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而优则仕”之说出现以后,在中国,数千年来,叫作士,叫作文人,叫作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便以此作为奋斗目标,矢志不懈,奋斗终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是滥觞者孔夫子没想到的。他,还有孟子,还有其他门徒,所构成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后人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或阳奉阴违,或当作耳旁风。独这一句,书为敲门砖,敲开为仕门,是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全力以赴的事情。
由此,这些向“学而优则仕”目标奋斗者,心灵深处,对于权力的亲和性,对于长官的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的依附性,对于在名利场中分一杯羹的竞逐性,一代一代遗传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溶化在血液中”了。这四性,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如蛾趋火,如蝇逐臭,那按捺不住的为“仕”情结,既痛苦,又热烈,既煎熬,又享受,既战战兢兢,又作威作福,既不屑为之,又乐此不疲。
至少我亲见的文人当官者,莫不如此。
但“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这一句话,包含着“学”“优”“仕”三个层次,它们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阶梯,而是残酷无情的、不断淘汰的过程。由“学”而“优”,犹如蚂蚁上树,能爬到树顶的“学而优”者,少之又少。由“优”而“仕”,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进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汤鸡,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够过桥的“优则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明初的解学士缙,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
《明史》称他“幼颖敏”,当非虚言,他是少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极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对他来说,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几乎没费什么劲,走完这个过程。其实,中进士,为庶吉士,大有人在,开科取士,当然不会只取他一人,这倒也不稀奇;但是,他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关爱,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无第二个。
现在弄不清这位暴君,究竟为什么,出于什么心理,对解缙说出如下的话:“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此话一出,石头城大惊,这比中了六合彩大奖,还叫人眼红和羡慕。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解学士恩渥备至,简直就是一个历史之谜。于是,帝王宠遇,朝野侧目。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无数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但梦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很少。他却是唯一的,将这个会被他人斥之为神经病的梦,变为“甚见爱重,常侍帝前”的现实,真让一干人羡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气,春风拂面,才子风流,如鱼得水,这个政治和文学的双料明星,在南京城里,该是如何的出风头了。
那时,他刚二十岁。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这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宋代还出过一个大文人欧阳修。我一直忖度在乡里间即以神童目之的他,是以欧阳修在宋代文坛、政坛的双辉煌,来定位自己一生目标的。应该说,解缙的势头,一上来颇不示弱,很有气象的。他在科考、仕途、出身、履历等方面,直追先贤,不相伯仲。
欧阳做到翰林学士,解也做到翰林学士;欧阳在宋仁宗、宋神宗身边做过侍读学士,解在永乐登基后也做过侍读学士,不过称谓略有不同,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实质相差无几。甚至到最后,与帝王相伴的这场政治赌博,其结果也八九不离,大同小异。欧阳因反新政,被放逐出朝,归隐山林,这样,留条命在,有个寿终正寝的下场;解则很不幸,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文人,而且,他的死,是埋在雪堆里生生冻死的。
我在东北森林中修过铁路,当过苦力,尝过零下数十摄氏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么滋味。据说,人在冻死的过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皑皑的雪,而是熊熊的火,于是,在无比的煦暖中,笑着走向死亡。我想,解缙笑着死,那样子,是相当难看的。
这两位乡党,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献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失殆尽,但清代《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的,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那位和尚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总编纂重任,则由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解缙来承担。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这时,他也不过34岁,相当于刚超龄的共青团员年纪,你能不向他脱帽致敬吗?
盛世出书,隔朝修史,这种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使命,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视作神圣和荣耀的差使。别看中国“学而优”的文人很多,中国有大学问而“优则仕”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皇皇巨制的帅才,却很少。数来数去,恐怕也就只是宋之欧阳修、司马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等。这以后,清末无,民国无,尤其到了当下,除自吹人吹的“大师”外,少见通古博今之士,淹贯中西之才,实在是很可悲哀的事。于是,再要出什么套书、类书、史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只好由着那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南郭先生,上蹿下跳,暴得虚名了。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你有什么办法?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解缙比之欧阳修,在文章的名声、诗词的成就方面,就差得多了;在文学史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就更为逊色。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代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弦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了,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如果,他像欧阳修那样,活到65岁,而不是44岁被朱棣杀了,多上近二十载挥斥方遒的文字,也许他的满腹才华、文学能量,还能多存留一点在世上。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为文人(也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尽管他们一再斥我混账,看我的文字,气不打一处来,我也只好抱歉。因为我也看透了这些逞嘴皮之勇的斗士,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自己也并不实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
其实,骨头想硬何难,一挺脖子,刀光一闪,也就吹灯拔蜡,眼睛一闭,脑袋落地,也就哏儿屁朝凉。这时候,还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可能吗?想到这一点,你就得设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时下那些甚嚣尘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私谥为先知先觉的几位学界大老,不也曾经是跪着求生的,口口声声“臣罪当诛兮”,享高官厚禄的革命者吗?
中国人不信上帝,但喜欢造神,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识界,也难能免俗。隔三岔五,总是要撒泡尿,和点泥,捏两尊菩萨出来,自己磕头,还要别人跟着作揖,这种当代“封神榜”煞有介事的表演,实在够滑稽的。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某公反右时一气之下跳楼身亡,如果某老在干校撞电线杆自杀,会有泣血稽颡的推崇者,在今天加诸其身的哀荣吗?
