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打电话来，问我在哪儿能买到一种“玫瑰灰”的毛衣。我没听懂，问他是不是一种新品种的玫瑰？他很有耐心地答：“不是玫瑰，是毛衣，玫瑰灰颜色的毛衣，要高领的。”我哑然失笑道：从来只听说有玫瑰红、玫瑰紫，没听说有什么玫瑰灰。玫瑰还有灰颜色的？真是灰色，谁要？
小林在电话里叹口气：“跟你这人不能急，你是真不懂艺术。这么着说吧，你有空就帮我往各个商场跑，见着卖毛衣的柜台，照这颜色间就是了，人家营业员懂。”
我说：“喂喂，给谁买？小玉吧？又发指示过来了？”
“昨天发过来的‘伊妹儿’。我跑了一天，腿都跑细了，没找到有这么一种颜色，只好发动人民战争，求哥儿们帮忙。”
“真够意思的。”
“她们学校的留学生要举办圣诞晚会，她买了件玫瑰灰的外套，想配上同色的毛衣，让我买到了给她航空寄过去。”
“可以理解。年轻女孩子嘛。”我说。
他在电话里表示感激：“理解了就好。喂喂，记住啊，要高领的啊。”
我压根儿也不想跑什么商场，而且还是为了一件“另类”颜色的毛衣。想了一想，我决定给小林的前妻卢玮打个电话，把任务转移出去。卢玮是帝豪商厦的服装部经理，如果她说了没有，那就根本不必再费腿力了。
拿起话筒的瞬间，我忽然又想到，小林心里一定也是动过这个念头的，只是他不愿意跟卢玮说，他找到了我，就等于把任务间接地交给了卢玮。这家伙狡猾狡猾的！
打给卢玮的电话在商厦里转了几个弯儿，最后也不知道转到了哪个柜台前，总之她周围的声音很嘈杂，有一个操上海口音的女声在连珠炮般地说着什么，还有隐隐约约的背景音乐声，好像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在帝豪商厦这样的商场里，别家商场放得惊天动地的“心太软”之类，他们从来就不屑一放，大概为了标明自己非同一般的“档次”吧。卢玮的说话声就在这些零零碎碎的背景声中突现出来，听上去非常坚硬，也非常有立体感。
“玫瑰灰的毛衣？这颜色很高级，你蛮有眼光。给你太太买？”
我立刻觉得汗颜，脱口否认了。她马上警觉起来，单刀直入地追问下去：“给谁买？没听说你有情人。是小林要买的吧？给那个小妖精买的？她又给他下指令了？”
我注意到她说“小妖精”这几个字的时候，齿间有一点咯咯作响，仿佛有一股冷气通过电话线路传导过来，冰得我下意识地将话筒让了一让。
“不可能！”卢玮悲愤得带出点哭声，“你告诉他，你告诉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这不可能，我不会让那个小妖精拿到毛衣的！不可能的！”
我差点儿没在电话里笑出声来，我觉得卢玮这话说得太像个孩子：只要这毛衣有，人家不能在你那儿买，还不能到别家商场买吗？你能把全市的毛衣市场都垄断了不成？女人愤怒的结果就是智力衰退，稀里糊涂说一些孩子才说的幼稚到极点的话。
好几年前的一天，我和小林到新开的帝豪商厦电脑部看一台当时极先进的多媒体电脑，那一套配件标价四万元。小林把所有的东西来来回回研究了一番之后说：“咄，顶多值两万，他们有一半的赚头！”
我怂恿他说：“不如你下海，自己做，你卖三万一套，保证把他们打倒。”
小林矜持地拖长声调：“也不是不可能啦！”
那时候小林在银行做事，当电脑部主管。
我和小林做朋友其实也源于电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同校不同系。我在大学里初学电脑时很有些钻研精神，狂热地爱上了那智慧过人的、冷冰冰的玩意儿。电脑在当时还不普及，整个法律系都没有一台，上课是借用计算机系的设备，所以我有空就往计算机系跑，三番五次地跑，涎着脸皮凑在人家身边看，瞅冷子上机过一过手瘾。这样，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计算机系的学生，其中就有小林。
活该我们有缘分，毕业后又凑在了一起。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租用了银行大厦的楼面，我和小林阴差阳错地成了邻居。小林是个屁股上长刺坐不住的人，无聊的时候跟同事说一声“上厕所啦”，其实钻进电梯就呼呼地升到我办公室来了，喝茶，吹牛，往花盆里吐唾沫，设想和展望各种各样美妙的前程事业，屁股在椅子上一抬一抬的，活像底下有电烙铁烧着。我们办公室有两位老先生很烦他，见他进门就要摆脸子，还在门上贴一张纸条：闲杂人等谢绝人内。小林不管，他像没看见那张二指宽的“狗屁的东西”，登堂入室照闯不误。
那天去看多媒体电脑，就是小林上班时候看到了报纸上的广告，再打电话把我喊下去的。当然，世上的好东西太多，看了也就是看了，过过眼瘾。至于下海办电脑公司之类的话，更是说说而已，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帝豪商厦的二楼和三楼都是服装部，卖当年国内能够见到的最好的品牌服饰，号称“为成功人士度身订做”。走过那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当了几年律师，手头多少有几个钱，也该算是“成功人士”中的一个了吧？就心血来潮地要想给妻子买一身衣服，讨她个高兴。小林在一旁推波助澜说：“买吧买吧，我老婆就在二楼卖衣服，是法国公司的指定代理商，她们那个牌子还不错。”他说了个比较拗口的法语发音的名字，我没记住。那时候我对服装名品全无概念，除了花花公子和皮尔卡丹之外再不知道别的。但是我微微有一点惊讶，小林的老婆是服装代理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一直以为他老婆在机关工作，或者当老师什么的。
我们走进了二楼卢玮经营的专卖店。那是一间按国外精品店模式布置的店堂，厚厚的吸音地毯，疏疏的不锈钢衣架，射灯嵌在衣架内，直接照射在做工考究的服装上，笑容可掬的小姐们很规矩地把自己藏在了暗处，绝不过分热情地走过来干预你欣赏和挑选服装的过程。
我看中了一套深蓝色西服套裙，这套衣服无论颜色和款式都极端保守，却在胸前的纽扣上独具匠心，钉上了一块晶莹剔透的菱形水晶。在灯光艺术的照耀下，这块水晶璀璨华美，夺人眼目，把整套衣服的那种不动声色的高贵气派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当即斩钉截铁告诉小林：“我要了。”
服务小姐这时才走上来，温言软语地问了我妻子的身高胖瘦，建议我拿一套“8”号的衣服，并且说，试了不合适，尽可以来换。与此同时，小林在另外一个小姐的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小姐碎步走开，在一侧隐蔽的小门内消失不见。片刻之后门内就出来了一位瘦高身材、梳直直的短发、穿一套藏青合体西服的女人。凭直觉我知道她便是卢玮。
她先望了小林一眼，又对我笑笑。她脸上未加任何修饰，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端端正正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使她在微笑中还显出一种冷峻。我觉得她属于那种做事严肃认真的女人，我对这样的女人一直充满好感，她们能给这个世界增添分量，至少中和了那些年轻女孩子们带来的虚飘肤浅。
她伸手要过我的衣服，低头看一看标牌上的价钱和号码，轻声对小林说了句；“你们先回去。”小林就心领神会地推着我空手出了门。
我不解，以为我挑中的衣服有什么不对，脸上的表情未免悻悻。小林说：“你傻！她这是要给你打折。”我说打折干吗不立刻打？小林说这你就不懂了，你不做生意不知道这里的弯弯绕，名品店的衣服不是小商品市场的垃圾货，不可以随便对外打折的，她现在知道了你想要的款式和尺寸，下班后她自会处理好了给你送来。
然后，小林停了一下，很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我们是青梅竹马。”
我随口答道：“挺好。”
他跟着耸耸肩：“不算太坏。她能干，这样我就省事了，不用为家里操什么心。”
我差点儿没有笑出来。照小林的说法，好像丈夫的不负责任是因为妻子过于能干。其实在很多家庭里，恰恰因为男人们游手好闲，女人们才不得不担负起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责任。我是律师，这样的案例见得太多了。
傍晚的时候卢玮果然摸到了我家里，拎着用乳白色透明纸仔细包垫好的那套衣服。她告诉我打了七折，这是在她职权范围内能给予的最大优惠。如此，原价一千五百块的衣服，她收了我一千出头。
当时我妻子还没有下班，我因为平白得了人家五百块钱的便宜，心中感谢，就热情留她吃饭，又张罗给小林打电话，喊他一块儿到家里聚聚。她伸手按住话筒，眉眼淡淡地说：“不必了，晚上我还有事。”
那天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拘谨的、不喜交际的人，跟她丈夫小林的性格全然不同。我心里觉得他们俩一动一静搭配得很好，这样的夫妻是能够把日子好好过下去的。
有一种人，他们就像化学元素中化合价呈“+1”或者“-1”的那些原子，他们身体表层的带电数决定了他们永远是一个活跃的、不断会得到或失去的、以改变自己的存在状态为乐趣的庞大群体。世界因了他们的存在而动荡：分化、瓦解、打碎一些结构，又重新组合一些新的结构，乃至暴动、革命和夺权。
若是早生一百年，小林肯定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分子，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呼啸着呐喊着在队伍前面冲锋陷阵。但是他这样的人能不能革命到底我不敢保证，因为世界太大，革命路程也太长，跨一个坡是一道风景，蹚一条河又是一片天地，鸟儿啾啾，花儿朵朵，清晨日出，黄昏日落，冬天霜雪，夏天风暴，神奇动人的事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小林他是个敏感的人，快乐的琴弦一拨就动的人，他不可能对身边的一切视若无睹，高昂着头颅大踏步而过，所以他注定了要使自己的革命半途而废。
小林在银行工作，还当着电脑部主管这样一个小小的头目。虽然称不上大款，收入也还是比较丰厚的。他老婆卢玮做服装代理商，除了年薪之外还有销售分成，收入比小林只多不少。这样，宽裕的经济条件使小林完全可以活得随心所欲。
一段时间他是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时髦和新潮的消费者。
