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法三章

奇妙得很，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居然就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家。

朋友们得到电话的都来了，见了面第一句，差不多都是：啊，回来了！回来了！回过头看到立群，又差不多都是：不辱使命，大成功！大成功！

陈诚当天晚上在汉口开会，他也赶来了。

我向他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

陈诚回答得很干脆，件件依从。

我问他：事业费究竟可以有多少？请指示一个范围，让编制预算时有个标准。

他踌蹰了，不肯说出个一定的数目，但他经过了考虑之后，回答了这样一句：国防军少编两军人，你总会够用了吧？

他这话似乎还慷慨，这表示着他认识到宣传的力量至少可以抵得上两个国防军。当时国民党的一军人，月费是在四十万元左右。

就这样，我便答应了开始筹备。请给我一个月的余裕，在四月一号正式开锣。

“不会是‘万愚节’[1]的笑话吧？”他幽默地这样说。

“呵哈，四月一号是万愚节。”我也笑起来了，“但不要紧，我这话是今天说的，不是四月一号说的，决不食言。”

恰巧周公也来了。大家又谈到指导委员的问题。陈诚说他准备聘朱家骅、王世杰、陈布雷、谭平山[2]、陈立夫；在陈立夫的名下特别加上一句说明：因为立夫是政治部的前身第六处处长。

我们向他推荐了沈钧儒[3]、陈铭枢，和当时尚未成为顽固分子的孔庚[4]。这在后来，他只聘了陈铭枢，而回避了沈和孔。

周公向他说：你以前不是说，要聘沫若为指导委员吗？

我抢先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作了你们的部下，不能再来指导你们了。

陈诚也就抢着说：那我们就不请你指导了。

二　人事和计划

政治部的组织，厅以下的规定是每厅二处，每处三科。因此，我和主任秘书阳翰笙在最初便只能按照这样的编制，来安排人事和计划。

第五处（依一、二、三厅的总次第）我们决定它掌管动员工作。其下第一科主要担任文字编纂，第二科担任民众运动，第三科担任总务和印刷。

第三科请尹伯休[5]担任科长。除此之外，处长和另外两位科长，我们请衡老（沈钧儒）物色并权衡人选，结局是胡愈之[6]任处长，徐寿轩[7]（代表东北救亡协会）任第一科科长，张志让[8]任第二科科长。

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其下的第一科担任戏剧音乐，第二科担任电影制放，第三科担任绘画木刻。

这一处的处长是田寿昌，他动员了洪深来当第一科长，徐悲鸿[9]来当第三科长。只有电影制放科是因袭了前武汉行营政训处的遗产，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10]兼任了第二科科长。

正在组织的途中突然接到“最高”的手令，要新设一个对敌宣传处，由三厅管辖，于是三厅便多添了一个第七处。处长，我们本来想请郁达夫来担任，但那时他远在福建，而工作又迫不及待，便只好改请范寿康担任了。

第七处也照例分为三科。第一科管设计和日文翻译，由杜守素担任。第二科管国际情报，由董维键[11]担任。第三科管日文制作，由冯乃超[12]担任。

这一批处长和科长以及许多的科员，如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13]、张曙……差不多都是知名的文化人，地位是相当高的。就如董维键博士，一般的人或许不十分知道，他便曾经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以厅长而来就科长，可以说是降二级录用了。

当这样的名单拟出时，老实说，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大相信：这些先生们都肯来就职吗？然而结果，除徐悲鸿一人之外，竟毫无例外地都没有问题。单只这一事，也就尽足以使陈诚感到满意，而且惊诧了。但惊诧的倒不止陈诚，而是整个政治部，整个看肖神的国民党党官。

再说，就是徐悲鸿的不肯参加，也是有这么一段插话的。

徐悲鸿那时住在重庆，他接到寿昌的通知，不久也赶到了武汉。但他走错了路，他没有到昙花林来找我们，却跑到政治部本部去了。我接到本部的电话，赶去看他，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陈诚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本来不大熟，寿昌那时也因事过江去了。一见面，我便感觉到调子有点两样，徐悲鸿呈现出一个不十分愉快的脸色。我把情形告诉了他，委婉地请他帮忙。悲鸿说：我不准备做官，我要到广西去，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他更补上了这么一句：我的名字就被利用，也不会用烂。我有点吃惊了。我劝他一道去找找寿昌。他说，要急于上火车，不去了。于是我们便只好分手。

