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校长异常兴奋，拆洗了自己的白被单，洗过之后又用米汤上浆。这宝贵的米汤本来是给年纪最小又闹肚子的余思燕喝的，今天校长要了两大碗，把李长辛吓一跳，以为校长也跑肚了。问一问，再看看脸色，他的精气神儿比往常好得多，忠心的校工才放了心。
傍晚，刘菊淡叫上学生中的大姐姐哈玉，拿着针线，一块到章校长屋里来帮他缝棉被的时候，大吃一惊，原来，章校长和周老师二人，正在那洁白的被单上用墨笔画着一幅从柳州去贵阳的路线图。
一大早，章校长就挟着这卷“被单地图”陪周老师走出校门，高高兴兴地到火车站的难民群里讲地理课去了。“被单地图”往月台上一挂，就立刻吸引了许多观众。从柳州去贵阳，这可是难民们人人关心的重大课题呀！许多难民，由于缺少地理知识，虽然身在柳州，却不知道柳州在何方。更不知道金城江、都匀、独山、贵阳……这些成天念道的“逃难目标”有多远，在什么方位？甚至连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大后方”是哪儿也不清楚。所以，不论是等火车的，徒步走的，都纷纷围过来听课啦。
难民们一边听讲，一边提问题。七嘴八舌，提出了成百上千个难题儿，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生动具体，纷繁复杂。有的难题让你惊心动魄，有的又实实在在，有的想入非非，有的如泣如诉，有的纯属梦呓，有的富于幻想，有的象人生绝唱，有的又包涵着殷切的希望，有的牢骚满腹，有的真等于骂爹骂娘……这五花八门、无止无休的问题，虽然荒诞不经，却又都是正儿八经提出来的，甚至在这些难胞心里憋了几个月乃至几年才提出来的——他们没处提、没处问啊！他们心里有疙瘩，有冰块，有苦水，有怨气，有冤屈，有怒火，今天再不吐出来，更待何时？您二位先生老师既然敢在难民群里挂起地图摆摊儿讲课，那就得讲究点儿江湖义气——不回答我的难题儿可不行！
“先生，您二位不能走！”
“这事儿不问你，还能去问谁呢？”
“我倒想当面问问蒋光头，可他在哪？”
“先生你行行好吧，告诉我个准话儿！”
“……要钱吗？好，我给！”
“嫌少哇？行，我给你这个……”
于是又出现了交“学费”的感人场面。还有人递烟倒茶，端来了天津包子和山东大饼胡辣汤。总之“先生您不能走！”有些难民甚至往章校长脚下放银元、金戒指、银簪子、玉镯子。一位老者还当众摘下了两颗金牙，塞到章校长手里，硬逼着他立刻“给咱中国算个卦！问问玉皇佬儿：咱中国到底会不会亡？我是再苦熬三年等胜利呢？还是今天就去卧轨？”
在这里三层外三层的难民包围圈里，伤感流泪连个屁也不顶。只需要你解答难题！换言之，就是要你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校长先生张嘴说话！就是要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教员先生解难！就是要你两位有学问的文化人用文明话儿给大家伙释疑消灾、指点迷津啊……
逃跑是跑不脱的。从早到午，从白到黑，直到刘菊淡领着彪形大汉李长辛“突入重围”来解救校长的时候，这两位有学问的文化人已经汗流浃背、眼挂血丝、声音嘶哑、盘腿坐地。他俩简直变成了有求必应的活神仙——天哪，柳州城里八不管，难民们真的要自己捏出个神仙来才好有庙烧香啊……
返回校舍之后，章树人兴奋得通宵失眠，周立言也是一夜惊魂不定。天刚朦朦亮，他俩就把王老师和刘菊淡叫到一起，还有李长辛，共同商讨下一步的对策。还敢不敢到难民群里去讲课？不去，难胞们也会找上门来吧？每次都被迫收一箩筐“学费”怎么处理？不收吧，咱们又怎么维持生活……谈来谈去，不得要领。最后，还是章校长确定了一条原则：不论在外还是在校内讲课，解答难题务求准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别不懂装懂，信口雌黄。人家听了咱们的课，还从牙缝里省下一点米粒儿交学费，要是按照咱们指引的错道儿步入了歧途，那，怎么对得起难胞，又怎么对得起教师的良心呐！所以，我建议集体备课。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李长辛也参加，有关爬山涉水、躲避轰炸、对付土匪这些方面的知识，我们不如你。”
遵照校长的指示，大家再次钻进闷罐车厢，找出来几十本实用的书刊，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急救手册》也都翻了出来。是呀，在这无医无药的“死城”里，如若上山砍柴和剜野菜的同时也采集几味中草药，那将是非常有用的啊。
就这样，他们五人经常在一起集体备课，自己学到了不少课外的知识，还写出了一节又一节详细的笔记和讲义。