朋友和同学中间他第一个拥有摩托车，而且是日本“本田”的，推出去好大的一个家伙，小林的身体搁在这辆摩托车上就觉得格外纤巧。好景不长，一天小林骑着摩托下班回家的时候，撞倒了一个动作迟缓躲让不及的耳聋的老头。幸好只是骨折。但是老头的儿女们赖上了小林，除了医药费、护理费、惊吓费之外，还要求他付出一笔数目颇大的“未来生活保障费”。小林在这样的事情上从来就是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卢玮出面周旋。卢玮对小林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摩托卖了，因为这东西危险系数太大，今天撞了人，明天还会被人撞。小林一直把摩托视为眼珠，岂能被卢玮一个要挟乖乖放弃？夫妻俩大吵一场之后，卢玮果断地冻结了自己的存款账户，不让小林从她那里拿走一分一毫。小林被那老头一家逼得很惨，差点儿要闹上法庭，最后还是把摩托卖了，给钱了事。
为此小林有很长一段时间拒绝跟卢玮说话。
没有摩托的日子小林很难受，他频繁往楼上我的办公室里跑，下班了也赖着不走，喝水，吐唾沫，坐几秒钟，突然站起，而后又坐下，起起坐坐，闹得人眼晕。办公室里的两位老先生因此越发烦他。小林自己也烦自己，他说他怎么就像个丧家之犬？怎么这么没着没落？
而后他开始泡桑拿。他泡桑拿的目的也很怪异，不在桑拿本身，而在于桑拿室四壁密封，有点像个巨大的声音共鸣箱，他赤条条地进去之后，就岔开双腿站着，开始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从《潇洒走一回》一直唱到《新鸳鸯蝴蝶梦》。一般他不去那些高档场所的桑拿室，他只拣最大众化的，浴客最多的。浴客多就意味着听众多，潜意识里他还有那么点表演欲望。他的歌喉我不敢恭维，但是音色还好，再加唱得投人，加上桑拿室里不同凡响的巨大共鸣声，应该说是挺有欣赏性的。他直挺挺赤条条地站着，一首接着一首地唱，中间不带歇气，至多在感到口渴难耐时抓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猛灌一气。矿泉水灌下去之后，就看见黄豆大的汗珠子排成串地从他头顶上脖子上下巴上滚下来，沿着他身体的四面八方流成了小河，再吧嗒吧嗒地滴落在地上，发出嗤嗤的声响。这时候他满脸通红，快活地来回跳动两只脚，伸开双臂喊：“啊！啊！”很尽心、很痛快淋漓的样子。偶尔一回头注意到我，他会觉得奇怪：“你怎么能坐着不动？来呀，唱啊，你唱了就知道有多舒服，妈的给我个皇帝我都不当啊！”
有一天，小林站在桑拿室里，脖子上搭条毛巾，仰了头，万分动情地唱着周华健的《花心》的时候，门被一群同样赤裸的汉子气汹汹地踢开了，其中一个上来就将小林狠狠一推，吼道：“嚎什么嚎？回回洗桑拿，回回听你这儿嚎得惊天动地！嚎丧啊你？”
小林一句歌词刚唱到辗转反侧、多少有那么点杜鹃啼血的意思的时候，被那大汉冷不丁一推，脚下没稳住，“叭”地一声重重地摔到了湿淋淋的地上。小林不哼不哈，好脾气地爬起来，一手捂着摔疼的屁股，很认真地为自己辩解：“周华健的歌不好听吗？我妨碍了你们了吗？我们并不是在同一间浴室……”
汉子们说：“幸好不是啊，要真在一块儿，他妈的早就把你小子扁了！”
小林惶惶地说：“怎么不讲道理呢？你们？怎么不讲……”
汉子们不屑跟他啰嗦，三言两语下了最后通牒：“再听见你嚎一句丧，别怪哥儿们下手狠！”
小林闷闷的，胡乱用清水将全身冲洗一遍，穿上衣裤，逃一样地离开了这里。事后他很激动地要求我评理：“你说，我自娱自乐，到底妨碍了谁？这算不算强行剥夺个人自由？”
我听他说这件事，笑得差点儿岔气，回答他一句：“裸体歌星有伤风化，当然要受管制！”
他瞪眼看着我，眉头皱着，额前一撮头发乱蓬蓬地竖着，活像只感恩节的火鸡。
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设一个奖，奖的内容是：谁是今天最快乐的人？小林站到台上当一个受奖人应该是十分恰当的。
衣食丰足，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不想削尖脑袋地往上爬，也不想挣什么大钱，出多少大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人生最好的、最自由的状态？
我说是的。人拼命地学习拼命地干活是为了什么呀？说到底不就是要活得比别人更好吗？
所以小林始终悠闲自在，充当着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新潮最前卫的消费者。
我们城市的郊外有一个娱乐性的马场，小林去骑了几回马之后，觉得不过瘾，在别人的鼓动下，决定自己买一匹马来在马场里养着，亲自训练，只供他一人“御骑”。他为此攒足了半个月的休假，怀里揣着钱，跟几个朋友合伙租一辆卡车，风尘仆仆赶到内蒙，瞎子摸象般地转悠了十多天，买回来一匹瘦骨伶仃的小马。回来因为疲劳过度，大病一场，又是十多天不得出门。等他病愈之后脚底打飘地跑到马场，朋友悲哀地告诉他说，他的小马水土不服，连着拉了五天肚子，死了。
死了就死了吧，不是总说：事情的意义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吗？小林在买马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这就够了。
经过一段时间无所事事的惶然徘徊，小林的目光由外转内，打量着自己居住多年的那套房子，觉得客厅太小，厕所的设计很不合理，卧室采光不够，墙壁灰暗了，门窗陈旧了，拼花地板落伍了……总之哪儿哪儿都不尽人意。小林大为惊讶地想：他居然在这样的房间里一住多年！这么多年他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小林认为这不说明别的，只能归结于自己的迟钝。人要是感觉迟钝了，对生活没有热情了，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意识到不妥，就赶紧弥补吧。小林立刻骑车上街，从城南城北的四个书店里分别抱回四本厚如城砖的建筑装潢用书，准备恶补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那段时间小林很少跑到我的办公室里串门，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琢磨如何装修房子上了。他琢磨得五迷三道，开口闭口都是一串串的装潢名词：吊顶、阴角线、地柜、彩喷、贴面板、玻化石、哑光漆……他逢人就谈他的装潢构思，阐述设计思想，讲明总体风格，解释一些非凡的闪光的念头，这些念头非凡得足以跟建筑大师贝聿铭匹敌。他也实在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从一位学建设的朋友那儿拷回了一套设计软件后，他钻在机房里操练了两个双休日，居然打印出一套装修效果图！而且漂亮得让人无可挑剔！
小林不想找装潢公司帮忙，他要自己干，乐趣就在这个“干”字上。他从街上找回来一个瓦工，一个电工，两个木工，很快就把家里开膛破肚，拆得尸横遍野。买砖头，买石灰，买黄沙水泥，铁钉电线，木料木板……他一样一样亲自上阵，直弄得双眼发红，嘴角起泡，嗓子沙哑。他没想到装潢这玩意儿真干起来这么麻烦，不光是麻烦，简直就毫无情趣可言。很快小林决定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美妙构想，怎么省事怎么来。吊顶不做了。沙岩的艺术墙面不做了。欧式小景台不做了。拼花的斯米克地面也不做了。他恨不得一天之内统统完工，让这个家里恢复到原先的秩序。他盯在木工瓦工们后面说的只有一句话：“快点！快点！”
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小林的几个朋友闻风而至，找到小林，邀请他人股合开茶馆，理由是茶馆装修的品味很重要，非常、非常需要小林这样有想法有创意的高手参加。朋友们巧舌如簧，推理再加想像，把茶馆的前景描绘得天花乱坠。那时候我们这个城市里茶馆还是新事物，唯一的一家是个台湾人开的，卖什么“泡沫红茶”、“珍珠奶茶”之类的甜蜜玩意儿，生意好得一塌糊涂。小林一直觉得不服气，茶馆这样的消费新潮流，怎么能让一个台湾人在本地独领风骚？小林在朋友的鼓动下，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当即拍板人股，发誓要搞出个绝的，让台湾人领略领略我们本地的水平。
卢玮竭力阻拦，理由是家里的装修才弄了一半，扔下这个烂摊子给谁来管？小林强词夺理道：“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拔脚出了门，整整一个月猫在租下来做茶馆的几间门面房里，三番五次过家门而不人。卢玮气得没法儿，索性自己也不管了，把木工瓦工们统统算清工钱赶走了事，家里面墙刷了一半，地铺得有一块没一块，电线管道统统裸露着像跳肚皮舞。卢玮哼着鼻子向我告状说：“折腾谁不会？有本事要善始善终弄出个样子来。他这个人我是看透了，一辈子成不了气候。”
我笑着说：“也别这么一棍子打死呀，人要行好运，走路还能捡个元宝呢。”
一开始，小林对他人股的这个茶馆的确是倾注了心血的，经过多方考证，他认为把茶馆的装修风格定位在“魏晋遗风”上比较合适。他听一个搞历史的老先生说，晋朝人行迹放浪，喜尚清谈，常三五成群坐而论道，高兴了也沽几坛酒，切几盘肉，一醉方休，是古代人活得相当潇洒的一段时期。小林心里想，“喜尚清谈”是好事啊，清谈不就要喝茶吗？喝茶不要找茶馆吗？茶馆的生意不就火了吗？得把消费者往“清谈”这两个字上引，要让爱谈的人非到他们这个茶馆来谈不可，不在这里谈透了就不过瘾。小林就说服合伙人将茶馆的里里外外照着“魏晋时代”那一套来。首先要用青砖砌墙。此青砖还不能是现代砖窑里刚出炉的货色，得发动大家业余时间下乡去捡，专找那刚拆毁的阵年旧屋，也就是过去财主家留下的深宅大院，那些上百年的砖头基本上有了风化的痕迹，砖缝里或许青苔累累，最好。再要垒一排红泥小灶，用来煨茶。用真正的红泥灶，烧炭火的，不是仿出个红泥灶的样子，里面烧酒精或者干脆通电的。服务员一律找男性，找那些清秀纤弱的小伙子，穿上宽宽大大的魏晋服饰——顺便说一句，小林和他的朋友们谁也不知道魏晋服饰什么样，做的时候照着“宽大”两个字来，觉得一宽大就必定飘逸，结果穿上身像和服，不伦不类。
茶馆开张的那几天，朋友们四处出击，找来朋友的朋友捧场，当媒子，不花钱在里面坐着，搞出一派人丁兴旺的样子。我也被小林动员去当过一回媒子，灌下一整壶台湾高山乌龙茶，结果兴奋过头，回家睡不着觉，半夜里爬起来看了一场球赛。
朋友的朋友当然不可能天天有闲工夫，再说老让人白喝茶也不是个事，热闹了几天，散了。
