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的触角

三厅自四月一号成立以来，到办完了“七七”周年纪念，已经整整三个月了。预算得不到批准，原订的工作计划好些都无法进行。三个月来只做了一些零星的工作，而且是偏重于红白喜事。朋友们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感觉着苦闷，有了工作便忙得不亦乐乎。但等工作一完毕，又静了下来，苦闷却更加深沉了。

我们经常在检讨自己，想改换一下这种寒热症式的作风，而在可能范围内确定一个工作方针。

本来在从上海撤退的时候，文化界的朋友们虽然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往民间伸出去。这一意念，在当时是表现而为文化人的内移。

但内移文化人，除掉一部分去了延安之外，差不多又集中到了武汉。不仅从上海来的，还有远自平津、东北和其它各地来的，结果是使武汉又成为了第二上海。集中着很多的人在一个城市内，已经是一种浪费，何况工作又不容易展开。这岂不是自投反省院，自进集中营吗？

散开，打破这个变相的反省院或集中营的局面，认真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地伸到各地，伸到后方，伸到战区，伸到前线，甚至伸到敌后！

伸到后方去倒是比较容易的。日寇不断的在进袭，不单是水陆并进，而且是水陆空品进。在空中虽然靠着苏联的义勇队和飞机为我们保卫，替我们打过好几次漂亮的空战，但在“七七”周年以后，武汉的被炸更加频繁了。因此，一切公私机关或个人已经加紧在疏散了。文化人中有些向来反对“前线主义”的勇士们[1]，也就更奋勇地在向重庆或成都方面跑去。

更要紧的还是伸到战区、伸到前线去工作。虽然被那些少数的勇士们指斥为“前线主义”，似乎有伤文化和文化人的体面，但为事实所需，这工作倒也决不是嘁嘁喳喳的“批评”所能左右的。问题倒是在——怎样才可以使文化触角伸到前线，伸到战区。

在这儿三厅的存在确实是发挥了一些作用。当时很多勇敢的新闻记者上前线，是三厅在签发通行证。关于这件事情，我相信朋友们都还记得。但除这之外，三厅本身也加强了慰劳前线和伤病兵和抗属的工作，加强了把精神食粮运输到前线的工作，加强了附属团队巡迴各地的工作——在武汉撤守以前，我们陆续送出了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训练着四个电影放映队，而让孩子剧团不断地在后方流动。

假使要用批评的眼光来看三厅，认为它的存在在抗战期间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话，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汉三镇前后所做过的几次轰轰烈烈而却空空洞洞的扩大宣传，而实实在在是在这些文化触角所给予各战区和后方的安慰、鼓励和启迪。虽然由于前方也一样受着限制，工作并不能顺畅展开，而有时还需要有更艰苦的适应，但至少总把反动势力的嚣张牵制着了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人下了乡，受着了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带着舶来气质的新文化本身换上了民族气质。这在演戏或歌咏方面特别显著。这是一件大事，我希望批评家们应该把眼光扩展到这一个圈子里来。

二　慰劳工作

靠着“七七”献金，我们成立了一个慰劳总会，统筹一切的慰劳工作。这个会由公私机关合组而成，是一个民间团体的形式，但事实上是由三厅在主持。会长是陈诚，副会长是马超俊[2]和我。后来移到重庆，由于社会部成立，又加上一个副会长谷正纲[3]。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厅改组，结果这个会便被谷正纲抢去了。

整个地说来，慰劳总会在抗战期间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其所以然的原故，当然要感谢武汉三镇的爱国市民，为了保卫大武汉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心血。武汉三镇后来虽然并没有保卫好，在“七七”纪念之后仅仅三个半月便沦陷了，使三镇的爱国同胞们遭了敌伪的蹂躏，而且受难了七年，但我今天敢于负责的说：爱国同胞的“七七”献金，在慰劳总会的支配下，不仅没有一分一厘的浪费，而且是把一个钱当作了十个乃至一千个在使用的。

在我个人所负责处理的范围内，有几笔大数目我记得很清楚。

一笔是请准了二十万元的外汇，到香港采办医疗器材和药品，这是当时前方所急需的。尤其象奎宁丸，虽然是很普通的药，但受着敌寇封锁，却非常缺乏，差不多宝贵得就和珍珠一样。

那时是阳翰笙和程步高[4]担任了这项任务。同时我还请他们多带了十万元的法币，在广州各地采办普通的慰劳物品，这要算是第二笔。

第三笔是在九月中曾经组织过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南战场是陈诚所主持的第九战区，北战场是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战区。我们用现金慰劳，各战场送了五万元。钱是由慰劳团亲自送到前线交给司令长官的，下落是怎样，我们就不敢保险了。

