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撤退——再撤退

搞文化工作的人，平常摇动笔杆和嘴唇的时候，似乎也还能头头是道，但临到艰剧的时候，却是捉襟见肘了。

三厅的从长沙撤退便给予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首先是我自己毫无应变的才干。平时一切事务上的工作都是靠着朋友们执行的，到了变时，朋友们不能应付，那我就更加束手无策了。

照现在说来，当时就呆在长沙，不撤退也未尝不可以，为什么要那样“庸人自扰”呢？但在当时却谁也不能预料到敌人的行径。敌人在十号占领了岳阳之后，他如要长驱直入，谁也是不能阻挡的。长沙不是连警察都已经撤退了吗？

我们的撤退本来是预定的程序，比起任何中央机关来，已经要算是最后的了。十号起交涉火车，没有办法；交涉公路车，也没有办法。十一号清早，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于是便不能不下最后决心，自己想办法了。

幸好周副部长在长沙，他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才连夜连晚地亲自督率着，决定了一个撤退的计划。

他把人员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的人走路，步行到湘潭。另一部分的人可以到车站上去候火车，据传十二号有火车开出。

行李也分成了两部分。笨重的公物由火车运，轻松的由卡车运。私人行李，每人只准带两件，一律由卡车运。卡车，这时我们又有两部了。在十一号我临时买了一部破卡车，虽然又哑又瞎，但机器还能用，还可以在公路上滚动。在这之外，又把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部借来帮忙半天。就靠着这三辆卡车，在长沙与下摄司之间，来回搬运，到搬完为止。火车行李由坐火车的人押运，卡车行李由各单位留下负责的人押运。

出发是第二天清早。这一天是***的诞辰，我们在操场上还举行了一个纪念会。周副部长讲了话，并趁着这个机会替走路的人详细地给了行军的指示。他要大家特别注意，因为敌机可能来空袭。行军时不可密接，要保持着相当的间隔，须时时照管空中，万一发现敌机，便须得迅速散开。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我这里只能记得一个梗概。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象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

纪念的仪式完毕了。走路的由田寿昌领队，坐火车的由范寿康领队，各自分头出发。行李的处理，由洪深作总提调，并尽可能与两队的人员保持联络。我和少数的人如象张肩重、张曙也留在最后，帮忙照料一切。

照道理，我们的撤退，应该可以做到有条不紊的理想的地步了。

二　“风平浪静”

三部卡车在公路上来回搬运，各各来回走了四次左右，天已经黑下来了。

周公在清早给了大家指示之后，还时常到水风井来查看情形。他看到一切是照着计划在进行，行李已经运走了四分之三，在火车站候车的人们虽然还没有动身，但晚上准有车可以出发，他是感觉着可以放心了。九点钟左右，他还同陈诚、张治中们通了电话，探问前方的敌情，都说没有什么动静。特别是张治中，他所说的话，周公还照样转告了我们。

——张文白说：“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他接连说了两个“风平浪静”呢。今晚上大概不会出什么岔子了，文白还邀我到他那边去闲谈。

探听了前方的消息，周公算更加放心了。他已经两晚上没有睡觉了。他告别了我们，要回办事处去好好地休息一夜，明天清早动身。

夜境的确是风平浪静的，我们的人是快要走光了，行李也剩不了许多了。忙了一整天的局面，看看是到了终场的时候。长沙师范的校舍毕竟还是宽大。

市面也一样风平浪静。虽然警察撤走了，但在戒严期中，街上早就连人影都没有了。一小部分的党政次要们清早在教育会坪举行总理诞辰纪念大会，原宣布在晚上要火炬游行的，但也没有影响。大概准备没有周到，停止了吧？

