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没有想到隔了六十多年，我却把蔡文姬戏剧化了。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
法国作家福楼拜，是有名的小说《波娃丽夫人》的作者，[1]他曾经说：“波娃丽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
但我和福楼拜却又不同。福楼拜说波娃丽夫人就是他，那是说那部小说是照着他的想象写出的。所以他又曾经这样说过：“《波娃丽夫人》没有一点是真的。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其中没有一点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没有一点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
《蔡文姬》却恰恰相反，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是这些东西的注入，我是特别注意到时代性的。蔡文姬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了。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除掉我自己的经历使我能够体会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违背历史真实性了。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五九年五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蔡文姬》。
当然，人体和猿体总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也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因此在《蔡文姬》剧本与现代之间，读者或观众可能发生某些联想，是在所难免的。我在时代性的区别上是尽可能采取了客观的态度，我也希望读者或观众也尽可能采取客观的态度。
再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特别经过《三国演义》和舞台艺术的形容化，把曹操固定成为了一个奸臣的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
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因此，我写了一篇《替曹操翻案》[3]，这是我在《蔡文姬》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础。尽管在目前对于曹操的看法还有分歧，但我相信那些分歧是会逐渐接近或者消灭的。
从旧有的正统观念来看曹操，那是已经过时了。那样的分歧是不足道的。今天的主要分歧是从新的观点来的，便是对于曹操打过黄巾[4]的看法问题。关于这一层，明白地说，凡是多少有一些新的历史观点的人，谁也没有说过曹操打了黄巾是应该。不同的只是对于打了黄巾之后曹操的一些设施应当作如何评价。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或者评判历史人物，总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来进行。我们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曹操，也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黄巾农民义军。例如，有人说黄巾义军的政治纲领是“耕者有其田”，俨然在一千七八百年前，还在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就在进行土地革命了。那是把历史课题提早了一千年。那样的说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统治中，历代农民起义有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农民起义如陈涉吴广[5]、赤眉铜马[6]、黄巾、李密[7]、黄巢[8]以及其他，都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简切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是学统治者的办法来打统治者的，即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受着历史条件的规约，不能超脱出封建时代的意识。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北宋初年的李顺、王小波[9]，明末的李自成，清代的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在事实上是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然而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舞台，这些号召结果只是空头支票，即是一时兑现也没有可能维持长远。***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10]，也只是停止在号召的阶段而已。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有它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应该明确地掌握，然后才能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给予正确的评价。要这样从全面发展上有分析地来看问题，才能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然是会走到它的反面的。
东汉末年的义军领袖们，很多人一起兵就称帝称王，并没有提出过“均产”、“均田”之类的政治纲领，象北宋以后的历次农民起义那样。他们的起义目的，看来只是要保证当时可能有的物质生活，要如曹操《对酒》[11]一诗所歌咏的那样，“对酒歌，太平时，王者贤且明”，即是要以新的真命天子来代替旧的假命天子，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12]，正宜作这样解释。我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
人是可以转变的。曹操尽管打过了黄巾义军，不能否认他也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逼着他不能不走上比较为人民所喜悦的道路。曹操在《述志令》[13]中叙述过他的主观愿望，说他曾经想做一个隐居的学者，后来又想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而结果却为时势所迫，做到锄豪强，抑兼并，身为宰相，贵极人臣，成就了统一中国北部的霸业。这就表明客观条件逼着他在不断改变。他又曾经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他到后来毕竟还是称了王，而让他的儿子曹丕[14]称了帝。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15]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