“这样宝贵的教材，将来要能整理出版，非得诺贝尔奖金不可！”王雨农老师半开玩笑地说着。
刘菊淡小姐的心情已逐渐好了起来，她觉得目前这种不象工作的工作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儿，便笑着说：“不得诺贝尔奖金，这起码也是一套百科全书呀，一定会成为传世之作。”
在校学生们的课堂教学一天也没停过。就连星期日，也由李长辛领着学生们上山去砍柴，代替体育课。每天清早挑水、洗衣、扫院子；午睡之前大家动手打苍蝇；晚上围坐在院子里乘凉，由刘菊淡小姐教唱歌。这样生活了个把月，孩子们的精神和体力，完全恢复到乘坐闷罐车以前的状态了。如果此时再坐闷罐车，挤成沙丁鱼那样，也许病号会比第一次少得多。
章校长和周老师仍然常到难民群里去挂起地图讲课。遇上了大风大雨的鬼天气，他俩没出去，就会有一些难民找上门来，坐到教室里听讲。有一次只来了一个人，他决心徒步走到贵阳去，明天一早就启程，想抄一张路线图，周老师就一对一地给他单独讲了五十五分钟，还允许他留在教室里继续抄写路线图。这件事，在章校长嘴边挂了好多天，对师生们说了好几遍，说周老师“不因小善而不为”！这件事，也使刘菊淡好几次想起周立言对自己的帮助和关怀，把我救出花园饭店，深夜里借来两套衣裳，放在房门外……他真是个正派的好人！
外出讲课，校长和周立言每次都能带回来一箩筐“学费”，绝大部分是零星的食物，倒也使得李长辛天天高兴——他除了一天熬两锅野菜粥之外，还能为师生们摆出杂七杂八的“点心”来。吃着这些杂粮，章校长笑着告诉学生们：“牛羊光吃草，所以不聪明。虎豹光吃肉，大脑也欠发达。人类吃杂粮，营养丰富，全面，所以比任何动物都进化得快。”
孩子们毕竟是天真可爱的，听校长这么一讲，再吃这些杂七杂八的“点心”，人人都说好吃，嚼得津津有味儿。艾沪是上海来的孩子，喜欢吃甜食，可是现在哪儿有糖哩！一次他吃了辣椒豆豉，辣得小脸通红，张着嘴嘶嘶地直吸气儿，还噙着泪花笑，说“吃杂食，就有杂味，甜酸苦辣咸，校长说，小孩子都要尝尝，人才聪明！”
可是，艾沪在夜里哭了，说梦话，叫妈妈，“妈妈！我不吃辣椒……”妈妈在哪儿呢？他的父母六年前就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了。当孤儿，懂事也早呵，白天，他绝不哭，给什么吃什么，吃了辣椒就伸着舌头冲你笑。
渐渐的，章树人和周立言成了难民们的良师益友。虽然友情不会长久——火车站附近的难民们不断“更新”着，但是“扶轮中学”的名声却长久地在难民群里流传。老难民告诉新来的难民，那馒头形的小山包上有一个指导难民如何逃难的“问事处”。于是，在这个无政府的难民城里，“扶轮中学”便成了唯一有组织的“咨询机关”，大家亲切地叫他们“难民学校”，“难民服务站”，甚至“难民之家”。
这天，来了一对儿中年夫妇，挑着箱笼和行李，自称是长沙湘雅医学院的大夫和护士，主动要求参加“难民学校”充任校医。姚大夫还悄悄的单独请章校长看了他的药箱子，里面果然有几瓶红汞、碘酊、龙胆紫，以及酒精、绷带、橡皮膏。然后，由姚太太把门，姚大夫又象展示珍宝般地打开一只箱中之箱，压低嗓音说：“校长，您看，这是最贵重的药呵！喏，这消炎粉（磺胺），还有盘尼西林（青霉素），都是从美国空军那里搞来的咧……啧啧，一根金条也换不到一针呐！一针准能救活一条人命啊！我夫妇二人视教育如生命，视学生为中国之未来，所以，才主动投奔贵校，甘愿担任义务校医，同舟共济，共赴国难。”
这当然是一桩感人至深的壮举啦。章校长诚诚恳恳地说：“既然二位先生热爱学生，珍视教育，那我们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家人啦！只不过敝校目前毫无经费，在校的教职员工已经几个月不发薪水了，留校工作完全是凭良知尽义务。对于二位先生……”
“没得说！”姚大夫把话接过来：“国难当头，蒋委员长有言在先：抗战嘛，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只须精诚团结就好！我夫妇二人，入境随俗，只尽义务，不取分文报酬的。”
姚太太也说：“彼此都是难民呀，您这儿又是难民学校，要挣钱我们就不到这儿来啦。”
目前的“扶轮中学”，比起别的难民来，仅仅在住房方面有些许儿优待——章校长的实权也只有这一点了，他立刻拨了一间房子给校医姚大夫伉俪居住。
“他俩莫不是冲着房子来的吧？”周立言悄悄提醒章校长，“要不，就是探听到咱们还有一节闷罐车厢！”
章校长生了气：“立言，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怎么就断定人家是私心而不是好心？办学校，总还是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好吧。老弟，越是困难的时刻，越要相信自己的同胞！”
