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沙市

在沙市，我们有一个宣传站，是刘明凡[1]在主持。

二十八日下午到达沙市之后，我们去找明凡，无心之间却碰到乃超。乃超是二十六日的清早从长沙开了一架卡车来接我们的，他早一天到达当地。

根据明凡的报告，我们知道周公和许多要人们于二十五日即到达沙市，留居一夜之后便都渡江南下了。乃超和周公恰好在途中错过。那是二十六日的夜里，乃超到达澧县，周公也到达澧县，但周公和白崇禧受了县政府的招待，宿于县署，而乃超则睡在车上，因此便失诸交臂。这不用说是后来才知道的。乃超说：他到澧县时，县城戒严，知道有什么要人到了，他便根本没有进城去。

和乃超的再见，是很高兴的事。虽然仅仅相隔了几天，但都是透过了一道生死线而来，仿佛就好象二世重逢的那样。

虽然彼此都平安，但可以说多少也是出于幸运。

乃超说，他们撤往长沙的一批，在路上便险些遇炸。二十一日离开汉口后，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到达新堤。那儿的公安局为他们开了一个联欢会。就在这开会的时候，他们的坐船移动了。原来靠船的地点，有别机关的船开去停泊，却被炸沉了。相隔不到半个钟头。这，也只好说是偶然的幸运了。但他们也还好，以后便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到湘阴。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到长沙。二十六日清早乃超便乘卡车来接我们。

——得不到你们的消息，大家都很惦念。依然是乃超在说：谣言很多，沙市的情况也无从知道。有的人甚至说周副部长还留在武汉做地下工作，你们恐怕也无法脱围。来的时候，本来想带抗剧第五队同来的，但洪深认为还须得训练，也就中止了。

沙市的动乱，看起来比武汉还要厉害。秩序是紊乱透了，市面总有好几天没有打扫，商店多只是半开门。但据明凡说：暴风的中心已经滑过去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几天，车滚马腾，天崩地塌，把整个沙市闹得来只有沙而没有市。

晚上，市商会的人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很早的晚饭，并在一座银行的楼上替我们备下了房间。重要的负责人大都走了，只剩下些不甚重要的人物。他们所最关心的，就是——日本人究竟会不会来？这话是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够回答，因为只要他们高兴来，便随时都可以来。

饭后，天色还没有黑尽，我一个人到街上去观光。看到有两三家类似荒货店又类似骨董店的铺面，并没有关门，那却诱起了我自己的一个野心。——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样并不能算是头等的通都大邑的口岸上，说不定会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埋藏着，待我发掘的？假使有得个把殷、周的古器，那才是新大陆呢！

我进去看了，而且仔细地看了。可惜，大抵也都只是一些荒货。但在其中的一家里面有几片砖砚，有的竟有年号。但那样笨重的东西怎好携带呢？为了作为到过沙市的纪念，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面汉镜，又花了一块钱买了一对小铜花钵。这一对铜花钵大约是三五百年前的旧物，身上各有一条龙和一个太阳，底上铸有篆文“内用”二字。该不是明室大内的用品，是李自成南窜时丢在这里的吧？管它的！仅仅一块钱，就作为五金材料买，也并不会亏本。

二　惨目的光景

二十九日清晨，到宣传站去和乃超聚齐，动身往长沙。

时间还早，我便在附近的街头彳亍（街名我失记了）。我发现就在宣传站侧近隔不两家铺面的一栋院子门口有士兵站岗，而从那门口望进去，却仿佛住着一大群乞丐的集团。这使我诧异了，我便索性踱进那院子里去。

我当天穿的是军服，而且还带着证章，这样的装束是企图在路上唬骇唬骇人，省些麻烦。效果立地昭著了，当我一踱进那院子，站岗的便向我立正敬礼，丝毫也没有阻拦。

疑似乞丐的那一大群人，事实上并不是乞丐，而是一批比乞丐还不如的壮丁。那真是一个惨目的光景！那些壮丁们在每一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卫生衣，不用说是暑天穿上身的。本来的白色已经变得和泥土一样了。大框小洞，带片披襟，甚至有的一边袖筒短了一截。大多数是没有穿裤子的。头发和胡子至少有三个月没有剃。每一个人都在冷得发抖。周身的皮肤在土色的质地中蓝一处、紫一处的显些不规则的斑痕。有的人看来连站都站不牢了。有的挤着睡在一团。有的挤着坐在一团。也有极少数倔强的人还在行动着。地上略略有些稀疏的稻草。

