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很静。似乎一切都落进了黑暗里面。重炮声突然隆隆地响起来了，接着是一阵机关枪的密放。我的房间起了轻微的震动，这时候我正读着你的《华北事变的感想》。我读你的文章，我并不是把你看作一位中国的友人，不过我知道你过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期望你的笔下多少带给我们一点正义。但是你却毫无掩饰地把你的另一种面目露出来了。我才知道真正到了你所谓的“剥皮”的时期，一个“文化人”也可以一下子变为浪人棍徒。对于这个，我感到憎厌。

你愤愤地提出了“支那军之鬼畜性”这个问题，你骂中国人是“鬼畜以上的东西”。在你是极尽毒骂的能事了。连贵国那般惯于谩骂、造谣的新闻记者也仅仅用了“鬼畜”两个字。

先生，我不想向你辩明我们是不是“鬼畜”，或者它以上、以下的东西。我们同是人类一分子，身体的构造也没有两样。我们同有理性，同受教育，同样需要自由，需要生存。无论用“人”或“畜”的名称称呼，我们在本质上确实没有差别。所以我现在把你看作一个和我同样的“人”，而诉于你的理性。

所谓“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愤怒，使你发出诅咒似的恶骂，我并不想把它掩饰或者抹煞，像贵国的论客掩饰你们“皇军”的暴行那样。我们愿意了解那里的情形。然而一切消息都被你们的“皇军”封锁了，我们只能从贵国报刊的记载上知道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时候、有两三百通州日侨被害的消息。

通州事件自然是一个不幸的事变，但它却决非“偶然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这个连在通州遭难的铃木医师也早预料到了。他生前给他父亲的信里就说到当地保安队的态度只是表面的亲日。“真正的中日亲善还是很远、很远的事情。”贵国的“皇军”种了因，贵国的官民食其果，这是无足怪的。对于熟悉历史的人，这类事变的发生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先例了。

我不是一个偏狭的爱国主义者，我并不想煽起民族间的仇恨，我也不想盲目地替我们军人的任何行动辩解。在你们那里有不少的论客整天梦想着大和民族的黄金时代，夸大地做着“皇军”堂皇地征服世界的迷梦。而我们这里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却只有同样一个谦逊的目标：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维持我们的生存。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为了这个我们可以毫不顾惜地牺牲我们的一切。

通州事件的发生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在“皇军”的威压与贵国官民的欺凌下过了将近两年屈辱日子的保安队揭起了反抗的旗帜。忍耐到了最高限度，悲愤的火终于燃烧，少数武器并不精良的军人不顾环境的恶劣，站起来用血和肉争取自己的自由与生存。在混战中，每个人的生命的毁灭都是一瞬间的事。仔细的考虑没有了，复仇的念头会占据他们的心。血会蒙蔽他们的眼睛。当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征服者的时候，少数无辜者连带地遇害，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何况这回的死者还是平日惯于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且大半是卖白面，打吗啡，作特务工作的。根据一个外国通讯社的电报，我们还知道在通州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有四百名保安队兵士因有不稳的嫌疑被贵国的“皇军”枪杀，那么报复的行为也并不是不可以解释的了。

在这里实在没有提出“残虐性”的必要。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也跟在贵国新闻记者的后面，“用咒骂，陷害，中伤的言词去打动人们的偏狭的爱国心！”你是有意地落在贵国军阀的圈套中了。我们并不能拿残虐性来区分种族。自视极高的西方人素来喜欢宣传东方民族的残虐性。他们表示最高度的残酷时，使用的形容词常常是“东方式”。然而事实上罗马屠杀基督教徒之凶残，中世纪异教审讯所之暴虐，在东方也难找到同样的实例。革命者的被残杀、平民群众的被蹂躏和街市的流血，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中都保存着惨痛的记载，而且绝不少于我们在东方所能找到的。人性是相同的。我们没有根据断定东方人更残酷，也就没有理由承认中国人比你们更暴虐。你难道忘记了曾经做过你的友人的大杉荣君？在震灾的混乱中偷偷把他们夫妇拘捕绞杀的不就是贵国“皇军”的大尉？连他的一个六岁的外甥也不能保全生命。作为凶手的甘粕正彦却被人视作英雄志士而获得特赦了。在大震灾中被虐杀的贵国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工人以及朝鲜人不知有多少！这事件中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为何不曾激动你的良心？我不知道是你健忘，还是你故意为“皇军”掩饰！

