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才子,皆风流潇洒,而且在男女之事上,持浪漫态度。倘一个才子,居然不浪漫,那他就白当了。
当代也有才子,也浪漫,而且浪漫起来,不让古人。不知为什么,也许才子,先得有才,没有多少的才,还要做出有才的样子,在那儿浪漫,就让人倒牙,就招人起腻了。古代才子,难其有才,货真价实,这才风流出文坛佳话,这才浪漫出千古韵事。
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浪漫文人,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口碑,都是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也是让所有才子艳羡不已,希望自己能这样风流浪漫一回的故事。
野史所记,不足征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淫秽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金瓶梅》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发财,无心伏案写作。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朝,条件成熟,《金瓶梅》才登场。
总的说来,气候这个硬件,比才子这个软件,更关紧要,假设嘉靖帝或万历帝发了话,谁敢写淫书,朕就毙了谁,估计没有一个才子会以身试法的。据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刻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那么,14世纪末、15世纪初,处于萌芽状态的,但已拥有相当规模、具备了资本主义商品性质的经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初步成了一点气候。是这种适宜的外部条件,催生了天下第一奇书,大概是不会错的。
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大致会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现在有些狗屎批评家,老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看不起30年代的“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更看不起40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学作品,和国统区的进步文学作品,至于50年代,至于新时期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一谈起来,就撇嘴,撇得嘴歪,已经纠正不过来了。
东西方文学,各有各的文学传统,各有各的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正如宗教,正如伦理,甚至,正如饮食,正如衣着,孰为好,孰为孬,是不能比的。这些歪嘴先生,或嘴歪女士,有的还出洋镀金,六国贩过骆驼,根本没弄明白,文学乃时代的产儿,乃这块土地的产儿。盛唐气象,是出李白“噫吁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时代,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必然是要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已衰未败的时代,才能写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说到底,文学的旺盛或衰微,母体决定一切,这块土地的时代背景,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像基因中的染色体,决定着文学的命运。
从晚明才子凌濛初(1580—1644)的《拍案惊奇》一书来看,其中四分之一的篇幅,是以城市生活,特别以商人生活为描写主体,颇足以说明嘉靖、万历以来的社会变化。由于城市的发展,由于人口的集中,由于商业活动的活跃,由于声色犬马的消费,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景象。
农耕社会的主角,是农民,而城市生活的主角,则为市民。市民的文化需求,要大于农民。因此,一、市民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市民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市场催生《金瓶梅》,市场也对文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也是我们读到的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钱在作怪。
因此,市场对于文学的影响力,对于文人的左右程度,不亚于政治,甚至强于政治。
读《金瓶梅》,我们看到,有了市井,便有勾栏,有了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李瓶儿这样的新兴阶层。可以想象,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三瓦两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所带动的侈靡淫逸的消费风气,是怎样打破那一成不变的竹篱茅舍、鸡鸣犬吠、躬耕畦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是怎样冲击着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
正是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本来持异端观念的文人墨客,那疏离正统,游移主流,轻视科名,追逐自由的趋向,也必然愈来愈甚。唐寅在《言志》诗中自况:“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便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制于名教的宣言。
拜拜再见您啦,俺要到华学士府勾引那小妮子去也!这位唐才子弃绝科举,告别官场,索性才子到底,在苏州阊门外桃花庵,盖了个小别墅,当自在神仙。这是那些持正统意识的人士,对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颇不以为然的。譬如清人赵翼,虽然他自己也并不是不浪漫,但他回顾前朝这段历史,对才子们的傲诞之习,是不甚满意的。
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
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
最后他感慨道:“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羁,宜足于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之盛事也。”
古代文人,基本可分三类,一类是完全从属于官方的,姑称之曰“住校生”;一类是身在山林思廊庙,人在廊庙想山林,于两者之间徘徊踯躅,游移不定的,姑称之曰“走读生”;一类就是唐寅这样的,索性当一名“逃学生”,若无缰之马,似不系之舟,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干吗非要考中状元,搏一个封妻荫子呢?