这三笔经费的用途，主要是出于我的主意，故我记得很清楚。其它六十万左右的用途，都是有过报告的。好在慰劳总会是各机关、各团体所共同组织的，而且还有审计处的代表在内，金钱出纳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倒在个人经手采办物品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揩油。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敢说我们能够绝对保险。

但关于阳翰笙、程步高所经手的一件，那要算是数目最大而且最容易舞弊的一件，却是点滴归公，一本万利，劳苦功高，令人感谢的。

两位的到达香港似乎是九月初头的事，他们把物品采购停当，正要启运的时候，不幸广州突然沦陷了（十月二十一日）。于是我便叫他们索性购买十部卡车，并载足充分的汽油，改由海防入口，把物品运至昆明，再由昆明运至重庆。

这是很麻烦的一段工作，足足费了半年多的工夫才算完成了。

这的确是阳、程二位的一件大功劳，虽然他们在胜利后并没有得过什么“胜利奖章”，但谁能够抹杀这两位的成绩呢？

请想想看吧，他们用二十万元外汇采办的东西，到了重庆，时价已经要值五百多万了。连张厉生都非常高兴，把这件事情向“领袖”报过功，而且在军事委员会的会报上作为政治部的工作夸过大嘴的。

请想想看吧，那些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后来是分成了十一份，十个战区各一份，陈诚替他在恩施办的联合中学要了一份去。[5]各战区的是由一九四〇年南北两慰劳团带去的。那究竟安慰了多少战士？

请想想看吧，抗战中各机关在香港采办的物资，堆积在香港不知腐烂了多少，堆积在海防不知腐烂了多少，堆积在昆明更不知腐烂了多少！然而阳、程二位所采办的物品却确实的到了重庆，而且确实的到了战区。

这假如不能算是功劳，至少总不能算是罪过吧？——嘿嘿，然而妙处就在这里，恰恰是认真办事的人，就是值得怀疑的“坏分子”，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尺度。阳、程两位是太认真了。假使聪明得一点，索性把那些东西吃掉，或者转一个手，或者在昆明什么地方开它一个西药店，我敢于保证：他们一定是获得了双份“胜利奖章”的。

不管怎样，我敢于向武汉的爱国市民们说出这样的一句：你们的血汗钱并没有白费。

三　战地文化服务

当时的战地最感迫切需要的是两种东西，一种是伤病缺乏医药，另一种是精神缺乏粮食。前一种我们让慰劳总会经办了，后一种是须得另想办法的。不仅一般的书报，狭义的所谓精神食粮不能到达前方，就是一般的宣传品也大成问题。照道理说，这应该是后方勤务部主办的。再说小一点，也应该由政治部的总务厅主办。然而它们却偏偏不办。它们所要照顾的是腰包，而不是脑袋呀！

没有人办吗？正好，就让我们来承担吧。因此在一次的宣传会报上，我便提议了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把一切精神食粮和宣传品，设法运到前方，并推荐何公敢来主持这项工作。

何公敢是隶属三厅的设计委员，他有事务才干，三厅的几次预算，都是他领导编成的。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发行的工作，他是国民党所能放心的人，请他来主持战地文化服务处，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结果，我的提议果然得到通过。战地文化服务处成立了，在形式上虽是各机关合办的，而在事实上是隶属于三厅。三厅派去参加这个机构的人相当多，有卢广声、宗君仁、管长原等。还有很多是外来投效的青年，待遇非常菲薄，均甘之如饴。这可要算是武汉时代的一种特色，大凡由各地来的流亡青年，都踊跃参加救亡工作，而以待遇菲薄为荣，愈菲薄才愈荣耀。武汉时期一过，这种情绪便逐渐消失了。

战文处在汉口设有总站，在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处均设有分站，成立以后确实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公私机关的宣传印刷品，可以达到前线而且妥为分配了。尤其在武汉撤守、总站辗转移至重庆以后，战区广泛，而交通阻隔，工作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因为我们有十来辆卡车（有十辆是翰笙由香港运回，有二辆是武汉撤退时购买的），组成了一个交通队，定期分走南北，把这困难克服了。

战文处和慰劳总会的工作是密切地配合着的。卡车载宣传品上了前线，回车便把各地可做慰劳用的物资采办回来，同时也可以替别的机关代运必要的物品。新闻记者要上前线当然也可以利用。因此大家都感觉方便。

