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四年的正月尾上，我应开明书店的征求写了一本关于屈原的研究，起初本来是作为“中学生丛书”之一而写出的，但写得太艰深了一点，后来得到书局方面的同意，把《离骚今言译》加上去便让它独立了。“中学生丛书”是限于写三万字的，因此我那篇《屈原》是受了限制的东西，留在我心里的意思还有好些没有写出。特别是由社会史的一个角度里来作的观察是完全省略了。我现在在这《屈原时代》的题目之下，想写出关于这一方面的考察。

二

中国社会的史的发展，我在七八年前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候，是分析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周代为奴隶制，秦汉以后为身分制的封建社会，直到最近年代才有近代资本制发生。这个见解我现在还依然维持着的。[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六卷第二期。

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大概已经为一般所公认。周代为奴隶制，秦汉以后为封建制的话便颇不为人所赞同。一般的人大抵狃于三代是封建制，秦汉以来是郡县制的旧观念，三代中夏殷两代已被驱逐到封建制以外去了，如把周代也要驱逐出去，就象中国是没有经过封建制的一样，于是便把周代剩下来，作为旧观念中的封建社会。把旧观念和新观念苟合一下，便生出了在氏族制的废墟上建立出了封建制度的一个奇怪的结论。

新观念下的封建制是建设在地主和农奴的关系上的，农奴和奴隶之别在前者有身体上的自由而后者无身体上的自由，前者有半个人格而后者则纯是生产工具，前者是由后者解放出来的。由氏族社会的阶段不经过奴隶制的生产，农奴无从产生。故在理论上说来既认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则周代至少西周其生产方式的主流总不得不为奴隶制，而在史实上也恰恰有铁样的证据。

殷代的宗主权被周人夺取了的时候，殷民族和其同盟民族之大部分，事实上是化为了奴隶的。《左传》[2]定四年明明说周成王以殷民六族给鲁公伯禽[3]，殷民七族给卫康叔[4]，怀姓九宗给唐叔虞[5]，这些六族七族的殷民，九宗的怀姓，老幼男女，父子妻孥一道与物品同时锡予，不是奴隶是什么呢？这是典籍上的证据，还有在青铜器铭文上的证据，一向没有为人所注意，经我揭发了十几项出来。

关于金文中的证据，我在《古代社会研究》里所叙述的，对于各器年代多未确定，颇为笼统。现在经过了几年的考察，年代大多弄清晰了，不嫌累赘，我现在要把一些重要的资料叙述在这儿。

（令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令鼎）王曰“……余其舍（施舍之意）汝臣十家。”

上成王时器。

（盂鼎）王曰“……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周公簋）“锡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

（麦尊）“侯锡者□二百家剂。”

上康王时器。

（不□簋）伯氏曰“不□，汝小子，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矢五十为束），臣五家，田十田。”

上夷王时器。

（克鼎）“锡汝邢家□田于畯山以（与）厥臣妾。……锡汝史小臣霝龠鼓钟，锡汝邢□□人耤（籍），锡汝邢人奔于□。”

上厉王时器。

以上以家为计，与弓矢土田贝物等同锡的“臣”，不是奴隶是什么呢？臣有“剂”，有“耤”，便是所谓奴籍，也就是《左传》襄二十三年“斐豹隶也，著于丹书”的丹书。奴隶本是有等级的，《左传》昭十年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令簋》和《盂鼎》，在“臣”之下也有所谓“鬲”或“人鬲”，而“人鬲”之中包含着“自驭至于庶人”。如驭等于舆，则臣等于皁；如驭等于圉，则臣等于皁舆隶僚仆，要之必为奴隶，固毫无疑义。

最有趣味的是孝王时的《曶鼎》（时代的考察详拙著《两周金文辞大系》），那里面讲到奴隶贩卖和以奴隶赎罪的话，五名奴隶的价值抵不上一匹马，更远远地抵不上六石米。这是研究周代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料，我索性把那原铭和释文揭载出来供读者的参考。（见插图）