这事情弄得我有点茫然。但我也并不是不能了解：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我揣想：悲鸿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看到陈诚把他请进了部长室，当然也是表示了相当敬意的。但这敬意明白地还不够。尽管怎样忙，为什么不派部汽车送他到昙花林，而要把他一个人撇下呢？

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三　昙花林

昙花林在武昌城内的西北隅，在文华大学的对面。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多，但建筑都很旧，涂上的红油漆都已经快泛黑了。照名称看来，在前大约是什么佛教的建筑吧？这一段古我却没有功夫考过。政治部刚成立的时候，这儿曾做过本部。要经过一条很窄而长的背街才能到达，那条背街只能够勉强通过一部小汽车。大员们嫌交通不便，不久便乔迁了。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地盘便留给了我们。场面真够大，大到尽可以在里面办一座综合大学。

地方尽管大，但三厅的人后来有一个时期却把它挤满了。

各处、各科和秘书室，在编制中正式的名额就有三百多人。加上附属团队：孩子剧团[14]，抗战宣传队四队，抗敌演剧队十队，漫画宣传队一队，还有各科处的雇员、公役、卫士等等，合共总在两千人左右。此外制片厂的几百人和电影放映队五队驻在汉口的杨森花园，还没有计算在内。

空地很多，周围的树木也很多。附属团队在受着短期训练时，空地有时成为操场，有时成为戏场，差不多整天都有弦歌之声在浩荡地激扬着。我们的门禁并不森严，外来群众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不知道的人或许会以为是游戏场了。

但这个僻静的地方，不久便成了敌人轰炸的目标。当敌机空袭的时候，往往在周围投弹，也引起过不少的牺牲。

对面的文华大学是教会学校。因为隔得太近，怕遭殃，便在每一座房顶上画出一面大花旗，作为保护。当时日寇的空袭并不厉害，一切防空设备都有点近于儿戏。昙花林里面，政治部本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防空室，是在空地中象坟墓那样用红砖砌成的。那只可避免一些破片的波及而已。

因此每到有空袭的时候，很多人不肯进防空室，随意在树下或者房屋里躲避一下了事。但也有极少数的人跑文华大学的，胆大者便讥刺为“跑租界”。

不幸的是有一位“跑租界”的却遭了殃。有一次文华大学的一座大教室当头中弹，好些人被炸死，其中有我们一位接近国民党的高级科员。

还有一次，是附近城外的一株柳树中弹。树下正躲避着几位公务人员，全被炸死。我曾经去看过。有两位的脑髓震飞了，只剩下一个空壳。那个炸弹的目标当然也就是昙花林了。

这些人的生命真是有点类似“昙花”，但昙花林本身却是命长，敌弹一次也没有命中过。

四　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三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

这个剧团是在“八一三”以后上海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面的一部分小朋友们所组成的。差不多各省的人都有，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波澜曲折的经过，假使有人把他们逐一写出来，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可惜现在人是老早分散，资料也散失了。但有些小朋友，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学教授或者钢铁般的战士，那是值得安慰的事。

这个剧团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做过很多工作，或者到电台广播，或者到各处收容所里去轮流服务。因此，有一个时期，立群也和他们发生过密切的关系。那的确是一群天才儿童的集合，组织能力强，工作效率高，也很有机智，能适应种种恶劣的环境。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他们化整为零地，装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经过徐州、开封、新郑等地，逃到了武汉。在他们逃到武汉时，我正在长沙。他们先分别向市政府、市党部和什么抗敌后援委员会等请求收编，但那些党老爷们、官老爷们却要解散他们，把他们分发到各处的难童收容所里面去。这，他们是死不愿意的。正当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来找我想办法。这是义不容辞的，而且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觉得比第三厅的组织还要迫切。

我为了这事，专门去找过陈诚，建议由政治部来收编，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三厅。陈诚同意了。这问题便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到后来还有过一些小波折。在一次部务会议上提出这个决定来报告，有些人横生枝节。

