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人，背后撑腰的，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中国的门开了之后，首先涌进来的，是轮船，一旦洋人们站稳了脚跟，就想在中国修铁路了。1863年，太平天国战争尚未结束，上海27家洋行就给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上了一份禀帖，申请修建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禀帖上去，苏州还在太平军手里，但洋行的商人说，不担心，反正苏州早晚会打下来的。洋行的商人，不是空口说白话，他们不仅已经勘测了路线，而且筹措好了这条80英里铁路的资金，214万两白银，并做了初步的预算规划。

当然，这个禀帖被李鸿章一口回绝了。他明确地告诉英国领事，说只有中国人自己修的铁路，才能接受。他不想外国人因为修铁路，过分张大势力。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并不知道铁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他看得很准，的确，西方商人是在追求属于他们的商业利益。这样的追求，自然也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因为一旦西方人主导的铁路修建起来，主权的损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洋行的商人之所以这样大剌剌地提出这样的请求，无非是想利用中国官员的糊涂，不明白国际惯例，再占个大便宜。此前，这样的便宜，西方，主要是英国人已经占了不少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仅仅让外国帮我们修铁路，只给他们有限的经营权（中国人毕竟还不懂），对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其实也是有利的。如果在1860年代，中国就有几条铁路，而不是拖到1880年代，那么，洋务运动会搞得更像模像样。很多企业，就不会因为运输的不便，机器、原材料进不来，产品运不出去，造成巨额亏损了。至少，苏州到上海的铁路一开通，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会大不一样。以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老百姓对于铁路和火车，是不可能排斥的，所以，修建铁路，也不会有太大的阻碍。

然而，在一个连轮船都会遭致上层士大夫反对的时候，铁路，这种在陆地跑蒸汽机车的怪物，根本就没法得到准生证。

果然，在日后的岁月里，外国公使们给中国的总理衙门写了不知多少份公文，劝了又劝。而且深得奕和李鸿章欢心的总税务司赫德也写了一篇文章——《局外旁观论》，劝说总理衙门学习西方，谋富强之路，修铁路，铸银元，造船，架设有线电报。

这样纷至沓来的劝告，总理衙门不得不重视，于是，将这些劝告转发给各个督抚，让他们提意见，拿主意。督抚们的意见，主张缓办，看一看再说的有，但激烈反对者更多。曾国藩认为，修了铁路，车驴脚夫之类的小民就失业了；官文和刘坤一，则干脆认为，这就是洋鬼子的阴谋，弄我们的钱，破了我们的险要关口，总之，属于谋我之心不死的一种表现。连李鸿章都认为，修铁路，既有大利亦有大害，毁田庐，碍风水，伤害商民生计，百姓会起来抗争，没准儿会激起民变。

印于1876年的《上海铁路火轮车公司开往吴淞》招贴画，反映了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的情况。

但是，警惕性如此之高的督抚们，却没有做好对境外反动势力的防范。事实上，总是有洋人在修铁路上面打主意，擅自行动。英国人私下勘察了从北京到大沽的路线，发现如果要修铁路的话，没有任何障碍。他们还设想了把铁路延伸到大同，那样的话，内蒙的羊毛和山西的煤就可以顺畅地运到天津港。更为胆大妄为的是英国商人杜兰德，1865年他居然在皇帝的鼻子底下，在北京的永宁门外的一块平地上，修了一条一里长的小铁路，甚至拖来一个蒸汽机车，在上面来回行驶。目的，就是为了展示一下火车的魅力。果然引得京师“举国若狂”，都来围观。被吓坏了的清政府，马上严令步兵统领衙门出面，将铁轨拆掉。其实，好些闲人，还没看过瘾。后来李鸿章的评价是，“此铁道一里，轰动都人，惜轨短人推，未能曲尽其妙”。作为朝中大臣，他不便批评步兵统领衙门，其实，未能曲尽其妙的主要原因，是铁路很快被拆除了。

但是，到了1872年初夏，与北京咫尺相望的天津，英国商人又搞了一次火车展示。这条小铁路，也不长，绕天津英租界一周，建成之后，试运行几次之后，大张旗鼓，在天津招摇。剪彩那日，不仅英国领事到场，清朝的天津道台也来了。据申报记者现场报道，剪彩简直是盛况空前，观者如堵。小火车开始只有一节客车车厢，分上下两等座位。英国领事和天津道台坐上等座，其余的50人坐下等座。绕行几圈之后，大家都不过瘾，上面的不肯下来，下面的强烈要求上去。于是，租界当局把火车换下，加上了两节客车车厢，里面挤满了中西“旅客”，火车转了又转，大家皆大欢喜。过后，兴奋不已的天津道台，致信给英国领事，说这火车太棒了，如果还没有命名的话，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利用”吧，即利于实用的意思。租界的小火车，后来开始商业营运，车分四等，一等三角，二等两角，三等一角，四等五分钱。生意大好。

