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大员兴办的洋务军火工业，最开始的时候，连成本核算都没有，后来即使有了成本核算，生产的产品也不是商品。而且经营方式，就是衙门这一套，能用上一点工部管理工程的办法，就已经很先进了。这样的工业企业，就是一个烧钱的大灶坑。在清朝总体上还很贫弱的情况下，几乎每个厂子都难以为继。勉强维持下来的，都得靠关税盐税和厘金收入输血，经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所以，原准备放手大干的李鸿章、左宗棠们，很快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单纯办军火工业，即使让自己的国家能生产坚船利炮，也不足以自强。自强的根本，在求富。求富，就得办走市场的民用工业。

民用工业，有两条路，一种是继续官办，官府投资，官府管理。一种是官督商办，官方给个名义，招商投资，然后委托商家管理。在体制上，也是总办会办这一套，但实际上已经是大半个，甚至整个的民营的企业。有的企业，根本官府就没有投一文钱，都是商股，但商家依旧乐意保持官督商办的名义。

显然，不是说当年民间的商家不乐意办现代工业，很多买办出身的人，其实非常清楚现代工业的好处，即使在太平天国涌进上海的江浙富商，对使用机器，也相当着迷。而且也不是说，当年清政府对此有禁令，不许民间兴办现代大机器生产的企业。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民间办新式企业的空间。

虽然经过了太平天国的大乱，但是，清王朝在乱前的弊病，并没有因为这场几乎推倒王朝的农民造反而得到根本性的克服。汉人士大夫的努力，造成的体外循环机制，居然就把这个奄奄一息的王朝救下来了。以至于这个王朝的统治阶层，并没有因这场巨大的动荡吸取教训，反而平添了许多自负。满人的特权依旧，骄横依旧，无能依旧。更要紧的是，这个王朝的吏治，没有因大变乱而得到丁点儿的好转。统治机器的锈蚀，不仅没有去掉锈迹，修好零件，反而更加糟糕，吏治的腐败，比此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厘金本是战争时期，为解决战费而的临时措施。清王朝借此开了商税，也算是好事。但是，正式的商税，理应确定好税则和税率，具有稳定的税收机构。可是，厘金自打开征起，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摊派，没有章法，没有规矩，只要有权，就可以增加厘卡，滥加征收。战争期间，还可以说军务紧急，来不及讲规矩，仗打完了，却混乱依旧。虽然中央政府也试图规范厘金的征收，制定了厘卡设置的距离，但地方官基本不遵守，督抚专权的政治格局，也给地方有令不行创造了条件。

能够设卡征厘，是个特别有诱惑的事情。地方官只要平白在交通要道上设一个卡子，弄上几个兵丁，就可以合法地拦路抢劫。这样的好事，当然让地方官乐此不疲，厘卡越设越多，弄得厘卡林立，害得商旅裹足。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对商家的摊派勒索，也日甚一日。商人要想办厂，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规避一下这种几乎令人无法存活的暴*和苛政。第一，是借外商的名义，说是投资外国人的企业，实际上只是要外商一个名义，或者做外国洋行的分支，或者干脆就是假外商，所谓的外国老板，只是名义上的。因为只有外商的产品，无需缴纳厘金，官府也不敢摊派勒索。第二，就是官督商办，借官家的名头，阻遏地方的勒索，减免厘金的征收。

官办的民用企业，即使是煤矿铜矿，也办一个死一个。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想要利用西北的羊毛，费九牛二虎之力，办了一个兰州织呢局，但是很快就因为经营不善办不下去了，赔钱赔得一塌糊涂。张之洞办了颇具规模的湖北织布局和汉阳铁厂，尽管此公筹款能力极强，而且办事人员比较得力，享受诸多特权，但依然经营困难。这样的官办企业，即使还能经营下去的，实际上也是赔钱。而那些依附外商的企业，官府拿不到直接的好处。所以，官方能够指望的，只能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官督商办企业，本质上虽然是民营的企业，戴一顶官家的帽子。但是，由于主事者不同，效果也大不一样。因为这样的企业，实际上产权是不明晰的。到底是官府的，还是私家的，放在面上，说不太清楚。明明是官府办不了，办不下去，想要借助商家的资金和经营来为自己谋利。而商家为了这顶官帽子，能减少苛捐杂税，官府勒索摊派，也只能把相当一部分利润，交给官府。但是，得了好处的官府，如果当家人糊涂，或者过于贪婪，每每会做出过分索取或者滥加干预经营的事情来，单单往企业里塞人（各种各样的关系户），就会让企业受不了。所以，通观整个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企业，还就是李鸿章名下的几个大企业办得有点儿起色，能盈利。

