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五：春秋版的“韩琪”——论贵族和平民的精神境界

最近看电视《铡美案》，秦香莲母子三人进京认夫，但是陈世美不但不认，还派了一个家将韩琪去追杀她们。在破庙里，秦香莲就使劲哭，哭得刺客心都软了，最后刺客韩琪唱道：我如果放了你们母子，回去驸马一定饶不了我，要杀了我，罢罢罢，为了不遭驸马的毒手，我干脆自己死了吧。原词也记不很清了，大约是这个意思。

春秋时代，也有一个“韩琪”，就是刺杀赵盾的鉏麑。细节是这样的。赵盾因为总是劝谏晋灵公，把晋灵公气着了。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于是晋灵公派猛士鉏麑去暗杀赵盾。天不亮潜入赵盾的家里。

赵盾因为怕上朝晚了，所以今天特意地早起。天上还是星星他就起来了。简直比半夜上班的刺客起得还早。赵盾生怕迟到了是对国君不敬，故宁可早起，然后端端正正地穿好了朝服。

刺客看了，感叹道：“赵上卿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如此，不如死也！”翻译过来就是：“赵盾不忘恭敬，是人民的主，贼杀人民的主，就是不忠，而弃掉从国君那里承接的命令就是不信，不忠不信这两样自己有一样，不如死去。”他有自己的原则，就是“忠”和“信”！既要守信于国君而去杀人，又不能杀别人民的“主”而不忠，左右为难，只有一死来解决，于是他就触槐树而死了。宁死也不欺骗和违背自己心中的原则。

然而我们看评剧《铡美案》里面的台词，韩琪的最后自杀，则是说不执行任务，回去驸马饶不了我，所以我自杀。是驸马逼死了韩琪。这就现出了韩琪与鉏麑的不同。麑对自己所奉行的“忠”和“信”的原则，看的比生命还宝贵，当“忠”和“信”两者之间出现矛盾，不能调节，他不愿意破坏其中任一原则，最后选择了死的出路。他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怕回去国君饶不了他。而韩琪只是驸马的惩罚这种利害关系逼得他死。一个为原则死，一个为利害死。就看出先秦古人和宋明古人的不同。

当然，韩琪迷们看到这里也许不服气，说这不过是戏剧家编的台词，韩琪未必就是真的这么说的。

是的，甚至《左传》上记录的鉏麑临死说的话，也未必是他原话。

但是，为什么《左传》上会这么说，说到了精神层次，而《铡美案》上则只是势力相压的问题。这不单单是作者的文化水平问题，更反映了两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差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和思想，《左传》作者的“台词”其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观念，《铡美案》作者的台词，也反映了清朝人的精神观念。

这里要说一下先秦社会结构和后来秦汉唐宋明清社会结构的不同。先秦社会是一种分封制的结构，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们，有自己的封邑，可以世袭。卿大夫派家臣治理自己的封邑，封邑上的财富和征发的军队都是他家的，使得他家有很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于是这就形成一种分封制下的国君一族和卿大夫家族共享国家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好处是限制了君主独裁。而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也塑养了卿大夫们的独立人格和高贵尊严。他们追求自由、尊严、荣誉、耻辱心，对上级的对等平等的忠，对上级和朋友的信，对其他贵族的仁，以及义、勇、孝等等。他们对贵族以下的阶层，譬如对平民，也许不讲究这些，但是他们在贵族阶层内部，是互相非常珍视和笃行这些价值观的。

鉏麑的故事感人，也完全是他所体现出来的贵族“忠”和“信”的价值观，以及贵族们对于这种价值观念的笃信笃行的坚持。

所谓贵族，就是卿大夫家族及国君家族。如果贵族的标准是有世袭的领地，那么卿大夫就是贵族。

后代皇权专制下，形势就不同了，整个帝国一草一木包括臣子官僚都是皇帝的私有品。当时的官僚是皇帝用科举制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一个田舍郎能够暮登天子堂，但这并不是民主选举，依旧是专制，因为他选拔的还是他的一家专制体系下的办事员而已，这些人必得接受他的价值观体系才行，并且在当官以后，在意识形态上依附于他，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对等人格。