残虐性并非某一民族所单独具有。助长它的是愚昧无知。只有文明教化才可以使它减少以至于消灭。和平帮助了文明教化的发展和普及。战争则摧残了它。用虚伪的言辞，欺骗的手段挑拨民族间的仇恨，使不曾相识、不曾接触的人变为仇敌，甚至把他们骗上战场互相残杀——这种行为充分地发挥了残虐性。一艘一艘的军舰载了贵国年轻的兵士来到中国，一艘一艘的商船又载了残毁的身体和骨灰回去。贵国军阀政客主持于上，财阀从中援助，而新闻记者、文人论客复宣扬、歌颂于下。战争是被制造成功了。你们的另一论客室伏高信先生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东亚两大民族的宿命，”他甚至要这两大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躲在障碍物里或从轰炸机上跳下来，相互杀戮。”先生，这难道不是残虐性的表现么？

先生，你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了。贵国空军在上海一带所建的伟绩，你不会不知道。南站、北新泾、松江等地的轰炸，遭害者达千余人，都是手无寸铁的难民，其中大半是妇人和小孩，他们平日并未担任抗日的工作，这时也不曾直接或者间接参加战争。他们正准备离开上海，而且有的已经在路途上了。他们对于“皇军”的行动是没有一点妨碍的。然而贵国的空军将士却偏偏选择了这种机会以显示“皇军”的威力，遣派大队飞机去屠杀非武装的人民。轰炸不足，又继之以机关枪的扫射，一定要看见无辜者的鲜血把土地与河面染红，尸体狼藉地阻塞着道路，才从容地飞去。

九月八日，贵国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壮举”，在贵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罢。以八架飞机对付十辆运送难民的列车，经过五十分钟的围攻，投下十七枚重磅炸弹。据一个目击者说，当飞机在列车上空盘旋的时候，拥挤在车中的难民还想不到会有惨剧发生。然而两枚炸弹落下了，炸毁了后面四辆车。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未受伤的人从完好的车厢里奔出来。接着头等车上又着了一颗炸弹。活着的人再没有一个留在车上了。站台四周全是仓皇奔跑的人。飞机不舍地追赶着，全飞得很低，用机关枪去扫射他们。人的脚敌不过飞机的双翼。一排一排的人倒下了。最后一群人狼狈地向田里奔逃。机关枪也就跟着朝那边密放。还有一部分人躲进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泥坑，正在庆幸自己侥幸地保全了性命。然而贵国的空军将士又对准那个地方接连地掷下三个炸弹，全落在坑里爆炸，一下子就把那许多人全埋在土中。

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紧紧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中国的无数母亲甘冒万死带她们的年幼的儿女离开战区，这完全是和平的企图，这是值得每一个母亲和每一个有母亲的人同情的。难道日本的母亲就只有铁石的心肠？难道日本的母亲就不许别人的母亲维护她们的儿女？通州事件的残虐性怎及这十分之一？自己躲在上空挟最新式的武器攻击下面没有防卫能力的人民，杀死逃避战祸的母亲，流年轻儿女的血。这不仅是冷静的屠杀，便称之为卑劣的胆小的谋害，和变态性的虐他狂的表现也不为过。一个民族以此种行为骄傲于全世界人士之前，这是很可悲的事。两年前我的一个友人在贵国牛达区警察署里控诉贵国当局的措施不似文明人行为，而备受贵国“刑事”【注释1】的殴打。现在贵国空军却将“野蛮”二字作为光荣的标记广向世界宣传了。

