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是双声迭韵的关系吧？有许多人一谈到共产主义上来，总要这么说道：中国人假如要实行共产，那吗外国人便要立地走来共管。“共产”和“共管”这两个东西竟来得这样密切，我恐怕是双声和迭韵的关系吧？

又是灵光先生的那篇文章。他在《孤军》杂志三卷四期的《独立党出现的要求》里面说道：“以我之见，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成功则已，若一成功，同时便是中国受列强共管之时。”他也这样，觉得共产就要共管呢。不过灵光先生从前也是高谈过共产主义的人，不能说他对于共产主义完全不懂，那吗他这“共产”和“共管”的意思，恐怕又不仅是双声和迭韵的关系吧？

灵光先生这样说，其他的先生们也多在这样说，共产便要共管。是的，这其中怕一定有什么真理存在吧？那吗，干卿甚事？为甚么我们一共起产来，他们外国人就要来共我们的管呢？哦，我明白了。我们大家都已晓得我们中国是穷光蛋的国家，我们就要共产也还无产可共呀。那吗我们说要共产，岂不是要去共他们富家翁外国人的产吗？这样一来，这双声迭韵说就不攻自破了。我们要去共外国人的产，所以外国人就不能不来共我们的管啦。我们彼此算是不共戴天之仇，不是你共，便是我共。但是，这其中至少恐怕总还要打得一个你输我赢，然后产也才能共得起来，管也才能共得起来吧？作兴中国人就算打输了（在崇拜外国的人看来，中国人总不行，总是打不赢外国人的），但是从共产革命起至共管实现止，至少总不能说是“同时”，至少总不能说是“立地”吧？中国人就算软弱，象“五卅”惨案一样，多少也还支持了几天啦！而灵光先生偏偏要说是“同时”，我恐怕这于无心之间未免有几分在替外国人说话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原题为《共产与共管》。

外国人深怕我们要去共他们的产，所以他们就把“共管”这个戒尺来恫吓我们。其实他们真个要来共管我们吗？他们要恫骇一些麻雀子，只消立几个稻草人不也就够了吗？

唉，我想，我们真真是在做梦呀。把洋烟大抽而特抽的，抽得已经上了大瘾了，听见别人家说“我要把洋烟来毒死你呀！”，才骇得把头藏在被窝里，这不真真是“阿弥陀佛”么？

灵光先生，你是聪明的人，你要晓得我们受外国人的共管，其实已经不消等共产党来革命，已经有了好多年辰了。譬如你我身上穿的西装，那呢绒的料子是从甚么地方来的？你我都在《孤军》上做文字，《孤军》用的报纸是从甚么地方来的？你要说这是经济上的自由买卖，不是行政上的强迫支配么？那吗我要问你：我们的关税是甚么人在管？我们的盐税是甚么人在管？我们的邮政是甚么人在管？管我们中国财政部的太上财政部是甚么人在管呀？你还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握到我们中央及地方的主要行政权么？好的，做我们执政的是段祺瑞[1]，做我们督军、巡阅使的是张作霖、吴佩孚[2]这一竿子百家姓上有名的人。但是，这些人你还以为他们真是中国人吗？那么李提摩太，李佳白，朱尔典，汤若望，张伯伦，康德，林权助，[3]你都可以说他们是中国人呀！唉，我们都是受了百家姓的欺骗啦。你并不是不晓得的：他们的财产是存在外国人的银行里的，他们的粮饷，他们的军火，是外国人供给的，他们不过是外国人养的几只反毛狗，养来看管我们这几万万条驯善的羊子的，或者也可以说就是外国人立来恫骇我们这些麻雀子的稻草人呀！你看他们不是专心一意地在替外国人保全生命财产，只把我们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拿去孝敬洋大人、洋祖宗的吗？你还以为他们是中国人，你未免太把他们小视了呀。

照这样看来，到了现在还怕外国人来共管，岂不是上了烟瘾还怕别人拿洋烟来毒杀你吗？灵光先生，我们现在不是怕毒杀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看要如何才能够把烟瘾戒脱的时候呀。戒了洋烟打吗啡针，戒了吗啡用海罗因，这在黑甜乡里是永劫不能翻身的。而你偏偏说：“我们还可以利用帝国主义本身利害的冲突，以图我国家之独立发展。”你这岂不是就象把烟瘾过足了，在天堂里谈天话一样的吗？我们终归是怕外国人的。怕了又不敢惹他们，只得用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老本领，联这个去打那个，合那个去打这个，合来联去，纵横还是自己上当，这就是所谓“利用”么？这就是所谓“独立发展”么？灵光先生，你也未免太幽默了。

