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朋友：马先生[1]要我到这里来讲文化。在我禾答应出来之前，许多朋友以为我绝对不会出来；在我既答应出来之后，又有许多朋友以为我为什么要出来。这理由很简单。从前《庄子》上有一个故事[2]，说有越国的流人，离开本国后几天，看见本国的友人便很欢喜；离开几个月后，看见本国人就高兴得不得了；一年后，看见和本国人相象的都高兴极了。我一九二八年离开中国，已经有八个年头，能够获得一个机会与诸位见面，那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以这原故，所以我今天出来了。我和诸位见了面最好是不谈话，以心传心。但听说马先生从各位那里榨取了两毛钱入场费，不管文化不文化，似乎不讲值得两毛钱的话是下不了台的。（笑，鼓掌。）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上海《立报·言林》。

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一九〇六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王正廷任第一任总干事，一九二二年后由马伯援任总干事。会所在神田保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常在该地进行交往、集会等活动。

今天选的题目叫做《中日文化的交流》。就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彼此互相发生的关系。这个题目本来很简单，但过细的说来，不说今天的一两个钟头，就是一年两年也是讲不完的。有许多大学教授要用毕生之力去研究的东西，要在一两个钟头内说完，当然是很困难的事。还有，对于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今天是我个人很简单的发表我的意见，值不值得两毛钱，我不敢担保，如果不值得，请诸位去叫马先生还你们的钱。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相互关系怎样，我就不说，想来大家都已经是晓得的。简单的说来，可以说是：

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

从中国流到日本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在日本收到了很大的成功。

从日本流到中国的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结果没有十分的表现，似乎是失败了。

中国文化，假如我们用考古学的分类来说，可以说：在殷代以前是“石器时代”，殷周是“青铜时代”，秦汉以后是“铁器时代”。各时代文化的个性不同，但可以归结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这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文化是一个系统传下来的。几千年传下来的中国文化，虽然几次被外来民族蹂躏，经外来民族的参加，但从古代到最近百年，还是保持着一贯的传统。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全部由中国民族所自己创造的，有许多部分是由外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很有弹性，无论什么文化都能接受，都能把它消化，把它同化，这是中国民族的特色。例如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特别地发达，构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而且赶过了它。隋唐时代的音乐，也并非中国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来自新疆一带。那时新疆本来不是中国国土，分成很多的小国，如龟兹、西凉[3]等等，统称为西域。隋唐的音乐便多由西域传来。唐朝以来成为固有的胡琴、琵琶、二弦、月琴、横笛、洞箫等，都非中国所固有，都是从西域来的。但这些音乐为中国所同化，而生出这些音乐的国家都是早已不单独存在了。根据这些，可见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是很有弹性的。无论什么性质的文化，一入中国这个大洪炉中便消化、融化，而成为自己的东西。但是到了近百年来，和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一接触，象诸君都晓得的，中国却失败了。没有从前那样的成功，这是明白的事实。