张厉生说：那些耍猴戏的娃娃们会做什么！由部里出些津贴把他们安插进各个小学里去好了。

康泽说：要收编，只能作为民众团体，应该归第二厅管辖。

但陈诚大概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威信，维持了原议。

就这样，孩子剧团便得以隶属于第三厅第六处第一科，而成为我们的一个优秀的宣传单位。

他们始终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丝毫也不肯懈怠。他们在武汉，在长沙，在衡阳，在桂林，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由桂林步行到重庆，沿途工作着，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到了重庆之后，也曾到川南、川北好多县份去起过示范作用。然而在时间的进行中，逐步受着限制、迫害、隔离、摧残，而终被解散了。[15]这些都是后事，我在这儿就只能够提示一下这么一个梗概。

五　鹿地亘夫妇

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在九龙的某旅馆的电梯里，由陈烟桥[16]递了一张字条给我。那是鹿地亘[17]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18]逃到了香港，但生活无着，要我给他们想些办法。

我那时抱歉得很，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但在筹备第三厅的时期中，要搞对敌宣传了，这使我感觉到是鹿地的很好的工作机会。

一次在陈诚的公馆里吃午饭，我对他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自己，前后在日本呆了二十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便没有到家。

他开始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这样说道：“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不，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我继续着，“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上了二十岁才到外国去开始学习的，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我顶不高兴，有些人跑到英国、美国去，三两年回来，便装出一个了不起的样子。其实那些都是骗子！”

陈诚笑起来了。他反问我：在目前哪儿去找日本朋友呢？

我便推荐了鹿地。我说：鹿地是日本的反战作家，帝国大学毕业，和冯乃超同期。他现在受着迫害，在香港过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们邀请他，他一定会来，而且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诚立地同意了。于是他和我联名，当下发了两通电到广州去，一通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通给当时的保安处长某，是陈诚系统的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这样便丝毫也没有阻碍，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鹿地夫妇也就安然到达了。

剩下的是他们的待遇问题。当陈诚接见了他们之后，他和我商量到这个问题来了。我提议聘鹿地为设计委员。那时政治部是有一个设计委员会的，安插了很多知名之士，车马费每月二百元。照鹿地的资历来讲，他当然可以做设计委员。

陈诚说：他们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月二百元怕不够用，索性请他们夫妇两位都做设计委员吧。

于是，这一个待遇问题也就决定下来了。

设计委员本有留部和属厅的两种。鹿地夫妇被指定属于后一种，他们在事实上便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在这儿也想说点后事。

他们俩其后留在中国八年，和抗战相终始，在前期的宣传工作中帮了很大的忙，而在后期却受尽了限制和迫害。那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六　典型作风

筹备工作费了一个月的光景。靠着很多朋友的努力和帮忙，整个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计划，以及各种重要的人事问题，大体上都得到了解决。我们确实有把握在四月一号开锣了。

但有一件事情却始终得不到解决。那就是约法三章中的最后一章：事业费的问题了。我很想抓紧着陈诚给我的一句话：少编两个国防军，你总可以够用了吧？

然而我所抓到的，却是最后的那个问号（？）。

根据两个国防军的经费，我请各科各处的负责人订出自己的预算，再汇合起来成为厅的总预算。

大家斟酌损益地差不多费了两个星期，把预算搞出来了。总数是每月事业费七十二万元。这在事实上并没有超过两个国防军的经费。

在第一次在汉口招待全体设计委员共同午餐之后，我坐上陈诚的汽车一同过江。我把两厚册预算书，亲手交给了他。他问我：总数有多少？我把数目告诉了，而他只含着笑说：回头慢慢研究吧。

这一“研究”真个是“慢”而且“慢”，很久没有下文。经过了多方催促，算间接地知道，数目太大了。那么两厚册预算书，我们为图迅速起见，只备了一份，却没有发还，倒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数目既过大，就只好重新改编了。

怎么改编法呢？

在那时我们认为电影的宣传效果是很大的，打算在香港设一个第二制片厂，以便在海外容易取材而且经济。这项的费用在第一次预算中要算最大，部方认为不必要，当然也就只好删去了。其它的工作倒也比较灵活，钱多多做，钱少少做，项目保留，数目缩小，如此而已。