我是肯定曹操的功绩的。他使汉末崩溃了的社会逐步安定了下来，使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他虽然打过黄巾，而黄巾农民确是拥护他。由黄巾义军收编成的青州兵，开始时的作战力也并不强，有时纪律性也并不高，然而后来不同了，不能否认是经过了组织化。青州兵在曹操率领下转战了二十七八年，打了不少次的硬战，但等曹操一死（建安二十五年），他们以为天下会大乱，都击鼓整队离去，经过慰抚，大约是回魏归了队。这一史实不是很鲜明地表示着：曹操生前对青州兵的宽厚和青州兵对曹操个人的悦服吗？总之，曹操对当时的人民是有过贡献的，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过贡献的。除在郡国广泛开立屯田之外，在他的统治下还兴修了好些水利，不仅有利于当时，而且有利于后代。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就是痛恨曹操的人也无法否定。人民是最公正的。凡是有功于人民的人，人民是会纪念他的。谯县旧有魏武帝庙，就在北宋，也还受着民间和王室的崇敬。这些，在讨论中，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说得很详细，我就不准备再多说了。
其实曹操的为人，他的才、学、识，他的生活态度，作为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来看，已经就够特出一头地了。例如，他曾经和工人一道打刀，在当时是被人讥笑过的，[16]在今天也有人认为无足重轻，据说和古代帝王亲耕籍田一样，是一种形式。我看不能那样看问题。曹操和工人一道打刀，是为想起兵打董卓，他当时还是一个在逃的将校，怎么能够和亲耕籍田相比呢？如果是一种仪式，那别人也就不会讥诮他了。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虽然肯定了曹操的功绩，但并没有否定曹操的罪过。我不仅说过打过黄巾义军是曹操生活中最不光采的一页，不仅说过他的缺点很不少，还在剧本里面通过他判处董祀死罪的情节，把曹操由于偏信几乎错杀了好人形象化了。剧中的情节虽然是出于我的想象，但曹操由于性急，有时误杀过好人，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过分美化曹操，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倒有过这个倾向。例如，他的儿子曹植的《七启》，那最后一启就在歌颂他的父亲。我不妨把那节文字摘录一些在下边，以供读者参考：
世有圣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参神，与灵合契。惠泽播于黎苗，威灵振乎无外。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齐泰。显朝维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
又如《魏德论》中称颂曹操的几句是这样：
武皇之兴也，以道陵残，义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氛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
还有《武帝诔》，说曹操“九德光备，万国作师”；“怒过雷霆，喜逾春日”。又说“群杰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还说他死了都还“下君百灵”。
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简直把曹操说得来天上有、地下无。特别是“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民望如草，我泽如春”等句，是值得欣赏的辞藻，但也似乎特别夸大。但是，我们根据这些，却可以看出建安时代的人对于曹操的一种看法。曹植是曹操的儿子，他要歌颂父亲，当然不足为奇。但如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的张鲁，是被曹操打败了的人，他也竟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17]这不表明着：曹操在当时的确是颇得人心的吗？
蔡文姬归汉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除掉《后汉书》[18]的本传中说她凭记忆记录出了她父亲蔡邕[19]的作品四百余篇之外，别无资料可考。四百余篇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在剧本中，我说曹操要她帮助撰修《续汉书》，这虽然也是出于虚构，而在我却是有所依据的。
《后汉书》的撰述，除现传范晔的著作外，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书》，二书均已失传。谢和薛都是吴人，与蔡文姬自然无关。晋人司马彪有《续汉书》，虽也同样失传，但据古籍所载，其《礼仪志》、《天文志》都采取了蔡邕的著作。蔡邕曾续撰《前汉书》十志，在他的文集中还保存有《上汉书十志疏》，可以为证。这些著作，由于流离散失，可能是包含在蔡文姬所追录的四百余篇的遗文中的。因此，我在剧本中说蔡文姬“在《续汉书》的撰述上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剧本的初稿是二月初旬在广州写出的。二月三日动笔，九日写完，费了七天工夫。但其后在上海，在济南，在北京，都修改过多少次。特别在最近，为了适应演出上的方便，还作了相当大的压缩。我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们和广州、上海、济南的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帮助。我感谢各地的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感谢王戎笙[20]同志，他的《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一文对于剧本是比较详细的注释，我征得了他的同意，收入了本书。我相信这对于读者是会有所帮助的。
我感谢文物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本来打算把明人的《胡笳十八拍》画卷[21]单独出版，由于知道我写了剧本，中途改变了计划，愿把画卷和剧本一道印出，并还把宋人陈居中[22]的《文姬归汉图》作为封面。这真使我的剧本增光不少了。
有关蔡文姬的史料，为了读者的方便，我尽可能地收集了起来作为附录。骚体的一首《悲愤诗》，在我看来是假托的，但也假托于魏晋文人，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
同被收录的几篇文章中，如《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如《替曹操翻案》，都和在报刊上发表时略有删改。特别是《替曹操翻案》中有一处我把史事弄混淆了。那就是把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庐江一带的农民因怕迁徙而集体渡江东逃一事，和《魏志·袁涣传》“新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一事等同了起来，那确是错误。新开屯田是在建安初年，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好几位朋友在讨论中都指责到这一点，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这个错误，我在文章中已经把它改正了，这是应该声明的。
因此，这部《蔡文姬》应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当然，其中一定还有不少不妥当的地方，那当得由我个人负责。我诚恳地请求同志们、朋友们予以严厉的批评。