铭文共分三段，第二段所记载的便是贩卖奴隶的事。虽然文字稍有残缺，但大意可以明了。是名叫曶的人先向名叫限者的家臣效父购买五名奴隶，用一匹马和一束丝。限中途变卦，叫他的家臣二人（效父为其一），一人还了马，一人还了丝。二人又约好了用现钱交易，取□百寽。但这交易又为限所反对。屡次爽约，故成讼事。我们由这段铭文看来，可以知道在孝王时有奴隶人口之公然贩买，而交易形式是兼行着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的两种。实物交易时五人的奴隶只值得马一匹和丝一束，便是五个人的价值抵不上一匹马。货币交易时五人合□百寽，一人值二十寽。□字当是货币的意思，金文中常见，音读不可考，时常是以寽为单位的。寽即锊字，汉以来又往往误为锾。这个字经我的考证是有两个系统的，用为货币单位时是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用为衡量单位时是重六两或六两大半两（“大半两”即三分之二两）。这儿是用作货币单位的，当是前者。一人值二十寽，用汉时的五铢钱来合算时，一个人只值得四十六文钱。

铭文的第三段是以奴隶来赎罪的事。是在一年饥馑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匡季的人率领他的奴隶二十人去偷了曶的禾十秭。曶便向王官名叫东宫的去告发了他。匡甘愿拿五田，众一夫，臣三人，来抵偿，但曶仍不满足，要他非偿还禾稻不可。东宫便叫匡“偿十秭，遗十秭，为廿秭，如来岁弗偿，则倍□秭”。匡却又加上二田和一臣来私下了结，一共赔了七田和五人，而曶也就免少了他的罚禾□秭，原禾的十秭当是追回了的。据《说文》[6]，知道“五稯为秭，二秭为秅”，又据《仪礼·聘礼》[7]，知道“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为一秅”。秭是半秅，当二百秉。“秉者把也，谓刈禾盈一把也”（郑玄[8]说），三十秭则为六千把。匡宁肯出七田五夫而不肯出六千把禾，可知七田五夫必比六千把禾贱。禾一把可取米一合之谱，六千把仅取米六石。六石米之价竟在七田五夫之上。五夫约值马一匹丝一束，或□百锊，七田不知当值几何，但七田每年所出必远在六石以下。五夫各夫所值亦必远不及一石。古代田积之小与人价之贱，实在足以惊人。

象这样任意用来和马匹、丝束、钱锊、禾秭交换或抵偿的“臣”和“众”，除解为奴隶之外，还有第二种的解释吗？五人的奴隶抵不上一匹马，一人的奴隶抵不上一石粟（恐怕连半石都抵不上），得着这样明白的史实，我们能够说西周的生产方法不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上的吗？

西周是奴隶制是毫无问题的！

奴隶制度在西周末年厉王奔彘[9]的那个革命的插话上便在开始动摇，但它的根蒂就在春秋中叶都还依然存在。在这儿有北宋宣和五年在临淄出土的《叔夷镈》及《叔夷钟》（旧称《齐侯镈钟是绝好的证明。那是齐灵公十六年（鲁襄公七年，西纪前五六六年）的器皿，叔夷[10]在灵公十五年灭莱之役有功，受了齐侯的爵赏，便作器以纪其事。那在金文中是很堂皇的一篇文章，长约五百字，其中有两句是：

“余锡汝釐都□□，其县三百，造□徒四千，为□敌寮。”

“余锡汝车马戎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汝以戒戎作。”

孙治让曾考定出[11]釐就是莱（古音莱读如釐），那是确切不易的。我们由这两句看来，可以明白地知道，莱被齐灭后，他的国土成为了齐的郡县（注意：郡县制并不始于秦），他的人民成为了齐的奴隶。所谓“敌寮”，敌通嫡，是直属的意思；寮便是“隶臣僚，僚臣仆”的僚。于四千的“嫡僚”之外又有三百五十家的“釐仆”，这奴隶制的规模，不能不谓为宏大。