以上是中国文化的大概。现在回头来看日本文化吧。日本民族在民族形成以前，文化的发展比中国迟缓。日本人和中国文化的接触，是在战国时代。在汉朝西汉武帝时代，朝鲜本来是中国的四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4]。现在日本学者在朝鲜发掘，把乐浪文化研究得很有条理。朝鲜和日本相隔得很近，在西汉时代，中国文化，至少文化的下层——生产方法是和日本接触了的。由中国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到日本。东汉更加接触的多了。前几十年，在九州福冈志贺岛上发现了“汉倭奴国王印”六个字的金印，是东汉时代的古物。这印仍在日本的黑田[5]侯家保存着。足证东汉时代中国与日本已经有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再根据陈寿的《三国志·魏志》[6]，内有《倭人传》，说日本当时有一百多个小国，其中三十多国是与魏有关系的。和东晋、南北朝也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历史上有证据的。但在隋唐时代，日本已经是成为了文化国家了。隋朝只有三十多年，到了唐代日本又有遣唐使，又派很多留学生到中国去。在唐玄宗时代，有一位副使名叫仲满[7]，竟留在中国不肯回去，住了五十多年。橘逸势[8]是很有名的，在旧新《唐书》[9]中可看到他的名字（误为橘免势），同时又有一个同样很有名的空海[10]（是一个和尚），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多年，是以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到中国留学（和我们来日本留学一样），到了唐文宗大和元年才回了日本。他回来后，对佛教的宣传非常努力，所以到后来空海的势力非常膨胀，佛教的宣传也大大的发展，日本人称为弘法大师的，即是这位空海和尚。他把中国文化介绍了很多到日本来，对于促进日本文化的向上发展有很大的功劳。《伊吕波歌》，即用日本言语的基本音所构成的歌，俗传就是他做的。同时他和橘逸势两个人的汉字都写得很好。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晓得，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以满腔的热情来接受的。日本有名学者，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去年才逝世的内藤湖南[11]博士说得很好，他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象硷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这是日本学者的话。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旧文化流入日本是很透彻的。当然，日本文化也有固有的成分，但说到动机和方法上来，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日本的风俗习惯都与从前的中国相同，如日本用席子，本来中国也是“席地而坐”的。还有中国有名的逸话，说梁鸿孟光两夫妇是很重礼节的。孟光非常恭敬自己的丈夫，送食的时候“举案齐眉”。现在中国的桌子那末大，怎样能够“举案齐眉”？这在摩登的中国人看来，是很难解释的。但到日本来一看，便立刻可以了解。象下女送饭来的时候，的确是“举案齐眉”。还有，初到日本时，看见吃茶的茶具，一个小盘子里放五个小茶杯，一个小茶壶，一个茶洗，以为这是日本的固有文化。其实不然。今天在座的诸君中，一定有潮州同乡吧。在潮州，茶具和日本一样，而且茶杯比酒杯还要小。（笑）。他们滴几点茶在茶杯里就请你喝茶。可知日本茶具还是经过进化了的，长大了的。（笑）。福建、潮州到现在还保存着中国固有文化，从福建又流入日本，日本就保存了这种艺术。本来中国受了南北朝时的五胡十六国、辽、金、元、满清几次的外族的统治，言语、风俗、习惯都有外来的成分。那时中国人受到外族的侵入便向南跑。所以现在的福建、潮州、广州的话很不易听懂，并非这些地方偏僻，有“南蛮鹬舌之音”[12]，其实要它们才真是保存了古来文化。我并非福建人，潮州人，或广州人，想借这些来证明我是中国的正统，我是四川人。（笑）。

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读《诗经》、《楚辞》都已经走了韵，这不是诗走了韵，而是我们走了韵。

又譬如日本人用的裈。以一匹布来缠绕住下体的，其实就是中国古时的犊鼻挥。因为形式和没有穿鼻孔的小牛的鼻套绳相象。又譬如日本人吃的生鱼片“刺身”，其实中国也是有的。广东的鱼生粥，虽然不是全生，但如浙江西湖里有名的菜“醋鱼带柄”，就是全吃生鱼片（所谓带柄就是把剩下的鱼骨再烧成一样菜或煮一个汤送来）。这也就是中日文化的交流。（笑）。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由中国流到日本来，浸润得很透彻。可是，后来却完全转变了。中国与欧美一接触是失败了的，而日本与欧美一接触却收到了很大的成功。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资本主义以前，中国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后，却很不容易接受？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论时期，在接触上中国早过日本，明末西欧文化已经传到东方来了。那时已经有许多西方人如汤若望、利马窦[13]到中国来，已经把天文、数学传到了中国了。为什么三百年前已经传到的西欧文化，三百年后仍赶不上？日本接触西欧文化的时期很短，有些还是由中国间接传过来的。如基督教的《圣经》，日本的是从汉文转译的，这是实在的事情。那末为什么日本可以成功，而中国却不能成功？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很多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的不用说，日本，甚至西欧的学者也都在竭力的研究。现在就根据我个人的意见，简单的举出几个原因来。