解缙明白这个道理,死了死了,一死也就什么都了了,他不想了。和时下被追捧得很的学界大佬,当时不走林昭、张志新之路,是同样的聪明。当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夺他侄子江山的靖难大军,于六月十三日,从金川门进入南京城的时候,眼看着就要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怎么办,我们这位才子,面临不降即死、不死即降的抉择时,他一无当烈士的欲望,二无杀身成仁的兴趣,一点也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就对了,虽然,此君于六月十二日晚,已经决定殉国。据《明史·王艮传》:“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邻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
解缙,受过太祖的恩,受过惠帝的恩,又是文章盖世的国士,众人当然以他马首是瞻。他信誓旦旦:诸位,我要是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军只要前脚进城,后脚我就头一个在文庙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说得在场的一个个人,无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表示共同赴死的决心。
等到解缙、王艮、胡靖相继离开吴溥家后,吴溥的小儿子吴与弼,年纪尚小,不谙世事,赞叹地说,:“胡叔能有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气,真是了不起啊!”吴溥对他儿子说:“你先别这样断言,他殉死的可能不大。依我看,也许只有你王叔,没准儿会走这一步。”
这时,比邻而居的胡靖,对他家人大呼小叫,“你们快出去看看,乱糟糟的,赶紧把猪栏的门关紧,小心偷猪贼”。听到这里,吴溥看他儿子一眼,苦笑地说:“一头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而在此时,住得不远的王艮家,却传来了举家的号啕哭声。原来,他从吴溥家告辞回去,独自关在书房里,喝下早准备好的毒酒。等家人发现时,他已经倒地不起了。
金戈铁马、荷枪实弹的北军,涌在金川门通往皇宫的石板路上,老百姓对进城的大军,避之唯恐不及。独有一个矮小身材的人影,正快步往燕军大营走去。解缙本想到文庙去自缢的,走着走着,改变主意,决定投奔燕王。军士把他带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见这个请求进谒的才子,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能得到受知于太祖的解缙,也就相当满足。而且他还引荐了一批原惠帝方面二三流文臣。据《明史》,“成祖大喜。明日荐胡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
永乐是个有心机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师出无名,因此,必须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兴师而来,是为惠帝坏了太祖规矩,而替天行道的形象。这个解学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赏的,有其可资号召的作用,给他安排工作,编纂他向太祖建议过的这套类书,也就等于昭示天下,他才具有这一脉相承的嫡传正统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里对他有多少尊敬吗?未必。
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宜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艮)矣!”(《明史·王艮传》)
大约从六月十二日晚七点,到十三日早七点,不足12个小时,解学士的两面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也应了明代焦竑《玉堂丛话》中所说的,此君所信奉的“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的人生哲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赶不上他的变化之快。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
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好运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他不害人,小人小得光棍。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讨厌马屁,尤其不讨厌文人拍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许文人的马屁,讲究一点修辞方式,不至于肉麻得直起鸡皮疙瘩,能抚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儿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于是,纵使满腹经纶,纵使才高八斗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急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但是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熄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
他写过一首《庐山歌》,可以读得出他对于庞然大物的客观世界,所表现出来的自恃和自信,同时,他也流露出对于个人评价上的自大和自恋。
昔年拄玉杖,去看庐山峰。远山如游龙,半入青天中。四顾无人独青秀,五老与我同舂容。手弄石上琴,目送天边鸿。二仪自高下,吴楚分西东。洪涛巨浪拍崖下,波光上与银河通。吸涧玄猿弄晴影,长松舞鹤号天风。天风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弱流万里可飞越,因之献纳蓬莱宫。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梦里寻仙踪。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树下一老与我襟裾同。披图题诗要相赠,气腾香露秋蒙蒙。子归烦语谢五老,几时白酒再熟来相从。
这首诗中,他把自己摆在和庐山排排坐、吃果果的相同位置上,作为文学家,是一种夸张,作为政治家,则是一种狂妄。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政治轮盘赌中,确实具有赌运赌命的勇敢。
就在朱元璋要他“知无不言”时,他抛出了一封万言书,直戳其杀人无算上。别人要是斗胆提出,不碎尸万段才怪,他屁事没有。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明史·解缙传》)
就在朱棣重用他,“入直文渊阁,并预机务”,为朱元璋废宰相的第一任首辅,“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可他文人习气,吊儿郎当,颇不把永乐太当回事的。
文皇尝谓解学士曰:“有一书句甚难其对,曰‘色难’。”解应声曰:“容易。”文皇不悟,顾谓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属对?”解曰:“适已对矣。”文皇始悟。“色”对“容”,“难”对“易”。上为之大笑。(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接下来,解学士又将赌注下在朱高炽身上。可是,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东汉末年的杨修怎么被曹操杀头的,不就是掺和到曹丕、曹植的继承游戏中去吗?封建社会中的皇位更迭,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吗?解缙自不量力地介入朱高炽和朱高煦的夺位之争,而且卷进如此之深,分明是在找死了。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明史》)
1410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
1415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
呜呼,解缙诗云,“天风吹我不能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他以为椎心泣血地为统治阶层效犬马之劳,“天风”就不是“吹我不能立”,而是“半入青天中”。但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叫作士,叫作文人,叫作知识分子的整个阶层而言,怎么就不前瞻后顾地想一想,这样自始至终的幸运儿,在二十四史中,又能找出几位来呢?
尽管如此,那独木桥上,仍是千军万马,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