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说的电线，不是指传输电力的电线，而是有线电报的电线。在晚清，人们只要提到电线，就是指电报线，而非指今天我们说的电线。自打1837年，美国的莫尔斯发明有线电报以来，这种前所未有的快捷通讯方式，很快就风靡欧美，为各国竞相采用。没有多长时间，连落后的俄国，也遍布电报线。欧美国家，在海底铺设有线电报的电缆，遍及五大洲。到了英法联合发动战争，逼迫中国全面开放之后不久，海底电缆，已经抵达了中国海岸。

跟轮船和火车这种看得见便利的东西不一样，电线在中国的命运，更加坎坷曲折。老百姓很长时间都不理解这种在地上竖起的电线杆，杆上挂着的电线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虽然这种东西跟轮船火车一样，都是由外国人带进来的，而且由外国人架设操作。在很长时间里，他们怀疑电线是一种具有特别魔力的东西。到了1890年代，中国政府都自己开始架设电线了，但老百姓还是怀疑这种伸向远方的电线，有很多古怪。人们一度怀疑，这种装置是不是用来偷窃和传输小孩灵魂的。所以，架设电线的地方，但凡有儿童高烧不退，迷迷糊糊的症状，人们就怀疑是电线作的怪。甚至有人家丢了孩子，也怪到电线头上。人们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是架设电线的外国工程师，爬上电线杆，把孩子用电线给传走了。尽管政府严厉打击，但砍电线杆的行为，屡禁不止。义和团运动发生，拳民们最大的冲动，就是砍电线杆。一直到辛亥革命发生，西部地区的农民，一听说政权变了，首先的冲动，就是砍掉电线杆。

老百姓不解，官员和士大夫的认识水平，也高不到哪儿去。他们同样迷信，同样相信这里面有古怪。即使经过洋人的解释，说是一种快捷的通讯工具，他们依然不肯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样古怪的东西，如果有顺风耳的功能，那么就更可怕了。连开明的洋务派大臣，在1860年代，也没有赞同在中国架设电线的。

客观地说，作为处在前现代状况的民族，中国人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他们对于他们根本没见过的轮船和火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很快就决定拥抱这些现代化的代表作。没有像其他前现代的民族一样，恐惧、敌视、害怕。按道理说，人们对于他们所没有见过的东西，尤其这些东西还有强大的威力的时候，总是会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恐惧会导致很多无法预料的行动，包括激烈的抵制。但是，中国人没有，他们只是对电线，后来还有照相机这种看起来有点儿看不到直接效果的东西，怀有恐惧和疑虑。担心这些神奇的玩意，摄走他们的灵魂。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甫熄，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就开始就在中国架设电线，跟清朝的总理衙门交涉。外国人掌控的总税务司，也有洋员提出要架设电线。当总理衙门了解了电线的威力之后，他们的第一感觉，是非常恐惧。他们根本没觉得这东西其实是自己也可以掌控的，觉得洋鬼子要在中国架设电线，属于别有用心。一来中国的情报，会被偷光，一地有事，中央政府还不知道，但洋人早就知道了。二来，电线的架设，如果万一遭到毁坏，洋人肯定会来吵闹，引起很多的麻烦。所以，无论如何，电线都不能架设。在他们看来，这东西比铁路还要可怕。

但是，在华的洋人，无论哪个国家的商人和外交官，对于电线的渴求，是无法遏制的。已经有了有线电报，让他们忍受一个月才能跟自己国内通一次信的状况，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洋人一定要有所突破。海底电缆，也逐步地铺到厦门、上海，甚至天津。但是，中国政府咬紧牙关，第一，不许他们在陆地架设电线，第二，不许把海底电缆接上岸。任凭洋人说破大天，讲尽了电线的好处，而且允诺他们架设电线之后，由中国政府接管，控制权交在中国人手上，外国人缴费使用。但是，无论条件怎样优惠，总理衙门就是不肯答应。外国公使们，一次次地领教了满大人的执拗。在1872年之前，即使有了海底电缆，外国人想要使用电报，也只能将线引到停在码头的趸船上。在趸船上设置电报房，是当年中国洋人的一大奇观。

在屡次交涉无望的情况下，洋人们开始擅自行动。1865年，上海利富洋行在浦东架设电线，竖起电线杆二百多根。上海地方当局不敢公然禁止，暗中策动乡绅，让他们鼓动乡民，趁夜间把电杆统统砍掉。1872年，美国人在厦门鼓浪屿，盖了两栋洋房掩人耳目，把海底电缆偷偷接到洋房里。由于鼓浪屿是租界，厦门当局无法直接采取行动，只能跟洋人交涉，当然没有结果。到了1873年，洋人的行动更加嚣张，著名通讯业巨子，丹麦的大北公司，居然堂皇地在吴淞口把海底电缆接引上岸，架设电报房。无论清政府怎样抗议，他们就是置之不理。