朋友的朋友一散，茶馆立刻显出了冷清，有时候开门一天都做不到两笔生意。经调查研究，原因却是出在装潢风格上，小林他们把门面搞得太艺术了，太别致了，以至普遍的茶客们走到门口自惭形秽，觉得不弄件长袍在身上穿着，弄块方巾在头上戴着，走进去就不是个事儿。
怎么办呢？打广告吧，尽量把全市的“高雅人士”都吸引过去消费一回吧。结果广告一打，工薪人士发出抗议了，说是小林他们人为制造阶级分裂，造成新的不平等事实，是可忍，孰不可忍。小林他们童年都是经历过“文革”运动的，对此类语言记忆犹新，那边抗议声一出，这边立刻登报道歉，当中几乎没有一丁点矜持的余地。一来二去，茶馆的名声就有点狼藉，客人更少，到最后难以为继，关门算数。
一算账，当初的入股者每人赔进去将近三万元。
卢玮在他们那个装修到半成品的家里跟小林狠狠吵了一架，卢玮骂他太不负责任，完全就是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纨绔公子”，说这三万元是她起早带黑做生意赚出来的，他要还是个男人就该想办法还她。
小林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喝茶，咯吱咯吱地摇动椅子，吐唾沫，一边很不屑地控诉卢玮：“真是个守财奴啊！有钱也不舍得花啊！你说她成天忙忙碌碌，挣这些钱回来，干什么呢？跟一只工蜂有什么区别呢？工蜂酿了蜜总要有人帮它吃下去对不对？她挣了钱也要有我帮她花嘛，人在花钱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快乐嘛。”末了他失望地摇着头：“没劲没劲，真是没劲透了。”
初秋的一天，小林忽然带着卢玮跑到妇幼保健医院找我的妻子，说是卢玮要打胎，请我妻子帮忙找个技术熟练些的医生。我妻子细察卢玮的脸色，发现她神情郁郁，两手怕冷似的插在衣袋里，从始到终不发一言。我妻子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就借口说那天当班的都是实习医生，让他们第二天再去比较保险。
小林他们一走，妻子马上打电话把事情告诉我。妻子说：“他们结婚都好几年了，我一直以为他们当中哪一个有问题，没法生育，现在怀上了，为什么又要打掉？不合情理嘛！卢玮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嘛！你最好去找小林问问清楚，别打掉了再后悔。”
我边听边嗯嗯着，心里也觉得事情是有点不太正常。中午的时候我把小林约到肯德基餐厅吃饭，顺便问起他卢玮要打胎的原因。小林低头舔着指尖上的沙拉油，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哪里是卢玮要打胎，是我要求她打呀。”
我跟他开玩笑：“莫不是酒后怀孕？要不就是用药过多？”
小林忽然激忿起来，瞪圆了眼睛看我：“你说卢玮这人怎么回事？结婚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是避孕的，她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瞒了我偷偷怀上了！先斩后奏啊！她以为我就会认了？”
“你干吗不认？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你们不是迟早总要有个孩子吗？”
“谁说我要孩子？”他几乎是咄咄逼人地对着我，“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孩子，起码到目前为止没有。我没有这个准备。”他身子忽然往后一倒，有点颓丧地靠坐在椅背上，心有余悸地说：“很阴险。我跟你说，卢玮这个人真是很阴险，我差点儿被她圈住了。她想造成既成事实。我跟她说，对不起，你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吞，打胎没商量。她起先还准备顽抗到底，我摆出两种路让她走：要么打胎，要么离婚。”
“你对她也真够狠的。”我说。
他不置可否，低头把桌上的一份食物吃完，而后用纸巾擦擦嘴，把沾了油污的纸巾用劲掷进墙角的纸篓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讨厌女人们自作主张。”
那天回到家里，我吩咐妻子说：“帮卢玮找个好点的医生。”别的我什么都没说，妻子也什么都没问。
卢玮做人流手术的第二天，我妻子不放心她的情况，拉了我到小林家去看她。进门就发现灯光幽暗，小林整个身子都趴在电脑键盘上，屁股在椅子上完全是虚坐，正全神贯注玩着一种赛车游戏，房间里充斥了电脑游戏盘上特有的“吱吱”的刹车声，听得人牙齿发紧。小林头也不回连声道歉：“先坐先坐，我这就结束，很快！”
我妻子没理他，开始用目光在房间里寻找卢玮。床上没找到，卫生间里也没找到，最后发现卢玮站在厨房里，守着煤气灶煮一锅方便面。我妻子冲进去，揭碗开橱四处搜查，活像个杀进村庄的日本鬼子，弄得卢玮完全不知所措。碗橱里冰箱里空空荡荡，只有饭桌上趴着一只烧鸡，塑料食品袋装着的，看样子从外面买回来没有动过。我妻子怒火中烧，杏眼圆睁，一把抓起桌子的烧鸡，恶狠狠地摔在厨房和卧室之间的地面上，“叭”地一声，响动很大，惊得小林猛然回头，强行中断了他的游戏，结结巴巴提出抗议：“你你你……”
我妻子说：“卢玮是刚做过人流的，她有权利享受产妇的一切待遇！”
小林慌忙解释：“我不是买烧鸡了吗？不是说产妇要吃鸡的吗？”
我妻子说：“吃鸡也不能吃烧鸡，要喝热鸡汤，要买老母鸡回来煨成浓汤给她喝！”她鄙夷地用脚尖踢踢地上的烧鸡：“这算什么？这东西能给卢玮吃？”
小林知错认错：“对不起呀，女人家的事我不懂。”
我妻子余怒未尽，狠狠地挖苦他一句：“做爱你怎么懂？”
小林很尴尬，朝我苦笑，一副“好男不跟女斗”的神情。
倒是卢玮十分冷静，插进来替小林说话：“赵医生你别怪他，他是真不懂。”
我妻子“哼”了一声：“结婚过日子，没什么事情是不好懂的，想不想懂罢了。”
我认为妻子这话说得非常精辟，及时报以了赞许的一笑。
事后小林埋怨我：“真不够意思啊！战场形势已经一边倒了，你还要替老婆撑腰。”
我说：“律师代表公正，谁有理我帮谁。”
小林大叫：“弄反了弄反了，有理的是我啊，是卢玮不遵守夫妻协定啊。”又告诉我：“女人玩小心眼儿，有人玩起来可爱，有人玩起来却是可恶，令人反感呢。”
我细细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卢玮可恶在哪儿。想生孩子难道不是女人的天性吗？
这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小林没到我的办公室串门。办公室里两位平素烦着他的老先生甚至有点儿惦念他了，他们间我：“你那个长猴子屁股的同学呢？学会修身养性了？”我嘴里说：“得允许人家逐步成熟。”心里却在想：不可能啊，小林能够在他的办公室里规规矩矩坐一整天不走动？
一那天我下楼办事，路过银行，顺便拐进去看望小林。想像他有可能被逼迫着如老僧入定般坐在电脑台前的模样，觉得滑稽，先就笑了起来。带着这样幸灾乐祸的笑，熟门熟路地推门人室，才发现小林的电脑房里新添了一张陌生面孔，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披肩发留得十分传统，眉眼很干净，笑起来微微露一点粉红色的牙床，红得像玛瑙，光亮可爱，让人觉得这女孩子本人也如玛瑙一般圆润腻手。小林介绍说这是银行里新来的电脑程序员，叫肖小玉，大学刚毕业，来这儿实践实践。小林不说“应聘”，也不说“求职”，却用了一个很独特的词：实践。这就使我心里忽然有了种异样的感觉。
我坐下来跟小林说了几句话，他似乎不像从前那样见人兴奋，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答着我，一边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通红通红的美国蛇果来削皮。他削得极其仔细，连苹果上每一个隐隐约约的疵点都用刀尖剜去，并且时时注意着不让自己的手碰着去了皮的果肉。他手上的动作灵巧而快捷，跟他操作电脑时的姿势毫无二样，看上去很有些赏心悦目。
说老实话，当时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他手中的苹果是给我削的，我是这里唯一的客人，我又比小林年长，是他多年来知根知底的朋友……他削完苹果放下小刀时，我差点儿就要伸出手去接那只苹果了。可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神情动作，他两眼热切地盯住了旁边桌上的肖小玉，探身把苹果递给了她！
倒是小肖有些不好意思，微微红了脸说：“给客人吃吧。”
小林不肯，固执地伸长胳膊举着那只苹果，一边对我解释：“她这几天有点上火，必须多吃水果。”又补充说：“下一个给你削。”
我觉得我在这样的场合里有点多余，便起身表示了应有的礼貌：“谢谢，不用，我只是路过看看，还有事要办。”
小林没有起身送我，依旧和肖小玉纠缠在那只削好的苹果上。
走出银行大门，我先是好笑：难怪个把月不见踪影，原来腿脚被女孩子的头发丝缠住了。继而又有点起急：他妈的小林这个熊包，谈情说爱都不知道遮掩遮掩，这不是撸光了头发等人下刀子吗？
一天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已经洗过澡准备睡觉了，小林的老婆卢玮突然敲门，执意要我说出小林夜夜晚归的真相。我回答说我不清楚。卢玮说这不可能，小林身上不可能有什么深藏不露的秘密。卢玮说这话的时候，眯着眼睛，很冷静地看我，完全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当时我脚上趿着拖鞋，头发没有擦干，说话的过程中不断有水珠沥沥啦啦滴下来，有的滴在耳朵上，有的滴在鼻尖或嘴唇上，弄得我自我感觉十分狼狈。卢玮说你还是说了吧，你不说我今天不会走，你头发这么湿着很难过的。我叹口气说那我还是说了吧，反正纸也包不住火。
我说小林肯定在银行的电脑房里。
卢玮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不是还没到年终吗？从前年终时也没这么忙过。”
我说：“他他他……”
卢玮神色平静但是又不容置疑地命令我：“走吧，我们找他去，你带路。”
我只好换上衣服和鞋出门，没别的选择。
走到银行门口的时候，卢玮突然说出一句令我吃惊的话：“其实我知道他在办公室里干什么，找你来是为了让你做个证人。”
当时我就感觉有冷汗从背上渗出来，冰丝丝一片。