郭沫若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
人物
蔡文姬——名琰，左中郎将蔡之女，没入南匈奴十二年，为左贤王妃。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由曹操遣使赎回。初归汉时估计年三十一岁。
胡儿——蔡文姬之子，初出场时估计年八岁，后归汉时年十六岁。回汉是出于我的安排。史籍中未著其名，剧中以伊屠知牙师名之。伊屠知牙师乃王昭君之子，曾为左贤王。左贤王在匈奴中位置仅次于单于，单于死即由左贤王继承。以伊屠知牙师名胡儿足以显示蔡文姬对王昭君之思慕。
胡女——年半岁，尚在襁褓中，文姬呼之为昭姬；后亦归汉，时年九岁。
赵四娘——文姬之姨母。此人出于假托。文姬之母相传为赵五娘，此作为赵五娘之姐，与文姬同时没于匈奴，相依为命。文姬归汉，其子女即由她留胡照料。有此足以促成文姬归汉的决心。此人作为死于匈奴中，在胡儿、胡女归汉时已去世。
左贤王——假定年四十岁左右。剧中把他作为匈奴的民族主义者，故以汉初最杰出的匈奴单于冒顿之名名之。冒顿单于曾打败汉高祖刘邦，并侮谩吕后。此左贤王名以冒顿，以表示其强项。
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假定年五十岁左右。此人于建安二十一年朝汉，被曹操留置于邺，遣右贤王去卑回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故在曹操手中，南匈奴等于归化。北匈奴早已西迁，其旧地为鲜卑族所占据。
右贤王去卑——假定年三十岁以往。此人乃亲汉派，为曹操所信任。匈奴统治者地位以单于、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等为次，故右贤王位在第四。
董祀——曾为屯田都尉，与文姬同为陈留人，文姬归汉后重嫁于他。为处理方便，剧中以此人为曹操派赴匈奴的正使，后升任长安典农中郎将。初使匈奴时假定年三十一岁，与文姬同年，但月份较小，并假定他曾师事蔡邕，是蔡文姬的表弟，其母为赵三娘。
周近——假定年四十岁左右。史有此人。曹丕《蔡伯喈女赋》已失传，其序的残文云“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嫁屯田都尉董祀”云云。为方便计，以此人作为派遣匈奴的副使，并任屯田司马，为董祀下属；但在意识上颇与董祀对立，几至陷害董祀。
曹操——赎回蔡文姬时年五十四岁，其年为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当年七月始为丞相，但剧中为方便计已称之为丞相。建安二十一年时六十二岁，晋封魏王。
卞后——小曹操四岁，为曹丕、曹彰、曹植之生母。本出娼家，史称其节俭勤谨，宽厚待人，菜食粟饭，不用鱼肉。曹操甚爱之，称其“怒不变容，喜不失节”。
曹丕——建安十三年时年二十二岁，其时官职不明。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剧中为方便起见，初出场即称为五官中郎将。
侍琴、侍书——曹丞相的家婢，被派遣随董祀入南匈奴，以便归途服侍蔡文姬。
胡兵、胡婢、胡乐队、胡舞队等各若干人。
曹丞相府侍者、铜雀台歌伎等各若干人。
年代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至二十一年（公元二○八年至二一六年）。
地点
第一、二幕在南匈奴；
第三幕在长安郊外；
第四、五幕在邺下。
[1]福楼拜（g．flaubert，1821—1880），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所著《波娃丽夫人》，通译《包法利夫人》。
[2]语见《马克思***选集》第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一○八页。
[3]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4]黄巾，汉末农民起义军，因以黄巾裹头，故称“黄巾军”，首领张角曹操曾于初平三年（一九二年）冬，进击黄巾军于寿张东。
[5]陈涉（？—前208），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吴广（？—前208），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两人均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6]赤眉，新莽末年农民起义军之一部。公元十八年，樊崇率众起义，所部皆用赤色涂眉，故名。铜马，新莽末年农民起义军之一部，首领东山荒、秃上等。
[7]李密（582—618），其先世为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西北）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
[8]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荷泽西南）人。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9]李顺，青城（今四川灌县西）人。王小波（？—994），青城人。两人均北宋初农民起义军领袖。
[10]***（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县）人。“平均地权”是他提出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针，属“民生主义”纲领之一。一九二四年，***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则把“耕者有其田”作为实现“平均地权”的口号。
[11]属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内容是曹操描述理想的太平盛世。
[12]黄巾起义前夕，张角提出的口号。见《后汉书·皇甫嵩传》。
[13]亦名《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自传性质的令文。
[14]曹丕（187—226），字子桓，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次子。公元二二○年即帝位，是为魏文帝。
[15]事见《三国志·文帝纪》：“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
[16]事见《曹操集·军策令》。
[17]张鲁，字公祺，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世为天师道教主，东汉末年率领农民起义，自号“师君”，雄据巴汉，后降曹操。其所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18]南朝宋范晔和司马彪撰。凡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列传》八十、《志》三十，记载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之历史。
[19]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文学家。所著诗文凡一○四篇，原有《蔡中郎集》，已佚，后人有辑本。
[20]王戎笙，一九二九年生，湖北汉川人。史学研究者。
[21]作者不详，据后人考证，系明人临摹宋人画本。卷中诗画并陈，画后附以《胡笳诗》。
[22]陈居中，南宋画家，宁宗嘉泰间（一二○一——一二○四年）画院待诏。专工人物和马，也擅画牧放、出猎等景存世作品有《文姬归汉》、《四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