肚子饿起来了。清早吃了一顿早粥之后，伙夫们已经跟着出发。中午在街头胡乱吃了一些东西搪塞着，但没有考虑到晚上的事。到了晚上来，却什么也买不到了。

洪深是有准备的。他从外表看来好象是一位粗线条的人，做起工作来很紧张，也很能敢作敢为，不怕得罪朋友，但他同时也很仔细，在猛勇冲锋的时候，好象同时连退路也是考虑到了的。周公这次把他挑选来作为撤退计划的执行人，真要算是适材适所了。他尽管忙了一天，他却早买了烧饼来在那儿当晚饭吃。

肚子饿，看着洪老夫子拿着烧饼在啃，似乎比受电刑还要难受。自己感觉着能力实在太差，不仅没有本事照顾别人，竟连自己的衣食住行都照顾不周到了。文化人的可怜相哟！

是要想个办法才行，我悄悄走向那邻接着操场的大厨房去，想找些残羹剩饭来缓和一下肚子里的内乱。

厨房里的电灯还是辉煌着的。但我一进门，立刻便看见了张曙。他已在那儿向碗柜里搜查了。

——什么东西也没有！真是收拾得好干净呢！张曙向我发着失望的声音。

我也进行着再搜查：假使有些米，我们也可以自己煮些粥吃的。嘴里说着，心里也有些自负：日本生活前后过了二十年，烧火煮饭的这点本领还有。

所有的缸罐都看完了，除掉水缸里还剩着些水之外，一颗米粒、一片菜叶都找不到。伙夫们真是了不起，简直是坚壁清野啦。

但可万幸呵，最后我有了一个大发现！我发现在一只大木桶的底子上还剩下些清早吃剩的残粥。出发时太迫促了，吃了饭没有洗桶。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曼那”[1]了。

当然，也还得讲讲卫生，张曙把残粥刮进锅里，我便在灶下生火。

总得有点盐味才行呀，但连盐的残屑也没有。

——呵，皇天不负苦心人！张曙忽然大声叫出，原来他从碗柜顶上一些陈年的废积里面找出了一牙盐姜，那湖南的名物，切得象云母一样的盐姜。姜的本来的红色都已经翻黄了。张曙把来洗干净了，劈了一半给我。

啊，那滚热的稀饭和多么鲜味的盐姜呀！

三　良心的苛责

十二点钟的时候，张曙把放映队第三队的大部分行李押走了。行李就只剩下第三队的一小部分和第四队的全部，另外还有一大桶汽油。只消再来一趟卡车便可以运完了。

这时候，行李已经完全搬出街头。张肩重[2]在外面看守，洪深在内面守着电话。我则时而跑进跑出地两头照看。在火车站候车的人时常有电话来，等了一天，火车都还没有开。但军事上并没有什么消息。

戒严着的，连人影都没有的街头，渐渐有些异样了。有些穿蓝布制服的警备队三五成群地出现。奇妙的是有的人提着洋油桶，有的人又提着小火炉，身上都挂着步枪。在我们搬行李上车的时候，这样的人已经来催过我们。——快点吧，是不是快完了？我们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不做声，又各自走开了。

一点钟后，立在操场上看见市内有两三处起火，敌人进了城吗？但又听不出枪炮声。洪深所守护的电话，失掉了作用，和四处的通话都不灵了。我又到街头去看。这时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更多了。有的其势汹汹走来干涉我们，问我们是什么机关？有的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枪托去撞各家人家的门。我更走出大街去看，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每隔十家光景便是一队。一样的装束，一样背着枪，提着洋油桶和小火炉。街头的火已经更多了。天心阁都燃起来了。天心阁是长沙城内最高的地方，那儿一起火，便好象是举起了烽火的一样，全城的火柱接一连二地升上。三五成群者更加活跃起来，撞门的撞门，开桶的开桶，都在准备放火。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大胆地喝问着。

——奉命放火！那些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敌人进了城吗？

——早就杀过泪罗了！

火头愈来愈多，我赶回学校去，洪深也从校内走到街头来了。我们估计，两部卡车在几分钟内便可以回来，火车站上的人是须得去把他们救出的。我和张肩重便坐上小汽车想赶到车站去叫等车的人赶快回水风井，以便搭卡车逃难。

