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文人遭遇皇帝，最不幸，最倒霉，被收拾得最残酷，下场最悲惨者，莫过于秦朝的李斯和明朝的高启了。

皇帝收拾文人，无非两端，一是让你活得不痛快，一是让你死得不痛快。前者的极致，就是要这个犯错误的文人，觉得与其苟且地活着受罪，还不若死去。后者的极致，则是要将这个出问题的文人，在缓慢中被消遣着死，让其在活着的清醒状态下，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死去。

不能痛快地活，固然难熬，不能痛快地死，其实更难熬。

“腰斩”是一种颇费工夫的酷刑，需要的刑具也颇为复杂。如果只是砍头的话，磨得飞快的大刀片子即可胜任。而像高启这样，是朱元璋特别关照，要一分为八的“腰斩”，那一段一段锯劈下来，刽子手的行刑过程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时半刻且断不了气。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即使草菅人命的独裁寡头，也并不常常使用“腰斩”。

李斯死于公元前208年，高启死于公元1374年。李斯生年不详，死时至少应该有60岁以上年纪。高启生于公元1336年，死时才38岁。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李斯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他似乎早知道会有这一天，行刑那刻，对受他株连一齐受刑的儿子李由说：从此，咱爷儿俩再不可能在那秋高气爽的季节里，牵着黄狗，架着猎鹰，出上蔡东门，在那广阔天地里追捕野兔了。他知道自己该死，知道咎由自取，是个死得明白的人。

而高启，甚至被押到刑场那一刻，他还弄不明白一篇《上梁文》，一篇只是应景的、凑趣的、图个吉利的、讨个彩头的文章，为何会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十万火急，圣旨急传，不由分说，动此极刑，不知所为何来？我们这位文人，做了鬼，也不知道那位要过饭，偷过牛，当过和尚，做过蟊贼的朱皇帝，为什么竟上火到如此地步？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死，不知为什么非要死不可，是个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可怜哪！

高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季迪，号槎轩。元末大乱，曾避难松***丘，又号青丘子。文学史习惯将他与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也有人称他们为“明初四杰”。当代的读者，即使读过中文系的，也不会太关注这位在文学史上，已经很冷门的诗人了。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他还拖累了高启，一齐成了刀下之鬼。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朗朗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丘去请他。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观（因他是湖北蒲圻人，故称“魏蒲圻”）和翰林院编修高启（因他曾避难松***丘，人称之为“高青丘”）的两条命。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皇帝老子要是小人起来，你躲到天边也不行的。何况，在中国数百个帝王中间，朱元璋是最小人的一个。清人赵翼谈到这位朱皇帝，说他“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盗贼”之后，还应加上“流氓”二字，那描画才更准确。

遭遇这样一位“流氓”皇帝，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高启死定了。

这位出身于无赖、草贼、小和尚、流氓无产者的皇帝，为什么对苏州所发生的事情，对苏州这两位文人采取如此极端措施呢？高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不了解，凡非常非常的小人，都是特别容易结仇，特别能够记仇的。而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尤其是要想方设法报仇出气的一个小人。

据明代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江苏南部的老百姓，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打败张士诚，拿得天下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的宽柔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为此，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对于曾经是张士诚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苏州城，不断派遣过来很多特务，打探消息，巨细必报。所以，此间的一动一静，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蒲圻（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临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以徙之，正当伪宫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锦帆泾”，云阖闾所凿，以游赏者，久已湮塞，蒲圻亦通之。时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圻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时四海初定，不能不关圣虑，乃使御史张度觇矣。御史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蒲圻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御史还奏。蒲圻与太史并死都市，前功遂辍。

而明代祝允明《野记》，更是骇人听闻：

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李斯在咸阳被斩成几截，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高启在南京被斩成八段，是有据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代李贤《古穰杂录》，也有类似文字。数百年后重读这类史料，令人发指的刑戮场面，惨不忍睹的世间悲剧，仍令人怵目惊心。一个大活人，拦腰斩成两截，就够残忍的了，还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为恐怖，与剁成肉泥相差无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贫下中农，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史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从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对他肃然起敬，甘拜下风。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是绝对碰不得的。他一波一波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失衡，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那卑劣心理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即皇室自传）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同姓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祀孔庙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徽州姓朱的典史朝觐他，他打算套个本家关系，好借此标榜，便问这个典史是不是朱文正公的后裔。那小官连称不是，因为此人哪敢对这杀人不眨眼的皇帝撒谎。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八腊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等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下肋，这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今天来看，他拥有多么响当当的好出身，好成分。放到“文革”时期他该是地道的红五类，血统纯正的贫雇农，可在五百年前，那就是上不了台盘的贱民，是人家看了听了不禁要撇嘴的人下之人。于是，他学汉代那位造反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别人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就处决。据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在中国古代，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全部生命的支撑点。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浩浩荡荡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胁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

在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会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在心理上的文化劣势。于是，便注定了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也是充满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于优势文化的憎恶。

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统治者的文明水准和昌明程度，息息相关。君王明白一点，文人的日子好过一点，君王糊涂一点，再加之浑蛋一点，尤其再加之自以为是一点，那神州大地上，必然就是斯文扫地，知识遭殃，大师呻吟，白卷称王，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据说，朱元璋登基后杀的人，比他登基前杀的人，少不到哪里去。仅胡惟庸案、蓝玉案，至少有三四万人，死于非命。试想，连与他一起揭竿起义的同志，与他一起南征北战的战友，乃至于追随多年的部下，历尽艰辛的亲属，包括一起打江山的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都被杀害殆尽，他会对你知识分子客气？

因此，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朕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统治者奉为圭臬的逻辑。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先生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采取沉默一道，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你即使有八斗之才，也白搭了。脑袋留着，你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划得来。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到最差，或最后的笑，最后连屁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很下三烂，屡被具有斗士精神的同行所讪笑、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骂就骂吧，很无所谓的了。

对文学史来说，高启是重要的，但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狗屁？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第一，闭塞，则偏执；偏执，则守旧。而长期守旧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第二，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中国文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护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高启啊高启，你高估了朱元璋，你把你的皇帝看成一个正常的人，大错而特错了，他是一个你简直想不到的那种非常之人。什么叫非常，就是非常伟大的同时，又非常渺小；非常英明的那刻，又非常卑鄙；非常正确的刹那间，又非常谬误，谬误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对帝王而言，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被朱元璋打败的对手张士诚，那种老文青的幼稚了。记住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对他的妻子说的“面包会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在朱元璋的眼里，天才，不过是面包而已，总是会有的。这个朝代出不来，换个朝代，或者，再换个朝代，也许就出来了。

用得着你鸡蛋往石头上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