这些就是“壮丁”！这些就是准备“执干戈、卫社稷”的我们的同胞兄弟！这受的是什么待遇呀？我真是愕然了。

壮丁们看见我进去，自然也惊愕了一下。但睡着的睡着，坐着的坐着，并没有动。走动着的走动着，也并没有停止。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面，都饱含着一种在饥饿状态中所独有冷焰。谁也没有发出声音。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好久了？一天吃几顿饭？归什么人在管？……我这样问着他们，但谁也不肯回答。我恐怖起来了。那每一个人的眼睛中的冷焰，似乎随时都可以爆发。我不寒而栗了。

退出，向着站岗的我又问了一番，他也只是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一些。但我算弄明白了这一点：那些都是四川送出来的壮丁，在等待什么管区来编队的。

回到宣传站去，我把这个光景向乃超和明凡谈到，要明凡调查一下，并设法干涉一下。

明凡说：那批人从四川送出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早就向那负责的人提醒过，但他们推说没有经费，说经费被四川境内的人吃了。要入了伍才有办法。

乃超接着说：这情形是并不稀罕的。在二月里，由广西送到武汉的壮丁，我是亲眼看见过的，还不是完完全全和这一样？那样的冬天，也仅仅穿一件破卫生衣，大多数没有裤子。那时我们倒发动了一些民众团体，赠送寒衣，局部地补救了一下。但那样，当然也是无补于事的。整个的机构是腐化了。

说来也真是有点伤心，就那样我们据说是在动员，是在抗战，而且我们天天在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我是敢于保证的，在抗战八年中这样被糟蹋了的同胞，所谓由壮丁而弱丁，由弱丁而病丁，由病丁而死丁，比起作战阵亡或为日寇所屠杀的，起码会超过一百倍！

这样的壮丁即使少数残留了下来，编成了队伍，战斗力难道还会强得起来吗？陈诚、刘峙[2]、胡宗南、汤恩伯[3]、顾祝同[4]、罗卓英[5]之流为什么一上阵就只好赛跑，逞腿长，他们的队伍为什么都象鸡蛋一样一碰就破，难道还不能理解吗？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6]，的确是功居一等了！最高统帅，的确是“军事天才”了！而抗战竟公然支持了八年。这，岂不是一个奇迹吗？

不！假如真有奇迹，那倒是笑话了。老老实实的说吧，一点也不奇。那是中国人民另外有一支钢铁一样的队伍在发挥着认真的抗击和牵掣作用。那便是始终在敌后发展着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谁如不了解当时的情形，不妨想想今天的情形。

今天的情形是怎样呢？

日寇那一层阻挡被抽掉了，鸡蛋直接碰上了钢铁。是人民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三　惹得人憔悴

由沙市到长沙足足费了两天工夫，但沿途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

途中经过了一些山路，自然是有些秋景的，如象霜林红叶之类，但没有留下怎么深刻的印象，也没有感触到有什么风景特别秀逸的地方。澧水和沅水是渡过了，所谓“澧有芷兮沅有兰”[7]的那种芬芳气韵，却也丝毫没有嗅到。

我们头一天晚上也是落宿在澧县，是在城外一座鸡茅店里。地方很阴暗，没有电灯。虽然是座县城，但和乡村相差得不远。洗脸的一个旧木盆，也是用来洗脚的，盆脚很高。这，是留在我脑中的很明显的一个记忆。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常德打尖。地方倒很开朗，也曾经受过敌机的光顾。这儿是有一个俘虏收容所的，鹿地亘和廖体仁来调查过。我同乃超也动了一下念头，想去看看，但为了要赶到长沙，便只好作罢。我趁着大家还在休息的时候，也在城里跑了几条街，想买些小型的土产，如象玩具之类，作为纪念。然而玩具之类的东西都是洋货，而且都是粗制滥造的东洋货。我对这买办文明的彻底感叹了一番。最后，只好在一家银楼买了一颗银制的小荔枝。这也是留在脑中的又一个记忆。

过益阳的时候，渡过了资水，在一段高地上有座宏大的白鹿寺，隔江和县城对峙。周围松柏挺立，颇占形势。公路经历其下，是一个站口。我们的卡车也停下来休息了好一会。这白鹿寺据说是李自成失败后逃来做过和尚的地方，照道理当然是值得去登临了。但不幸的是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传说，因此我在心理上起了一种反驳，竟连那寺门都没有去瞻仰一下。

