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过了桂林，运载“扶轮中学”的难民列车转向西南驶往柳州。

虽然拉开了车门，车外的峰林奇景如故，周立言先生可是再也打不起精神讲地理课了。他只对刘菊淡小声说了几句话。这是洛清江，那是仙女峰。

刘菊淡只点头不答话。昨晚上车门外的敲打和哭号声依稀在耳，车厢内的憋闷好比使人死过一回，活埋过一次。她再也感觉不出这洛清江谷地的风景如何奇丽俊秀，反而又一次想起了那两个裸体跪着的女子，仿佛眼前的仙女峰就是那跪着的女子，也要遭受日寇的侮辱和践踏了……唉，国破家亡，弱肉强食，仙女也会蒙受奇耻大辱呵。

从桂林到柳州，火车原本只须行驶两个多小时，可是这列难民车却整整走了二十天。那原因一目了然，谁都看得出，难民群和难民车的“密度”不断加大了。

难民大军陆陆续续涌进了柳州。多数人滞留下来，观望一下战局的发展趋势。假如东洋兵不再进犯，大家又何苦去攀登云贵高原呢。别忘了，他们是离乡背井的难民呀，越走就离家乡越远。他们并不是奔向“陪都”重庆去走马上任的大官儿。

章校长率领的“扶轮中学”也到了柳州。同样滞留下来。除了观望战局，寻找上级等原因之外，更实在的一个原因，即使继续迁徙，这节闷罐车厢也要在柳州重新“组列”——需用两个火车头一推一拉才能爬上云贵高原。

章校长在柳州火车站里里外外跑了个遍，碰了无数钉子，忍气吞声，只对王雨农和周立言两位男教员简单说了几句：“这里已经属于黔桂铁路局管辖了，重新组列谈何容易呵！据说，不等待两三个月是不会开车的。”然后，他便作出决定：人员先下车，寻觅落脚之地，筹备开学。

章校长要在柳州筹备开学！这种极端的热忱，谁也无法理解。更无法执行。第一个激烈反对的就是周立言。他甚至粗脖子红脸地大声顶撞，跺着脚骂校长是个“教育狂”！

王雨农先生老成持重一些，在校长带着李长辛满世界去寻找铁路局长的时候，他坐在月台的条石凳子上，慢条斯礼地对周立言和刘菊淡说：“刘小姐，你是学图书管理专业的，不知道在书上见过这个新名词儿没有……唔，仅就我本人读过的一些书刊，中文的、日文的，有关形容各种狂人的词儿，大约有所谓的战争狂、迫害狂、色情狂、虐待狂、拜金狂、权力狂、收藏狂……这些畸形的狂人，我在生活中见过几个，也听说过几个，总之还不太稀罕。可是，唯独这教育狂，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周老师讲！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吧，我也觉得咱们章校长，哈哈，真够得上是一位教育狂啊！”

“您也不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周立言听得不耐烦了，“什么客气不客气呀，教育狂就是狂人，疯子！不识时务。开学，当然好哇。可你也要瞧瞧这柳州城的现实条件吧？唉，不是我说丧气话，他要能在这儿开了学，我从此以后天天给这位教育狂烧三炷高香！”

刘菊淡倒是从心眼里佩服章校长，同情他这股子不顾一切的勇气。但她自觉年轻无知，又是新近受聘于学校的小职员，所以不愿意跟两位老教员顶嘴抬杠，便不答腔。

学生孤儿当中的大姐姐哈玉，十七岁了，黑龙江人的个头儿又长得高，虽说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其实也是个介乎于教师与小弟妹之间的半大人，学生头儿。她听不懂这“教育狂”的确切涵义，却容不得任何人说校长是疯子。谁敢这样讲，不啻于骂了她的亲爹！

“谁是疯子？当老师的要是骂人，再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不给他鞠躬！”说着，她的眼圈都红了。

周立言语塞，也绯红了脸。

“哈玉，别误会，是我们失言，失言！”王雨农先生胆小怕事，又深知这些学生孤儿与校长的亲密感情，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呀。哈玉，你是大姐姐，可不许把这些话儿传给校长呵！”

周立言赶紧走开了。他后悔自己出言不逊，既然一怒之下创造了个新名词“教育狂”，又何苦进一步加注脚，说校长是疯子哩。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如果学生们也忘记了尊敬老师，象八只小狗般的围上来乱咬一通，我可就没法在这“扶轮中学”跟大家共事了呀！

惶惶不安的气氛笼罩着柳州火车站。连日来，章校长带着李长辛去找铁路局长，或者任何一位能关怀、帮助“扶轮中学”的大官儿；周立言和王雨农二位男教员则满城转着去找房子，找不到校舍也要找两间栖身的破庙哇。哈玉和十六岁的石家壮带领着小弟妹们看“家”，守候在月台上，看着闷罐车厢——它随时都可能被拖进某一条道岔子上去；同时看护着不言不语的刘菊淡小姐。

刘菊淡心里颇感内疚。让孩子们照料我，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再大的痛苦，也成了往事。再大的不幸，也只是这百万难民中的一丁点儿吧……她开始为“扶轮中学”效力了。便组织孩子们轮流到站外的荒地里去拣柴，剜野菜，每天煮一大锅野菜粥……这样过了五天五夜，情况大体上摸清楚了。

柳州城竟然呈现着反常的繁华！

数十万难民拥进了这座介乎于中小之间的城市，吃、住、病、死、治安、物价等等一系列问题，顿时出现了爆炸性的局面。如果把“不设防的城市”、“无政府的城市”、“混乱的城市”、“惶恐的城市”、“罪恶的城市”、“饥饿的城市”、“灾难之城”、“死城”、“臭城”等等概念统统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形容一九四四年的柳州啊。

