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才子，皆风流潇洒，而且在男女之事上，持浪漫态度。倘一个才子，居然不浪漫，那他就白当了。
当代也有才子，也浪漫，而且浪漫起来，不让古人。不知为什么，也许才子，先得有才，没有多少的才，还要做出有才的样子，在那儿浪漫，就让人倒牙，就招人起腻了。古代才子，难其有才，货真价实，这才风流出文坛佳话，这才浪漫出千古韵事。
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浪漫文人，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口碑，都是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也是让所有才子艳羡不已，希望自己能这样风流浪漫一回的故事。
野史所记，不足征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淫秽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发财，无心伏案写作。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朝，条件成熟，《金瓶梅》才登场。
总的说来，气候这个硬件，比才子这个软件，更关紧要，假设嘉靖帝或万历帝发了话，谁敢写淫书，朕就毙了谁，估计没有一个才子会以身试法的。据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刻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那么，14世纪末、15世纪初，处于萌芽状态的，但已拥有相当规模、具备了资本主义商品性质的经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初步成了一点气候。是这种适宜的外部条件，催生了天下第一奇书，大概是不会错的。
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大致会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现在有些狗屎批评家，老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看不起30年代的“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更看不起40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学作品，和国统区的进步文学作品，至于50年代，至于新时期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一谈起来，就撇嘴，撇得嘴歪，已经纠正不过来了。
东西方文学，各有各的文学传统，各有各的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正如宗教，正如伦理，甚至，正如饮食，正如衣着，孰为好，孰为孬，是不能比的。这些歪嘴先生，或嘴歪女士，有的还出洋镀金，六国贩过骆驼，根本没弄明白，文学乃时代的产儿，乃这块土地的产儿。盛唐气象，是出李白“噫吁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时代，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必然是要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已衰未败的时代，才能写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说到底，文学的旺盛或衰微，母体决定一切，这块土地的时代背景，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像基因中的染色体，决定着文学的命运。
从晚明才子凌濛初（1580—1644）的《拍案惊奇》一书来看，其中四分之一的篇幅，是以城市生活，特别以商人生活为描写主体，颇足以说明嘉靖、万历以来的社会变化。由于城市的发展，由于人口的集中，由于商业活动的活跃，由于声色犬马的消费，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景象。
农耕社会的主角，是农民，而城市生活的主角，则为市民。市民的文化需求，要大于农民。因此，一、市民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市民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市场催生《金瓶梅》，市场也对文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也是我们读到的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钱在作怪。
因此，市场对于文学的影响力，对于文人的左右程度，不亚于政治，甚至强于政治。
读《金瓶梅》，我们看到，有了市井，便有勾栏，有了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李瓶儿这样的新兴阶层。可以想象，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三瓦两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所带动的侈靡淫逸的消费风气，是怎样打破那一成不变的竹篱茅舍、鸡鸣犬吠、躬耕畦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是怎样冲击着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
正是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本来持异端观念的文人墨客，那疏离正统，游移主流，轻视科名，追逐自由的趋向，也必然愈来愈甚。唐寅在《言志》诗中自况：“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便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制于名教的宣言。
拜拜再见您啦，俺要到华学士府勾引那小妮子去也！这位唐才子弃绝科举，告别官场，索性才子到底，在苏州阊门外桃花庵，盖了个小别墅，当自在神仙。这是那些持正统意识的人士，对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颇不以为然的。譬如清人赵翼，虽然他自己也并不是不浪漫，但他回顾前朝这段历史，对才子们的傲诞之习，是不甚满意的。
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
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