银行的小门黑漆漆的，保安拧亮了电灯，认出是两张熟悉的面孔，才开了门放我们进去。沿着幽暗的甬道往前走，我在心里设想了即将发生的尴尬的一瞬：当卢玮昏晕过去时我该怎么办，当卢玮歇斯底里大打出手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当卢玮……
电脑房的玻璃门内灯火通明，透过玻璃门看到的情景令我啼笑皆非：肖小玉端端正正坐在办公桌前，耳朵上戴着耳机，眼睛盯住桌上摊开的一本书，嘴巴里念念有词，毫无疑问是在苦读外语。她身后的小林歪倒在圈椅中打瞌睡，腿伸出老长，一本金庸小说叠放在肚皮上，从姿态上看是极困顿极不舒服。
两个人的世界根本毫无情趣可言！
还是小玉先发现了我们，然后伸手推了推小林的腿。小林从梦中惊醒似的，弹簧一般跳了起来，两眼迅速在小玉周遭扫视一遍，觉得并无异常，这才顺着小玉手指的方向往门外看，才懵懵懂懂地看见了我们。
他起身，扶着自己僵硬的腰左左右右转了一圈，慢腾腾地走过来开门，回手又将门带上，生怕我们干扰了女孩子的学习。之后他的脸就沉下来了，很不客气地呵斥卢玮：“你来干什么？我这么大个人，怕我失踪？”
卢玮柔声说：“要睡，不会回家去睡吗？那么硬的椅子，看着都不舒服。”
小林皱皱眉头：“你以为我真的睡啦？我那是假寐，陪陪人家女孩子。大楼里黑咕隆咚，一个女孩子不害怕吗？”
卢玮解释：“她可以回家……”
小林打断她的话：“人家愿意在这儿。这儿安静。”
卢玮无话可说。我想这一刻她真的是非常窝囊：事情明摆着很不正常，可是她找不出任何可以指责小林的地方。
回家的路上，卢玮一再地问我：“你说他这人怎么回事？啊？他算怎么回事呢？哪儿对哪儿啊？”她皱着眉，动作很激烈地摆着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我知道她心里其实想说的是：小林干吗不把那女孩子做了？她觉得小林夜夜守着一个娇人儿打瞌睡，不可理喻，傻到不能再傻。她有点替小林委屈。“你看出来没有？”她对我轻轻地叹着气，“那是个小妖精啊！她把小林拿捏住了。”
到此为止，卢玮对她的丈夫基本上放了心：见异思迁的意思是有的，但也仅仅局限于感情，可以原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只要不是落实在行动上，没有妨碍家庭，她几乎不必再做计较了。
问题是小林对卢玮的深夜探访恼火透顶，尤其是这样一个愚蠢的举动竟没有避开小玉，让他在自己喜爱的女孩子面前大出其丑，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小林在盛怒之下一纸诉状递到法院，强烈要求离婚！
卢玮傻了，完全被小林一棍子打懵了。这世界是怎么啦？没有原则、没有秩序、没有道理可讲了吗？难道是末日即将来临，是非黑白统统混乱不堪了吗？卢玮承认她做错了一点点事，但仅仅是一点点，这样一个失误无论如何构不成离婚的理由。“问题还是出在那个小妖精身上啊！”她在电话里幽幽地对我说，“一定是小妖精想跟他结婚，挑唆他跟我翻脸。说来说去，这世上好男人太少，小丫头们粘上一个就不肯放手。都这样，女人最后的目的都是要结婚，我知道。”
听着她在电话里所做的自以为是的结论，我差点儿没笑出声来。不管怎么说，我不认为小林是一个“好男人”，起码不能说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跟卢玮生活在一块儿，他更像一个长不大的男孩。
据说小林将他的离婚报告送交银行领导签字时，领导曾经很负责地询问他离婚的原因：是不是如传闻那样因为肖小玉的插足？小林肯定地说不是，有没有肖小玉他都要离婚，他和卢玮之间没有爱情，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领导还不放心，又郑重其事地找了小玉谈话。谈话内容大致如下：
“小肖，大家都知道你和小林的关系比较接近，你们之间有没有谈过未来生活方面的话题？或者说，．你有意无意间对他透露过一些希望？”
“没有。这不可能。他已经结了婚，我才大学刚毕业。”
“如果你们真有感情，这不是障碍。”
“可我是个对感情问题非常严肃的人，我从来就不喜欢陷入别人的婚外恋中。”
“如果小林是个未婚男人呢？单就他这个人来说，你喜欢他吗？”领导面带微笑，饶有兴趣地作进一步的试探。
肖小玉稍稍地愣了一愣，然后避实就虚：“可我刚认识他时他就是结过婚的，在我的思维定势里他已经是这样了。”
小林的同事在闲谈中把以上的谈话当笑话说给我听。同事并且故作悲哀：“小林惨了，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孩。”
不管怎么说，小林离婚的决心已定，谁劝都不起作用。这家伙从来就是一个生活得很即兴的人，兴致一来，非干不可，后果啦影响啦结局啦什么的，统统不作考虑。
卢玮以沉默作答。她一厢情愿地认为小林也就是闹闹而已。生就一副自由元素的脾性，隔段时间不弄点事出来，这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卢玮比小林成熟，她是家里的主心骨，顶梁柱，梁柱不倒，家就不会散。等小林闹得没了意思，或者这世界上又有了更新鲜更热闹的乐子出来，他自然会偃旗息鼓，奔着那新鲜乐子而去的。
但是小林开始不再回家。他逢人就宜布说：要造成分居事实。那段倒霉的日子里，小林的朋友们（包括我在内）常被卢玮猝不及防地敲开了房门，然后尴尬地束手旁立，等着卢玮怒气冲冲地突击搜查。她坚持认为小林是被我们轮流藏起来了，他隐匿在我们中间，今天东家，明天西家，行踪不定，就为的是不跟她照面。她总是带着一只红色的尼龙包，包里有烧鸡，有鸭肫和麻辣牛肉，甚至还有一瓶法国红葡萄酒，那些好吃的东西透过薄薄的一层尼龙布散发出香味，使我们的心不能不为之感动。她拎着这只沉甸甸的包在朋友们的家里四处走动，撩开窗帘，掀起床罩，或者冷不丁地推开卫生间的磨砂玻璃门。她的嘴微微张开着，皮肤紧绷，呼吸急促，眼神锐利而集中，随时准备着在某个角落里发现小林，然后发一声锐喊，胜利地扑上去抓住他，将他押回家去。
她甚至找到了小林为他的朋友们装修的那个具有“魏晋遗风”的茶馆。在此之前卢玮从来没有往那个茶馆的方向跨近一步，她是看死了小林那帮人的经营才干的。她凭着茶馆装修期间小林在家里的只言片语，凭着一种非凡的对物体存在的感受力，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昔日茶馆遗址。那地方如今已经转手易人，新换的老板充分利用茶馆原先的装修，改造成了当下更加时髦的“陶艺馆”，专供有钱又有闲的情侣和孩子们没事去捏泥罐子玩。卢玮拎着她的红色尼龙包，讪讪地跨进门去，要想打听一个名叫“小林”的人。可是她立刻发觉到自己的出现十分不合情理，她的年龄、她的打扮、她的带有沧桑的气质和那只不伦不类又散发出食品香味的尼龙包，跟眼面前那些兴致勃勃的年轻的面孔极不吻合，活像托儿所里莫名其妙地走进一个电脑推销商一样。结果她什么也没有来得及问，龇开牙齿勉强一笑，红头赤脸转身就走，狼狈得可以。
卢玮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城市里四处转悠，八方突袭，她本来是个精干的、矜持的或者说有几分冷傲的人，如今为了寻找小林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弃妇，脸上总带着那种怀疑一切的表情，眼神愤懑，脸颊潮红，嘴角的八字纹有一点尖刻，说话的声音也常常不自觉地提高八度，成了一种锐喊，并且时不时地冒出一句：“你告诉我老实话……”好像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对她撒谎，所有的人都跟小林沆瀣一气，联手共事，存心要将她排斥在生活之外。
其实那段时间小林没有在任何一个朋友家里住过。他知道我们都是一群善良的人，是天性中喜聚不喜散的人，是抱定了宗旨不去拆散别人婚姻的人，如果卢玮一不留神在我们中间找到了他，毫无疑问我们会同情和偏向卢玮，会出卖他甚至捆绑他回家。小林不喜欢这样一种庸俗的缺乏创意的结局，好像大家联手在这城市里上演一幕拙劣的喜剧，目的只是为了取悦大众，弄出一点可怜的票房价值似的。小林最恨生活中这种戏剧式的重复。
所以小林悄无声息地在郊区农村租了一间房，又从租车行里租了一辆半新不旧的电动自行车，每天早早晚晚骑在车上来来往往，穿越清晨的薄雾和深夜十一二点钟的迷霭，鬼魅一样挟带着一股阴风，成了这个城市里终日不见阳光的特殊行业者。白天他把自己关在银行的电脑房里，足不出户，买饭打水都让小玉代劳。他让小玉找来了大量的英文填字游戏，输进电脑中，没事就琢磨着玩。那段时间里他和小玉的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他还设计编制了好几个中学生游戏软件，是那种寓教于乐的、让家长一看就喜欢的玩意儿，后来卖给了电脑公司，把他租房租车的钱一下子都赚回来了。据说他的软件卖得都挺火。这家伙本来就是那种里外通灵、聪明绝顶的人，他要是肯把三分之二的精力花在研究某个定理或者分子式上，那么将来至少是诺贝尔科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当然这些都是与本文无关的话，此处不提。
卢玮这个人，到底是有知识有修养的白领阶层，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她心里绝对清清楚楚，一丝一毫都不含混。比如她每天拎着那只红色尼龙包在小林的朋友们家里突然袭击，像是闹得风风雨雨不可开交似的，但是她从来不去小林的单位里寻找和吵闹，相反她总是避开银行的大门，仿佛那地方是个可怕的陷阱，一不留神就会把她的婚姻彻底吞没。她要面子，也一心一意替小林留着面子，始终幻想着小林有朝一日还会回家，他们仍然是一对体体面面的夫妻，生活优裕，行事潇洒，为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人所羡慕。如此她就必须给他留足了后路，她不能在银行的领导和同事面前让小林有丝毫窘迫。
但是小林就是小林，他是个多少有些怪诞的人。“锲而不舍”本是个褒义词，有时候用在某些人的某些行为上，似乎又可以解释成“一根筋”的意思。“一根筋”的词义就不那么美妙了，乖张、怪僻、顽固、迂腐、狭隘、不近人情、不通事理……，都沾得上一点边儿。小林就是这样，说离婚就离婚，一根筋到底，谁劝都没用。
卢玮在一个月之内就收到了法院第二次送到的离婚起诉书。这一次她是真的气昏了，她心里想，事情的起因本是因为小林的移情别恋，他由于迷恋和喜爱同办公室的女孩而夜夜不归，错误完全在于小林，凭什么他倒成了有理的一方，抓住离婚两个字不放？她抱着与他为善的态度，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不说是感天动地，总也该温暖人心了吧？小林居然就能铁石心肠，执迷不悟！可见他对肖小玉不仅仅是喜爱的问题了，他在她的怀里已经陷得很深很深了，深到头可断血可流的地步了。这样的丈夫还能指望他回心转意？日后还能够跟他同床共枕？笑话呀！