总之，在殷代灭后，中国的社会曾亘历过几百年是奴隶制度，由上举的一些证据看来，凡是不为先入见所囿的人，我相信是能够承认的。

三

知道西周乃至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对于自春秋末年以来至嬴秦混一天下（西纪前二二一）为止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那个灿然的黄金时代，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便可以迎刃而解。那个黄金时代的意义不外是奴隶制向身分制的转移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屈原是生于这个时代的后半期的人（西纪前三四〇——二七八），他和他的作品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也就和浮雕一样呈现出来了。

我们要晓得，周人在太王以前本是没有多么高度文化的后进民族，他们把殷朝的宗主权劫夺，把殷民族的大部分奴化了，同时把殷人的文化承继了下来。但他们的承继是有统制的承继。在周人统制下的殷人虽然陷到了臣仆的境遇，他们本来是文化上的先进，这层我们是不要忘记的。他们在周人的文化统制之下隐忍了几百年，在春秋末年他们又抬起了头来了。承继着奴隶宗主——周室之衰落和“世卿制”之逐渐废除，应运而起的“执命”的“陪臣”与“横议”的“处士”，不外是皁舆之流之高级者或地主化了的皁舆。文化的主体由后进的君子转到了先进的野人，由统治者阶级转到了被统治者阶级。当时的两大学派的领袖孔子和墨子都是宋人而居于鲁者[12]，他们这些人物，由周人的立场上说来，都是奴隶的子孙。近人有解释墨子之墨为刺墨之墨的[13]，则墨子还是刑余之人。儒家称道尧舜，主张“有德者必在位”的哲人政治，墨家祖述夏禹，提倡尚贤、尚同、兼爱、非命，在当时都是反贵族的革命思想。他们都不认周人为绝对的权威，要在周人所夸耀的文武之上提出些伟大的传说人物来。他们所用的表现思想的工具也是当时的白话，这是应该注意的。凡用“焉哉乎也”为语助的这种文体，在现今看来虽是文言，而在春秋、战国时却是白话。周人的台阁体[14]的文字如《诰》、《命》、《雅》、《颂》以及金文，“焉哉乎也”的语助几乎是绝对不使用的，到了春秋战国便猛然一变。那时候的文体的变革和近代的文学革命，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的，实在是毫无二致。

屈原本是楚的贵族，和孔墨等在北方居于野人的位置者不同。但屈原后于孔墨一百余年。北方的奴隶解放运动和其意识上的新锐的革命思潮是已经荡到了南方。屈原在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尧舜等一系统的幻想人物以及由那些幻想人物所演化出来的哲人政治的理想，他是完全接受了。而他在文字变革方面尤为接受得彻底。他把那种革命扩展进了诗域里去，他彻底地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来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地采用了方言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他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复的革命。他有锐敏的感受性，接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更加上他的超绝的才质和真挚的努力，他的文学革命真真是得到了压倒的胜利。气势和实质都完全画出了一个时期。我在前著《屈原》中说过：“可以毫不夸张地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话诗人。”这个断案我至今还是感觉着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我们如把近代的文学革命家，往往进一步便退两步的，和屈原比较起来，便可以感觉到屈原的伟大，而我们自己真是可以惭愧得无地自容。屈原的文学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倒退，象“雅颂”体的四言格律的诗，他当然会做，然而他至死都把它摒弃了，坚守着了自己的风格，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彻底地创立了一个体裁。这样的气魄实在是值得我们后人追慕而效法的。

四

屈原委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时代也真真地玉成了他，但他的资质却给与了他一个很大的限制。他以贵族的身份能够接受奴隶解放的时代潮流，能够把民众的歌声提升到了《清庙》、《生民》[15]之列，但他在诗域以外的现实世界里却没有力量来领导时代。

