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失陷武汉撤退的今天，失败主义者，妥协论者之类应该又有抬头的机会了。每一次抗战局势发生变化，动摇分子就不断地在外面散布流言。这流言在很短的时期里也许会骗得少数头脑单纯的人的相信，但不久便为铁的事实所粉碎。事实明摆在我们眼前，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显明：我们除了继续抗战而外并无别的生路。
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有人反复地详说过了。对于抗战我们是不应该有一点疑惑的。我们目前要注意的问题乃是如何使抗战“必胜”。这问题是多方面的，我只想谈谈我所知道（或者说我所感到）的一点。我想先谈一点关于动员民众的事。
最近我差不多每天都听见人谈起动员民众的话。民众两个字是常常挂在某一些人的嘴上的。但是我觉得在抗战的一年中最被人忽略了的仍还是民众。
这不是愤激的话。我们如果以一个平民的资格往各处去看一下，我们便知道在这时期受苦最大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民众在口头上在书本上受人尊重，在生活里却受人践踏，而且他们所身受的痛苦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抗战以来我们的民众的力量并不曾好好地被使用过。譬如我们在各处都看见一个标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而事实却和这不同。有钱的人既未尽力出钱，有力的人出力也不多。我以为若说“一部分人抗战，一部分人逃难”，倒是近于事实。逃难的自然是民众。但也有很多的例外，便是在某一些区域内民众并不逃难，却帮助正规军或游击队抗敌。
“民众逃难”，这句话自然有点不漂亮，但是对于这事情我觉得我们没有掩饰的必要，而且也没有理由去责难民众。从敌人方面的记述，或第三国新闻记者的报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平民落在敌人手里大半会得着惨酷的命运。敌人自己曾将他们活埋我们的壮丁，斩杀我们的青年，奸淫我们的妇女的残酷行为视作皇军的伟绩而摄影流传。许多人都见过那些“不朽”的照片；至于文字记载中表现的虐杀狂的事迹更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读后发指。我们立誓为牺牲者报仇是一件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便是使未死的人不要也落进那样的火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他的同胞白白地牺牲在敌人的魔手下面。我们正祈祷着每个同胞能够尽可能的“逃”掉这个“难”的。自然这意思是和胡乱奔跑不同。
“疏散人口”，“疏散妇孺”的话语常常见诸各地方当局的布告。告示中再三叮嘱，叫人民不要“自误”。但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缺乏，一纸布告又非缩地奇方，有秩序的疏散无法实现，民众便在混乱的局面下开始逃难。逃得快的，虽然历尽辛苦，还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逃得慢的那结果便不堪设想了。
要人民疏散却不给他们一条路，不说交通工具大部分被垄断，连为徒步撤退者竖立的指路牌也不见一块，在这次广州的事变中民众被忽视的程度可说是达到最高点了。报纸上不断地刊载着广州市内发生的惨剧，敌人的枪刺不知又多染了若干我们同胞的赤血。但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牺牲。那许多无辜者的生命是糊里糊涂地被断送了的。
这次我在广州看见了一些事情，我是十月二十晚上离开广州的。据说第二天下午敌人的先锋队便进城了。海珠桥的炸毁则是二十一日上午的事。我离开广州的时候，那个都市里至少还有一二十万的居民，其中的大部分是想走而走不了（搭不到车和船）的。在二十日的晚上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上午在那里就会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变。当天的报纸上明明载着战事顺利的消息，人看不见一点暗示暴风雨就要到来的朕兆。但是黑夜一过，一切都改变了。下面是一个身经目击者的报告：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呵，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当时我们是太惊慌了，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的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大声音，又看见浓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卸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这里面没有一句假话，写这信的是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甚至在敌机大轰炸广州市的时候，他也不曾停止过他的工作。他的朴质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语句。这应该是可信赖的文件，不像我们这次在西江沿途听来的传言。读完这信函，我觉得广州的失陷是一个奇迹，或者更可以说是一个解不透的谜。但有一件事情则是大家知道了的：人民的损失重大。单拿各书店的损失来说，那数目也就可观了。然而我更关心的却是十月十×日参加火炬游行的八万壮丁，还有那许多来不及退出的年青妇女。我希望有人告诉我：他们现在落在什么样的命运里面。