然而在国民党的顽固分子的眼中却成了宏大的钉。部内张厉生、贺衷寒之流，起先是制造谣言，说“三厅走私”。但使他们奇怪的是谁也不相信。接着他们又改换调门，说战文处是中共的运输机关，专门替中共运输宣传品。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三厅快要改组之前的一两个月，有一次贺衷寒竟于夜半突然搜查服务处的堆栈，但什么也没有查出。同时又搜查了第二天便要开赴西安的一部交通车，把所有包装好了的书报通同打开了。然而，可怜，大部分又都是三青团的印刷品。这样，就让那位“太保”把自己的清睡牺牲了一个整夜。

顽固派的神经衰弱、疑神疑鬼，老实说，实在是到了可惨的程度！三厅如要把战文处作中共的运输机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何至于要拉何公敢出来做处长呢？何公敢是国民党员，是孤军派的健将，有一个时期他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倒是很接近的。居然要把红帽子戴在何公敢头上，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吗？

然而那些宝贝们是不可理喻的，在搜查事件之后不久，竟无理由地终于把战文处取消了。劫收了我们的卡车和汽油，作为了政治部专用跑城乡两地的交通车，跑不了好久，都跑烂了。

前线上的精神饥饿呢？后来也很少听见人呼吁了。那是有原因的。大家都在武装走私，根本失却了精神，因而也就没有饥饿了。

四　抗剧九队

抗敌演剧队成立了九队，也是“七七”周年以后的事。[6]这是六处田寿昌、洪深、张曙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各地流亡到武汉来的救亡团体的演剧队改编成的，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占多数。胜利以后有两部影片曾风行一时，《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7]，其中有好些情景就是取材于这几个队的。

关于这几队的编成和以后的经历，寿昌曾经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报告，记得在什么戏剧杂志上发表过，可惜现在无从查考。[8]

他们在编成之后到分发到战区之前，在昙花林受过两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些大抵都是意志坚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待遇不用说也是非常菲薄的，然而也一样地甘之如饴。他们在分发到战区以后，所经历的各种艰难痛苦，那真是磬笔难书。他们有的在前线上阵亡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整个队坐过牢（派往山西的第三队被阎锡山关过很久[9]）。经过不少次的改编、淘汰、掺杂、分化，有的番号取消了，有的完全变了质。但有的在七八年的炼狱中一直维持到了胜利以后。这各队历史，假使由各队负责的同志写出来，再集合成为一本书，我相信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朋友们联络一下，订出一个计划来，把这项工作做出。这机会，我相信不久是会到来的。

原队编成时的负责人和分发地点，我现在列表如下（主要是靠着乃超的记忆）：

②抗敌演剧二队首任队长为郑君里，后由吕复接任。

③应为徐世津。

④《沫若文集》第九卷原作“刘曼生（？）”，现据作者修订手迹改正。

⑤应为陆万美。

附带着我想叙述到寿昌所组织的地方剧训练班。

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便能和民间艺人搞得很熟，这是寿昌的大本领。在“七七”周年纪念以后，为了保卫大武汉，他竟把武汉三镇的主要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了。楚剧班、汉剧班、京剧班、评剧班和杂耍，都集中了起来，经受过一个时间的训练。一方面把时势问题和抗战意义向他们灌输，另一方面也想改造他们的习惯，让他们了解一些新的戏剧艺术。

旧剧艺人们是很热心的，平常有什么号召的时候，他们赞助得很起劲。如象演剧献金的义举，他们是不惜功力的。受训的时候，他们也很热心听讲。在武汉撤守时，如楚剧班，抛弃了自己多年的生活地盘，随军撤退，流亡到四川去了。这不是很可感动人的事吗？

楚剧班的队长我记得是王若愚，本来是演丑角的，五十多岁，人很诚恳。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一看见我们便称我们为“老师”，其实我们所能帮助他们的实在太少了。到了重庆以后，他们曾在“一园”长期演出，以维持一班人连眷属的生活，生活是很艰苦的。后来受着压迫，又流亡到了泸县。再到后来便不知道怎样了。

五　抗宣四队及其他

抗敌宣传队四队是胡愈之和张志让负责组成的，比抗剧九队的成立稍迟。队员大抵是从当时有名的救亡团体，如蚁社、青年救国团（一般称为青救）、民族先锋队（一般称为民先）等，所选拔出来的。

抗宣性质和抗剧完全相同，他们所经历的艰苦也真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在三厅改组以后，所有抗宣、抗剧一律奉令改为“抗敌演剧宣传队”，合并而成为十队，[10]他们是真真正正地化合了。