卢玮一怒之下找到我的办公室来，郑重其事地聘请我当她的律师，要求我为她争得最大的权利：房子、存款、家具电器，等等等等，全数归她，小林离婚可以，但是他必须空身走人，他要为他不负责任的行动付出代价。
“这这这……”我说。我顿时觉得牙疼。
卢玮冷笑一声：“如果他从此一无所有了，那个小妖精还会再粘着他？”
我心想她这话可说错了，不是人家肖小玉粘着小林，是小林恋着人家呀。卢玮这人太有意思，事到如今，她脑子里的每一个念头还是偏着丈夫。
一边是朋友，一边是朋友的妻子，帮谁都不合适，这事弄得我相当为难。我再三地向卢玮提出辞谢，卢玮再三地不肯，她说她就是认定我了，我不替她当律师，她就不上法院，宁可自杀都不上。
小林听说了这事，马上来找我，居然要我答应卢玮的要求。小林说：“我不会让你为难，卢玮的条件我全部同意，她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身外之物要那么多干吗？自由了，能做你心里想做的事了，不比什么都好？快乐就在追求和寻找之中！”
我想这话也对，小林有底气说这样的话，凭他的脑袋他的专业，赚钱不成问题。
结果那天在法庭上，我乐得慷慨陈词，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周瑜打黄盖似的，把我的朋友小林批了个体无完肤。法官当场判准离婚，全部财产归属女方，今后双方的感情婚姻问题，各自不得干涉。
走出法庭的时候，小林满面微笑，如沐春风，并且趁卢玮不注意时伸出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对我做了一个丘吉尔的经典手势。卢玮恰恰相反，她从头到尾阴沉着脸，眼皮低垂，肌肉紧张，嘴角两边弯出两撇很深的纹路，像是骤然之间苍老了十岁。在法庭门外，当我自觉有功地笑嘻嘻朝她伸出手，想表示一点安慰和祝贺时，她蓦地转身，横眉倒竖，双目圆睁，上身向我恶狠狠地倾扑过来，额头几乎磕着了我的下巴，咬牙切齿丢下一句话：“我恨你！”
当时我完全地愣住了，完全不能明白她的意思，以至于整个人目瞪口呆，神情惶惑，姿态僵硬，活像一双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被人弃之不要的破烂鞋子。
她恨我？她为什么恨我？我为她争得了最大的利益，难道她还是不能满意？
然后，又过了好几天，在我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细细咀嚼品了几遍之后，我才蓦然醒悟：卢玮她根本不想离婚，从来就没有准备离婚！她请我当律师，她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财产要求，目的都是为了阻止离婚程序的进行。她一心以为我不会为她尽力，法官也不会同意她的财产要求，这样她就有理由再一次拖延下去。
难怪她要恨我啊。她不恨我又恨谁呢？谁叫我身为律师还这么迟钝？
这种事！想想都觉得没意思。
自从中国的电脑能够接驳全球英特网之后，小林一有时间就热衷于上网遨游。他常常可以通宵不睡，把网上的资料兴致勃勃翻寻个遍。他尤其爱看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战争消息和动乱报道：加沙地带的冲突啦，伊拉克武器核查的进展啦，朝鲜的导弹发射啦，刚果（金）的叛乱啦，南联盟科索沃的战事啦。实在没什么新鲜可看的，他就寻找角角落落里的飞机失事的消息。倒也不是幸灾乐祸，是觉得飞机失事多少也是个事，有事就有刺激，比平淡无奇地活上一天要有劲。
“我这人是不是有点犯怪？”有一天他对我说，“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可我总是唯恐天下不乱。我不能忍受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守着老婆看电视的日子。一天两天可以坚持，十天八天就会骨头发疼，十个月八个月过下来，我肯定完了，比僵尸好不了多少。”
我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你投生在六十年前的德国，你肯定是纳粹党成员。”
他摇摇头：“那不一定，也许我会是德共领导，弄出个模范共产主义国家。”
说这话的那天，他刚刚参加了市总工会组织的新春长跑活动，从中心公园出发，横穿半个城市，到电视塔下结束。他要求我骑一辆自行车在旁边跟着，不断拿矿泉水浇他的脑袋，用以降温。结果跑完全程他已经上身湿透，头发根里袅袅地冒出白汽，舌头像狗一样拖出来，呼呼地大喘，喘得脸色发青。
“我跑第几？”他困难地转头四处望着，间我。
我告诉他，大概是在倒数十名之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笑，吐了口唾沫，对自己表示满意：“还不错。至少有一半的人半路上就开溜了。”
我也认为他不错，因为在他低头换衣服的时候，我看见了他身上一条一条干巴巴的骨头。像他这么瘦骨嶙峋的人，一般是不会有热情参加长跑的。我不明白的只是，如此干瘦羸弱的一个身躯，何以总是有那么多的能量需要释放？
“如果每天有机会跑这么一次，。你觉得怎么样？”他用一条毛巾裹住上身，而后用劲搓揉。毛巾滑落的地方便开始露出龙虾煮熟的颜色。
我说：“你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地跑，没人管你。甚至你还可以赤裸了上身跑，像现在这样。”
他扯下毛巾，左右转动身体，将自己仔细打量一番，摇摇头：“不行，我这副身板走上大街有碍观瞻，要能有施瓦辛格那身肌肉还差不多。”他忽然收起笑容，带点忧伤地看着我：“下次再有什么活动，恐怕我不能参加了，小玉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女人都喜欢圈定在一个天地里过日子。所有的女人，她们大同小异。”
我不知道他说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了追求某种不安分的东西他才跟卢玮离了婚，如果就此陷入生活的另一种形式之中，恐怕就并非他当初所愿了。
给卢玮打电话的第二天下午，她又打了电话来，约我见面。我马上问她一句：“是不是买到了玫瑰灰的毛衣？”她生硬地回答我：“又不是你老婆要买，你着的哪门子急？”我只好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人就是这样，拿朋友的事太当事，否则卢玮那次从法庭上出来时，不会咬牙切齿对我说一句：她恨我。
见面地点约在一家茶室里。那是间装修得非常欧化的茶室，有着英国乡村那种简约淳朴又带些慵懒闲适的舒服，走进去很叫人放松。我想起几年前小林他们很先锋地折腾出来的“魏晋遗风”茶馆，觉得他们失败在把事情做得太过极致，国人们其实大部分还是喜欢中庸。
卢玮已经在窗口的一张铺方格台布的小桌前坐着了。她看上去状态不是很好：虚胖，脸色苍白，眉毛和头发都显得稀疏，衣服也穿得有些臃肿。从前的卢玮虽然不能说漂亮，衣着上却是绝对讲究的，因为她本人一直在做服装生意。
“我上午刚在医院做过人流。”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
我“腾”地一下子站起来，既惊讶又惶惑，不知所措。
“你坐下吧。”她简短地要求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已经做过好几次了，习以为常。自从小林逼我去打过一次胎，我就失去了跟任何男人生孩子的愿望。是真的。”
我说：“你该避孕，老做人流不好。”
“我这人很怪，避孕药总是对我不灵。”
“那就做手术，既然你不再想要孩子。你为什么不做个永久性的手术呢？”
她没有答话，却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好像有很多含义，但是我想不出来具体是什么。
她喝了一口泡在玻璃杯里的英国红茶。茶大概很烫，她撮着嘴唇，吹着气，小心翼翼的模样。我劝她加点儿糖和奶，这对她的身体恢复有好处。她说她不喜欢甜腻的东西，牛奶就是牛奶，茶就是茶，两样东西搅和在一块儿很别扭。
“那个小妖精，她真的没跟小林上过床？”她突然调转话头，问了我这么一句。
我猝不及防，思维好一会儿才转到她的问题上来。我说：“别人的私生活，我不好多打听。小林倒是这么对我说的。”
她哼地一声冷笑：“世纪末年会出一个贞洁圣女？”
“各人有各人喜欢的生活方式吧？”
“可是小林就准备这么过下去？他冤不冤得慌？小妖精到底是哪儿把他迷住了？他整个人都变了！他整个的人生都为她改写了！”
卢玮忽然冲动起来，鼻子嘴巴抽搐成一团，眼睛里盈满泪水，悲伤得有点不能自己。“那个小妖精，她凭什么呀？她怎么就能这么狠心？小林不配她吗？世上有这么冷血的人吗？”她用几乎是嘶哑的哭声控诉着，两只胳膊肘支撑在桌面上，双手捂住脸，脑袋不住地摇来摇去，泪水就从指缝的两边参差不齐地甩出来，有的滴在她袖口上，有的顺手腕流进内衣里去了。
我发现柜台上的小姐已经朝这边投过来诧异的目光，这使我极度尴尬，好像我跟卢玮成了一对有私情的男女，两个人暧昧不堪地躲到这里解决危机来了。我轻声地但是急切地劝止她：“请你别这样，你冷静一点，那毛衣，玫瑰灰的，到底买到没有？”
她停了一停，忽然就放开捂在脸上的手，抓起桌上的茶巾擦一把脸，扔了，然后吸吸鼻子，红肿的眼睛不无鄙夷地看着我：“你记住，我不再是小林的奴仆了，我没有义务为他做任何事。”
说完这句话，她抓起椅子上的一只软皮黑包，款款起身，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扔垃圾一样地把我一个人扔在茶馆里。
我无可抱怨。真的。为离婚的事她曾经那么恨我。迄今为止她已经又离过几次婚了，三次还是四次，我说不准确。婚姻的周期越来越短，最近一次听说只维持一星期时间，简直像闪电战，像美国对伊拉克的事军袭击。我觉得这是自虐。一切都从她与小林婚姻的结束开始，也就是说，是我的那场自以为是的离婚财产辩护把她击倒了。
我只能忍受她的轻蔑，眼睁睁看着她将我当成垃圾对待。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小林对婴儿产生了兴趣。我指的婴儿是我的女儿，那时候她才七八个月，会咯咯地傻笑，会用胖乎乎的小肉手来抠我的眼睛，含糊不清地对我大叫：“爸爸爸爸爸爸。”
小林目不转睛地看我女儿翕动的嘴巴，将一根食指塞进她湿漉漉的小手心里，让她当玩具一样捏着，而后表示了羡慕：“有孩子叫爸爸真好。”