夜已深。周围仍然清静。炮声断续地响着。机关枪声却听不见了。我知道这时候就在上海的附近，两个民族中的精英正在前线肉搏，许多锋利的枪刺戳进年轻士兵的身体，无数有为的生命跟着炮弹毁灭。是什么一种力量使得这两个民族必须互相杀戮呢？难道一个民族的独立真会妨碍另一民族的生存？你们的论客室伏高信说这是宿命。但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你能够相信这样的一种宿命么？

战争是残酷的，破坏的。人类并没有被迫着参加战争的宿命。然而战争却不断地发生。文明的民族有一天会像野兽那样地互相吞食。但这决不是宿命，造成这“勋业”的乃是不合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而一些嗜杀的野心的军阀、政客却利用这制度以满足他们的私欲。在战争中得利的，大有其人。一代的人种了因，一代的人食其果。人们制造战争，又会为战争所毁。武力主义和侵略主义可以煊赫一时，但不久即与露水同消。室伏氏说“国民是遵守法则的”。然而国民的法则决不能与人类繁荣的法则违背，违背这法则的国民纵然目前生活得异常富裕，也必归于灭亡。战争是违背了人类繁荣的法则的。所以鼓动战争、想用武力获得一切的国民决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许多国民繁荣过，但又消灭了。连强盛的罗马帝国也有崩溃的一天。这才是宿命！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贵国的命运担心了。

先生，这并不是我的过虑。你们把贵国的命运交付给军阀、政客去作孤注一掷，换取他们个人的禄位。军阀、政客之流知识窳陋，目光浅短，他们怎能知道民族盛衰的因果，人类繁荣的法则，社会进化的途径！然而你们是应该知道的。如今你们却让他们把大和民族驱向灭亡的路上走了。你们跟着他们躺在悬崖上做征服世界的迷梦。有一天你们也会跟着他们堕入黑暗的深渊，把后世子孙置于万劫不复之境。那时你们纵然醒悟也来不及了。

然而人类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世界上并无以武力维持万年霸业的民族，也无任人宰割苟安永世的国民。人类繁荣的法则是不能违反的。人类是第一义，其次才是民族。任何民族不能背弃人类而梦想单独的“发展飞跃”。这是做不到的事。室伏氏曾夸耀地预言大和民族进入了黄金时代，毫不量力地把铸造新世界的责任担在他们自己的肩上；据说凡阻碍他们的道路的，皆将灭亡。可惜他忘记了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一分子；他们也不能阻碍人类发展的道路。在欧洲大战初期大露头角煊赫不可一世的荷痕若南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未尝不想凭借武力为子孙树立万世不灭的基业，正如今日的大和民族一样。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就只能在历史上找寻这两个名词了。战争促成了德、俄两大帝国的崩溃；从前为了维持这两大帝国的光荣不知道流过多少万壮士的赤血。纵然若干变节的社会主义者用花言巧语把青年们骗上战场去牺牲，也挽救不了叶卡特林堡【注释2】的悲剧。好战者的狭小的两肩上是担不起铸造新世界的责任的。

现在轮到你们这些人用花言巧语来欺骗青年了。你们把一群一群的青年兵士送到中国南北两地的战场，用了欺瞒、陷害的言词打动他们的偏狭的爱国心，鼓舞他们去杀人，去送死。你们跟在军阀、政客的后面，一手造成了远东的大屠杀。这责任你们不能轻易卸掉。倘使我控诉你们为刽子手，将你们置于被告席中受全世界良心的裁判，你们是无所逃罪的。

我常常翻阅贵国的报纸，我接触过一二贵国的人士，我也受过贵国“刑事”的“取调”【注释3】和拘留所中的款待。两年前在横滨友人的书斋里我和一个贵国商人有过短时间的谈话。他问我四川人是不是坏人，因为他知道“在北方的中国人都是坏蛋”。他又问中国人为什么要抗日，要欺负日本侨民；为什么不因为“皇军”赶出满洲的马贼而表示感谢。我佩服那个商人的坦白，我更怜悯他的无知，但同时我不由得要诅咒贵国新闻记者的恶毒的用心了。这就是他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

