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笙
郭沫若同志在今年春节期间，写了一部五幕历史喜剧——《蔡文姬》，将发表在《收获》第三期上。我读完这部剧作的清样本之后，涌入脑海中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郭沫若同志所塑造的曹操的形象，与过去在舞台上或在《三国演义》中所看到的曹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乱世之奸雄”变成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贼，变成了“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的贤明丞相。这自然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曹操的这个形象是真实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得看看历史上真正的曹操。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英雄人物。在宋以前骂他的人还不算多，自宋以后，他就成了封建统治者口诛笔伐的对象了。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便大力宣扬正统观念。曹操在政治设施和文学倾向上都违背了两汉的正统，在这种情况之下，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便被歪曲成为弑后盗国的乱臣贼子了。统治阶级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把曹操丑化成为一个多疑嗜杀、残忍成性、诡谲狡诈的大坏蛋。特别是《三国演义》流传之后，这种看法就更为普遍了，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个大歪曲。
郭沫若同志大胆地推翻了这个公案，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塑造了曹操的艺术形象。郭老笔下的曹操，虽然与人们印象中的粉脸截然不同，但这却是历史上真正的曹操。郭老在这个剧本里，恢复了曹操的名誉，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一项大胆的艺术创造，也是公正的历史评价。
《蔡文姬》中的曹操，首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的形象。在第一幕中，通过董祀的口，作了这样的描述：“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从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从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我们再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曹操。当他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的时候，造五色棒十余枚，悬“尉廨”大门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以致“京师敛迹，莫敢犯者”。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颁发了抑制豪强兼并的命令，令中谴责袁绍“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于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曹操破邺时，把这个审配的家财物货全部没收了。对待兼并之徒如此，可是对待抑强扶弱的王脩，却是另一种态度。“及破南皮，阅脩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乃礼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曹操并在上述抑兼并令中，改革了租赋制度。即按田产每亩收租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除此之外，不得另有征收。并令“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之下，魏国各地也出现了一批勇于打击豪强的正直官吏，如司马芝、仓慈、公孙度等人就是。
此外，曹操还采纳枣祗的建议，广兴屯田。这一方面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使流离失所的农民有田可耕了。由于曹操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因此许多地方官吏，如郑浑、卫觊、颜斐等人，也积极督课农桑，兴修水利，设法解决耕牛农具等问题。史称郑浑励民“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总之，在曹操实行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的政策之后，流离失所的农民又从新安定下来，荒芜的土地又逐渐得到开垦，残破的农村日益兴盛起来，凋敝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慢慢地恢复了。这正如剧中董祀对蔡文姬所说的：“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在曹丞相的治理之下，‘千里无鸡鸣’的荒凉世界，又逐渐熙熙攘攘起来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曹操，是有他的政治理想的。在《对酒》篇中，曾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太平盛世：“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当然，这种太平盛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但从此也可以看出曹操的政治理想，他的志向和抱负。他以满腔热情讴歌这个世界，向往于这个世界。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曹操决不是一个以荼毒生灵为目的的屠夫，决不是一个以残破天下为乐事的混世魔王。郭沫若同志把曹操描写成为一个“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的卓越的政治家，虽然是一种艺术上的夸张，但仍不失为真实的形象。
在《蔡文姬》中，曹操不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曹操的军事天才，确实是很了不起的。“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他每战必克，用兵如神，未免有些夸张；但曹操善于用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连他的敌人也是不能否认的。孙权就说过：“曹操御将，自古少有。”杨阜说曹操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郭嘉称赞他“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荀彧说他“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在官渡之战前，田丰警告袁绍道：“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果然，官渡之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我们从曹操组织军队，筹集粮秣，指挥战争，招抚降敌等各方面看来，他确实象《蔡文姬》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曹操虽然在军事上有很深的造诣，但他并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好战分子。在《蔡文姬》中，董祀对蔡文姬说道：“他会用兵，但他与士卒同甘苦，他是不轻易用兵的。他在国内虽然年年打仗，但都是迫不得已。”曹操确实在年年打仗，其中最主要的是与群雄逐鹿中原。这是为完成统一事业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当时的中国，果真在他的手里统一了，就能结束那种四分五裂、纷纷扰攘的局面，使人民的生活安定下来，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如远征三郡乌桓和进击代郡上谷乌桓与鲜卑的联军，都是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乌桓和鲜卑是当时的侵略者，如史称：“三郡乌桓，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数入塞为害。”曹操所进行的这些战争是正义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因为这些战争的结果，使边地人民免除了乌桓、鲜卑的骚扰，使生产劳动的进行有了保障，这应该算是曹操的一项大功绩。曹操在柳城之战结束以后，并把被乌桓掳去的汉族人民十余万户带回中国，又收编三郡乌桓的降骑，参加国内战争。《三国志·魏志·乌桓传》上说：“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这就如《蔡文姬》中所写的：“他还使乌桓的侯王大人们受了他的感化，听从指挥，而今三郡乌桓的骑兵在曹丞相的麾下已经成为天下的劲旅。这假使不是仁义之师，是怎么也不能办到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对于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是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的。他在《蒿里行》一诗中写道：“铠甲生□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在《苦寒行》里深切地描写了行军征戍的艰苦，在《却东西门行》里描写了转战南北的战士的一种怀念故乡的感情：“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这些都说明了他虽然年年南征北战，但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好战分子。正如《蔡文姬》中所说的一样，是“圣贤之用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这句话本是曹操在《孙子兵法》序中说的一句话，不过在《蔡文姬》中是借董祀之口而说出罢了。