我说：“你也有过孩子。要是那次卢玮不打胎，你孩子都会走路了。”
他扭头，郑重其事纠正我：“不是一回事。我跟她一起生活没感觉，要了孩子只会更糟糕。”
我女儿把他的食指举起来，送到嘴边，要当美味食物去啃。他慌忙制止她：“不，不，不可以，这不是好东西……”
过一会儿他忽然问我：“你认为小玉将来生个孩子会怎么样？跟你女儿比呢？”
我回答说：“第一，小玉必须同意跟你结婚；第二，她要有为你生孩子的愿望。”
他沉默下来，说些别的话岔开去了。
我有些替小林难过。我不知道这一茬年轻的女孩子们心里都想些什么―比如小玉，他坦然地享受着小林对她的一切照顾：生活和工作两方面的，可是她闭口不提婚姻二字，也不跟小林上床。不上床这件事小林很满意，他认为这是小玉对待爱情的严肃，他自己就是个严肃和害羞的人，彼此这么守着很崇高。
说实话，我常常怀疑小玉不肯跟小林上床是不是另有所图。进一步说，小玉不跟小林上床，那么她跟别的男人有没有上过床呢？
我这样去猜想小玉真是非常罪过。当然我更不能把我的猜测告诉小林，他听了这话不跟我绝交才怪。
小林渐渐从同学和朋友们的话题中淡出了。桑拿房、网吧、茶馆、马场、迎新春长跑运动会，……哪儿哪儿都看不见小林的身影。有时候同学聚会时想起他来，互相就问：“这小子哪儿呢？出国了没有啊？”
少了小林的聚会真的少了很多热闹，就好像大冬天里把一盆旺旺的火突然端走了一样。那些奢华的、超前的消费场所也不再有人兴致勃勃地起哄去玩了、大家说老就老，说话行事都有了中年人的感觉，城市里最前卫的一块地盘让给了新从大学出来的一拨人占领，且看看他们会玩出什么花样。
岁月的更替，新老的交接，一切一切都不在小林心上，他把自己遁入到这个城市里最坚固最隐秘的处所―银行大楼底层电脑中心，成了世纪末年用情最专的少数人之一。他几乎是日日夜夜守护着小玉，陪她进修，陪她苦读外语，陪她吃饭、喝水、消闲、打电话、写信、折纸鹤、生病。他对她无微不至，无心不操，无所不用其极。从前那个潇洒的、率性的、公子哥儿般的小林如一阵风，一股轻烟，一缕薄雾，从漂亮的银行大楼里，从我们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里静悄悄地消失了，一丝一毫也不见了。留下来的小林面容瘦削，目光坚定，行事沉稳，眉宇间和嘴角边凝固了一种常人不大能理解的幸福，或者说神圣。他不去理会旧日朋友们对他的关注和议论——不不，应该这么说：他无暇理会。如果一个人体内的细胞空间全都被他喜爱的女孩子占满，眼睛里只看到她的倩影，耳朵里只听到她的声音，想着的，说着的，梦着的，全是一个“她”，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收拾了心灵的一角，来接受和容纳别人抛给他的那些劳什子杂碎呢？
有一天，我记得那一天很热，因为小林冲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满脸通红，油汗四冒，有点像刚出炉膛的北京烤鸭。不可思议的是这么热的天气里他居然衣冠整齐，脖子上还端端正正系了一根领带。再仔细看，我简直就有点瞠目结舌，原来他脸上的红润和油亮都是假象，是人为涂抹上去的薄薄的一层化妆油彩！
我说：“你你你……”我说着后退一步，毛骨悚然，以为自己不幸结识了一个变态的朋友。
小林也跟着大惊小怪：“我怎么啦？我怎么啦？”而后他从我的目光中有所醒悟，伸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脸，表情忿然：“见鬼的影楼啊，拍张婚照还强迫人化妆！要不是小玉……”他眼里的神情立刻变得柔和起来，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转身出门。再次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洗手间里将自己的形象处理过了，领带解下来搭在肩上，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头发、脸都是湿淋淋的，是在水龙头下狠劲冲洗过的，带着清凉宜人的丝丝水汽。
我递给他一条毛巾，示意他擦擦头脸。他回手又把毛巾扔还给了我，而后弯下腰，像一条嬉水之后刚刚爬上岸来的狗一样，扎撒了脑袋一阵猛甩，水珠四溅，打得墙壁和桌椅刷刷有声。
我说：“恭喜啊，到底还是结婚了。”
他直起身来，很严肃地望着我：“别这么说，小玉不愿意，我是帮她忙的，形式而已。”
他的头发甩过之后，因为离心力或者向心力或者重力的缘故，在头顶聚成尖尖的一撮，宛如鸡冠，极其滑稽。
他再一次重复：“千万别说我们结婚了，小玉会不高兴。”
我心里多少感觉不大痛快，语言不免尖刻起来：“既然如此，你跑过来告诉我干吗？我干吗要知道你们之间的这点破事？”
他拉了张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来，满脸都是讨好：“我有事请你帮忙。你必须帮我。只有你能帮我。”
他开始急急地，忧心忡忡地，又带着点焦虑、带着点期盼、带着点显而易见的幸福感，对我说了整个事情的原委。
肖小玉一直想要出国留学。银行这么好的工作都拴不住她，她想出国想得成了病。白天黑夜，只要空着，她的面前总是摊着外语书，嘴巴里总是念念有词。所以她不谈恋爱也不肯结婚。小林说他非常地能够理解她。爱一个人就理当为她付出，幸福在于付出之中，至于对方是不是同样爱你，实在是不很重要的事情。小玉的托福成绩考得很好，最高一次考到了六百四十多分。但是她运气不好，总是被美国领馆拒签护照。美国人实在可恶，他们签谁不签谁全无章法可循，纯粹他妈的心血来潮！所以小玉不得不改变方针，走移民路线。移民国家中数新西兰的政策比较宽松，气候环境、生活条件等等也算差强人意，一般性地住住，当个跳板，完全说得过去了。但是新西兰人也怪，他们家庭观念特重，移民者非得结过婚，夫妻双双同时申请才行。小玉本来已经灰心绝望了，是小林出于爱心，主动提出跟她办个结婚手续，而后由小玉主申请，他作附同，好歹替小玉圆一个梦。
我听得大笑。世上真有小林这样的人啊！美国人也搞假结婚，可那是做移民生意，是挣大钱的，你说你图什么呢？小玉一旦出国，她年轻外语好，无疑地就会攀高枝去了，你连见她一面都会很难了，你说你图什么呀？
小林气呼呼地坐着，屁股在椅子上转来转去，显然因为我抨击了小玉而不高兴。但是他找不出任何还击我的话，只好反反复复在喉咙口嘟哝：“你不懂，你没有爱过，真的，你没有爱过你不懂。”
我说：“谁没有爱过？我老婆到现在没跟我离婚，我女儿都会叫爸爸了，我还没爱过？”
他认真地对我解释：“那不是一回事。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真不是一回事。”
我轻轻一笑，转过身子收拾文件，不准备跟这种“迷途的羔羊”再作纠缠。他很尴尬，呆呆地看着我手上的动作，脸上的肌肉都有点微微颤抖。突然他站起来，大喝一声：“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
我说：“你现在准备移民，而我只是个中国律师，我能帮你什么忙？”
他说：“只是一桩很小很小的事，不至于让你太为难的事：找你在公证处的同学，请他们把我的结婚日期往前写半年。这对小玉的申请有利。”
我大叫：“搞什么呀？半年前你还没有离婚呢！”
“不就是在公证律师笔下这么一写嘛！”他红了脸哀求。
我叹口气，觉得小林是真的变了，离开了从前那个悠闲自在、快快乐乐的他，距一个婆婆妈妈的庸俗男人已经不远。小林和小玉在申请移民的过程中备尝艰辛，这是小林从新西兰回来之后，有一次到我家里喝酒聊天，聊得动了感情，红着一双血丝网布的眼睛，有那么一点“声泪俱下”地告诉我的。
我认为小林不值。他为肖小玉做出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牺牲，却是迄今为止没有真正地得到过小玉，他做了恋爱中的男人才会做的傻事。
小林自己不这样认为，他在谈话中从始到终都在控诉罪恶的新西兰移民局，而没有表示一丝一毫对小玉的抱怨。惟其如此，我对小玉这个女孩子越发地有了一种鄙夷，她太精，手段也太狠，不动声色之中使小林俯首帖耳做了她的奴隶。
一个曾经多么潇洒和优秀的人，只因为爱情就成了奴隶。
申请移民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找准一家你觉得可以信赖的移民公司，交上足够的费用，由它充当你和申请国大使馆之间的经纪人，帮助你领取移民申请表、到使馆打分。打分的标准有多种，这里说的是小林和小玉这样以“技术”移民者的标准：要有国内最有名望的一百一十所大学的学历，毕业九年，年龄三十岁。以此作为标准，年龄或大或小、毕业年限或长或短者，分数相应递减，不足之分可以金钱补充，在银行开出安家资金证明。在你的分数（加上所补资金）得到认可之后，你的个人资料便进入使馆移民处电脑，在那里安静地排队。这个时间可能很长，两年三年都有，也可能很短，半年或三两个月，总之看你的运气。在排队期间，你可以着手准备一系列公证证件：毕业证书、父母及夫妻关系、职称证明、无犯罪纪录证明、单位工作经历证明，等等。这一切最好如实上报，因为使馆移民处会想法到为你提供证件的单位作了解，一旦断定你做了手脚，那你就完了，此前所做一切都成了无用功，使馆会在电脑里替你留下一句：此人永不准人境。如果了解到你这人还算规矩，电脑排队又已经轮上了你，使馆会给你发面试通知，主要看看你的英语水平，摸摸你的移民动机。这一关能够顺利过去，你便可以拿到一张宝贵至极的“移民纸”，也就是移民批准书。凭此批准书办护照、签证，三个月之内在新西兰国内移民局报到。两年之内可以多次进入该国。
这一切，叙述起来也就是几百个字的事情，真正办起来，那才叫千头万绪，环环相扣，险象环生呢。
小林和小玉这一对“夫妻”，小玉是主申请人，小林是服从，因此打分什么的只打小玉的分。小玉毕业不足两年，年龄差了好几岁，职称尚无，除了有名牌大学的学历之外，其余毫无优势可言。这样，她只能存钱进银行，而后由银行替她开出安家资金证明。
安家资金不是笔小数目，姿色平平的小玉把自己卖了也未必能够数。
难题顺理成章地交到了小林手上，谁叫他爱她呢？谁叫他自告奋勇做了她的“丈夫”呢？
钱，钱，钱！
小林从来没有像这样地需要用钱，从来没有如此深刻而无奈地感觉到钱的好处。交移民公司手续费，办公证书，体检，复印资料，发传真，打国内甚至国际长途……每天每天，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从手中出去了，像那些跟父母吵过一架的任性的孩子，头一甩出了家门，不带丝毫体恤和留恋。
想起从前玩摩托的日子，骑马的日子，泡桑拿的日子，那些日子为什么要那样拼命地花钱？像疯了似的啊，像过了今天不过明天似的啊。