李自成失败后，最后走到通山县的九宫山，仅带着少数随从，脱离了队伍，遂为当地的地主势力所杀害。根本没有经过这儿。他所留下的农民队伍还不少，是由他的高氏夫人和侄子李过率领着，加入了南明，归何腾蛟节制，一直抗清到底。李自成本人那里会中途落伍，跑来当和尚呢？有的人认为这是读书人怀念李自成，本悼惜英雄之念，不忍说他被杀，故假托为僧，予以善终。这样说来，倒好象还是有良心的读书人的一片好意了。但其实是受了奴才教育的无聊的读书人，对于李自成的诬蔑，企图泯灭叛逆者之异志，以直接间接效忠于本朝而已。

三十号晚上已经很迟，到达了长沙。落在离水陆洲不远而和它成垂直的一条街上。街名忘记了（似乎是西湖路），院子名却还记得，是“陶园”。鹿地亘夫妇、尹伯休、罗髫渔[8]、朱洁夫都住在这儿。立群也和他们同住在一道。

大家看见我们到了，自然是欢天喜地的。特别是立群，她赶快关照人去通知周公。她说：周公刚才还打发人来探听消息，他关心得很。他很失悔，不该让你们坐了船呢。……

船是意外迟延了，消息也隔绝了，日子愈长，愈使得大家心焦，都以为我们是凶多吉少，在船上遇炸了。主观上的悬念和客观上的享受相隔得多么远呵！

是的，仅仅十天不见，我看见立群是憔悴了许多。

四　长沙种种

武汉撤守后，长沙暂时成为军政荟萃的地方。就在那十月和十一月之交，“最高”和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长官都集中在那儿，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也移到城东门外来了。从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开过几天高级军事会议，以检讨作战经过，是南岳会议[9]的准备会。但在这个会议之后，军政重心又暂时移到衡山去了。

三厅前后由武汉撤退下来的两批人，在这儿驻扎在水风井的长沙师范学校。那个学校是在教育厅和民众教育馆的背后，学生们早被疏散到别的县份去了。

前一批是由范扬和范寿康率领来的，到得较早。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月的滞留了。但这一批朋友在长沙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是很隔膜的。遗憾得很，我搜不出什么回忆来写。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工作好做的。首先是这儿不是可以做工作的环境。在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之下，潘公展[10]在做着秘书长。那些党老爷们和官老爷们一向就把民众封锁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不允许你外来的人过问。而我们的二范又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过境主义者，他们更不会去争取工作做了。在这样内外相得之下，或许可以说，没有工作正好是一项成绩。

第二批到来之后，却又是疏散工作伤脑筋的时候了。各机关都在闹着疏散，省政府的各厅已先后疏散到沅陵。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则更往南撤，我们三厅也就不能不从事准备了。就在这时我们的那位副厅长的范扬干下了一项小小的“德政”，使我留下了一个很不愉快的记忆。

十二月里，在重庆不记得要开一种什么会，部里派范扬去参加。他便关照三厅的副官处给他备一部卡车。这事我是不同意的。三厅的交通工具原来只有两部小汽车是部里发下的。在武汉撤守之前不久，我采纳了朋友们的意见又买下了两部卡车，以供战地文化服务处运输宣传品之用。不消说在流亡途中也就是用作重要的疏散工具了。摆着那样的一个局面，摆着那么多人员和公物，我们就仅仅靠着这两部卡车和两部小汽车，而范扬却偏偏要调一部卡车往重庆，这是怎么也难令人容忍的。我答应派一部小汽车给他，沿途有汽油站可以加汽油，坐小汽车走长路当然要更舒服一点的。这样吩咐了之后，我和周公一道往衡山去了。不料隔了三天回来，范扬竟逼着副官处把一部卡车开走了。据说他还有十来个朋友，几十件行李，一架小汽车容纳不下。我真是快把肚子都气炸了。我把一位武汉大学出身的姓葛的副官痛斥了一场，他竟流了眼泪。

当然事情也并不能怪他，他只是受了逼迫，而且也没有想到放走了一部车子会有那么严重。因此，我是了解的，他所流的眼泪，并不是表示他自己的后悔，而是表示对于我的抗议。那眼泪的意思是说我过于暴躁了，或许是怪我对于范扬有什么意见，我是在作威作福。