第一，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的土地宽大，出产丰富，而且人口密度也不大，人民的生活即在旧有的生产方法之下已足够维持，故对于新的生产手段没有积极的要求。因此对于新文化、科学知识不易接受。因为生产方法没有改革，自然社会的经济机构也不易变动。对建筑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文化建筑物也就没有彻底接受的可能。的确是因为地大，所以旧式生产方法仍可以应用，马虎的敷衍下去。譬如江西，虽然不是古代的中原，倒可以说是现代的中原。我曾经到过江西，看见那里有很多的地面没有开辟，旧的生产方法马马虎虎的可以敷用，因此没有促进新生产方法的moment（因素）。

第二，中国周边的民族（例如南洋、越南、暹罗、缅甸、西藏、蒙古、朝鲜）的文化比中国低，生活要求也低，不能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二十几年前我经过朝鲜，在釜山住了一个礼拜。那里有许多中国商人，他们卖的东西是中国人所不用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运坏的东西来卖，而不运好的东西来卖？他们说，因为不需要。朝鲜人只要能穿一年的布，就已经以为是很好的了，他们用不着再好的。周边民族不需要中国的高级的商品，因而不能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是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三千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很有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譬如钱多在平时是很好的，但在跑路的时代便成为很重的担子。因为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动不动就往后看，而不往前看。直到现在，如湖南省的何键[14]，广东省的陈济棠、古公愚[15]之流，都还在主张读《四书》《五经》，要以孔孟之道来治国平天下。这是接受西欧文化不能成功的一大原因。

第四，上面说过，中国文化在明末就已经与西欧文化接触，假如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三百年间，当然可以发展出一个东西来。但是，在这中间受了一大打击，就是满洲人入关，用中国的旧文化来统治中国，用明朝的办法来治理中国人。考试制度继续维持了二百六十年。在这期间，许多聪明人的头脑都陷在八股文里，许多心血都费在一部《四书味根录》[16]里，也有许多有反抗性的人，但仍然跳不出《五经》《三传》[17]。所以离开八股的只好去学汉学，象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如戴东原、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18]几位学者，他们的成功可以说是很有光辉的，现在的学者还没有谁可以赶得上。然而戴、王、段等的成功，只是对旧的文化加以解释、整理，没有把中国文化推进得一步。就这样，在生产上、精神文化上，有种种的制限，在文化阶段上就落后了几百年。这几百年间中国人的脑筋是睡着的。到近来一醒来看时，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发展到最后的阶段，我们就竭力的追也追不上了。

日本却根本不同。他接受西欧文化所以得到成功，是因为：

第一，日本的范围小。我们往日本的乡下去看一看，无论那儿的山巅，那儿的谷底，都是开辟了的。日本人口日日增加，如果仍用旧的生产方法，则生活就不易维持了。

第二，中国民族的要求足以促进日本生产发展。

第三，日本虽然有他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过细的说起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

第四，是日本在变革时代产生了明治天皇[19]，在他下面的为政者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20]等，对文化的指导都很合理。那时日本对于西欧文化，是以全部热情去接受的。在那时代，对本国的固有文化看得一钱不值，更不用说对中国文化了。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日本接受西欧文化是成功了。

但在日本一般地接受西欧文化成功以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关系就完全变了。甲午战争[21]，日本在世界上现出头角之后，中国文化的方针就是学日本。以后直到今日，有意识无意识的都是学日本。有日本可以成功、中国也可以成功的观念存在心里。中国派到日本来的留学生，前后有好几十万，目前也有七八千，最盛时有一万多。中国学习日本，学习日本，学习了几十年，留学生有几十万，然而结果怎样呢？直到现在还是有几千人来学习日本。（鼓掌）。