这些官僚虽然也有田地，但田地没有一个几个城那么大，也没有田地上的行政权，不能跟封邑媲美。所以，官僚们不能等同于先秦卿大夫，虽然他们也号称自己是卿大夫。这些官僚实质只是有势力的平民，或者说是皇帝从平民中选出的代言官吏，他们物质上不具备先秦卿大夫的经济领地独立性，又是活在一种高度专制的郡县结构的体系下，依附于皇帝而存在，于是这些官僚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是不能在气质、尊严、原则性和种种精神风尚上相提并论的，没有先秦贵族的那种精神，虽然他们也是用先秦的书教育着自己（往往出于应试目的），但他们学习的是皇权专制体系下扭曲和修正后的原先秦贵族价值观，譬如他们掌握的忠和信，并不是先秦贵族精神的忠和信的版本，而是皇权专制下扭曲了的，而且即便对于这个东西，他们也并不当真用力地笃信和笃行之，只是嘴上说着做给皇上看罢了。于是他们在精神要求和原则坚守方面就空虚了，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诉求即便不是空虚，也是比先秦贵族等而下之的东西了。他们于是剩下的主要任务就是着重瞄准于物质利益。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他们互相以势力相侵，以谋诈相骗，如陈世美身上体现的，凡此种种，不外乎一种污烂罢了。（陈世美就是从平民提拔起来的官僚，没有任何贵族精神的忠信，只有赤裸裸不择手段的利益追求，而他其实又是代表了很大一批。因为整个官僚阶层多数都是如此，所以才格外显出一个突出的包龙图。但这也不怪这些官僚们，是皇权专制的社会结构使然。）

说到“唯利是图”，先秦贵族也享受物质，实际上封邑保证了他们的物质方面的高档享受，但是他们不是把物质追求作为唯一内容和崇高美德来看，他们同时更珍守精神原则。当这些物质利益乃至财富与生命，与尊严、自由、忠、信等等精神原则相矛盾时，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物质和生命去捍卫或笃行自己的精神原则。

后代官僚们虽然名义上也讲“忠孝信义”（当然是那种专制下畸形修正了的版本的），但他们骨子里实际并不相信的，多数人也不笃行。而先秦人不是这样的，先秦人像鉏麑、鬻拳、荀息等等，就是笃行他们所奉信的那种先秦版本的健康的忠孝等等贵族价值观，宁可以生命为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在先秦的书里，解释鉏麑的死，是一种捍卫保全精神原则而导致的死，而后代的戏里，描述韩琪的自杀，则被有势力者逼死而已。这就反映了贵族精神的跌落，反映了贵族精神和皇权专制下平民价值观的水准的不同（后代官僚身上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皇权专制下的平民价值观）。

贵族的阶层和贵族的精神价值观（指先秦卿大夫的），随着分封制的解体和皇权专制时代的到来，终于渐渐消逝于历史的视野。亦即，伴随着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转型，神圣的贵族阶层被一群乱七八糟的俗吏（皇权专制下依附于皇帝的平民出身的官吏们）所取代，于是贵族阶层和贵族的价值观，就逐渐消逝，或者说被慢慢修正了。譬如说，先秦贵族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么，如果君使臣不以礼，比如说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那臣事君是不是就可以不以“忠”呢？就是说这种“忠孝”是有条件和对等责任的，而不是后代的愚忠和奴才式的忠。再举个例子，荀息这样定义忠：“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意思是，只要对公室（国家政府）有利的，尽力所能去做，就是忠，可见它并不是说绝对听国君的话就是忠，“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叫做忠。“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是后代的皇权专制下扭曲了先秦贵族价值观后的忠。

一说忠、信、孝，大家似乎都觉得那是旧时代的糟粕思想。实际上，刚才先秦贵族所定义的“忠孝”即便在现代也不是过时的概念。比如荀息说的“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这难道对今天一个在企业上班的人，在政府做事的人，没有指导作用吗？

贵族的时代已逝，被随后皇权专制下的平民的时代所取代，贵族精神自然也就被修正乃至丧失。孔子与先秦诸子的书中所提炼的先秦贵族价值观，于是被修正、扭曲、敷衍、假装对待，乃至终究是不知所云了。

人们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这在物质方面也许是，在精神方面却未必是。至少，从先秦，到秦汉，到宋明，到清代，人们的精神境界在呈现一种退步，我认为。

先秦的时代，是一个贵族的时代，闪烁着青铜的光泽，在分封制的相对民主的体系下的贵族精神，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我们更希望用先秦贵族精神来渲染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