但是，很不幸，京城的老爷们，却没有天津道台那样开通。他们没有下令拆除铁路，是因为铁路建在租界之内，他们鞭长莫及。近邻日本造铁甲舰，会引起总理衙门的警觉，也想制造或者购买。但日本修了铁路，却没有引起相应的震动，在他们看来，这事毕竟不是直接的威胁，没有必要着急。所以，进入1870年代，在中国修铁路，依旧是个带红线的禁区。果然，在天津的小铁路展示之后，上海的英国商人，大着胆子，偷偷建了一条全长14.5公里的淞沪铁路，开始商业运营。尽管大受中国人的欢迎，天价的车票，天天供不应求。但是，在北京的统治者眼里，这种惊世骇俗的玩意，一定是会引起中国百姓的敌视反抗的，闹出乱子，可不得了。所以，借口火车轧死了一个士兵，就把铁路买下，拆掉了。

整个1870年代，有关铁路的争议沸沸扬扬。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以亲身经历，力陈铁路之利，说是几百里地，半日即可到达，说是当地士绅，都认为中国应该修铁路，英国的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李鸿章也改变了态度，倾向于修铁路。但是，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却大唱反调，他说他也是根据亲身经历，铁路不能修，修了弊大于利。因为西洋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有山神海神，修建铁路会惊动神灵，导致水旱之灾。更奇怪的是，他说，中国原来设官分治，各守其职，修了铁路之后，火车上的人犯了罪，到底归谁管，就说不清了。所以，铁路不能修。这样的胡言乱语，其实根本就没有根据，淞沪铁路运行一年的现实告诉人们，中国百姓不仅不抵制铁路，还相当的欢迎。但是，北京城里的顽固派，却偏偏抓住刘锡鸿的所谓亲身经历（郭嵩焘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他已经被刘锡鸿攻击为汉奸），大放厥词，拼死阻挡。害得开平矿务局铁路倒是修了一条，铁轨也铺好了，但局里的运煤车，只能用骡马来拉，铁路变成骡马路。

着急上火的外国商人，眼看清政府油盐不进，居然想出来一个招数，希图所有突破。同治十一年（1872），17岁的同治皇帝要娶媳妇了。皇帝大婚，是个大事，在华外国商人，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能修一条铁路，作为给皇帝大婚的礼物，那么也许就可以借此突破禁令。此议由英国兰逊—瑞碧公司的工程部提出，然后得到沙色兰公爵的赞同，最后，当年最为富有的曼切斯特商会也加入进来。在他们看来，在中国修建铁路，是中外都获利的大好事，而且中国的民间也有很强的呼声，唯一的阻碍，就在朝廷。如果皇帝太后接受了礼物，就等于为修铁路开了绿灯，此后一切就顺理成章了。这个送给同治皇帝的大礼，达六万英镑，总计火车头两个，客车货车各两三辆，铁轨二三十里，枕木和砂石可以就地取材。

英国政府，是个商人政府，曼切斯特商会想要办的事儿，就是政府的事儿。所以，在华的英国公使威妥玛，接到国内的指令，要他去总理衙门交涉，看看能不能把这份大礼送上去。威妥玛是个中国通，他知道此时关于修铁路，朝野的反对声音有多大，也知道当家的慈禧太后，对这样的好事，未必会感兴趣。所以，他小心翼翼地经过了非正式的试探，发现根本此路不通，也就偃旗息鼓了。于是，这个好事，胎死腹中。同治皇帝，该结婚，也结婚了。只是他固执己见，挑选皇后的时候，没有按他母后的意思来，惹得老娘一肚子气，但他自己却在两年后生病死了。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由于违背了老娘的意志，遂无法经常跟自己的媳妇亲热，结果被小太监带去花街柳巷，染了梅毒。另一种说法来自官方档案，说同治就是死于天花。如果真的是后者的话，那么证明当年的皇宫实在太保守了。因为西方的牛痘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种了，居然屡屡闲于天花的皇室还没用。死于天花的同治，当然没这个福分享受火车的便捷。其实，到了这种时候，明眼人已经看出来了，铁路的修建，即使让外国人主导，只要主权不失，对中国是利大于弊，所谓原来运输业者的失业问题，就跟轮船业兴起之后，沙船业的境遇一样，改行便是。因为铁路的修通，会带动很多行业，许多原来没有的行业，也会随之兴起，折算下来，只会带动更多人就业。

英国人所绘的同治大婚图

中国的铁路，就这样拖下来了。保守派人士，以民众反对的名义威胁朝廷，以汉奸的名目打击一切赞同修铁路的言论，朝野舆论一边倒。力主者，在道德批判面前，也发不出大声。于是，这个国家，在铁路面前，又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