我在这儿仅靠朋友的帮助，把四队的经过简略地写些出来（主要是吴荻舟[11]告诉我的）。

第一队的队长是吴荻舟，起初是留在武汉随部工作的，后经长沙大火，在湖南、广西、广东、赣南各地活动，并且流动到过越南边境。

第二队的队长是何惧[12]，先分配到平江。于武汉撤守后由浙赣路到上饶，在赣东、浙西一带流动。

第三队的队长是郑含华[13]，先分配到沙市、荆门一带[14]，后至老河口、襄阳、樊城以及巴东等地活动。

第四队的队长是徐梓，是派到第八战区的，经过河南向西安一带活动。后来似乎和抗剧第三队合并了。[15]

放映队四队的成立要比抗宣四队更迟，我只记得在武汉撤退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毕业，沿途跟着三厅走，在长沙和衡阳等地都还在受训。

放映队的组织比较困难，因为它至少须得有一架放映机和可以放映的影片，这些都多少要涉及一点专门的技术。而且放映机万一有了毛病，工作便会停顿。因此他们后来只能在陪都附近工作[16]，所发挥的效能没有抗宣和抗剧那样广泛。

这四队主要是郑用之负责组织的，我只记得总队长是欧阳齐修[17]（翰笙的从弟），其它各队的队长我不记得了。队员是由考取收录的，和抗宣与抗剧的性质不大一致。但从这些队员中大约也培植了些电影工作人员出来。

郑用之是以六处二科科长兼任着中国制片厂的厂长的，中制无宁是他的主职。那时设在汉口北郊的杨森花园，原是行营政训处的附属机构，由我们接收了。但我们的接收只是关于业务的一方面，而没有过问它的财政经营；那一方面我们让陈诚的直属——总务厅去和贺衷寒相碰去了。

中制在抗战初期是有成绩的。那儿无论在编剧、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方面，都集中了不少的人才。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电影界的精华，而他们也都是受着极菲薄的待遇，专诚为抗战服务的。就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才有胆量，接受中制的业务督导。

公平地说，中制的影片如《热血忠魂》、《保家乡》和《抗战特辑》[18]，的确是发挥过教育宣传的力量。抗战开始时，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它曾派员去特摄。为了摄制阳翰笙的《塞上风云》[19]，更曾派遣大队演员和工作人员由导演应云卫率领到榆林去，途中经过延安。它和中央宣传部所管辖的中央摄影场比起来，要勇敢得多，而且活跃得多。

但凡是稍有可取的东西，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都是坏的。象郑用之那样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员，和贺衷寒接近的人，主要就为了经济上的磨擦，和陈诚搞不通，和后任的张治中也搞不通。在重庆时还被张治中抓去关了一年，中制被搞得一塌糊涂，已经是无声有臭了。（请注意：并不是无声无臭！）

六　衡山先遣队

在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万一武汉撤守，准备把衡山当作为抗战的大本营。

因此，当武汉开始疏散的时候，政治部便决定把一部分人预先撤退到衡山去，三厅自然也不能例外。

三厅派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各处各科的人都有，是由杜守素率领前去，而同时把孩子剧团也一道带去了。

杜守素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平常称之为杜老。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出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博士的高足，要早我四期。抗战前在上海被反动派抓去坐过几年牢，抗战开始前才得到自由。当淞沪战役时，张发奎担任右翼军指挥，坐镇浦东，要求我们替他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队，由钱亦石任队长，杜老曾任科长，亦石不久病死了，杜老便选升为队长。他在战区里奔波了好几个月才加入了三厅。现在我们又要委屈他带着先遣队到衡山去了。

是的，的确不能不说是“委屈”。衡山在当时仍然要算是后方，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正象要打到火热的时候，谁愿意到偏僻的地方去，过冷静的办公厅生活呢？而且部方的负责人是张厉生（已升任为副部长），他是专门做内部工作的人，谁更能愿意在他下边受冷气呢？因此各处处长谁都不愿意到衡山，连副厅长范扬都不愿意去（他得留在武汉尽“监军”的任务），苦差事便只好落在杜老的肩上。

但杜老也乐意担任这项差事。他虽然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对于国学却有深湛的素养，他在先秦诸子中喜欢墨家的逻辑，而在生活上也颇有那种勤苦节约、摩顶放踵的精神。但他是为了人民大众，而不是象墨家那样为了“王公大人”——他是窦尔敦，而不是黄天霸。这就使得他为了革命的利益，甘愿吃苦，而且仿佛愈苦而愈甘的那样。

