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看见了我所要看见的一切，现在我应该走了。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远迢迢的从天津写信来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短短的两句话中含着无限的沉痛。我固然感激她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她那渴望着温暖的年青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耽心。我现在是很安全的，但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安全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粟，哪里还值得提说！

我是自由的，没有一种命运能够压倒我，所以，我要到别的容许自由活动的地方去。在这里空气太沉闷了。有人把这里称作“孤岛”，但我说，它更像一个狭的囚笼，有时我觉得连气也缓不过来，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有一只魔手扼住我的咽喉。

然而在这囚笼中生活着的并不只我一个，这里还有几百万的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对于这无数的中国的儿女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着他们呢？还有在马路上抱着书本往来的成千成万的男女学生，我常常看见那些天真的面貌，我常常想念那些纯洁的心灵。于是那个十七岁的天津孩子的信函里的话语，就飘进了我的心头。我倒为我一个人的安全的离开感到羞惭和苦恼了。我苦痛地想：难道我真的不能把这身子变做火柴燃烧起来，给那些年青的心灵添一点温暖么？我自己太没有力量了。

牵系我的心的便是那无数的年青的心灵，所以读到天津的来信，我竟然淌了眼泪。但是我绝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算是一个。我至今还向朋友们发表我的乐观的论调。然而那些三四个月前高呼抗战，慷慨激昂，以青年领袖民众领袖自居的人们不是惶惶然逃入安全地带，便是垂头丧气，让汉奸论调征服了他们。连一些大报也渐渐改变了态度。在“孤岛”上的中国人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他们的信念已经动摇了，正需要别人来使它坚定。目前的暗云遮住了每个青年的眼睛，使他们对于黎明的将来失却了信仰。年青的心常常是脆弱的，经不起暴风雨的打击。他们在失望，苦闷的时候，需要人来给他们一点安慰，一点鼓舞，而且一点温暖，因为现在是寒冷的冬天了。最近还有一个青年朋友在给我的信上说：“许多人都离开我们了，我们现在是多么孤独彷徨。谁来领导我们呢？”这也是中国的青年的呼声，还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个回应吗？不说领导，就是些微的安慰和鼓舞，对于他们也很可宝贵的。

然而生活在患难中的中国的青年是不应该徒然悲观的。即使那应得的安慰和鼓舞不会来，即使没有人来领导他们，他们也必须在苦难中支持下去，用患难把自己的脆弱锻炼为健强，培养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那黎明的将来。

那个天津的孩子说得好：“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193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