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1]先生在《孤军》[2]杂志上做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道：“共产党利用共产的美名，以衒惑一般无十分判别力的青年与十分不得志的穷汉。”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真好，真正是盛水不漏，真正是把共产主义运动完全道穿了。怎么说呢？

第一，共产党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要废除私有财产的，它要把社会上的产业从个人的手中剥夺过来，让大家来共它一共。所以这种主义和有产业的人是对头。换句话说，就是有钱的人是不受共产的美名衒惑的。有钱的人不受共产的美名衒惑，能受共产的美名衒惑的当然只有穷汉了。

穷汉也是有等级的。穷汉假如能得志，就是说现在虽然穷，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能够有碗饭吃，或者还能够有希望成为资本家的人，那他对于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不消说也是反对的，不消说他也不会受共产的美名衒惑。这样能得志的穷汉既不受共产的美名衒惑，那吗能受共产的美名衒惑的当然只有不得志的，而且是十分不得志的穷汉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时，文字有删节。

其次呢，共产主义既是反对私有财产的，那吗在现在私产制度的社会里面，它要算是大逆不道的革命的主张了。就跟我们民国以前，在君主的国度里要实行民主革命一样，我们知道搞革命的人有许多是搞掉了自己的脑袋子，有许多至少也是亡了二三十年的命的。所以现在要在私产的国度里实行共产革命的人，失掉脑袋子的事情就算被他免掉呢，这二三十年的命是不能不让他亡的呀！自己的颈子上顶着一个替别人家建功立业的脑袋子，还要去亡二三十年的命，这又何苦来哟？人生只有这几十寒暑，养养儿来防防老，积积谷来防防饥，也就乐得马马虎虎地过去，何苦要把自己的脑袋子来作玩，弄得个妻离子散呢？所以共产的名不怕就怎样美，凡为世故很深、有判别力的人，他是不肯受它的衒惑的。这样的人多半是老人，老人不肯受衒惑，受衒惑的当然是只有青年了。

青年也不一定就是无判别力的。有的青年刚进学堂门就要问你毕业后的用途，他们的判别力有的比老人们还要充分。这类的人是我们所称为“老成持重”的吧，大约他在私产社会里面是十分可以得志的了。象这样的青年，他当然也不会受共产的美名衒惑的。这样的青年不会受共产的美名衒惑，那吗受共产的美名衒惑的当然只有无判别力的，而且是无十分判别力的青年了。

这样看来，共产党人的材料，就只有这两种：一种是连死也不害怕的小孩子，一种是连钱也不会找的穷光蛋。但这不怕死，不要钱，岂不是把共产党的精神谈得干干净净，把共产党人赞美到十二万分了吗？

不过灵光先生说：共产二字是美名，这在我看来倒觉得有点不对。这共产二字实在并不甚美，不惟不甚美，而且因为它反转弄出了许多的误会出来。

我们中国的字是再简便也没有的字，我们中国的国民也是再聪明也没有的国民。只消看见一两个字便可以抵得着读破几部大书。譬如你讲自然主义是怎么样，他听见“自然”两个字便要说道，“哦，是。这是我们陶渊明的‘暂得返自然’[3]呀！”你要讲写实主义呢，他就说写实是照着实实在在的物件去写生。你要讲唯物史观呢，他就说马克思是把人来当成物件的。你要讲共产主义呢，那自然你衣包里的钱是该我共的，或者我衣包里的钱提防他要来共了。唉，简单的确是简单，聪明也的确是聪明，可是可惜所谓共产主义这样东西，才不是那么一回事。

共产主义的革命，决不是说今天革命了马上就要把社会上的财产来共的。共产的社会自然是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就跟大同世界是孔子的目标一样。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决不是一步就可以跳到的，在这里有一定的步骤。我们知道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的始祖，但他说共产革命的经历便含有三个时期。第一个便是以国家的力量来集中资本，第二个便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努力发展可以共的产业，第三个是产业达到可以共的地步了，然后大家才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共产的理想生活。共产革命要经过这三个时期才能成功，而且这三个时期要经过多少年辰，我们还无从知道。不过共产主义者只是努力把产业集中，使它可以早日得共而已。据这样看来，共产革命的精神分明是集产，何尝是共产呢？所以共产主义又称为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这个名称倒还比较适当一点。你看在那第一第二的革命途中，所谓共产主义不分明还是实实在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吗？并且我们还有事实来做证明，我们知道，俄国是实行共产革命的国家，而它现在却是实实在在地在施行着国家资本主义。不明白此种关键的人，他以为俄国的革命是失败了，殊不知所谓共产革命的本身才本来是有这样的步骤的。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共产主义和现刻盛行一时的所谓爱国主义又有甚么矛盾呢？然而偏偏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不怕他们写起文章来也会谈世界大同，不怕他们也在书斋里贴甚么“天下为公”[4]，但他对于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总是视如洪水猛兽。这大约是别人的产我可以去共，我的产就不好让别人来共吧。

末了我再声明几句。灵光先生不必便是望文生训的图简便的聪明人，但天下也尽有这样的聪明人存在，所以我这个穷汉也免不得在此多说了一番穷话。

1925年10月19日

[1]即林骙，字植夫，福建人。当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的文章发表在《孤军》第三卷第四期，题为《独立党出现的要求》。

[2]政论性月刊。上海孤军杂志社主办，何公敢主编。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停刊。

[3]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著有《陶渊明集》，“暂得返自然”一句见他的《归田园居》第一首。

[4]语见《礼记·礼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