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张居正，马上想到他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数得过来的强人之一，马上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并得到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高小五年级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记不得在哪儿看过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个不苟言笑，脸色阴鸷，目光严厉，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没人敢对他说一声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里，与他极钟爱、极标致的小娘子们风流缠绵的时候，是不是也板着面孔，让美人儿也望而生畏呢？史无记载，就不敢悬拟了。
一般来讲，在中国，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备下列三要素：
一、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不至于轻易被扼杀。
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会有阻难，不至于难到进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质即使有非议之处，但不至于成为反对派使其落马的借口。
时下国产的电视连续剧，差不多以此为金科玉律，来写改革的。其实，真实生活远非如此，不是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就是功亏一篑，全军覆没。哪像作家和编导所设想的，高峰护驾，破关斩将，美人青睐，春风得意，鱼与熊掌兼得呢？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个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许张居正是唯一的幸运者，至少在他活着时，他让别人吃苦头，自己从没吃过任何苦头。倒霉，是他进了棺材以后的事。
我之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在中国全部封建社会中，只有他是活着没有挨整，死后遭到清算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对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朝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第一个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第二个屁股就会瑟缩颤抖，第三个屁股必然脚底板抹油开溜。他懂得，制造恐惧，从来是统治者最有效的威慑手段，操切专擅的张居正，把反对派整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他是个精通统治术的政治家，也是个冷面无情的政治家，为了目的，他敢于不择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认可他凶，认可他行，认可他有办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举，自是政体为肃。”他所以要镇压反对派，是为了营造出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加之“通识时变，长于任事，不可谓非干济之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极权的十年间，说张居正在统治着大明王朝，不算夸饰之词。他曾经私下里自诩：我不是“辅”，而是“摄”。休看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能量。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帝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呢？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急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则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这项大清查运动，始终是史书肯定的大手笔。我一直想，张居正不死得那么早，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将其改革进行到底，而且，万历帝未长到三十岁前，他还得辅政，这是太后的懿旨。或许中国将和欧洲老牌帝国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纪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未可知。
我们从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会发现其描写对象，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移到城市，市井阶层和商人成为主角。这说明世界在变的同时，中国也在变，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形成。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失败，错过了一次历史的转型期。
想到这里，不禁为张居正一叹，也为中国的命运一叹！
张居正一直清查到万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
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犹如积木金字塔。塔尖坐着皇帝，下面则是层层叠叠支撑起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各级官僚机构。任何触动，就有可能打乱这座塔的上下牵系、左右制约的平衡。所以，即使是不伤筋动骨的小改小革，也会受到求稳惧变的体制维护者的抵制。他们宁可这座金字塔哗啦啦地一个早晨垮塌，也不肯在垮台之前，进行最起码的修整和巩固。
在中国，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温和改良，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于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拒新抗变，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改良运动，简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来，老爷们比猪羊还会驯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外国也如此，当巴士底监狱大门轰然打开以后，那些贵族、骑士、名媛、命妇，不排着队向广场的断头台走去吗？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明实录》的太仓存银数，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据樊树志《万历传》）
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青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袁小修日记》卷五）