每月十号，小林数着薪水袋里薄薄一叠钞票，心里的忧伤也像那些挺刮的纸片一样发出轻轻的脆响。
还不能对小玉说。不能。从前没有钱用的时候伸手朝卢玮要就是了，现在没有钱都不能对小玉说。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感觉。
闲来无事，满脑子都是念头，琢磨着怎么样才能让小玉的银行账号上超过六位数目。想着想着，下意识地把电脑里的储户资料调出来过过眼瘾，下意识地将那些资料增减组合，不费吹灰之力地调出了二十万现金，一笔一笔存人到自己的信用卡户头上。明天银行开了门，他只需从下面任意一个工商行的储蓄所里，就可以凭自己的信用卡拿到这笔巨款。到此为止他蓦然心惊，意识到凭自己的职务便利和电脑知识，要犯罪实在是太容易了！
屡次在电脑中盗款，存人，再抹去，像是无聊的游戏，又像是精心策划中的阴谋。小林犯着一种手瘾。实际上他是挣扎在心魔之中。他被这些惊心动魄的数字组合折磨得要疯了。
很久之后，小林从新西兰回来，在我家中喝得半醒半醉，对我谈到从前的那段心路历程时，感叹良多地说：“罪犯和良民常常只在一个念头之间，是大脑平衡器里瞬间的一个偏摆，顺应那个念头时人会感觉到血脉责张的快感，那种被诱惑的力量强大得令人吃惊。”
实际上，无论快感有多强烈，人们的理智总是能起到作用。优秀的电脑专家小林有一天跑去找银行领导，坚决要求辞职。领导莫名其妙，说是谁得罪你了？人家想进银行都进不了，你怎么说走就要走？小林心情黯淡地回答：是我自己必须走，我留在这里太危险了，我有犯罪欲望。他把夜静无人时玩过多次的取存款游戏简单说了说，直说得领导心惊肉跳，当即表示放行。
小林离开银行后，找了几个昔日同学合伙，注册起一家电脑销售公司。几年前在帝豪商厦的电梯上，我曾经戏谑地对他说过下海卖电脑的话，谁想到居然就有了应验。因为资金有限，他们不做那些昂贵的品牌机，专门购进零部件回来组装，满足那些迷恋电脑却又口袋不十分饱满的大中学生的需要。他们甚至鼓励顾客自己动手装配机器，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包括为人家旧有的主机扩装容量，配置多媒体功能，安装“cdc”卡，人网调试……一句话，但凡顾客需要的都可以去做。
小林很辛苦，因为琐碎，因为谨慎，因为对挣钱和用钱不能平衡的焦虑。不太长的时间里他的鬓角已经有了根根白发。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开玩笑地对他说，当了老板就是不一样啊，颜容也比别人成熟得快啊。他苦笑，并且三句话不离本行，要我替他多介绍客户。其实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尴尬处境，我不了解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孩子移民新西兰实际上要花多少钱。
小林如果顺顺当当地开着他的电脑公司，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日积月累地挣钱，相信挣到六位数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小林毕竟过惯了天真浪漫的公子哥儿生活，又在高层次的同学圈子里厮混久了，对人一向轻信，凡事大大咧咧，这就难免遇上心存歹念的奸诈小人。
有一次―应该不算是第一次了，因为那个小县城来的老板已经在小林手上买走过一批组装电脑，彼此算得上熟人。老板夹着一个硕大的公事包进门，一屁股在小林的办公桌前坐下，架着二郎腿，大咧咧地把小林的组装电脑评说一通，然后吐出一句话：还算好销，再要二十万块钱的货。小林闻言大喜，觉得跟小地方的人做生意就是爽快，他们不像本地人那么挑三拣四，犹犹豫豫。小林问他怎么付款？电汇还是支票？老板嚓地拉开公事包的拉链，肥嘟嘟的大手在包上一拍：付现款！老子喜欢来干脆的！老板又说：这样，你先给我开了提货单，而后我同你一块儿上银行，钱存到你账户上，存单你拿着，咱们当面两清，省得你疑心我这包里有假钞。
小林当时根本没有细想，他完全被小地方人的豪爽和仗义而感动，觉得生意都能像这么做就快活了。他仔细地开好提货单，交对方收好，之后两个人相跟着去银行。在收款员用点钞机刷刷地清点那一扎扎散发着腥味儿的钞票的时候，小林的感觉无比美妙，宛如倾听着来自天国的委婉低唱。很快一张二十万的存单从银行电脑中嗒嗒地吐出，小地方的老板伸手拿过去，仔细地又看了一遍，确信无误后，郑重其事交付给小林。一笔生意至此了结。小林回去后将存单放进保险柜中。三天之后他要进货，从保险柜里将存单拿出来到银行兑现。收款员拿着存单翻来覆去地看，从电脑里调出账目核实，又喊来值班经理商量，弄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最后保安过来将小林请到了经理办公室，经理告诉小林说，他的这张存单是假的，这笔款子前天就已经被人提走了。小林如雷轰顶，三天来第一次细看这张存单，毕竟是银行出身，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张制作绝妙的存单赝品。小林发一声大喊，跳起来赶往仓库查看存货——哪里还有半点挽回损失的希望？提货单开出去的当天，二十万块钱的电脑就已经被小地方老板一汽车拉走，如今恐怕部分地摆到了家庭和办公室的电脑桌上了。
仅仅是一时的疏忽轻信，二十万巨款不翼而飞。小林辛辛苦苦几个月，非但没赚到一分钱，反倒欠下一屁股债。
更重要的是，没有银行开出的安家资金证明，肖小玉的移民申请无法进行下去。不能继续进行，此前的运作和投入就要全部作废。
小林又气又急，大病一场。病中我去医院看他，提到几个大款同学想为他凑齐二十万，先堵了公司的窟窿再说。小林死活不肯答应，弄到最后差点儿要跟我翻脸。他一向就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那天从医院出去时，我碰巧看见了刚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卢玮。卢玮仍然提着从前的那个装食品用的红色尼龙包，从包的形状和她小心翼翼走路的姿势看，里面装着一罐热鸡汤之类的东西。
我听说卢玮因为娜用公款被检察院拘留审查的消息已经很迟了，她已经审查完毕放出来了。此前很久卢玮就辞了法国公司的服装代理一职，改任整个帝豪商厦的服装部经理。商厦的二楼卖女装，三楼卖男装，四楼是休闲装和运动装，五楼还有儿童服装，所以天地很大，卢玮的权力也很大，这大概是她放弃代理改任经理的原因吧。
卢玮娜用了多少公款，娜用的目的又是什么，具体细节我一概不知。以我的了解，卢玮单身一人，收入丰厚，离婚之前又得到小林的全部财产，个人花用上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她娜用这笔公款，是不是要做什么个人投资呢？买股票，炒期货，入股某个公司什么的。钱这东西，怎么赚也是没个止境，精明能干如卢玮这样的人，只要有机会她就不可能放过去，这是习惯也是秉性。赚钱的目的是有很多种层次的。
据说是帝豪商厦的老总亲自出面挽救了她。老总为检察院提供了一纸书面证明，指出卢玮并非娜用公款，那笔款子是他签字批准调出去的，用于商厦的一项对外投资。因为款项不是很大，所以未曾在公司董事会通过，大部分的人并不知情。
卢玮放出来不久，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请我替她做一份婚前财产公证。我不无惊讶地问她：“你要结婚了？”她说：“试试吧，也许还是有个丈夫好。”
她开给我的财产清单列得很细，连皮衣和毛毯这些东西都写上去了。我回到家里跟妻子感叹说，到底不是结发夫妻啊，婚姻中怎么可以存在如此多的理性？这样的婚姻跟做交易有什么区别？
再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第二任丈夫是那位出面保她的商厦老总。婚后第二个月她就去医院找我的妻子，做了人流手术。我妻子对她说，像她这种特殊体质的人，避孕药物起不了作用的人，如果不想要孩子，还是做个永久性手术比较好。她当时笑笑，笑得有几分凄楚又有几分无奈，而后就弓着腰出门，坐她老公的奔驰车走了。
再过了半年，老总调离商厦另有重任，卢玮和他宣告分手。
小林带着他心爱的姑娘历尽艰辛到达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奥克兰，才发现事情远不像在国内时想像的那么简单。首先这里不是地球上的第一世界，风景气候虽说宜人，发达和繁荣就谈不上了。因为不发达不繁荣，就业机会少得可怜，人们习惯了悠闲和懒散，像国内新兴阶级那么玩儿命创业的，小林还没有看到。小林出来时不说踌躇满志，总还是信心十足，凭他的电脑技术和外语，找家大公司任职，拿一份不错的薪水，应该不算困难吧？事实上要走到这步还真是很难，很长时间里小林的工作没着没落。
工作找不到，花用却一点不少。单单用在租房上的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小林原本的打算是只租一间房，至多使用两张单人床，如果小玉执意不肯跟他同床共枕的话。结果小玉第一天晚上在客厅里整整坐了一夜，直坐得面白如纸，身子打晃，活像个日本商店里卖出来的纸偶人儿。小林心疼得不行，好言劝她：“房间里明明放了两张床啊，我是个信守诺言的人啊，你要真是还不能放心，我给你写个保证书行不行？”小玉微皱了眉头，眸中泪光点点，满脸的楚楚可怜：“我们租的是上海人的房子，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中国人，我们俩住一间房，人家会怎么看呢？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呢？”小林心里想：人家还能怎么看呢？当初我们俩办移民出来，用的可是夫妻的名义啊。但是这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凡是有可能伤及小玉的话，一般他都不会说。他找上海房东加租了半间地下室，用几张纤维板简单隔了隔，把自己安顿下去。
如今的世界真是年轻人的世界了，汽车、迪厅、英特网、情人旅馆、可视电话、酒吧、鲜花、麦当劳、肯德基……铺天盖地织成一张奢华慵懒和享受的网，每一道边角和每一根网丝都是圆滑的，光润的，让你触手便感觉到舒适和认可的。男孩女孩们踩着滑板滚进网中，一下子便如同鱼人大海，快快活活地游来游去，时不时兴奋得尖声大叫。这便是生活啊！祖辈父辈们替他们创造出来的高质量生活啊！人们劳动和创造为的是什么？享受，享受！第三句话还是享受！享受是年轻人学习和工作的唯一目的。
