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阳樊和原邑

晋文公重耳襄助周襄王有功，周襄王就把八个城邑给了重耳。然而重耳去接收其中的阳樊时，阳樊人却都要逃走，原人干脆据城相守跟重耳打起来了，这里有一个疑点，他们为什么会抵制晋文公呢？

这就要谈谈当时的分封制了。

所谓分封，有大分封，还有小分封。周天子把土地封给诸侯，这是大分封；诸侯再把土地给儿子和功臣们，这就成了卿；卿再把自己的大片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们：一般长子继承他的卿位，其他儿子则成为他领地中的某邑大夫、某邑大夫，这是小分封。总之，卿的封邑比较多，大夫也有，所谓某邑大夫。现在我们的上千个县，当时是上千个城邑，被卿大夫阶层的人世袭着。邑和县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名字，邑是被以大夫所世代世袭地拥有的，而县则是皇帝委派的一个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来做它的长官，县长并不能拥有这个县。譬如温县现在是一个行政县，而当时是温邑，周天子把它给了重耳以后，重耳把它封给狐偃的侄子狐溱，让狐溱作了温大夫。狐溱家族就把这个温邑一直传下去，是他们家族的财产了。温大夫、原大夫、韩大夫、阿大夫、高唐大夫，等等无数这样的大夫，世代拥有着他们的温邑、原邑、韩原、阿邑、高唐等等无数城邑。

大夫是如此，卿也是如此，只不过卿的地盘更大，准确地说，卿不过就是大夫的一种，叫上大夫。春秋时代的上千个城邑，全是被邑大夫所世袭拥有，没有一个是后代那种县长。这就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不同。于是可以说，卿大夫是贵族，县长知府不是贵族，他的身份根本来讲仍然是个平民，只不过是被皇帝挑选出来委以事务有限任期的特殊平民。

现在说说原邑。周天子下面有一个大夫“原伯贯”，是“原大夫”，也就是说，他的家族世代管理和拥有着原邑。这时候重耳要来接收他了，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如果换了郡县制，新的县长来接管，又是天子命令的，旧的县长也就乖乖地走了。但我们说了原大夫“原伯贯”的家族世代拥有着原邑，他的权力可不是县长所能比的，自然就不会跟重耳那么痛快地交接了。所以重耳要和他发生战斗，最后重耳武力拿下了原邑，也就可以理解了。

随后重耳把这个原邑给了赵衰，让赵衰做了新的原大夫。原伯贯则被迁走到山西一个小地方去蹲着。不管是原伯贯这个原来的“原大夫”，还是赵衰这个“原大夫”，他们的家族都是世袭地拥有这原邑。这和后来的县是根本不一样的。原邑这个地方，如今是济源县。

阳樊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城邑为一个姓樊的大夫所拥有，也是周天子封给他的。他自然也不想拱手交给重耳。于是他打算带着原人迁走，重耳不放行，把阳樊围了，最后城里边的仓葛站在城头上发表了一通意见，折服了重耳，重耳只好顺应阳樊人的意见，把阳樊人放行了。这个樊姓的“阳樊大夫”的结局比“原大夫”原伯贯就好些。

“阳樊大夫”和“原大夫”，他们居然可以不听周天子的指令，跟新来的主子重耳对抗。同样的情况也可以类比到诸侯国内部。诸侯国内的某邑大夫，他们在自己的封邑上，也是世代经营，扎根很深，在遇上极端情况下，完全可以跟他的主子——国君对抗。把自己城邑里的平民武装起来就是军队，当时没有职业军队，军队就是随时征来的平民罢了。所以，卿大夫的势力是很可怕的。

那么，当国君家族所直控的城邑和军队，相对于他所分封出的拥有封邑和军队的卿大夫们，在势力上不是绝对性地压倒一切时——情况也往往如此，国君就得靠自己的德行和联合多数卿大夫家族去制约少数野心勃勃的不服的卿大夫家族了。

所谓“德行”，也就是“守礼”，国君要守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共有价值观，才容易被多数贵族家族拥护。所以当时的国君不能为所欲为，周天子要讲“礼”，重耳也要讲“礼”。这个“礼”就是整个的贵族阶层的“法”。譬如重耳要“请隧”，这是不合礼的，周天子批评了他，他赶紧就缩回去了。

凡此种种看来，那时的国君就更像一种“帮主”。在诸侯国内，其实是一种国君和卿大夫家族（统称贵族）的“多贵族联合体执政”，所以国君权力不是绝对的，不管是国君，还是周天子，都不敢像后代皇帝那么凶巴巴的，这是分封制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这也是卿大夫们有着人格尊严和诸侯国君们经常被杀的原因。

一旦天子成了皇帝，派官僚去治理一个个他所直控的县的时候，不再是分封给谁了，皇帝这才可以变得凶巴巴的，乃至人们觉得“伴君如伴虎”了。这时候的官僚们，也再没了先秦卿大夫的那种尊严个性和气度，而是服贴贴地依附于皇帝的意识形态和唯皇帝之命是从了。因为他们没了独立的领地基础。

是谁扭动了这种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转变，是法家商鞅这些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