在《蔡文姬》第四幕中，有曹操与曹丕谈诗的一个场面。曹操读《胡笳十八拍》，这事出于假托，但曹操爱诗却是事实。《文心雕龙》卷九：“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在当时的文坛上，发生过强烈的影响。建安文学开一代诗风，是有曹操的一份贡献的。他摆脱了两汉辞赋的束缚，从民歌中汲取养料。他的诗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都是质朴豪迈、慷慨悲凉的声音。他的诗用乐府旧题写新的内容，所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描写了人民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痛苦，并表述了他对太平盛世的想望。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诗人。
在《蔡文姬》中，郭沫若同志把曹操描写成为一个具有平民风度的政治家。生活俭约，不喜奢华，一床被子要用十年。这种描写，乍看起来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不过我们翻阅一下史籍，就可知道这并非出自虚构。曹操在一道军策令中写道：“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与工师共作卑手刀。时北海孙宾硕来候孤。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复能大，何害？’”他的生活确实是很俭约的，史称：“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在江陵获得杂彩丝履一批，下令穿完为止，不准仿制。又“吾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他以这种俭约生活终其一生，临死时并立遗嘱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他在《度关山》一诗里还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在他这种俭约生活的感召之下，一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这与东汉末年达官显贵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恰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曹操的平民风度还在于他能广开言路，听取下属官吏的意见。在《蔡文姬》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曹操误听周近一面之辞，错判董祀死罪，后来听了曹丕、蔡文姬及侍婢等人的意见之后，不但火急收回成命，并晋升董祀为典农中郎将。这个故事部分出自虚构，但曹操能广开言路，倾听下属意见，并勇于改正错误，却是事实。史籍有许多这类的记载。他在求言令中写道：“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又说：“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曹操的许多政策措施和军事部署，很多是出自谋臣猛将的建议。如采用的枣祗的建议，实行屯田；采纳卫觊的建议，以监卖食盐的收入，购买犁牛，招诱流民回乡生产。再如远征三郡乌桓时的军事部署，就是采纳田畴的建议。这类例子是很多的。曹操能够倾听下属的意见，这也是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在《蔡文姬》中，曹操不仅有威名赫赫的武功，而且还想“广罗人才，力修文治”，“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真正是“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引《魏氏春秋》）。曹操在建安文学上作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曹氏父子实际上成为当时文学上的领袖人物。五言诗的兴起，以乐府旧题歌咏时事，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这是与他们父子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当时的作家之盛，就是由于曹操尽力罗致的关系。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因此，建安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曹操对于音乐方面的人才，也很注意收罗：“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尝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即使在那种连年征战的情况之下，他也还注意到文教方面的问题。如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原来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一带，为着纪念介子推，有所谓寒食节。曹操下令禁止这种有害健康的风俗。命令说道：“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推独为寒食，岂不悖乎？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使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可见曹操确有雄心想在文教上做番事业的。
由于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加之求贤心切，举贤不拘品行，唯才是举；即使是不仁不孝之辈，只要有治国强兵之术，都加以量才录用。所以曹氏门下，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钟繇等人，猛将有张辽、许褚、夏侯渊、夏侯惇等。正如《蔡文姬》中周近所说的：“一点也不错，他们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他们对于曹丞相都是心悦诚服的。你们要知道，曹丞相能够用人，这就是他的一项大本领。什么人在他的手下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当时的人对这一点是看得清楚的。如杨阜就说：“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荀彧说：“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真是“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
在《蔡文姬》中，曹操是一个谈笑风生、很诙谐、很潇洒、不拘形迹的人物。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魁梧奇伟，一表堂堂。史书上说曹操“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在这些话里，不免带有点轻蔑的味道，但我们却可以透过这个描写，看出曹操的平易近人的风度。虽然如此，他并不是一个毫无威仪的人；他是有威可畏的。郭老在剧中通过周近的口，作了这样的描述：“他的那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你如果立在他的面前，就好象自己的心肝五脏都被他看透了的一样呵。”这就如《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所说的：“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如《三国志·魏志·郭嘉传》所说的：“外易简而内机明”。
曹操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不仅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有很好的音乐修养，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他的草书可与当时的草圣相比，围棋可与当时的名流埒等。史书还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擒猛兽，常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难怪五百多年后的杜甫还说“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了。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对我们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郭沫若同志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这是很公正的评价。
当我们在给曹操以很高的评价的时候，并不是把他说成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古今完人。谁都知道，这样的人，历史上是没有的。曹操是一位光明伟大的英雄人物，但是也有他的不光明的一面。比如他攻打黄巾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如果我们从他的主要方面着眼，而又不苛求于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的话，那么还是应该肯定，曹操是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
原载1959年3月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