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最初发表时题为《告读者——〈抗战回忆录〉后记》，收入一九五一年上海群益出版社排印单行本样本时改为今题，并于文末增补了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所写的一段文字。

感谢朋友们的诱掖和鼓励，让我写出了这十几万字的《洪波曲》，现在是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了。

为了适应于日报的连载，分章分节来写是预先决定的。每节不能超过千五百字，而在每一节中须得构成一个小的中心，使它自成段落，也是预先决定的。开首写的一两章偶然写成了每章六节，因此又自行套上了一重枷锁：以后的各章都写成六节。节自成段落，章自成段落，这确是太把自己苦着了。

资料很缺乏，当年的日报和杂志一份也没有在身边。从前偶尔记过的一些日记，但都散佚了，有的也不在身边。因此，唯一的资料差不多是全凭自己的脑子中所残留的记忆。就象挖煤的一样，每天从自己的脑子里尽量的挖。然而存煤实在有限，挖出来的又多只是些碎屑，没有斤两。

当年共事的朋友们，寄居在香港的实在太少了。要想请教也无从请起。旧时的生活太狭隘，反动方面的资料除自己的直感或旁敲侧击之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日本方面的情报更感缺乏。因此有些推测，未便绝决地写出。例如在长沙大火后，我估计敌人必曾有比近卫声明更露骨的引诱和行动，如密使往还之类（这在后期是司空见惯的事）。

就因为这些，文字实在不容易写好，写得也很吃力，我实在厌倦了。大体上只写了一九三八年这一年的事，这可以说是在蒋管区抗战的高潮期。这倒可以成为一个段落。移到重庆以后，一切的情形更加变坏了。因此，我要请读者原谅，我就在这移到重庆之前把笔放下。

有很多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我非常感谢。乃超和立群是帮忙最多的，有好些事是靠他们的手记或记忆而写出的。

多谢各位读者的耐心，多谢《茶亭》编者和《华商报》一切朋友们的厚谊，我们每朝相对谈心者三个多月，现在要暂时告别了。敬祝各位健康、愉快、进步。到明年——也差不多就是明天，一同歌颂人民的新春！

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我离开香港赴解放区的前三天，是那天清早把全部赶写完的。为了掩饰我已经离开香港，不要让文字在副刊上中断，匆匆忙忙地多写了一星期左右的分量留下。

真是快，一转眼今天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后的第三日了。仅仅相隔两年，所写的东西，读起来就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1950年10月3日于北京

〔本篇注释者：蒋锡金　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