但缩小到什么程度呢？

标准依然没有指示，大家只好又来揣摩着，索性翻它一个觔斗，由七十二万改成二十七万。照着这样的比例，在各种必须保留的项目下，大刀阔斧地砍削。

又费了一星期左右，第二次预算编成了。离开锣期的四月一日，已经没有几天，想迅速得到解决，又由我直接提交给了陈诚。

这一次倒比较爽快，对方把总数看了一下，当面给了我一个回答：数目不要确定，临时由部里开支，不很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还嫌数目太大了呢？经费不确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我有点不大高兴地这样说着。

他迟疑了一会，又问我：是不是可以再削减呢？

“当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兴，那我就得到解放了。”

陈诚又笑起来，他说：“不要生气，让我和恩来他们再商量一下。”

于是那第二次预算书又同样地遭到了石沈大海的命运。

这事对我倒并不是什么打击，反而是一种启示：小处敷衍，大处不放松。这就是反动派的典型作风！

让我也再说一点后话吧。三厅的预算，在工作开始之后，很久都没有成立。一直到武汉撤退、长沙大火，政治部已经迁到了衡阳之后，才得批准了四万多块钱的预算。在这之前，我们一直做的是零工。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从文[19]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但也有的朋友说三厅在武汉时代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轰轰烈烈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情绪。可惜组织民众的权限不在我们手里，而是事事被反动派对消，结果便只能落得个空空洞洞。

[1]又称“愚人节”，欧美地区国家民间习俗，即凡在四月一日这一天做出的许诺可以不加恪守。

[2]朱家骅（1892—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国民党cc集团头目之一。抗战期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中央组织部长等职。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　陈布雷（1890—1948），原名训恩，字畏垒，浙江慈溪人。抗战时期任***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职。　谭平山，南昌起义后流亡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抗战爆发后回国，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3]沈钧儒（1875—1963），字衡山，浙江嘉兴人。一九三五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次年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后获释。抗战期间任抗敌救亡总会主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4]孔庚（1872—1950），名昭焕，字掀轩，湖北浠水人。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参加国民党操纵的制宪国民大会，任立法委员。

[5]尹伯休（1899—1989），四川仁寿人。抗战时期曾任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

[6]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政论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人之一。武汉沦陷后组织国际新闻社，后主编《南洋商报》。著有《莫斯科印象记》等。

[7]徐寿轩（1897—1985），原名永龄，辽宁辽阳人。抗战时期曾任东北救亡总会常务委员、东北挺进军司令长官部秘书处长等职。

[8]张志让（1893—1978），号季龙，江苏武进人。法学家。曾任“七君子”案辩护团首席律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抗战期间主编《抗战周报》、《国民公论》等刊物。

[9]徐悲鸿（1895—1953），原名寿康，江苏宜兴人。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艺术学院院长等职。

[10]郑用之（1902—1982），名峻生，四川富顺人。抗战时期任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等职。

[11]董维键（1891—1942），宇润田，湖南桃源人。曾为中国工人通讯社（cwc）、《中国论坛》中英文撰稿人，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12]冯乃超，抗战时期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员等职。

[13]史东山（1902—1955），原名匡韶，浙江海宁人。电影艺术家。导演有《共赴国难》、《八千里路云和月》等。　应云卫（1904—1967），字雨辰，浙江慈谿人。戏剧、电影导演。导演有《桃李劫》、《塞上风云》等。　马彦祥（1907—1988），浙江鄞县人。戏剧家。曾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队长，导演有《赵阎王》等，著有《讨渔税》等。　冼星海（1905—1945），广东番禺人。音乐家。谱有《保卫芦沟桥》、《黄河大合唱》等。

[14]一九三七年九月成立，隶属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吴新稼为干事长、团长。

[15]一九四二年九月孩子剧团在重庆被迫解散。

[16]陈烟桥（1912—1970），又名李雰城，广东宝安人。木刻家。上海野风画会、上海木刻作者协会组织者之一。

[17]鹿地亘（1903—1982），日本作家。曾任日本普洛文化同盟书记。一九三五年来华参加反战宣传，组织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抗战胜利后回国。

[18]池田幸子（1911—1973），日本女作家。抗战时期参加对日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国，与鹿地亘离婚。

[19]沈从文（1903—1988），原名岳焕，湖南凤凰人。苗族。小说家、古物鉴定家。抗战时期曾提出“反对作家从政”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