然而火势齐头爆发，一霎时满城都是大火。通向车站的街道，两边夹成了火巷。我要司机往前冲去，司机几乎要骂起我来了。

——冲！你想做肉弹子！这瓦斯令[3]经得起大火里一烘，你的车子还不炸？

谁有办法呢？一街都是火海，一街都是人海，一街都是车子海！

放火的人似乎很有计划地为逃难者开了一条路，有那么一条街却没有放火，人和车子就象流水归了槽的一样都涌向这儿。车子便立地陷入了重围，只能进，不能退。进，也是象蜗牛一样，慢慢在地面上梭动着。

——糟糕！车站上的人怎么办呢？洪老夫子呢？周公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们呢？我就这样各自先走了？

坐在车子上不断地受着良心的苛责。

沿途的情景真是惨目。公路上拥塞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条的，背着老年人的，负着伤的，怀着胎的，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喇叭不断地在叫，车子不断地在撞，狼狈的情形真是没有方法可以形容。

这样撞了一个半夜，在天亮的时候车子撞到了湘河边上，过河就是下摄司了。河上只有一架渡筏在渡车，连夜不停地。我们的车子接上去的时候是第二百七十九部。

自己是逃出来了，但就好象临阵脱逃，犯了一次大罪的一样，心里老是受着苛责。

周公究竟怎样了呢？洪深怎样了呢？车站上的人怎样了呢？那里面是有乃超和鹿地亘的。假使他们有了什么短长，我为什么却只顾到了我自己？……

四　第三次狼狈

靠着张肩重的奔走，和押运行李先到下摄司的人接上了头。

接着和周公、洪深也陆续见面了。

周公是同***一道逃出的。八路军办事处已经疏散就绪了，剩下周公和剑英两人打算静静地休息一夜。他们太疲劳了，睡得很熟。在大火中被闹醒了，想从大门出来，停在门外的小汽车却不见了。再折回后门时，后门附近也着了火，两个人两手各提着一只重要的提箱，便从大火中冲出。走到半路上才搭上了我们的一部卡车。

洪深是乘着那部又哑又瞎的破卡车逃出的，剩下的行李已经来不及装车了。他乘在破卡车上，据他说：一手提着铅桶，一手拿着个手电筒，时而打打电筒代替头灯，时而敲敲铅桶代替喇叭。开到半途，卡车抛了锚，便把它丢掉，走路赶来了。

周公十分愤慨。他向来是开朗愉快的脸色，对于任何人，处到任何难局，都绰有余裕的恢宏的风度，在这一次，的确是表示着怒不可遏的神气。汽车不见了，还是小事；长沙烧成那样，不知道烧死了多少伤兵、多少难民，而敌情怎样却是一点也不清楚。这些，我相信，就是使得他不能不愤慨的原因。

他把处理三厅的意见向张肩重指示了一番，于是又拉着我和剑英两人乘着卡车，折回长沙去，想探看一下究竟。

公路上的车子跑完了，逃难的人还在路旁拖着疲倦的脚，但也没有初出长沙时象水破闸门一样的拥挤了。铁路上有一串列车被两个车头拖着，象恐龙的角鳍那样，车外都载满着人，在慢慢地爬。

我们折回到离长沙不远的一段高地上，那儿是有一座关帝庙的，大火正在加紧燃烧。长沙全城笼在一丛火烟里，那火烟的威势好象要把整个的天宇都吞灭。

——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的。周公感慨着说：假如敌人是进了长沙，那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

再前进也探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又乘上卡车折回了。沿途收拾了不少三厅的掉队的人。我们发觉，我们的撤退计划的另一部分也意外地失败了。

这一部分的失败，领队的寿昌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寿昌是长沙人，平时的生活很重纪律，能走路更是有名。

他自加入三厅后，始终都穿军装，马裤上套一双长统马靴。在厅里每天一清早起来便率领着第六处和附属队的朋友们作早操，早操后再开始办公。对于他的军装和早操，有好些过惯了浪漫生活的朋友在背后还说过一些闲话。