像贵国报纸那样的东西，在全世界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真实的消息，正确的报道，似乎和贵国报纸没有一点关系。造谣，中伤，像是贵国新闻记者的惯技。夸耀自己民族的伟大，暴露其他民族的缺点，用捏造的事实和带煽动性的言辞挑拨民族间的恶感，然后利用其完善的设备和雄厚的资本以鼓动侵略的战争，为野心的军阀、政客张目——这仿佛就是贵国报纸的唯一任务。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怜的是一般受人欺骗徒供牺牲的日本国民。

我们素来憎恶战争。但我们绝非甘心任人宰割的民族。当我们的自由与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怎样起来防卫的。这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倘使连这也放弃，则人就近于鬼畜了。我们是被迫而拿起武器的。我们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防卫自己的利益的。我们是顺着人类繁荣的法则，而给阻碍人类发展的力量以打击的。而你们遣派重兵远涉重洋来毁坏文明的都市，和平的乡村，你们是为了什么而作战的呢？难道真如室伏氏所说，你们是命定了必须杀害我们的么？或者如贵国新闻记者所说，是因为我们无理地发动抗日运动，你们来“断然膺惩”么？这样的论断，别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国民一定不会承认。但是如今连你也说：“通州事件可以说是中国政府一心一意普及抗日教育、培植抗日意识、煽动抗日感情的结果。”在这里，你和贵国的军阀、政客以至新闻记者、浪人、棍徒一样，将因果倒置而混淆黑白了。产生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乃是贵国军阀的暴行，而抗日运动也是贵国政府历年来对中国土地的侵略行为所促成。是你们的“皇军”亲手普及了抗日教育，培植了抗日意识，煽动了抗日感情。是你们用飞机，用大炮，用火，用刀，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个步骤，并非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要达到“共存共荣”之境，唯有凭借“真正亲善”的桥梁。侵略和“膺惩”只能激起憎恶，而必然遭到坚强的抵抗。你深居岛上也许不知道“皇军”和浪人历年来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暴行。但是从各种事变的记载里，你应当明白近二十年来中日两大民族间那笔愈积愈多的血债。中国人民是流了够多的血以后才来发动抗日运动的。这是自发的民众运动，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也没有力量可以抗拒它。现在是偿还血债的时候了。

窗外月明如昼，飞机声隐约地送进了我的耳里，连珠似的高射炮弹在天空电光般地闪烁。那震耳的声音！这时战斗正酣罢。我想起贵国飞行员某氏阵亡后身畔遗留的敏子姑娘的深情的信函了。在海的那边，在凄凉的家里，有着这样的一个少女时时刻刻祈祷着她的出征的情人的安全。为什么而战呢？敏子姑娘是不明白的。而且恐怕大部分贵国的国民也不会明白罢。然而她毕竟贡献了最大的牺牲了，许多别的人也贡献了最大的牺牲了。

大量的血又在几公里以外畅快地流着。这两大民族间的残杀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很难说。你们期待着我们的“屈膝”和“反省”。但是被迫着发动决死的抗战的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余裕了，该“反省”的应该是你们。你们好像在玩火，如今已烧到眉尖，再一迟疑，就会酿成抱憾终身的巨祸。贵国的政客、军阀之流梦想着中国“屈膝”。中国人民是不会屈膝的。没有一种宿命能使中国灭亡。而日本帝国的崩溃倒是指顾间的事。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一个即将崩溃的帝国的最后的光荣，你还能够做什么呢？你等着举起反叛之旗的人民来揭发你背叛的阴谋吗？山川先生，我期待着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

1937年9月19日在上海写完

【注释1】刑事：日本的便衣警察。

【注释2】叶卡特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里被枪决。

【注释3】取调：侦查和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