轮船招商局旧照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兴办的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这个企业，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属于中国现代企业中最为长命的一个。李鸿章办这个企业，是基于轮船航运业的超常火热，想来分一杯羹。轮船这种西洋玩意，一进入中国就受到狂热的追捧。外国人看准了这个巨大的商机，竞相在中国开办轮船航运公司。轮船运输，无论客货，都大获其利。中国人尽管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轮船的大统舱里，但人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坐上轮船了。轮船不仅意味着快捷，而且代表着新奇、洋派。随着轮船运输业的兴盛，中国传统的沙船运输业日见凋零，沙船扛不住轮船的竞争，大幅度地退出航线。基于这样好的市场，李鸿章于1873年成立轮船招商局，买了三艘轮船投入长江航运。由于轮船招商局兴办不久，就找到了合适的商家接手，由英国怡和洋行的大买办唐廷枢出任总办，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前沙船商人朱其昂和李鸿章幕僚中最懂商务的盛宣怀任会办。轮船招商局，很快就在几个广东买办商人手里，兴盛起来。几年后，收购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实际上都是华人的股份），旗下的轮船，增加到29艘。此后，招商局又开辟了其他业务，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招商局，一度是李鸿章旗下，也是整个洋务企业中，最挣钱的下金蛋的母鸡。

开平煤矿也一度是李鸿章企业中的翘楚。这个煤矿，由于煤质好，离出海港口比较近，加上经营者是著名的买办，懂行，所以，资本在不到10年之内，涨了10倍。1877年，在把招商局交给徐润之后，唐廷枢接受李鸿章的委派，筹办开平矿务局。这个煤矿，全部都是商股，官方只派人督办，不负责经营。所以，尽管1881年投产之后，朝廷受顽固派的教唆，不许用蒸汽机机车运煤，但产量仍然逐年提高，在众多官办煤矿中，属于少见的盈利企业。

李鸿章系统洋务企业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报总局。当年的电讯通讯，主要是有线电报。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西方就在中国架设电线，开办有线电报业务。后来，一些地方大员也意识到了有线电报对于军务的重要性。1874年，一些地方大员开始尝试架设电线。直到1879年，由于李鸿章的参与，出于防务的急需，架设成从大沽到天津的一段电线。有了这个成功的经验，次年李鸿章又开始筹办天津至上海的有线电报，于1881年底建成。于是，成立了中国电报总局，由盛宣怀担任总办，买办出身的郑观应担任会办。但是，由于这样的有线电报局，功能类似于官办军火工业，电报往来业务，均为外交和军务，因而赔累不堪。所以，到1882年，改制为官督商办，大规模招商股，同时也开展商务和其他民间业务，比如在公务之余，为报纸发一些新闻电讯。有线电报推广之后，清朝政府发现对行政管理和防务好处甚多，于是也大力推进。很快，电线遍布全国，不仅有官线，还有商家自筹的商线。这个电报局，在清政府的各个部门也开始成本核算，公务电报不白用，而且商务民用电报业务日趋发展之后，也是盈利的。

当然，这些官督商办民用工业企业能够盈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拥有特权，不仅可以减免厘税，而且拥有特许经营权。比如轮船招商局，不仅可以包揽漕运，而且凭借官府的力量，排斥其他商家从事轮船航运业。至于有线电报业，就是更是垄断经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一个需求旺盛的新兴产业，这样的垄断，自然就意味着金钱。只是，这样的官督商办企业，即使官府没有股份，但官方依旧将之视为自己的产业。没有道理的干预非常之多，有个明白人（比如李鸿章）在上面压着还好一点，一旦换了人，或者明白人也一阵儿糊涂了，那么事情就麻烦了。尽管办企业的这些著名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他们从经营中获利不少，但每个人对官府，都一肚皮的苦水。这种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早晚得被淘汰。事实上，政府不痛下决心改革，裁撤厘金，建立现代的税收制度，创造一个合适的法治环境，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清末的电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