在广州有秩序的撤退并不是不可能的（倘使这城市必须放弃的话）；现在却只看见混乱的逃难。这是人的过失。对于这事情谁应该负责，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因了这过失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便徒然牺牲，不曾索回一点代价；在我们的损失单上又添加了这一笔巨大的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必要的牺牲，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了。在我们的眼前尚留着好些惨痛的先例。想不到如今还有人偏偏要蹈那覆辙。倘使能够挽救这些巨大的损失，把它们用在抗战上面，则我们的抗战的力量会大大增强。这一点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但是我们终于让许多力量白白地耗费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在减轻，削弱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甚至只在表面上用功夫。譬如说“动员民众”，往往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很少有人真正想或者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某一些地方，负责的人抱着关门主义，这就是说自己不能够动员民众，却又不让别的有办法的人去做动员的工作。
有一些近视的人会责备民众逃难，其实他不曾明白要是“民众动员”真的成为事实，则民众不会狼狈地逃难的。到十月二十一日还留在广州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便是想在那里做救亡工作，甚至准备在那里参加巷战保卫家乡的，但结果除了仓皇奔跑外别无其他的路。走得稍迟一点，说不定会做了敌人满足虐杀狂的对象。他们的初衷，决不是如此。所以民众的逃难是无可非难的。应该受责备的倒是那般负责动员民众而不能尽责的人。
逃难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单看广州市经过许多次的轰炸后还有那数十万的居民这事实，便知道我们的民众是不喜欢逃难的了。但是惨苦的命运逼迫着他们逃难。慷慨激昂地和敌人搏战而死，这并不是可悲惜的事，然而徒手就缚地被敌人残杀，那便是不幸的灾祸了。勇敢的人愿意做雄狮，却不肯作羔羊。一个人逃避这样的结局，他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们若不能帮忙组织民众，使他们武装起来，而徒然责备他们不该逃难，这是不公道的。
我并不鼓励人逃难。事实上逃难者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民，而且他们已经受到严重的处罚了。后方的社会对于逃难者可以说是一个陷阱。他们在那里得不到所期待的同情。相反的，好像一旦落入陷阱就成为受人剥削的掌中物。有人把逃难者视作猪羊，抓住就想择肥而噬。“八·一三”以来我在各处都看见同样一件事：一部分人逃难，另一部分人发财。所谓发国难财，大半是从逃难者身上剥削来的。我碰见好些逃难者，他们从江浙富庶之区逃到西南，不知走了若干的路程，到现在喘息未定，却已到了身无长物的地步了。他们的劫余的财物全部入了舟车公司、房东、旅馆老板等等的囊中。在敌人的抢掠之外还加上同胞的层层剥削，对于逃难者这样的处罚已经是够严厉的了。这处罚也许有它的存在的理由，但由房东、旅馆主、舟车公司等等做执法官却不能使人心服。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便是一个城市失陷以后另一些城市里的物价便突然增高，尤其是旅馆不近情地提高房价降低待遇，对于过往的旅客除了要钱而外再不知道别的事情。我看见好些诚实的小商人受着坏的待遇，而掏出他们的最后一点钱。没有见谁对这事情加以取缔，仿佛这是天经地义。安居后方的人冷眼望着沦陷区域中逃出来的同胞，真若秦人视越人的肥瘠，一点也不关心。但能够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已经算是相当幸运的了。露宿在街头被雨淋日晒，终日不得一饱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的。还有一些便牺牲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纵说我们现在没有余裕谈到同情，但是我们能够说抗战不是全民的工作？或者放弃一个城市同时便须连这城市的民众也放弃？倘使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过去的错误便应该加以纠正了。
眼前的事情也许会叫人看不清楚，但历史的教训我们是不该忘记的。民众始终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力量。离了民众便不能完成任何伟业。抗战也不能是例外。现今民众拥护抗战，抗战也需要民众的力量。我们正应该切实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好好地运用这个力量。千万不可以和民众隔离，让他们自己去找寻生路。
许多人羡慕玛德里的防卫，却少有人明白玛德里之所以守得住，那是靠着民众的力量。在那地方民众是真正地动员起来了的。在西班牙是行动第一，事实第一，标语口号次之，所以他们成就了保卫玛德里的伟业，使敌人的精锐部队和最新式利器成为无用。
我们正应该学这个榜样。
话说得太多了，有点不中听。那么就在这里带住罢。以后若有机会，我还要饶舌的。
193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