他的遭放逐是应该在襄王七年或其后的一二年中（前著《屈原》拟为六年或七年，失之稍早）。楚怀王被秦人诈骗了去，囚死了，是在襄王三年。其后三年之间秦楚断绝了关系[16]。到襄王六年秦将白起伐韩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17]，秦人乘胜来威胁楚国，要与楚国决一雌雄，襄王受不过威胁又才和秦人讲和，到第二年更做了秦王的女婿。屈原始终是主张绝秦的人，他在生涯中所受的彻底的打击，就应该在这前后的几年内。

他被逐的地点是在汉北，期间有十四五年，直到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侵略楚国，把楚国的郢都破了，取了洞庭、五湖、江南，逼得楚国君臣仓皇奔走，东北保于陈城；屈原自己也从汉北逃到江南，做了《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便终于在汨罗自沉了。他能够自沉是他“行己有耻”[18]，是他的人格过人，不象后世有好些文人一遇着威逼便忝颜事仇而歌功颂德。但他既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作一殊死战呢？以楚人对于秦人的敌忾，以他的得楚人的爱戴，他假如有实际家的手腕，我相信楚人一定会服从他的领导，抵死地和秦人抗衡。事实上这种抗战之零碎的表现，虽然史籍上没有记载，在当时一定是相当猛烈的。譬如，我们试问，白起既取了洞庭、五湖、江南，何以他又把它抛弃了？楚国的那些地方何以直到后来才为秦人所吞并？这，决不会是秦人的讲人情，也不会是白起的讲战略，一定是楚国的民众间所蜂起的巴尔奇山[19]式的游击战，阻止了白起的锐锋或则扰乱了他的后路，所以白起虽然得到那样压倒的胜利而终于没有立即把楚国覆灭。这儿正足以见到民众的力量！屈原虽然爱怜民众，但他却没有本领来领导民众。他被放逐在汉北的十四五年，详细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他似乎是始终成为了忧郁的囚人。他念念不忘的是君，是当时的一般执政者，是自己的怀才不遇。十几年的一肚皮牢骚终只好让一死来爆发。他只认识在上的力量，而不认识在下的力量。这儿与其说时代限制了他，无宁是资质限制了他。他假如是有实际家的本领，在那被放逐的十四五年间便应该有些准备。在这儿令我们想起了后于他六七十年的他的同国人的项梁来，让我现在且揭引一两段《史记·项羽本纪》的文字在下边吧。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西纪前二二四年）者也。……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尝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七）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

我们请看这位项梁，他的准备，他的部署，是怎样呢？他在秦人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之下当然没有屈原所处的时代那样自由，然而他早把下层的力量认定，而且组织得头头是道了。我们再看他听从范增的计划，尊重民意，立楚义帝的一节吧。

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把这些时代相去不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步骤来和屈原比较起来，他们的态度便全然两样。实际家能够领导民众，组织民众；诗人，其进步者如屈原，竟只能感受着民众的气势而呼号，在实践上则在时代的边际上徬徨。

屈原根本是一位诗人，他的失意正是时代对于他的玉成。假使他不是诗人，他一定不会失意。朝消极处说，只要他能“突梯滑稽，如脂如韦”[20]，即是所谓“幽默”得一点，他一定可以“从俗富贵”，何至于失意？朝积极处说，只要他能“悃悃款款，诛锄草茅”[21]，如项梁一样早作准备，他一定可以“与骐骥亢轭”[22]，更那有工夫来失意。假使他是不失意，他后期的作品是不能够产生的。仅仅是他的前期的一些作品，决不能在文艺史上造出一个时代来。他如顺当地做一个富贵人下去吧，即使他就做到了楚国的令尹，我想他的品格是只能够做到温文尔雅的太平宰相；或则终老在他的左徒的位置，做得一个漂亮的外交官，如此而已。时代对于他真是特别的厚待，他既禀贼有充分的诗人气质，而使他处到了国将破家将亡的境遇，玉成了他成为了一个空前而且恐怕绝后的伟大的诗人。