先遣队到了衡山，很有趣的是驻扎在文庙里面，一位墨家巨子真真正正地和孔门圣人分庭抗礼起来了。而更有趣的是，杜老的作风竟使部方的张厉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内部工作极有条理，卫生勤务非常整饬，桌上无隔宿的公文，杏坛有漏夜的弦歌，特别是同去的何成湘[20]是把《总理遗教》读得烂熟的人，弄到部方有好些文件都非请三厅拟稿不可。张厉生好几次在纪念周上都当众宣扬，要大家以三厅为模范，学习三厅。而在私下对人赞扬杜老，他说：象杜守素这样的人倒不象个左派，象杜守素这样的人可惜我们国民党太少了。

就靠着杜老这种稳健的作风，使先遣队在衡山的对外工作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阻碍，特别是孩子剧团，在他的指导之下加强了内部学习，而在巡迴工作中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他们在驻扎衡山的短期中，曾经到长沙、衡阳、湘潭等地去做工作。在前曾经蔑视他们是“耍猴戏的娃娃儿们”的张公厉生，也公然看中了他们，每有群众聚会，都要让他们表演表演，仿佛是替他增光的少年先锋队。

当然不高兴杜老的也不乏人。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便是这其中最急进的一个。此外还有少数职员的女眷，她们是从城市里初次下乡的人，和乡下生活是不大容易合拍的，于是便惹起了物议：“奇装异服，妖艳过市。”杜老便不能不加以干涉，于是乎他们也就来个反攻，说杜老“老气横秋，顽固透顶”了。

但杜老这样程度的“顽固”倒是我们大家所赞成的。

在这儿还应该补写出重要的一笔。在三厅成立的当时，有过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为了避免意外的阻碍，除了附属机构之外，不录用女职员。这在当时是为前进的诸大姐们所谅解的。为了迁就，我们大家是受着怎样的委屈呀！

[1]作者原注：这是指的胡风那一批人。胡风跑得最快，上海抗战一开始他就跑武汉，上海一沦陷，他又跑向重庆去了。（本篇最初发表时原无此注。——注释者）

[2]马超俊（1886—1977），广东台山人。抗战期间任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副会长、全国慰劳总会副会长、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次长等职。

[3]谷正纲，字叔常，一九〇二年生，贵州安顺人。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次长、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全国慰劳总会副会长等职。

[4]程步高（？—1966），曾任上海明星公司导演。编导有《狂流》、《春蚕》等。

[5]据阳翰笙《风雨五十年》记述，这批医药经过力争，最后分为十二份，除十个战区各一份外，八路军、新四军亦各分得一份。

[6]抗敌演剧队组建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共十队。第十队成立时间稍迟于前九队，队长姚肇平，分发地为河南。

[7]《八千里路云和月》，原名《胜利前后》，史东山编导，联华艺影社一九四七年摄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分《八年离乱》、《天亮前后》上下两集，蔡楚生、郑君里编导，昆仑影业公司一九四七年摄制。

[8]见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军委会政治部的范围》一文，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月、九月出版的桂林《戏剧春秋》一卷六期，二卷二、三期。

[9]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抗战期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代主席等职。一九三九年底发动“晋西事变”，杀害抗日团体“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干部和共产党人。其时，抗宣三队部分队员被监禁一年零二个月，经多方营救后获释。

[10]抗敌演剧宣传队的十个队由七个抗敌演剧队（第一、二、三、五、七、八、九队）、一个抗敌宣传队（第一队）和由国民党另行组织的两个队统编而成。原有的三个抗敌演剧队（第四、六、十队）、三个抗敌宣传队（第二、三、四队）在三厅改组前被迫解散。

[11]吴荻舟，字采书，号絮，一九〇七年生，福建龙岩人。抗战时期任上海文化界战地服务团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宣一队、剧宣七队队长。著有《烟囱》、《从国际法看中日战争》等。

[12]何惧（1912—1987），江苏常熟人。抗战时期任武汉青救团总干事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宣二队队长等职。

[13]郑含华，又名林曦，一九一四年生，河南新野人。抗战时期任武汉青救团宣传教导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宣三队队长等职。著有《论语说文》等。

[14]抗宣三队成立后即进入第五战区活动，未往沙市、荆门一带。

[15]抗宣四队队长应为卢明德，原名程淡志，又名李光，一九一五年生，上海人。后往第十八集团军三八六旅宣传队工作。抗宣四队于一九四〇年被迫解体，未与抗剧三队合并。

[16]一九三九年九月，电影放映队扩编为十个队，总队部设在重庆中一路。作者兼总队长，郑用之任副总队长。

[17]欧阳齐修，名本德，四川高县人。一九三九年任电影放映队第五队队长。

[18]《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一九三八年四月摄制。　《保家乡》，何非编导，一九三九年摄制。　《抗战特辑》，纪录片，共六辑，一九三八年摄制。

[19]一九四〇年摄制。

[20]何成湘（1900—1967），四川珙县人。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