当年的清政府统治机器机件锈蚀，行动乏力，根本无力遏制洋人的肆意妄为。只要是既成事实，而且又没有造成恶果，比如像吴淞铁路那样轧死人，清政府就没辙。有的地方，地方官出于私利，被洋人收买，还有可能胆大妄为，默许洋人自由行动。当这样的事日见其多的时候，电线在中国的露面，就不可避免了。

1870年，由于办福州船政局开了眼界，沈葆桢已经意识到，电线进入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与其洋人擅自行动，不如中国人自己办，具体由洋人负责技术，而中国人掌握控制权。福州船政局的经验告诉他，引进西方科技成果，大势所趋。洋人提供技术，而主权在我，这样的事，是可能成功的。但是真正刺激清廷采取行动的，还是战争的威胁。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在这个事件中，清政府由于信息不畅，多有误事，平白让并不强大的日本占了便宜。痛定思痛，李鸿章开始反思电线的问题，认为铁路和电线，都得赶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其实，这些开明的洋务大臣尽管通过洋务和对外交涉的经历，想通了电线的益处。但是，要说服朝廷，还非得有日本入侵这样的刺激。凡诸建海军，修铁路，架电线之类的事，只要拿日本说事儿，尤其日本威胁说事儿，就比较容易说得通。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不要说中国人全然看不起日本，对日本的变化毫无所感，其实，在朝廷的上层，人们对这个近邻的动向，还是蛮关心的。只是，这种关心，仅仅限于表面，没有人真的下决心考察一下，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政府最初架设电线时，比较强调的是电线的自主权。在很长一段，都极力排斥商线，甚至不许商人利用。即使在最开明的沈葆桢和李鸿章看来，这种神秘的信息传递方式，事关国家机密，万万不可落到外人手里，或者让与政府无关的人染指。

中国政府最早办的电线，是从福州到厦门的专线。这条线，是丹麦大北公司架设的，名义上，也得到了政府专管官员的同意。但是由于违反了中央政府自主控制的原则，所以，这条电线，被沈葆桢出面买下，由中国政府自办。后来，另一员洋务干将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与大北公司合作，建立电报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电报生。1878年，台湾基隆煤矿外销，急需对外联络，于是也建了一条电线。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间，架设一条电线。从此，就开始了中国的有线电报时代。从那时起，到1881年成立电报总局，电线已经成为一项全国的事业。最初的时候，跟其他洋务事业一样，都是官办的。后来，官办维持不下去，只好分成官线和商线，官线依旧官办，但商线则官督商办，大规模吸收商股。由于海底电缆都是外国公司铺设的，中国的有线电报，要想接通跟国外的联系，必须有国际合作。因此，1887年，电报总公司又跟丹麦的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签订协议，接通了中国内陆电线与海底电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由此进一步密切。

不可讳言，在洋务推进到通讯层面的时候，所要牵动的方方面面要比建海军和修铁路还要大。但是，朝野人士，无论官员还是士绅，即使接受了电线的存在，却像对待海军和铁路一样，依旧将之视为一种旧体制的补充。即使电线布满国中，用者自用，不用者自不用。除了洋人和商人还有报人，政府机构喜欢使用有线电报的，要数税务司。一直到清廷新政，很多本该地方政府报告的事，都是由各地税务司报告，才被发现的。所以，同样是引进有线电报，这样便捷的通讯方式，对于日本和中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就像军事改革，有淮军、练军，绿营依旧不撤一样，有了有线电报，传统的驿站也没有裁撤。对于清政府来说，电报的出现，只是部分地增加了政府的控制力，在地方官会利用电报的地方，对镇压叛乱，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1906年有革命党参与的萍浏醴会党起义，电报在其中，就起了作用，使官兵调兵更加迅速。只是，这样的好事，不是总有。一直到清廷覆灭，好些地方官依旧不知道怎么利用电报，而且，电报也没有进入到县级政权这一层面上。

当然，不用说，有线电报的架设，对于商务有着莫大的益处。开放口岸的商人，从此可以获得更加便捷的市场信息。而且，由于有了有线电报，新生的报业，也获得更多的信息，很多上海的中小商人，就是看《申报》《新闻报》的每日电讯来捕捉信息的。反过来，也增加了报纸的效量，让这些刚出娘胎的报纸，得以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