我们现在不是怕共管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应该想想，怎样才能够从这既成的经济的国际共管之下脱离的时候呀。外国人以绝雄厚的经济战斗力来君临着我们，我们于不识不知之间，无条件地把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而且几几乎是唯一的市场提供给他们去了。他们的经济的侵略，一直杀到我们的五腑六脏里来，我们不惟没有心思和他们抵抗，而且还有条约去保护他们。这点灵光先生想来是很明白的。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惟一的生路，不该是彻底地去反抗他们的经济侵略吗？你要反抗他们的经济侵略，这第一步的手段不就是应该把那种种保护他们的条约废除，回头还要聚集相当的资本来，和他们在经济场中决一死战？现刻世界上的市场所剩无几了，我们即使很幸运地能把种种不平等条约废除，但他们外国人要发泄他们过剩的资本，他们还是要来侵略我们的。他们即使受了种种的制裁，但他们单以雄厚的资本来和我们竞争，我们的资本力如弱小时依然还是要受他们制服的。那么，我们只好赶着我们的力量收集最大的资本来和他们对抗了。但我们一国之内能够使资本集中到最大的地位的，不是只有以国家为单位，以国家的权力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吗？更换句话说时，不是只有把全国的私有财产集收于国家的手中，以国家为单位努力去提高产业，以防外国人的侵略吗？这样一来，共产党人就要说话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借过灵光先生的书来研究过一下（我翻译的河上肇[4]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一书的原本，是灵光先生借给我的）。我觉得厉行国家资本主义，是共产革命在产业后进的国度中所必然采取的形式。那吗实行共产革命岂不就是抵抗共管？实行共产革命岂不就是实行爱国主义？假使居今日而谈爱国主义，另外还有一种经济政策的方针，或者是要厉行个人资本主义（关于这一层，国家主义者[5]均未明言，所以不敢断论），那我就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会怎样行法。

厉行国家资本主义既是反抗共管的唯一的武器，而厉行国家资本主义又是共产革命在产业后进的国度中所必取的形式，那么我们中国的共产革命假如真个“成功”，岂不就是列强（这“列强”两个字我实在不高兴用）共管的消灭吗？我们中国的共产革命的成功，同时就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他们把商场失掉，过剩的资本没有地方发泄，他们的内部愁他不起变化！那么，我们中国的共产革命的成功说不定就是世界共产的发轫呢。怎么能够说“我们中国共产革命一成功，同时便是受列强共管之时”呢？这在道理上我恐怕说不过去吧？在道理上说不过去，然而灵光先生和其他的先生们偏在那样说，我想去想来，怕还是双声迭韵的关系吧？

1925年10月22日

[1]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2]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曾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吴佩孚（1873—1939），字玉山，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豫鲁三省巡阅副使。

[3]李提摩太（t·riehard，1845—1919），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七年间在我国山东、山西传教。一八九一年到上海任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总干事。一九〇一年创办山西大学堂，继续从事文化侵略。著有《留华四十五年记》。李佳白（g·reid， 1857—1927），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一八八二年来华传教一九〇二年组织“中外商务联合会”、“中外教务联合会”。先后主编《尚贤堂纪事》、《国际公报》等刊物。一九二七年死于上海朱尔典（j. n.jordan， 1852—1925），英国外交官。一八八九年任英驻华使馆书记。一九〇六至一九二〇年任英驻华公使，推行侵华政策，扶植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汤若望（j·a·s·bell， 1591—1666），德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一六二二年来华。崇祯三年（1630）受命编纂《崇祯历书》。清军入关后投归清朝，任钦天监监正，死于北京。张伯伦（j.chamberlain， 1836—1914），英帝国主义扩张侵略政策的倡导者。一八九五年任英国殖民大臣。康德（a·m·r · conty，1864—？），法国外交官。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年任法国驻华公使。林权助（1860—1939），日本外交官。一八九〇年任驻中国烟台领事。一九〇六年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一六年再度出任驻华大使，并任“关东州”长官。

[4]河上肇（1879—1946），日本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一九三二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著有《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等。

[5]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则宣扬“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以曾琦、李璜为代表，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