五

我对于屈原的诘难，问“他既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作一殊死战”，或许有人会以为有点出轨，会以为即使屈原在当时把民众领导起来，赤手空拳也不会把白起的兵力如何。或许更会以为屈原是有先见之明，看到了这样的无可如何，所以才自杀了；因此我的求全之毁，我的仅仅把屈原看成为一个诗人，恐怕有点不合实际。在此我须得还要补充一番意见。

我们要知道，屈原那个时代也正是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递禅着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兵器，除开石器时代的遗品之外，都是用青铜铸的。秦初的吕不韦戈[23]现存于世，也是青铜。铁在初见视为贱金，只用来做工农的用具。到战国末年才渐渐有铁兵出现，《荀子·议兵篇》[24]上说“楚人宛巨铁釶，惨如蜂蠆”，怕是中国用铁兵之始。战国末年为奴隶制与身分制的交换枢纽，同时也为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的交换枢纽。知道这层才可以明白秦始皇吞并了六国之后，何以他要“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25]而陈涉、吴广等一些农夫牧竖何以便能够“锄耰棘斤，因利乘便”[26]？原来秦人所销的是废铜，而陈涉、吴广等所使用的是铁器！

这些议论早由章鸿钊氏所揭发[27]，但我最近发现了一项史实，知道了销兵铸器的事，不始于秦而始于楚。

已经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了。那年的夏间安徽省寿县的东乡朱家集的李三孤堆，因淮水泛滥，发现了古物。后来该地方的人便秘密开掘，获得铜器、石器等共八百余件。其中有几个器皿的铭文上发现了两个楚王的名字，一个是酓肯，一个是酓□。寿县本是古时的寿春，是楚国的最后的都城，是襄王的儿子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的。所以酓肯大约就是考烈王熊完；而酓□即考烈王的儿子幽王熊悍，是毫无可疑的。现在且说有酓□的名字的几个器皿吧。

有一个是鼎，今藏定海方氏；在盖唇和器唇外沿各有一道主铭。（副铭从略。）

盖文是：

楚王酓□战隻（获）兵铜，正月吉日，□铸乔鼎之盍（盖），以共胾□（蒸尝）。

器文无“之盍”二字。

还有一个是盘，今藏北平图书馆，在唇沿上也有一道主铭。

楚王酓□战隻兵铜，正月吉日，□铸少（炒）盘[28]，以共胾□。

两个器皿不用说是同时做的，所谓“战隻兵铜”的事，据我的考察，大约是在幽王三年。《史记·楚世家》于幽王三年载“秦魏伐楚”一语，又《六国年表》于同年秦魏栏内载其事，秦言“发四郡兵助魏击楚”，魏言“秦助我击楚”，但都没有说到谁胜谁负。幽王在位十年间，此外是没有战事的记载的。由新旧史料的合证，可以知道是楚得到了胜利，把秦魏的联军打败了。打战是在三年，铸器是在正月，所谓正月当得是四年的正月。同时所铸的器皿，由副铭上所勒的工名看来，很不少；因此也可以知道所获的兵铜，也相当多。但最该注意的是把兵铜销毁了来铸造器皿！可见销锋铸器，并不是秦始皇的倡始。楚国得到了兵铜，不把它作为兵器使用，也可以见得在幽王时代楚国已经在用铁兵。

幽王四年上距屈原之死仅四十一二年，幽王时已经在用铁兵，那么屈原时代的楚国的工农所用的锄斤一定是铁器。使用铜兵的白起所将的秦兵，攻破了楚国的郢都，并夺取了洞庭、五湖、江南而终于抛弃了的，不是楚国工农的铁器在那儿说话吗？我相信楚国末年之改用铁兵，一定是在那次抗战上得来的教训，秦人后来采用铁兵也是一样。在那时有那样英勇的工农，屈原在他被放逐的十五六年间如早把他们组织起来，不是很大的力量吗？如果屈原真真是那样的实际家，秦楚的争霸真真是未知鹿死谁手。