不错，我的性情是有点暴躁的。有时候发起脾气来我自己也不能够控制。但我为了一部车子，为什么要那么暴躁，隔不几天葛副官自己也就明白了。

五　一幕滑稽插剧

我同周公到衡山去，记得是在七号的晚上。那一天晚上是唐生智[11]请客，在城外的一座大公馆里吃了一席很讲究的湖南菜，还吃了有辣味的浏阳豆豉。我们是在那公馆的花园里上车动身的。

说起这一番宴客，倒可是一场错中错的滑稽插剧，回忆起来颇足令人捧腹。

当时有一位唱京韵大鼓的女士，姓名我记不清楚了。——滑稽剧的起因就由于这姓名的误会，而我偏偏忘记了，记性真是太坏。她到了长沙，我们曾发动她在青年会唱过一夜新编的有关抗战的大鼓书。

隔不两天，是五号的晚上，军令部的第一厅厅长刘斐[12]，表字为章，在z总顾问的寓所里和我见了面。他对我说，他见报，看到了某某女士的名字，他是认识的，原本是上海的舞女。但不知几时唱起大鼓来了？

我有点诧异，从那京韵大鼓女士的面容和生活态度上看来，怎么也和上海舞女联想不上。

——你怕弄错了人吧？她不象舞女啦！我很郑重地这样说。

——不，一点也不错，姓名的确是那样，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于是刘为章的要求来了。——好不好把她约来，我们来个跳舞晚会？

刘为章是湖南人，属于桂系，据说他是南京政府的有数的战术专家。他和我在北伐时便认识了，很喜欢跳舞，和何应钦、贺耀祖[13]诸人形成着一个跳舞集团。在武汉时代，他们每礼拜至少要跳舞一次的。有时候是“走国际路线”，在苏联顾问的公馆里举行。有时候却假座江海关码头附近的一座郭姓的广东人公馆，邀请一些名媛淑女参加。不蒙见外，他们也每每请我去“参观”（我是跳不来舞的），但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请立群去跳舞，我自然很明白。

武汉撤守了，将军们逃亡到长沙，跳舞会也就逃亡到长沙。

——好不好呢，刘为章执拗着说：请她来跳舞？我可以去发动孟潇（唐生智的号），让他请客。他的厨子是有名的湖南厨子。我们借机会也可以大吃他一顿啦。

反正我是一位观光者，既有湖南名厨得饱口腹，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我给他说明：我没有多的时间了，在七号晚上，我要同周副部长到衡山去。

——那好，刘为章仿佛自己作主人那样说：我们就定在七号晚上吧。我在七号晚上也是要到衡山去的，我们就连周副部长一同请好了。我们关照大家的车子都集中到唐公馆，吃了饭，跳一会舞便一同出发。好吧？

话就那样决定了。于是七号的晚上唐孟潇果然就大宴其客。有周公，有我和立群，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自然有刘为章。另外还有两位地方上的大员，对不住，名姓我记不清楚了。

唐孟潇在北伐时是经常见面的，但自抗战发动后，才第一次见到。十年契阔了，免不了有一番的叙旧。他颇有点员外的风度，招待起朋友来倒还洒脱得很。

最后是刘为章派车子去把那位唱京韵大鼓的女士接来了。完全不对头！那位四十以上颇为寒酸的江湖女士，除立群和我之外，对于满座的大员全不认识，慌起来了！但也只好作为上宾款待。

弄得刘为章好不尴尬呀，他把我拉在一边去说：不对，弄错了人。

——我原给你说过，怕你弄错了人啦！

——算了吧！我们回头也可以请她唱一曲大鼓，大鼓。……

我在肚子里实在好笑。但得多谢这一错中错，那晚的湖南名厨的确不错。尤其是那浏阳豆豉。因为立群说：那实在好吃。唐孟潇便立地命人送了我们两罐。

六　纷乱如麻

从唐公馆动身往衡山，周公让我和他同车。刘为章为了好谈话，也让他的小汽车和卡车吊在后面，坐上了周公的车子。是很晴明的月夜。但离长沙不远，在一处幽暗的山道上，对面一部卡车象狂牛一样跑了来。这边连忙避让，连车头都让出了公路，结果终竟被碰上了。算还好，只碰坏了车门的把手。假使略略错前错后，要不碰伤前面的司机，便会碰伤后面的周公了。

狂牛卡车还想逃跑，但它却陷入了重围。后面有刘斐的小汽车和卡车挡着，前面又追来一部卡车，原来也是被狂牛碰伤了，赶来追究的。狂牛在前头刚好碰了车，不负责任地慌张而逃，又碰上了我们。不足五分钟它便闯祸两次。但那样的事情是常见的。那是后勤部的车子，后勤部多把一些应急的学兵来开车，时常在公路上闯祸。