看来，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这位政治家是感受到的，对其处境像明镜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会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后有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特立独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57岁。
万历十年六月，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是，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
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钳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你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就看万历对于张居正的清算到挖地三尺的狠毒，生生饿死张家老小的残忍，便知道张居正这个极其自信，也极其自恋的政治家，未必不明了骑上这只老虎，凶多吉少，上去是死，下来也是死，但他估计应该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可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卞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孱弱，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据谈迁的《枣林杂俎》中《炯鉴·柄相末路》中所收录的“万历十二年故太师张居正子礼部主事敬修自缢。遗词”看，在万历眼中，他的老师，他的首辅，为相十数年，没有数百万两积攒下来的家产，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定下这个指标性的数字，让去办案的人员克期完成这个搜括任务。可张居正不是严嵩，虽然也非清廉之官，但也不是明目张胆的贪贿之吏。因为他志不在此，作为一个改革家，他只想到国家的富，却不及考虑自家的富，因而，那个承办此案的丘侍郎橓，也极不是一个东西，不达数百万的指标，不肯罢手，抄了北京的家，又抄湖北的家，“悬赃酷拷，贻楚患数年”。
张敬修在《遗词》中说：“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空宅，男女惊骇之状不忍言。至五月初三日丘侍郎至府，初四日即差官提张敬修面审。其中细微曲折之情，不及多言，但其大注意在屈坐先公以二百万家赀，又要我扳承天、夷陵、本县三家，要坐曾确庵家寄银十五万两，坐王少方家寄银十万两，坐傅大川家寄银五万两。他云依说便罢，如不依，则当奉天命事。其间恐吓人之语，令人胆破魂飞。嗟嗟，此三家者，皆怨仇祸患与张六同之，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哉？或当事者处心蓄谋已定，区区何能分解？而威势所逼，只得欺天枉人从之。夫数十万银，吾意三家纵滥，亦何能有如此之积？天上飞来之祸，何爱片言之重？只得从口事之意。盖料三家断不能完结此事，吾日后如何见之？区区微衷不能自白，恐后世以敬修为何如人品？……独空坐二百万，又欲屈坐曾、王、傅三家三十万，欺天枉人。不得已旗言片楮，没齿以代剖心。至十三日务钦差上司会审，叔侄俱严刑拷讯，逼勒扳扯他人，亡虑数十家。扳而合诸葛亮公意，即首肯之；不合其意者，则另开来。合则从，不合则夹打，令人魂习无生气。嗟嗟！”
谈迁说“方其秉国之钧，百吏震竦，气势回山岳。一朝失据，步入西市，诸子为囚，富贵安在哉！今贵溪、江陵之论定矣，功九而罪一”。然而朱翊钧这个绝对的小人，却坐在后宫，等着丘侍郎橓将张居正家抄没的数百万两白银，押解回来咧！鲁迅与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过：“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论述过：“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就是说，“圣贤豪杰”与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的“盗贼之性”，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怀疑明代诸帝的这种无赖基因，是不是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承袭下来的？一上台还透着几分英明，几分正确，但都坚持不多时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面。这个埋葬在定陵里的据说腿有点短的家伙，也逃脱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病。
你活着的时候，他忌惮你，一口一声“张老先生”，循规蹈矩，知书识礼，你以为替大明王朝，辅佐出一位中兴之主。事实不然，你一旦闭上眼睛，你树了无数的敌，就要跟你算账，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为青年，今天的无赖帝王。
无赖行径，成为一个统治者的主流，治国就是一场胡作非为的游戏。
张居正死的当年，朱翊钧自毁长城，将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调往广东。张居正死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崛起关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兴明衰的前奏曲。一个政权，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败却常常是转瞬间事。特别是他搞掉张居正后的数十年间，疯狂搜括，拼命聚敛，以致民乱迭起，蔓延全国，成不可收拾之势。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前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随，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
因为中国为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工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据樊树志《万历传》）
据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一书，公元1620年朱翊钧驾崩时，紫禁城中的太仓仍存有白银700万两。《明史》记载：“（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从这些万历驾崩后花钱的大手笔看，应该看到张居正的改革，确实给朱明王朝带来很大的财政收益。这笔由张居正积攒下来的大批库银，一直到崇祯朝还没有花完。据说，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发现了大量的白花花纹银，而且还是高纯度的白银，以至李岩不禁感叹之至。李自成所以成为闯王，就是在于农民受不了官府的苛捐杂税，才在“迎闯王，不纳粮”的旗号下，成为揭竿而起的“叛乱分子”。李岩弄不明白，你崇祯皇帝扣着祖宗留下的这许多银子，为什么不拿出来救灾赈济发饷支边呢？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至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17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外受逼于努尔哈赤后代的大军压境，内受逼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的兵临城下，最后只好到煤山顶上上吊而亡。那棵锯断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便是他的永远的价值。
从张居正的实践中，我们知道，中国需要改革，如大旱之望云霓，中国可以改革，如春风之德草。旧时的中国是这样，新兴的中国更是这样。
改革，中国的希望，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