总之，屈原仅是一个诗人，他在诗域内的成功是时代玉成了他，但他的成功已经是足以不朽的。

[1]作者原注：这见解经过继续的研究已有变化。我认为殷周都是奴隶制，自战国以后转入封建制。

[2]《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该书多用历史史实解释鲁国史书《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春秋史。相传为春秋时代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撰。

[3]伯禽，姬姓，周公旦长子。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反叛后，周成王把殷民六族及旧奄国之地分封其子伯禽，国号鲁，是为鲁国的始祖。

[4]康叔，周武王弟，初封于康（今河南禹县），故称康叔。周公攻灭武庚后，把殷民七族和原来商都周围的地区封给他，国号卫，是为卫国的始祖。

[5]叔虞，姬姓，名虞，周成王弟。周公灭唐（今山西翼城西）后，把唐（包括以前夏代建都的地区）封给他，并把怀姓九宗赏赐给他，故称唐叔，是为晋国的始祖。

[6]《说文解字》的简称。东汉许慎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古文字学著作，凡十四卷。

[7]《仪礼》，又称《礼经》，儒家经典，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彙编。旧说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但据近人研究，此书成于战国初期至中叶。全书共十七篇，《聘礼》是其中之一篇。

[8]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毛诗》、《周易》、《尚书》、三《礼》、《论语》等先秦群经典籍，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

[9]指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的国人暴动，围攻王宫，周厉王逃奔于彘（今山西霍县）的历史事件。

[10]叔夷，春秋时宋国人。宋穆公的后代。曾任齐国大夫。

[11]作者原注：见孙著《古籀拾遗》上卷。〔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注释者〕

[12]作者原注：《史记·孟荀列传》和《汉书艺文志》言墨子为宋大夫，葛洪《神仙传》、《抱朴子》、《荀子·修身篇杨注》及《元和姓纂》均言墨子宋人。独《吕览慎大篇注》以为鲁人。孙诒让采后说，我看当和孔子一样，本是宋人而居于鲁。〔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战国之际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著有《墨子》。——注释者〕

[13]作者原注：钱宾四说，见《古史辨》第四册序。案：此说不确。墨子乃宋公子目夷氏之后。

[14]明初上层官场中形成的一种文风。其特点是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太平和颂扬统治者功德。这里作者是借以形容《诰》、《命》、《雅》、《颂》的风格。

[15]《清庙》为《诗经·周颂》的一篇；《生民》为《诗经·大雅》的一篇。

[16]作者原注：此前后事迹见《史记·楚世家》。

[17]白起（？—前257），战国时郿（今陕西眉县）人。秦国名将。他伐韩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事，见《史记·楚世家》、《史记·秦本纪》

[18]语见《论语·子路》。

[19]英文partisan的音译，意思是游击队。

[20]语见《楚辞·卜居》。

[21]语出《楚辞·卜居》：“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

[22]语见《楚辞·卜居》。

[23]战国时秦相吕不韦（？—前235）所造之兵器。山东潍县陈簠斋收藏。

[24]《荀子》，战国时荀子（约前313—前238）作，共三十二篇。《议兵篇》系其中之一。

[25]作者原注：《水经注》卷四载“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今案“身长五丈，足六尺”，当是金人的长度，后人误以为长狄之长，天地间不应该有那样的长人。

[26]语出贾谊《过秦论》：“因利乘便，宰割天下。”“鉏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鎩也。”

[27]作者原注：见章著《石雅》末附《中国铜器时代表》。〔章鸿钊（1877—1951），字□群，浙江吴兴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创始人之一。著有《石雅》、《古矿录》等。——注释者〕

[28]作者原注：少字或释为小，但观其盘制实如今之锅，与备盥洗用者不同，故释为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