其实能这样整军经武，作为一个文化人，用以矫正文弱的积习，倒是值得称赞的。因此在撤出长沙时把步行的队伍让他领率，大家都觉得他能胜任。临行时他的气宇很轩昂，也充分表示着他有胜任的自觉。

然而文化人的积习毕竟太深，尽管有全身的戎装和马靴也管勒不住。***诞辰那一天，天气很好。队伍一出城，一和大自然的风光接触，于是文人气习便解脱了羁绊。据说，沿途都在游山玩水，遇到有什么风景好的地方，便停下来流连流连，或绕道去牵就牵就。有的人又喜欢照相，第六处的摄影同志随处在拍照，以留纪念。就这样，一个队伍弄得五零四散了。

这一失败，严格地说，比大火中的狼狈还要厉害。有好些走散了的人，或者跑进了湘潭城，或者呆在沿途的农家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到了第三天，才把他们收集齐了。

坐火车的一批是十三日的晚上才到达下摄司的，他们的遭遇又是别一种狼狈的情形。

据乃超告诉我，火车是在大火当中才开出来的。开车的时候有好些伤兵在车站上打滚，想爬上车，但没有办法搭载。车由两个车头拖着，爬得很慢。有的地方两边两岸都是火，车就从那火巷中爬出。坐在车上的人，只好把头埋着，连脸都炘得不能忍耐了。一车子的炮弹和汽油，幸亏没有爆炸。长沙车站丢满了东西，我们的笨重公物，不用说也全丢掉了。

五　收容和整顿

十四那一天就停在下摄司，费了整天的工夫从事人员的收容和行李的整顿。

这一天的工作也全靠着周公的指挥和调度，从再度的混乱中又整理出了一个眉目。

我们的确是打了一次大败仗，不是败于敌人，而是败于自己。

洪深是受了嘉奖的，他有应变之才，能胜任繁剧。周公又指定他作为计划的执行人。他执行得也颇有快刀斩乱麻的风味。当其整顿行李的时候，他把各处科的好些公物一火而焚了。私人的行李也限制极严，决不容许超过两件，也决不容许超过斤两。后来有好些人批评他，怨恨他，说他毁弃了不少重要的东西。甚至于还有人这样说：那样的整理法，谁又整理不来？但这些闲话都不过是哥仑布的鸡蛋[4]而已。

要在事后来说话，人人都可以做诸葛亮。你尽可以说，连从长沙撤退这件事，整个都是多事。因为敌人根本没有进长沙。但在当时谁能预料呢？当时的情势，一切都是天变地异。敌人要来，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因此，当机立断，正是当时的要求。假如有聪明的朋友，能在这失败中得到了学习的机会，那倒会是获益不浅的了。

当天也是晴天，时而有敌机飞来侦察，我们的人员便散布在田野里，守看着眼前的公路上进行着宏大的车辆展览。真是各种各样的车子都有。小汽车、卡车、炮车、坦克车、指挥车、装甲车，平时所不容易见到的东西都展开在眼前。有载探照灯的，有载高射炮的，也有载着沙发椅的，殷殷洪洪，烈烈轰轰，把公路地皮辗进了心骨，黄尘一直蒙上了公路树的树顶。

为什么敌机不来轰炸？这倒是一件怪事啦。——事情是后来才知道的，在大火后四天，敌人方面没有关于长沙的情报。四天之后，我们去从事长沙善后，他的广播又才开始提到长沙。从这来推测，大约在大火当中敌人的情报网也被烧掉了。这，或许要算是不幸中之一幸吧。

关于周公的汽车，在这儿有一段小小的插话。

在大火中以为失掉了车子，事实上并没有失掉，而是在车上睡觉的司机，一觉醒来看见满城大火，他怕汽油爆炸，便死命开走了。开走后没有办法开回，便只好逃跑了出来。

这真是一部数奇的汽车，在前我们同赴南岳的时候被碰坏一次，这回在大火中受了虚惊，停在下摄司，就在十四日的晚上又真真正正被人偷走了。——偷车的是后勤部的人，偷到了桂林，后来在桂林才被查出。