肖小玉是多么年轻，她对世界张开的每一个毛孔和触角都是柔嫩的，光鲜的，吸收力特强的，她张开双臂扑进了新西兰的蓝天绿草白羊之中，呼吸着懒洋洋的大海的气息，穿着粗拉拉的羊仔绒毛衣，黑色小羊皮的双肩小包斜搭在背上，手里抓着滚烫的麦当劳的外卖纸袋，跟那些同样年轻的大学生们嬉笑着涌进校门，很快俯身在图书馆的计算机网络上检索资料了。出国读一个学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轻松愉快的事，肖小玉想不出除此而外她还需要干些什么。
小林也想读一个学位。国外的学位那么好读，不要白不要。但是他们没有钱了，带来的钱替小玉交了第一年的学费，剩下就不多了，房租总是要交的，食品总是要买的，小玉同学们的那些“party”也是要应酬的，小林不挣钱谁挣钱？
新西兰的食品也让小林不能习惯。清炒河虾吃不到了，乌骨鸡汤喝不到了，芦篙、茭白、鲜笋、鸡毛菜、菊花菜一样一样都吃不到了，市场上出售的是永远的土豆、洋葱、荷兰豆、菜椒。菜椒极漂亮，红的绿的黄的橘色的都有，炒一盘摆出来，五颜六色如一盘盛开的花，赏心悦目，只是吃到嘴巴里毫无菜椒味可言，真正是味同嚼蜡。
小林有一点度日如年。三十开外的男人实在是不适宜换位生活，就像长得茂盛的大树移动了容易伤根一样。
小林和小玉的亲密关系从来没有进入过实质性内容。所有的人（包括我）都认为他们是有的，但是他们恰恰没有。小玉有点像小林生活中的一盆花，他培育它，照料它，欣喜地看着它冉冉开放，浅笑盈盈，散发出淡幽幽的香味，而后他俯下头，将脸颊轻轻地贴近花瓣，深深地嗅它的味道，心满意足地醉着。
小林后来告诉我，只有那么一次，是在新西兰的乡村草地上，旷野无人，阳光灿烂，牧草的清香熏得人头昏脑涨，憨憨的大角细毛羊朝他们投过来老祖母一样的目光。小林深受鼓励，一跃而起，把小玉连头带脚地裹到了身下。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小玉像个惊慌的女中学生一样地哭了，她说她还在读书呢，她还没有准备好做小林的女人呢，她能够好好地准备一下吗？能吗能吗？
小林不说一句话，无限羞愧地坐了起来，顺便替小玉把衣裙拉好。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小玉，看大角细毛羊失望地低下头吃草，觉得真该对这些好心的羊们说声“对不起”才是。他知道他不可能再碰一碰小玉了，这辈子都不能了。有的男人被拒绝之后会再次进攻，屡拒屡战，越战越勇。有的男人只能够出手一次，他把多少年的期盼和力量都聚集到了这一次上，如遭抵抗，便溃不成军，悄然撤退，决不再来。
小林对小玉说：“你放心好了。”就这么一句话，没头没脑，上下都没有铺垫。
小玉回答小林：“我不怪你。我饿了，去吃麦当劳好吗？”也是挺不着边际的话。
毕业十周年，有热心人撺掇着要搞个同学聚会，好好纪念纪念，结果折腾了一阵子就罢休了，原因是大伙儿都忙，七荤八素的事情太多，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个个都感觉疲惫不堪，实在缺少一种消消停停聚会的雅兴。有人开玩笑说，或许毕业三十周年的时候能够放开情绪庆祝一番，因为那时候事业上差不多走到头了，该赚的钱都赚到手了，老婆盯得不这么紧了，儿女都大学毕业不需操心了，人生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风花雪月都是过眼烟云，可以吟唱可以品嚼可以评点的，人活到那一步才是真正的洒脱。
尽管这样，怀旧还是人类的普遍情绪，有点像涨在膀胱里的一泡尿，不撤出来憋得难受。毕业纪念日那天，几个平常走动得近的同学约好了在大学宿舍楼下集合，而后依次将阶梯教室、系办公楼、图书馆、电教馆、计算中心、体操房、足球场、大饭厅等等地方“视察”一通，发几句“今不如昔”的感慨，最后步出校门，习惯性地跨进马路对面那个叫“乐园餐厅”的饭馆。
推门的刹那，我们中间的一个蓦地大叫：“小林！”
大伙儿举目寻找，果然看见小林孤零零地坐在餐厅一隅，面前摆一个玻璃杯和一个空空的啤酒瓶。
重逢的过程有点像电影，我们大伙儿向小林奔过去，小林朝我们扑过来，之中一片“小林小林”的惊叫。但是小林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轮番跟我们拥抱，使劲拍打我们的肩背，再放手的时候已经是泪流满面。于是我们都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回来，以及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联系，却独自在这个日子里跑到这里来喝啤酒。
我们很快又团聚在一张桌上了。谁都没有提一句关于“新西兰”的话，小林更不说，他那天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微笑着轮流看我们每一个人，心满意足地听我们东拉西扯，仿佛他一去半年已经把中国话遗忘了似的，需要有一个复习和操练的过程似的。
小林渐渐恢复了跟我们的来往。第一次到我家去的时候，他带给我女儿一个新西兰的玩具：毛茸茸的大角细毛羊，真正的羊皮做的，摇一摇会发出“咩咩”的叫声。我女儿喜欢得要命，跑前跑后“叔叔，叔叔”地叫个不停，关于这种羊问了不下十个问题。小林有些惶然地问我：“真的是你女儿吗？她已经长这么大了吗？”然后他脸上的神情就很忧郁，凝视我的女儿，半天不再开口。
小林的电脑公司在他走之前就转让出去了，回来之后他应聘到一家很大的计算机集团当工程师，负责调试电脑，薪水还不错。晚上他在家里做兼职，替一些小的公司开发软件，设计程序，收入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够过万。此外，零打碎敲的，他还帮人家做一些咨询啦，参谋啦等等杂事，收一些小钱。
从前他曾经控诉卢玮成天忙忙碌碌像一只工蜂，以至于他只能使劲儿地帮她花钱。现在轮到他自己做工蜂酿蜜了，他得把酿出的“蜜”源源不断输往新西兰，那里有他的“蜂后”，她要吃，要住，还要读书拿学位，正是花钱无止境的时候啊。
中午的时候，小林突然光临我的办公室。他手里拎着一只从什么电脑上换下来的调制解调器，一猜就是出去干活儿抽空子来找我的。他开始没有敲门，扒着我办公室的门玻璃使劲儿往里看，鼻子都压得发了白。我走过去开门，哭笑不得地说：“干什么呀你？装神弄鬼，好像你从前没有进来过。”
他嘿嘿一笑：“你这儿的两位老先生呢？”
我告诉他，退休了，年前就办手续走人了。说完这话，我醒悟到小林不到我的办公室闲聊已经很久。
他拖开一张椅子，小心翼翼坐下，把手里的东西轻轻放在桌上，而后就掏口袋，掏出一张用彩色打印机从电脑上打印下来的小玉的照片。
“瞧，就是这件玫瑰灰的外衣，她想配一件同样颜色的毛衣，高领的。我怕你不清楚，带来让你看看。”
肖小玉站在新西兰某个大学的校园里，长发披肩，眉眼很干净，明媚而娇憨地笑着，唇下微微露一点粉红色的牙床，红得如玛瑙，光亮可爱。玫瑰灰的外衣束腰，近似于风衣，质地很好，也许就是那种大角细毛羊的羊毛做的。玫瑰灰的外衣里面，她临时配着一件白色毛衣，的确不好，配得俗了，若是有一件同色的高领毛衣相衬，那是相当高雅和谐的。
这么一个干净的、雅致的、品位很高的女孩儿，当她从遥远的新西兰一封一封给小林发电子邮件，报给他一天天的生活费用，指定他买这买那的时候，她心里流淌着的是生活的幸福和对于未来的不惊不诧的等待吗？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比如深夜在独住的小房间里蓦然梦醒时，她想到了这么多年里已经对小林积聚了太多的责任，将来如何偿还是一个问题吗？
小林在椅子上稳稳地坐着，历数他跑过的商场，又刨根究底地追问我一共跑了几家，是否抓到了一点成功的希望：没有高领但是有低领啊，卖过这颜色但是暂时无货啊，什么什么的。他疲惫地叹口气说：“不容易打听到，如果商场里没有熟人的话。”
我知道他话里的暗示，但是出于一种特别的心理，姑且装不知道。
果然他支支吾吾说：“帝豪商厦的服装最多，要是卢玮……”
我打断他的话：“卢玮刚做过人流。”
他一下子愣住了，嘴张了几张，脸上的神情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痛苦。
当然他不是后悔，这一点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他还跟卢玮生活在一起，今天的情况很可能更加糟糕。那么他的显而易见的痛苦是什么呢？
几天之后，我正在上班，接到小林从医院里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说：“帮帮我！卢玮出车祸了！”
我跳起来，关电脑，打开传真机，锁门，因为电梯迟迟不来而转从安全楼梯一口气冲到街面上，招手喊了一辆出租车赶往医院，前后过程不到一刻钟。
卢玮就在这短短的一刻钟里大脑缺血而去世了。我冲进病房的时候，护士正在将一张白被单盖上她的脸，小林浑身颤抖地站在旁边，拳头堵着嘴巴，完完全全像一个羸弱无助的孩子。后来护士把卢玮的遗体推了出去，帝豪商厦赶来的人事科长跟出去招呼，病房里一下子空空荡荡。小林像突然惊醒似的对我说：“送她进来的时候她神志还很清醒，我的电话号码就是她说出来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快地就死？”
他慢慢地坐下去，坐在旁边一张洁白的空床上，两手捂住脸，许久都没有声音。
卢玮出事的时候刚离婚不久，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的丈夫远走高飞去了海南，所以处理事故的交警只好把小林叫去清点汽车里的遗物。汽车是卢玮私人购买的，白色桑塔纳，车头部分已经撞得纠缠不清，瘪进去的车门处血迹斑斑，惨不忍睹。交警告诉小林说，卢玮是当天上午从南京出发去上海，下午又从上海经沪宁高速公路开车回来，属于疲劳开车，反应迟缓，与前面的一辆车追尾相撞，造成人车俱亡。交警从撞坏的车里扒拉出一堆东西，有一串钥匙，几张信用卡，几百块钱现金，一些女人的化妆品，一个能哭能笑的大眼睛娃娃，一件装在礼品盒中的玫瑰灰的毛衣。盒子外面的包装纸上有上海“巴黎春天百货”的字样。
这件玫瑰灰的毛衣，小林后来在卢玮的遗像前把它烧了。肖小玉在圣诞节前又发过来一封“伊妹儿”，问小林有没有可能买到这样的毛衣？小林当晚就发了“伊妹儿”过去，请求小玉不要再提到“毛衣”这两个字。估计小玉对这样的答复是很纳闷的。
再过了一些日子，小林到我家里喝酒，忽然对我说：“我还欠着卢玮的钱呢，二十万。”他喝下一大口酒，又说：“只好来世再还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