唐寅(1470—1523)死后,李贽(1527—1602)出生,如果说前一代才子,只是创造了离经叛道的生存方式,那么后一代才子,从理论上提倡“好货好色”,人之本性,生活欲望,并非罪愆。这样,那些文人中的走读生、逃学生,便大解放,大轻松,便大放肆,大出洋相。文人的放浪和放荡,也对社会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影响。
作《拍案惊奇》的凌濛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而淫,是建筑在赵翼所说的“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上。《金瓶梅》以及随后直至明末清初不绝如缕的淫秽小说能够应运而生,一是商人阶层文化消费的必然,一是整个社会的淫风所致;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和很多分封世袭的王,是这股淫风的总源头。
据《明史纪事本末》:“先是大学士万安结(宪宗)万贵妃兄弟,进奸僧(制媚药)以固其宠,上(孝宗)在东宫,稔知其恶。至是,在内中得一箧,皆密术也。悉署曰:‘臣安进。’上遣人持至阁下,曰:‘是大臣所为乎?’安惭汗,不能出一语。”可见当时从皇室到民间,使用春药,制作秘方,已成普遍现象,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更是司空见惯,春宫图画,淫具亵器,街头公开买卖,召娼狎妓,苟且娈童,犹如家常便饭,社会风气糜烂,道德精神腐败。武宗、世宗、穆宗,无一不是淫君,光宗、熹宗,都是没当几天皇帝就驾崩,与纵欲不无关系。
帝王如此淫逸,臣工岂不效尤?
严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坐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
严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发声,婢口已巧就,谓之香唾孟。
严氏籍没,郡司奉台使檄往,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众。有知者掩口曰:“此秽巾,每与妇人交,辄弃其一,岁终数之,为淫筹焉。”(以上均清·周吉士《寄园所寄》引自《笑史》)
那位名相张居正,也是生活在姬妾环绕的众香国里,连年轻时的万历皇帝,看到他身边的青春女子,都眼馋得不行。此公为国操劳,为家更操劳,大量服用春药的结果,便是燥热不宁,欲火上升,哪怕到了四九寒天,滴水成冰,他也戴不住帽子。但最厉害,还得数一位已属远支的王,竟生出二百个儿子,可见其一生,大概不干别的事情了。一间养鸡场,多少母鸡需要一只公鸡同笼,是有比例的,这位王爷有二百多个儿子,至少要有五六十位妻妾需他播种,养鸡场要找到他,该节约多少成本啊!
文人,尤其才子型的文人,当然更不例外。“江南名士何元朗宴客,脱下妓女的鞋子行酒,王世贞作长歌以记之。戏曲家臧晋叔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赠诗送别。屠隆千真万确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发病期间,汤显祖作诗:‘长卿(即屠隆)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这组诗绝非中伤他的好友,因为那个时候,得了性病,并不有损此人的品德,相反视为风流韵事。”(《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在这样炽烈的淫风下,兰陵笑笑生抛出了他的这部奇书,他究竟是谁,有好几十种推断,但没有一个说法被认定。但是,此人必是一位名士,是毫无疑义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直接性描写的先河,先前的文学传统中,并非无此类性文字,但到他这里,公开的,而不是隐晦的;暴露的,而不是收敛的;恶俗的,而不是文雅的;大张旗鼓的,而不是点到即止的性描写,可谓集大成者。
他也提供后来许多无聊文人的一个保证赚钱的饭碗,裤裆文学,永远能卖出好价钱的。所以,这类书籍的出现,首先是有闲,其次是有钱,闲和钱,两者不可缺一,才会有消费文学。作者要有闲,读者也要有闲,而闲是要钱来支撑的。所以,既有钱,又有闲,文学才会风花雪月。烽火连天,子弹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没法性灵;或者,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眼冒金星,危哉殆也那一刻,一部足本《金瓶梅》和一个碗大的馒头,让只选一样的话,我想,肚子会替这个人做出决定。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我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翻查属于具有情色文字的明代小说,从《金瓶梅》始,到最近从俄国发现的手抄本《姑妄言》(其实已是清初作品)止,约为六十种。
一、“作者佚名”“著者不详”“作者不可考”“无作者”“不题撰人”“姓氏无考”者,为绝大多数。
二、署名如“兰陵笑笑生”“钓鸳湖客”“醉西湖心月主人”“东鲁落落平生”“古吴金木散人”者,真实姓名及其生平,均不可考,又占去一部分。
三、最后,署真名,如《肉蒲团》可证实为李渔所著者,是极个别现象。
由此可见,这类明代情色文学的作者,写正文的时候,也许不知耻,但在落笔署上自己名姓时,还是有一分知耻之心。所以,那些“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末流者,那些“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的尤下者,都努力隐去姓名。肮脏文字要写,龌龊钞票要赚,但真名实姓是绝不署上的。即使用一个笔名,也是金蝉脱壳,不留痕迹的把戏。
作家写性,无论中外古今,为性而性者,少,为钱而性者,多。
生前不被人指责,死后不承担臭名,对这些明代“真实姓名无考”的情色文学作家,我逐渐有一点理解,他们实际上并非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如有狂疾”,其实,他们一不无知,二不无耻,只是市场的驱使,书商的唆使,有钱有闲阶层的诱使罢了。
反观当代裤裆文学的作家,无论男的女的,倒没有一个想隐名埋姓的。我不知道这是无知,还是无耻?呜呼,写到这里,我也只好黯然搁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