十五日全体人员到达衡山，和原驻衡山的三厅人员合流。

在衡山驻了一夜。十六日的清早在一座很宏阔的庙宇里整队，准备向衡阳出发。这个庙原是第二厅驻扎过的地方，二厅已经撤往衡阳。庙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只记得庙前很空阔，有一条宽大的溪水横流，庙里驻的是道士。当我们在那儿聚集着等待整队的时候，老道士一人捧了一个小皮箱来献给我。据说是在防空室里捡到的，恐怕是二厅丢下的东西。

我们把小皮箱打开来看了，的确是二厅遗留下来的。那内容的重要可以说是二厅和二厅厅长的全部生命——二厅的关防、官章、厅长杜心如的私章、密码电报若干种、军委会的电报用纸及其它。丢掉了这样重要的东西，假如是在清朝当年是会丢掉脑袋子的。衡山隔长沙那么远，而二厅的狼狈情形，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到了衡阳的时候，当然都奉还了。不过我还可以保证，他们一定会把密码电报大大地改编过一道。

整队向衡阳依然是由于交通工具不够，要一部分人走路。在这一次的领队原已决定由黄埔二期的尹伯休来担任，不幸地迟了刻，于是临时又改由洪深担任了。这一次便再没有掉队的情形。受了名誉处分的伯休，是有一半功劳的。他自告奋勇去打前站，打尖宿营，都做得井井有条，真可以说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六　长沙善后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5]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员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十八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鄷悌，警备第二团长徐崐，公安局长文重孚。[6]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三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政府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白在十二日上午九时，曾接到***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行政处分只在平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政府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十六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十七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十九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去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政府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的学生，经过了几天的坚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了起来。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那得让人民的创造力去自谋发挥；而为了减少磨擦，也得早让那些党老爷们去部署他们的威福。

长沙经过大火，大概烧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们住过的水风井却没有烧掉。长沙师范里面我们还存着一大桶汽油，竟依然无恙。这大约是我们走得迟，放火队被阻碍了的原故吧？

我们是二十六日回三塘的。在这之前，我应平江张发奎之邀，曾偕乃超、寿昌二人去访问过他一次。那是二十四日的事。当晚由张作向导，同去看过一次杨森。那位多子将军送了我们好几根茶树根子的手杖。他谈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观音的人在酝酿反战运动，也谈到一些下级政工人员不守纪律，专做特工，一遇紧急，便先行逃跑。仿佛抗战不力就只有那些迷信的地主和特务的政工那样，我们也姑妄听之而已。

但两位将军和我一样都有点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却停止了进攻？

[1]作者原注：《旧约·出埃及记》所说的天降的食品，原文作manna，可能是一种菌类。

[2]张肩重（1908—1989），又名坚仲，四川富顺人。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职。

[3]英语gassolin的音译，即汽油。

[4]哥仑布（c.colombo，约1451—1506），通译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传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有人在一次聚会时对此事不以为然，哥伦布未直接反驳，而请此人把一只带壳的熟鸡蛋竖立在餐桌上，此人未能立住。哥伦布乃把鸡蛋偏大一端向桌面轻轻一磕，壳破蛋立，然后答道，尽管这个办法简单之极，却并非人人都能想到。

[5]库图索夫（м.и.кутузов，1745—1813），通译库图佐夫，俄国元帅。一九一二年法国拿破仑一世发动对俄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为保存俄军实力曾采用战略退却，放弃莫斯科，使法军陷入空城，从而转败为胜。

[6]鄷悌（1903—1938），湖南湘阴人。时任长沙警备司令。徐崐（1906—1938），湖南新宁人。时任湖南警备旅第二团团长。文重孚（1903—1938），湖南益阳人。时任长沙警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