它实际上变成了一座悲惨万状的巨大难民营。难民棚比原有的房屋多得多，搭满了所有的街巷和公路两侧；连一块雨布、一领棚席都没有的人们，就只能“盖天铺地”露宿街头了。难民棚前又都摆满了地摊，出卖他们千里迢迢从家乡带出来的“细软”物品，以换取几天口粮或几粒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奎宁丸）。地摊上的商品无奇不有。苏州绣娘卖软缎子被面的，杂牌将军卖佩剑的，古董商人卖秦汉虎符的，大学教授卖端砚的，满清遗少卖朝珠的，盗墓旅长卖玉如意的，扬州仕绅卖郑板桥真笔竹篁的，吉普女郎卖轮胎的，京剧戏子卖行头的，伤兵荣军卖子弹的，长沙土著卖米粉的，山东大汉卖煎饼胡辣汤的，天津名厨卖包子的，上海小开卖假药的，以及大姑娘小媳妇头插草标卖自身的……啊！朋友，你见过“饿殍当道，尸横遍野”的惨状么？在这柳江两岸，立鱼峰下，浮桥水面，车站月台，铁路沿线，繁华闹市，到处都有晒黑了、肿胀了、腐烂了的死尸。瘟疫流行，苍蝇扑面，豺狗红眼，乌鸦翻飞，尸臭薰天。

就在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可爱的章树人校长居然下决心要筹备开学！难怪周立言老师要骂他是个“教育狂”了……然而，苍天作证，他真的开了学啦！

在这座难民城里奔波多日，章树人的凹眼窝陷得更深了。傍晚，西天泛起一片片火烧云的时候，李长辛跟着校长兴冲冲地赶回车站月台，并且把大家全都叫到闷罐车厢里，立刻召开了一次筹备开学的秘密校务会议。与会的正式成员是包括教工在内的五位成年人，八名学生列席旁听。章校长郑重其事地找出校务会议记录本，请图书管理员刘菊淡小姐作详细记录。

章校长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说不上容光焕发，却也是精神抖擞，目光逼人。他首先宣布：“咱们又有了校园啦！”

对于无家可归的难民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平常小事呵。师生们看得见校长的嘴角在抽搐，也觉得出自己的鼻子发酸。

“新校址就是火车站附近的扶轮小学。小学校早就停课了。教室里住满了丘八，就是大兵。丘八们今晚就开拔，真是巧极啦！多么好，咱们半夜里就搬进去！不要声张，免得别人跟咱抢房子。其实，这扶轮小学的房屋原本就是咱们铁路上的财产。我想找人办个正式的接交手续，可惜，铁路局的大官们早就跑得没影儿了。没人管，也罢，咱们就自己去接收……”

校务会上，谁也不会反对搬进小学校的房子里去住。不过，周立言老师还是正式地提出了无法开学的种种困难。“……校长，我提的这几条，已经不是学校要经费、教员要薪水这样的一般困难了。我可以当众声明，不要薪水也教书！但是，最大的困难，我看是人心不安定。在这样一座危机四伏的难民城里，哪位家长还有心思叫儿女来报名读书哩？”

“试试看吧！”为了说服周立言，自然也是为了说服每一位成员，章校长一边叫大家悄悄地捆扎行李，收拾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一边把这些天打听到的战事情形，再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耐心地讲给大家听。

“总的局势不会有太大变化了。我是说，日本军队由于国力衰竭，支撑不了多久啦。”

“那么，他们大举进攻湘桂的目的何在呢？依我看，是由于美国盟军反攻，切断了日寇在太平洋的海上航道。日寇至今还占据着香港、广州、新加坡、安南、缅甸等等大片地方，在印度也有日本兵。它们必须供应给养，也许还要撤兵，撤回去保护日本的本土。所以，它这次进犯的目的，一是要打通粤汉铁路，与广州、香港方面的日军联成一体；二是要打通湘桂铁路，再通过南宁，与河内、海防方面的日军联接起来；第三个目的嘛，也是妄想打通贵阳、昆明的通道，接应缅甸和印度方面的日军撤退；也许还包含着威胁重庆的祸心，最后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我分析，它这第一个目的，有可能达到。后两个目的，多半属于痴心妄想，因为它早就没有那么多的兵力啦。”

“如果诸位先生认为我的分析大体不错，那么，咱们这次在柳州开学，就不是空谈，甚至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也许日寇根本就打不到柳州来！”

章校长对时局的分析，有根有据，大家无法反驳。又经过一番商量，校务会议的最后决定是“脚踩两只船”——人员和简单的行李搬进小学校去，筹备招生开学事宜；笨重的图书仍然留在车上，决不放弃这节闷罐车厢，争取早日“组列”，一定要把全中国这最后一所扶轮中学迁到更安全一些的地方去。

“最好能迁到贵州省的独山去，”熟悉地理的周立言老师说：“那里已经是云贵高原了，日本兵不善于山区作战……”其实，他还有个更现实的“理由”没说出口——黔桂铁路尚未全线通车，最远就通到独山，所以，他不能提出迁校迁到贵阳去，那样，离开了铁路，还算什么“扶轮中学”哩！

不管怎样，这次校务会议总算制订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脚踩两只船”的方案。人人喜形于色，气力倍增，今夜就有房子住啦！

章校长和李长辛探听的情报相当准确：晚间十点来钟，大群大队的丘八涌上月台，一列“毒龙”军车又优先逃向大后方去了……车站附近的难民们人人自危，唯恐丘八们临走的时候把他们洗劫一次，所以全都缩在棚棚里、角落里，鸦雀无声，更不敢出来走动。

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月黑风高，没遮拦！在这八不管的情况下，章树人校长率众迅速地“占领”了扶轮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