“校长说得也对，可是，将来开车的时候让他俩坐在哪儿呢？”
“我坐到车顶上去！”
周立言也生气了：“要是这么说，在耒阳出发的时候，还不如让本校的同事们多来点子人坐车顶哩！”
这话刺痛了章校长的心。他感慨地说道：“此一时，彼一时呵……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样办。在咱们粤汉线上也没见过有人坐车顶。后来到了湘桂线、黔桂线，才明白了车厢顶上也能坐人……”
周立言冷笑：“能坐人，也不能让您章校长上车顶呀！姚大夫两口子大概也不肯往车顶子上爬吧？”
王雨农见他俩争执不休，只好凑过来抹稀泥：“从柳州的情形看，各种瘟疫都在流行，所以，来了校医，章校长当然要欢迎喽！不过，咱们学校，这野菜粥只有一锅，闷罐车厢也只有一节，所以，周先生的话也是肺腑之言！哈哈，依我看嘛，校医来了，既来之则安之；今后嘛，此种添人进口的喜事儿，还是要有节制，嘿嘿，哈哈，我是说，要量力而为！”
周立言得到了支持，口气更硬了：“校长，我把话说到这儿：善门难开！您要是收留姓姚的两口子，恐怕还会有人自动送上门来！”
章校长无言以对，只能点头……
事情不幸被周立言老师言中了。姚大夫“入校”的行为果然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夜之间就“挤”进来二十五位各有“专长”的人材！说“挤”进来，是因为连武艺高强的山东大汉李长辛也没能拦住他们。
新来的成员当中，有广州大三元酒家的厨师，他表示愿意给学校当一名义务伙佚，假如抓住了蛇和猫，假如再有鸡汤的话，他今天就能烹出粤菜“龙虎斗”来！也有两位桂林中学的教员，其中一位还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哩，名叫于国风，因为是朝鲜人，为了纪念沦陷了半个世纪的祖国，他的笔名便加了个“鲜”字，叫鲜于国风，章校长前两年在报纸上还见过他宣传抗战的漫画，记得这个有点奇怪的名字。还有一位女裁缝，她愿意给师生们缝补破旧衣服，假如学校能买一台无敌牌的缝纫机，那就太好啦，她保证把所有的补丁都“砸”得结结实实，天衣无缝，让你看不出是块补丁。
最令章校长担心的是“挤”进来一位交警中队的韩队副。铁路上的人都知道，“交警”的全称是交通警察总队（中队、分队），相当于地方上的宪兵团，专管铁路、公路交通治安，是政治色彩很浓的特务警察，无恶不作。这位韩队副三十五岁，瞎了一只左眼，上尉阶级，腰挎手枪，还带着两位太太和一位十五岁的小姨子萍萍。
“兄弟是甲级荣军（残废军人）。六年前呐，校座必定知道台儿庄大捷吧？就是在台儿庄，兄弟用大刀片儿削过小鬼子的脑袋瓜！哈哈，一口气就削了他娘的六六三十六个东洋头，好比砍瓜切菜！兄弟我也挂了彩啦……今天，兄弟自愿追随校座，前来保护整个扶轮中学的绝对安全！”
韩队副在章校长面前站得笔挺，一口一个“校座”，叫得既亲切又恭敬，还不只一次地拍打着腰间的小手枪，而且说到做到，立刻跑到校门口去朝天放了一枪，当场驱散了还要往学校里“挤”的众多难民，为保护学校立了第一功。
“扶轮中学”添人进口，一夜之间便扩大了两倍多：原有的十三名师生员工，加上章校长下了“口头聘书”的两位校医，共计一十五名正式成员；随后“挤”进来的二十五人，虽然都是各有专长的志士仁人，也无法再轰出去，但因尚未获得校长的“口头聘书”，只能算作候补职工，或曰准职工。这些准职工的主动性极强，由于人人热爱教育事业，所以不等校方安排就主动住进了教室里去，睡课桌、打地铺也毫无怨言。他们为了争取早日当上正式职工，都很尊敬章校长——他大声叫着嚷着要求留出两间可供上课的教室，也就真的留出来了。
这些准职工与正式职工在待遇上的主要区别，就是不能共享学校的一天两顿野菜粥。对此，准职工也不过份计较，表现得相当通情达理。独眼龙韩队副就站在当院大声吆喝过：“学校是清水衙门！谁他娘的饿疯了就咬自己的手指头吧，也不准抢粥喝！”
只有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子萍萍属于例外，章校长批准她优先当了正式学生。虽然她的姐夫韩队副照样不准妻妹喝学校的野菜粥，但她第二天就随了群，跟着八名老同学一道上课，去听刘菊淡老师讲初级代数“x+y”去了。
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怪事情，是耒阳花园饭店的谭老板娘子昨夜晚也乘黑混进了“扶轮中学”。她如今的身份是韩队副的太太，身患重病，清早扶着墙去女厕所解手的时候，恰好遇见刘菊淡，彼此吓了一跳。
受到震惊的刘菊淡，心头顿时冒起怒火，浑身哆嗦，大声喊叫却又没能喊出声来——幸亏是气火攻心，没喊出声，也就没有惊动独眼龙韩队副……她喘着粗气跑到章校长屋里，语无伦次地诉说自己撞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