周公的车子被拉回长沙去修理，我们自然又改乘了刘为章的汽车。

到衡山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为了要和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周公是有更重大的使命的，我记不清楚了。

照原先的预定，在武汉撤退后，衡山是要设立大本营的，军事当局留在前方指挥作战。因此所有军事委员会的各个机构便须得有一番新的部署：留一小部分人参加大本营，把大部分的人转移到重庆。三厅自然也就不能不作这样的准备了。

第二天在衡山半麓的一处风景区，一座临着山谷的小洋房里遇着了陈诚。古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在当时却有了一个新的灵感，是“天下名山陈占多”。大约他也是沾“最高”的光吧。真是名山有主，仿佛只要是风景区，总会有陈诚的份。

然而，计划却又有了变更。据陈诚说：大本营不再设立了，还是保留军委会，可能分设西南、西北两行营。西南行营设桂林，西北行营设兰州，军委会仍驻重庆。三厅也得分为三部分。留在本部的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存四科。他叫我就照着这样的步骤另改编制，但一切人事问题，等撤到桂林之后再说。

这不用说又是一个伤脑筋的大变革。但我们只好照着命令准备，不好有什么推诿了。只要肯认真抗战，这种精兵简政，分头并进，倒也似乎更要合理些了。

九号回到长沙，久有辞职之意的胡愈之，趁着有改组的消息，便在这时离开了三厅。

十号岳州失守，长沙的情形更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竟连公安局的警察都在开始撤退了。

三厅呢？情形是同样纷乱的。人太多，公私行李在两千件以上。除本厅之外还带着四个放映队和几个演剧队。放映队在训练中，演剧队有些是从战区退下来的，也须得从新分发。这纷乱如麻的错综，把我们一群文化人弄得来实在有点无法应付了。

最伤脑筋的是交通工具的缺乏。火车虽然照常在开，但已经麻痹了，供应不灵，不容易轮到我们名下。公路车更是少得可怜的。孙师毅从汉口开来的一只小火轮，他虽然还把它保留着，自己甚至在船上办公，但因上游水浅也不能再使用了。两部卡车被范扬开跑了一部。两部小汽车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拿着这些伤脑筋的问题，首先便把主任秘书的孙师毅累倒了。孙师毅是工于设计的，他的计划书经常是满满一提包，因此“孙师毅的提包”很有名，在我们圈子中是常常拿来开玩笑的。但这一次的提包却泄了肚子。

在得到大家的同意之后，十一号晚上孙师毅便乘着一部小汽车先走了。同车的有夏衍、池田幸子和立群。他们是先到桂林去，为三厅布置一切。

怎么会有夏衍同车呢？在这儿请让我简单地补叙一下。

夏衍是《救亡日报》的主笔，在广州沦陷的那一天清早，他才和报社的同人们由广州步行逃出，在路上走了十天走到了桂林。他把同人们寄留在桂林之后，又由火车来到长沙，是八号[14]到达的。

夏衍在长沙期中，就和师毅两人同住在那只小火轮上。正逢着这样纷乱如麻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连静下来谈话的机会都没有，又匆匆让他先回桂林去了。

[1]刘明凡，一九一一年生，湖北人。

[2]刘峙，抗战期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等职。

[3]汤恩伯（1898—1954），原名克勤，浙江金华人。抗战期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等职。

[4]顾祝同（1892—1987），字墨三，江苏涟水人。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等职。

[5]罗卓英（1896—1961），字尤青，号慈威，广东大埔人。抗战期间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远征司令长官等职。

[6]何应钦，抗战期间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等职。

[7]语见《楚辞·九歌》。

[8]罗髫渔（1902—1988），四川古宋人。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第三科工作，后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

[9]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二百余名高级将领在南岳衡山举行的军事会议。

[10]潘公展（1895—1975），浙江吴兴人。抗战期间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副局长等职。

[11]唐生智，抗战爆发时任南京卫戍司令，南京失守后避居长沙，开办耀祥书院。

[12]刘斐（1898—1983），湖南醴陵人。抗战期间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等职。

[13]贺耀祖（1890—1961），字贵严，湖南宁乡人。抗战期间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长、重庆市市长等职。

[14]据夏衍《懒寻旧梦录》，夏衍抵长沙的日期为当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