最后他感慨道：“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羁，宜足于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之盛事也。”
古代文人，基本可分三类，一类是完全从属于官方的，姑称之曰“住校生”；一类是身在山林思廊庙，人在廊庙想山林，于两者之间徘徊踯躅，游移不定的，姑称之曰“走读生”；一类就是唐寅这样的，索性当一名“逃学生”，若无缰之马，似不系之舟，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干吗非要考中状元，搏一个封妻荫子呢？
唐寅（1470—1523）死后，李贽（1527—1602）出生，如果说前一代才子，只是创造了离经叛道的生存方式，那么后一代才子，从理论上提倡“好货好色”，人之本性，生活欲望，并非罪愆。这样，那些文人中的走读生、逃学生，便大解放，大轻松，便大放肆，大出洋相。文人的放浪和放荡，也对社会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影响。
作《拍案惊奇》的凌濛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而淫，是建筑在赵翼所说的“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上。《金瓶梅》以及随后直至明末清初不绝如缕的淫秽小说能够应运而生，一是商人阶层文化消费的必然，一是整个社会的淫风所致；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和很多分封世袭的王，是这股淫风的总源头。
据《明史纪事本末》：“先是大学士万安结（宪宗）万贵妃兄弟，进奸僧（制媚药）以固其宠，上（孝宗）在东宫，稔知其恶。至是，在内中得一箧，皆密术也。悉署曰：‘臣安进。’上遣人持至阁下，曰：‘是大臣所为乎？’安惭汗，不能出一语。”可见当时从皇室到民间，使用春药，制作秘方，已成普遍现象，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更是司空见惯，春宫图画，淫具亵器，街头公开买卖，召娼狎妓，苟且娈童，犹如家常便饭，社会风气糜烂，道德精神腐败。武宗、世宗、穆宗，无一不是淫君，光宗、熹宗，都是没当几天皇帝就驾崩，与纵欲不无关系。
帝王如此淫逸，臣工岂不效尤？
严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坐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
严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发声，婢口已巧就，谓之香唾孟。
严氏籍没，郡司奉台使檄往，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众。有知者掩口曰：“此秽巾，每与妇人交，辄弃其一，岁终数之，为淫筹焉。”（以上均清·周吉士《寄园所寄》引自《笑史》）
那位名相张居正，也是生活在姬妾环绕的众香国里，连年轻时的万历皇帝，看到他身边的青春女子，都眼馋得不行。此公为国操劳，为家更操劳，大量服用春药的结果，便是燥热不宁，欲火上升，哪怕到了四九寒天，滴水成冰，他也戴不住帽子。但最厉害，还得数一位已属远支的王，竟生出二百个儿子，可见其一生，大概不干别的事情了。一间养鸡场，多少母鸡需要一只公鸡同笼，是有比例的，这位王爷有二百多个儿子，至少要有五六十位妻妾需他播种，养鸡场要找到他，该节约多少成本啊！
文人，尤其才子型的文人，当然更不例外。“江南名士何元朗宴客，脱下妓女的鞋子行酒，王世贞作长歌以记之。戏曲家臧晋叔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赠诗送别。屠隆千真万确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发病期间，汤显祖作诗：‘长卿（即屠隆）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这组诗绝非中伤他的好友，因为那个时候，得了性病，并不有损此人的品德，相反视为风流韵事。”（《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在这样炽烈的淫风下，兰陵笑笑生抛出了他的这部奇书，他究竟是谁，有好几十种推断，但没有一个说法被认定。但是，此人必是一位名士，是毫无疑义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直接性描写的先河，先前的文学传统中，并非无此类性文字，但到他这里，公开的，而不是隐晦的；暴露的，而不是收敛的；恶俗的，而不是文雅的；大张旗鼓的，而不是点到即止的性描写，可谓集大成者。
他也提供后来许多无聊文人的一个保证赚钱的饭碗，裤裆文学，永远能卖出好价钱的。所以，这类书籍的出现，首先是有闲，其次是有钱，闲和钱，两者不可缺一，才会有消费文学。作者要有闲，读者也要有闲，而闲是要钱来支撑的。所以，既有钱，又有闲，文学才会风花雪月。烽火连天，子弹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没法性灵；或者，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眼冒金星，危哉殆也那一刻，一部足本《金瓶梅》和一个碗大的馒头，让只选一样的话，我想，肚子会替这个人做出决定。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我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翻查属于具有情色文字的明代小说，从《金瓶梅》始，到最近从俄国发现的手抄本《姑妄言》（其实已是清初作品）止，约为六十种。
一、“作者佚名”“著者不详”“作者不可考”“无作者”“不题撰人”“姓氏无考”者，为绝大多数。
二、署名如“兰陵笑笑生”“钓鸳湖客”“醉西湖心月主人”“东鲁落落平生”“古吴金木散人”者，真实姓名及其生平，均不可考，又占去一部分。
三、最后，署真名，如《肉蒲团》可证实为李渔所著者，是极个别现象。
由此可见，这类明代情色文学的作者，写正文的时候，也许不知耻，但在落笔署上自己名姓时，还是有一分知耻之心。所以，那些“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末流者，那些“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的尤下者，都努力隐去姓名。肮脏文字要写，龌龊钞票要赚，但真名实姓是绝不署上的。即使用一个笔名，也是金蝉脱壳，不留痕迹的把戏。
作家写性，无论中外古今，为性而性者，少，为钱而性者，多。
生前不被人指责，死后不承担臭名，对这些明代“真实姓名无考”的情色文学作家，我逐渐有一点理解，他们实际上并非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如有狂疾”，其实，他们一不无知，二不无耻，只是市场的驱使，书商的唆使，有钱有闲阶层的诱使罢了。
反观当代裤裆文学的作家，无论男的女的，倒没有一个想隐名埋姓的。我不知道这是无知，还是无耻？呜呼，写到这里，我也只好黯然搁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