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短视的人，有性急的人，有些人根本看不起自己，有些人又把自己看得太高。还有人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十分简单，十分容易。也有人把一切人力做得到的事情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患恐日病的“日本通”，也有把近代日本仍视作倭寇的自大主义者。我们有失败主义者，也有胜利主义者。

这些胜利主义者又可以被称为最后胜利主义者，因为挂在那些人的口边的永远是“最后胜利”四个字。

我前些时候，和一个人谈过话，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去年上海还未沦陷时他对我的朋友说，上海可以守一年，但不久国军就撤退了。后来他又发表南京必守的宏论。他不是说应该守，他是宣传可以守，而且守到某一个时期日本帝国就会崩溃了。他对于抗战的前途是如此乐观。他好像比谁都更有把握。这一次在久别后和他遇见，他和我谈起保卫武汉的事，仍然是那两句口头禅：“抗战第一”，“最后胜利”。他劝我不要管任何事情，只是闭着眼宣传“最后胜利”就够了，因为在这时期，除了“最后胜利”外，其余的一切我们都不需要。

这位先生的确是一个最后胜利主义者。在这时候许多慷慨激昂的宣传家，政论家都撤退到重庆和昆明了，有些未撤退的热心之士也发出了悲观的论调，他还能够保持着他的信念，倒是值得佩服的。他有着如此坚定的信念，那么他对于“最后胜利”也一定有非常透彻的了解了。但是我和他谈话以后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对于“最后胜利”只有信仰，并无了解。他相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却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也不明白我们怎样会得到最后胜利。

“抗战第一”和“最后胜利”这两个口号并不错误，但它们的意义却不像最后胜利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狭隘。使全国民的努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每个国民要贡献出他的最好力量，所有的人忙碌地工作以争取最后胜利。抗战需要着各种力量，也需要各方面的工作。最后胜利并非像奇迹那样地从天上落下来，却应该由全民族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它到手。士兵在前线浴血是在参加抗战，工人在后方工厂里劳动也是在参加抗战。生产，建设，交通，教育……等等在抗战期内的任务比较在平时更加重大。在轰炸的威胁下热诚服务的各城市的各种小职员也许不会被人重视，但是他们对于抗战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难民需要教养，交通需要维持，生产需要增加，边疆需要开发，各项建设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工作也需要展开……还有许多许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最后胜利决不会到来。要支持长期抗战，仅仅注意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上。日本军阀不能使中国屈膝，正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后方。这广大的后方也是中国的抗战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这个力量，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至目前为止的前线的失利之所以不能影响战局，也因为我们有着这广大的后方。这可见为着抗战而建设后方的工作是如何迫切地需要了。至于盲目地宣传最后胜利，那倒是毫不重要的。

最后胜利主义者谈“抗战第一”时，眼睛只望着前线；谈“最后胜利”时，他只等待着日本军队的崩溃（或者等候威尔斯的预言的实现）；现在谈“保卫大武汉”他却看不起民众动员这样重要的工作。

据说希特勒是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英雄的。这且不管。我们那位胜利主义者倒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相信了最后胜利的。

别的话下次再说：这里只算说了一半。

193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