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庭审阴影理论有一个前提假设，即交易双方都能精准地校准交易条件，以反映事实、证据强度以及定罪可能性的细微差别。例如，如果定罪的可能性在95%～100%之间，则检察官会提供5%的折扣。在盗窃案件中，如果从银行盗取的总数从50000美元上升到51000美元，交易所达成的刑罚就会加重一点，就像庭审后可能的判罚一样。这些精准的量刑梯度会让那些最严重的罪犯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也会鼓励检察官关注那些确实恶贯满盈的犯罪嫌疑人。在典型的不确定刑制度下，各方当事人理论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校准量刑。〔94〕

这种灵活性存在于那些保留传统不确定刑制度的各州中。然而，许多州已经用量刑指南及法定最低刑制度替代了不确定刑制度。例如，上文已述，联邦法律对于特定的毒品和枪支犯罪规定了5～10年的监禁刑。〔95〕量刑指南及法定刑制度关注的是犯罪的危害性及被告人的犯罪记录。它们没有将刑罚与证据的强度对应起来。

如果辩诉交易参与人拥有精准的量刑工具，他们可以调整交易条件，以便同时反映犯罪的危害性及证据的强度。然而，在多数情况下，量刑指南及法典与其说是精准的手术刀，不如说是粗放的大锤。这在法定最低刑、最高刑制度中体现得尤为真实，这些量刑规则幅度很大。〔96〕这一状况导致的结果是不管被告人之间的罪行和证据强度有何不同，很多被告人获得的量刑折扣都是一样的。〔97〕换言之，法定刑制度造成了刑罚的断崖化而不是平缓的量刑梯度。

量刑指南也包含一些断崖（cliff）。〔98〕例如，如果向联邦法院就法定最高刑期为终身监禁的三级暴力重罪或毒品重罪做有罪答辩，犯罪嫌疑人要面临22～27年的刑期。而如果检察官允许嫌疑人就一项法定最高刑期为20年的罪名做有罪答辩，那么根据量刑指南，刑期可以缩减至13～16年。〔99〕由于指南并不是为了方便辩诉交易让步设计的，因而量刑指南并没有在16～22年之间确定一定的渐变梯度，在22年至16年徒刑之间就存在一个断崖。

同时，不管无罪判决概率是多少，在联邦重案中，对直接进行有罪答辩的被告人，指南规定了3个层级的折扣（平均每级35%）。〔100〕历史上，这种折扣是无条件兑现的。〔101〕最近的立法进行了调整：现在，前两个等级（大约25%）是无条件兑现的。第三个等级取决于政府是否认定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及时的。〔102〕如果检察官拒绝给予快速认罪的被告人第三等级的量刑折扣，法官也有可能止步不前。因此，对于一个快速认罪的被告人来说，35%的量刑折扣仍然可能是自动兑现的。

无论是25%还是35%，这种量刑折扣都是一种断崖，而非缓坡。因此，那些几乎没有胜算的抗辩对辩诉交易几乎没有影响，而固定量刑折扣的影响更大。那些100%可能被定罪的被告人会与那些只有75%定罪可能性的被告人获得相同的量刑折扣。如果被告人的一项抗辩与最终的刑罚不相关，那么对于警察和检察官的行为来说，这些抗辩不具威慑。鉴于检察官在两类案件中达成的辩诉交易结果一致，他们会降低对那些定罪存疑的案件的关注度，只求快速结案。在庭审预期影响之下进行交易，有罪答辩获得的量刑折扣会与获罪可能性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不是直接对应一个固定折扣。〔103〕

通常，量刑指南规定了一定的梯度，而不是没有过渡的断崖。但是，这些梯度并不平顺。以一个已经被驱逐出境但又非法入境美国的外国人为例。如果他曾经被判处人口走私罪，他的刑期将在57～71个月之间。然而，如果对他的定罪是一般的加重重罪，那么他的刑期将降到24～40个月。〔104〕这中间，两年的量刑差异算不上断崖，但是这个块状量刑梯度，妨碍了更加精细的量刑调整。

对于一些简单的犯罪，讨价还价变得更难。如果一个人单独盗窃珠宝店，数额在一万美元以内，经过答辩，根据联邦法律，他的刑期会介于24～30个月之间。〔105〕而盗窃价值是1000美元还是9000美元或者定罪可能性是100%还是65%对量刑的影响都不大。〔106〕量刑指南仅规定了6个月的交易谈判区间。更多复杂的犯罪总是存在可供讨价还价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引发的都是块状式的，而非更为细微精准的量刑调整。〔107〕

块状结构促使当事人寻求缓和量刑峰值和谷值之间断崖式落差的方法。当事人围绕这些断崖进行一些信息交易。例如，如果被告人提供同案犯信息，检察官也许会放弃依据三次定罪严惩法（three-strikes law）对他进行指控。根据联邦法律，只要与政府合作，无论是法定最低刑或者是量刑指南都可以被突破，这使当事人可以在一个较为平缓的量刑梯度中自由协商。〔108〕因此，块状的量刑指南和法定最低刑强化了合作的压力，也因此使断崖式的量刑进入了辩诉交易构建的平缓平台。合作有可能会扭曲分配正义，因为高层级的被告人可能会拥有更多信息，从而更有可能获得合作折扣。〔109〕当然，即便没有巨大的量刑落差，信息交易依然可能发生。但是这种级差导致了更多的此类交易，因为它给予了检察官更强有力的谈判筹码去获取更多的信息。然而，更多的被告人没有信息可供交换。他们可能只能承认自己的罪行，也可能因为层级太低以至于对有价值的信息知之甚少，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无辜的。同时，即便被告人有信息，他们的同案犯也可能先于他们进行信息交换。这场关于信息交换的合作总会使一些人无法获得足够的量刑折扣，而这种影响与被告人的罪责关联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