因为中国文化历史太长，从前很自负，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但百年来累次受了外来势力打击之后，中国人被人看得来连狗也不如，[22]被看成为劣等民族。中国人自身也以为自己很低下，遇见外国人便叩头百拜。但其实用不着那样悲观。我自己并不是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但中国民族确是优秀的民族。现在我举一个例子，使大家高兴一下，满足一下。德国学者康恩（kahn）从非洲人、澳洲人、欧洲人及中国人的四种民族中，各取出一百个头盖骨，来测量了它们的容量。现我可以把数目举出来。

根据这个表看来，头脑愈大的，中国人就愈多，而头脑愈小的，中国人就愈少。并且最大的头脑比欧洲人多，最小的头脑比欧洲人少，所以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欧洲人劣等。

最后，我要表示出我的一片希望。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

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

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

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长时间的鼓掌）（斐琴记）

[1]作者原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马伯援（1884—？），湖北枣阳人。民元临时政府内务部总务司司长，不久辞职，改就基督教社会服务事业。——注释者〕

[2]《庄子》，战国时庄子（约前369—前286）作。道家经典之一。故事见《庄子·徐无鬼》。

[3]龟兹，古西域国名，又称丘兹、屈兹、屈支、鸠兹、归慈、归兹、曲先。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西凉，古西域国名。在今甘肃省西北部。

[4]乐浪，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置。辖境在今朝鲜的平安、黄海、京畿诸道及忠靖北道等地。玄菟，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置。辖境在今朝鲜咸镜道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南部等地。真番，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置。辖境相当今朝鲜黄海北道大部分，黄海南道及京畿道北部。临屯，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置，辖境相当今朝鲜咸镜南道大部分及北江原道北部。

[5]即黑田清隆（1840—1900），日本明治维新时政治家。一八八八年曾组织内阁。

[6]陈寿（233—297），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史学家。所著《三国志》凡六十五卷，分魏、蜀、吴三志，为纪传体三国史。

[7]仲满，日本派到中国的副使。因恋慕中国，改姓名为朝衡。曾任左补阙之职。

[8]橘逸势，唐德宗时日本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后留下肄业，历二十多年，直到日本使者高阶真人来请才回。

[9]《唐书》，包括《旧唐书》与《新唐书》，分别为后晋刘昫等和宋代欧阳修等撰，为纪传体唐代史。

[10]空海（774—835），日本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后成为日本真言宗之开山祖。相传日文平假名、《伊吕波歌》均为他所作。著有《弘法大师全集》。

[11]内藤湖南（1860—1934），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

[12]语出《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朱熹《集注》：“□，博劳也，恶声之鸟，南蛮之声似之。”后人用此讥人操偏僻难懂的南方方言。

[13]利马窦（m·ricci，1552—1610），原名发利南诺（valignano），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来中国传教，兼通中西文字。著译有《乾坤体仪》、《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等。

[14]何键（1887—1956），字芸樵，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在《请命令学校读经以发扬民族精神而实现总理遗教案》中，公开宣称：“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

[15]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粤系军阀，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古公愚（1884—1959），原名古直，号层冰，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教授。

[16]疑为《四书体味录》，清浙江会稽宗稷辰撰。系阐发朱熹《四书集注》的八股文范本。

[17]《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合称。

[18]戴东原（1723—1777），名震，安徽休宁人。清代思想家，学者。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有《戴氏遗书》行世。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著有《说文解字注》等。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清代音韵训诂学家。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王念孙之子。清代训诂学家。著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

[19]明治天皇（1852—1912），名睦仁。一八六七年即位，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在位四十五年。

[20]西乡隆盛（1827—1877），本政治家。奉王阳明学，曾任陆军大将。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政治家。一八七一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任参议兼内务卿。木户孝允（1833—1877），本姓和田，日本政治家。一八七一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历任文部卿内务卿等职。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政治家一八八五年起四任日本首相。曾领导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

[21]指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因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海陆军进行挑衅引起。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中国战败，被迫订立《马关条约》。

[22]作者原注：以前上海有外国租界时，公园门外悬着“华人与犬禁止入内”的木牌，但事实上狗可以进去，华人却不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