词中有一句“以暴易暴”，这是他们作为当事人的观感吧。

第四个例子，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六韬逸文》、《说苑》等书记载，灭商以后，“天下惶惶未定”，于是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杀死，“使靡有余”——这就更“不仁”了！简直是要种族灭绝。

而且，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很多商人对周人是不合作态度，所以逼得姜子牙提出要灭绝他们。可见前面商人倒戈为周武王先驱的事，就更不可信其曾出现了。

第五，周公三年东征东夷，有“践奄”——在奄国搞大屠杀——因为奄国抵抗最凶，所以给奄国来了个扬州十日。这样的残暴之举，应当不是孤立和偶然的。

第六，管仲谈到远古刑罚的时候说：“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周公执政的时候，砍断的人手、人脚和人头堆满台阶，可人民还是不驯服。周公并不光作礼，他也作刑。礼和刑是相辅相成的。礼给大夫用，刑给小民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周公对民众还是很敢用刑的。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可能不是“恶人”，但用“至仁”来简单地概括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失之于脸谱化、概念化，是存在着很大的勉强和片面的。而孟子喜欢推崇仁政，是儒家中最典型的。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要强。但是在推崇仁政的时候，他们为了向君主们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广告说：“行仁义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仁者无敌！”为了证明这个广告词是对的，他们就举例说：“周文王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于是，就去赶紧包装周文王怎么行仁义，写在了《孟子》的书上，就是“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什么的。这就客观上对历史起了扭曲虚饰作用，误导了后人。周文王从此在中国史书上，就成了一个纯的大善人形象。

在攻破商王朝后，商人跟周人是对立态度的，所以姜子牙才提出爱屋及乌的成语，说爱一个人，就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就把他的臣民都杀光，要杀光商人。

最后，姜子牙的意见由于太冒风险，没有得到采纳，商朝的大批遗民，最终都交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继续呆在原朝歌地区，作为封国存在。

这也说明，商人还是愿意跟着纣王的儿子，商人并没有对纣王家族众叛亲离，所以这才搞得周人很被动，又想全部灭绝商人，又不敢，最后只好原地封他们不动，接受纣王的儿子领导。

最要命的是，纣王的儿子武庚，随后又领导商朝遗民，再次进行了军事起义，规模相当大，引得周公和姜子牙发兵，共同来剿灭之。这也再次说明，纣王家族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人们还是愿意跟着纣王的儿子的，乃至是跟着他去冒险去起义的。这就更把前面牧野之战的“倒戈”一说逼得没有退路了。

如果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人就倒戈伐纣王了，那为什么商人还要跟着纣王的儿子去起义呢？

起义失败后，大批商人被迁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师紧密地看起来，贬称为“殷顽”。如果商人曾是积极欢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于要用这种提防和集中管制的办法对付他们。接下来周人为什么又要处心积虑地采取迁徙的方式，把大批商人遗民分遣到各个姬姓封国去，隔离管理：比如周公的儿子被封到鲁国，就带去了“殷民六族”，卫国又有“殷民七族”。这是不是种族奴役政策。种种迹象表明，周人与商人，是严重对立的，商人大规模倒戈迎接周武王，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最后，很可能，正是因为周人在进攻商王朝的过程中，以及征服商人后，对商人采取了大规模杀戮、镇压和种族隔离与奴役，才使得伯夷、叔齐在这时候以饿死首阳山的行动来抗议。如果不是周人确实很过分，这两个知识分子何必会采取不想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呢？如果商人十几万大军都是衷心拥戴和迎接周武王，商人都如此高兴，那伯夷、叔齐这两个“民主人士”何必那么跟自己过不去，专门要死呢？

据《孟子》说：“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既然伯夷是如此耿介，他不食周粟和“不立于恶人之朝”是不是一致的呢，都表示了对周王朝的决裂？

再换一个角度分析。事实上，即便纣王行的是苛政，在面临异族入侵的时候，人们也不会帮着异族的。比如赵匡胤征南汉，南汉的统治者是非常昏聩的，但是他们的民众照样起来殊死抵抗赵匡胤，因为他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满清的统治是够腐败的了吧，但是中国人也没有倒戈为“洋人先驱”的，反倒是义和团帮着政府杀洋人。他们可以不爱自己的政府，但他们会不爱自己的国土和家园吗？他们难道会喜欢一个异族者来统治自己吗？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苏军进攻柏林的时候，柏林人照样殊死抵抗了。让商人“倒戈”，让商人拍着手来迎进一个异族人来，这简直是后人对商人气节的污蔑。

孟子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武王伐纣之所以打得流血漂杵，那是因为武王不是什么“至仁”，纣王也不是“至不仁”，商人民众虽然对纣王有不满但是也没有丧失对纣王父子的追随之心，周人国内也并不是全部民意都愿意去进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流血漂杵，也就势不可免了。

一个人的血液大约是五升，十七万人是八十五万升，能把三个边长三十米的游泳池灌出一尺深的血，漂起杵来没问题。何况当时还下过雨，流血染红积水和大地，漂起了杵，这个“流血漂杵”的描述从技术上讲是可信的。

总之，纣王之“恶”，未必如后代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周文王周武王之“仁”，也未必如后代学者们异口同声说的那么绝对！异口同声的说法，往往是最可怀疑的说法。而牧野之战，商人“流血漂杵”，在我看来，是可信的。而商人“临阵倒戈”，是后人的杜撰。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应该用到孟子的书和后来的学者书、官史书上去。这些人出于一些政治目的，比远古之人更爱撒谎。

那么，最后说一下，孟子干吗非要处心积虑地说周武王是兵不血刃地打败商人的呢？

这是因为孟子有一个行仁义的治国理论，而且到处推销它，他对国君们讲：“行仁义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他又让周文王给他的理论当代言人，说：“周的胜利，就是因为周文王行仁义的结果。”

所以，孟子自然对古书《武成》里讲武王伐纣流血漂杵，战斗打得很激烈这个记载非常不满。于是，孟子就不喜欢。后人就帮孟子说话，强调说商人是“临阵倒戈”了。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么，孟子的“行仁义”到底是什么一种概念呢？对不对呢？

所谓“行仁义”，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施利于民，轻徭薄税什么的——这么理解行仁义只是说出了行仁义的一种表现方法，而没有说出它的目的。

“行仁义”是说，比如周文王行仁义，这是一种表率，最终让大家都行仁义，大家都这么高尚了，那社会矛盾自然好解决，人们工作自然也卖力（因为境界高嘛），最后国家自然就好了。这样的国家，也就“无敌于天下”了。所以，“仁者无敌于天下”。

所以，孟子的“行仁义”，归根结底是道德教化。“行仁义”的学说，是指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学说（还不单单是轻徭薄税）。

那么，该怎么看待这个学说呢？

这个我们以后再议论。大致我的意见是，一味强调仁义道德教化（“以德治国”），实践证明，是绝对不行的，是建设不出一个强大发展的国家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弊病。过去已经因为它而吃亏了。再笃信下去，现在和未来还要吃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