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卫[1]声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广州和武汉之后，便很踌蹰满志地没有再加紧进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师者上也”[2]，那批矮腿邪眼的孙子高足是在那儿实验着不战而屈人了。这意识很鲜明地表现在近卫的两次声明里面。

第一次声明发表于十一月三日，在武汉撤守之后，长沙大火之前。很简短，文不过三段，字不过五百，然而却很扼要而有斤两。

第一段一开首就这样说：“帝国陆海军，此次仰赖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广州及武汉三镇，戡定中国各要地，国民政府由是降为地方政权。”很值得玩味。这是说征服中国的大功业已告成，所谓国民政府是值不得作为大规模的军事对象了。故接着便下一转语：“但该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这更明明是替“该政府”指示出了一条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无所谓，因为你已“降为地方政权”，无足轻重。最要紧的是不能“容共”！

第二段申述所谓“建设新秩序”，要“由日、满、支三国相互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达到共同防卫，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权”指示出了今后的任务：“共同防卫”——反共反苏。

路子已经开好，“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第三段），招降纳叛，明目张胆了。“另由其他人员”，看来好象是把***、汪精卫都除外了，其实这儿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军事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方面便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一切进步分子了。

这一政治攻势异常猛烈，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就是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满五百的东西决定了“地方政权”今后整个的动向。

汪精卫是被诱引出去了。这位“副总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飞出重庆，二十一日又飞出昆明，飞到了越南的河内。接着是二十二日近卫又有第二次声明，更索性把“共同反共”的要求提出了。“共党在东亚之势力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认为日、支两国为表现日、德、意三国之反共精神，亦应有必要成立反共协定。”“日本为达到此项目的，要求在华驻兵，并要求将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地带。”于是而有汪“副总裁”的艳电[3]（十二月二十九日）响应，公开通敌，赞成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副总裁”是这样了，另外一位“正总裁”是怎样的呢？作风是不同，脚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却同是一出戏。自从武汉撤退以后，一直就是积极防共、消极观战，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证明吗？

在武汉时代本来决定在撤守之后要在衡山设立大本营，继续积极抗战。后来这个计划无形无影地打消了。这不是比汪精卫的艳电还要更有实质的响应吗？

长沙大火之后，也还开过一次堂皇的南岳会议，决议了好些方案，象煞有介事。当时曾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口号，“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我们做宣传的人竟曾为此而大感高兴。但在今天看来，从此纸上抗日、事上反苏，不就是“宣传重于作战”吗？防共积极、抗战消极，不就是“政治重于军事”吗？

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得可爱了。

二　流连南岳

南岳会议是在十一月尾上召开的，我只是在闭幕的一天赶去参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场面。我当时倒有过一点惊异，在抗战应该吃紧的期间，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将领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参加的人，粗略的估计，总怕起码有三百，都是一些将官阶级。这些人在紧急的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来从容论道，不认真是一件奇事吗？

会闭幕后，当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们却被留了下来：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闭幕辞，要我亲自带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须“文胆”陈布雷整理。这一整理费了很多时间，不仅当天夜里没有弄好，连第二天一个大清早都没有弄好。因此我们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岳。

那篇闭幕辞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东西，那儿空空洞洞地没有说到什么，重要的只是谈了一个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初练水师，一战为太平天国所败，想扑水而死，为部下所劝止。嗣后乃返衡阳练兵，才转败为胜，终把太平天国平定了。（因手中无书，说不定有些错误。）由这便搭到对日抗战。虽然战败了，不要气馁，要学曾国藩再接再厉，收到最后胜利。这个故事的征引实在不伦不类。抗御外侮、转败为胜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他不肯举，而偏偏举了一位内战专家、民族叛徒的曾国藩。尽管多少是有点本地风光，但那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励内战吗？

但我们实在太天真了，要专候整理，并象赍送圣旨一样，专送桂林，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牵连着多住了一天。

不过有了这一天的耽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登了一次南岳。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议的了，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周公、贺衷寒和我，我们三个人约着去登山，都相约不坐轿子。这倒给我留下了一个意外的纪念。

南岳衡山是被人传说得十分庄严的，古代作为五岳之一，祭秩比于三公。特别是有了韩愈《谒衡岳庙》[4]的那一首诗，在读书人的脑中，仿佛它真象是一个“天假神柄专其雄”的神物，时常在“喷云泄雾”。但事实上倒并不怎样神奇，特别由我这个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看来，它实在平常得很。除在山脚下有一些风景区之外，山上都显得非常索寞，既没有什么“松柏一径”的大树，也没有什么“粉墙丹柱”的灵宫。我们只走到半山的铁佛寺便歇下了。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庙，但还好，周围倒是有些林木的。贺衷寒说，再往上走过了南天门，风景就更好了。但我们没有再往上走，并不是我们没有脚力，而是太寂寞的山景没有引诱我们的魄力！

铁佛寺的老和尚替我们预备了一顿中饭，把庙里自做的豆腐卤拿出来做菜。那倒是再好也没有的珍品啦。小方块的豆腐，糟得很透，色虽灰败而味道很鲜。我们吃了一盘又一盘，把罐子的储蓄都吃光了。和尚很高兴，就好象做了一场大功德，当然我们也并不是白吃的。

在那铁佛寺下边不远处有李泌[5]的读书室，这是所谓名胜古迹了。我一个人特别走去看了一下，那更是使人失望得很。不要说什么“邺侯家藏书，插架三万轴”[6]，就是三本《三字经》都从那儿找不出来。一列三间的小祠宇，庸俗得实在是无法形容。

但这一次的登山，我却有了一首纪游诗，是在那下山途中勉强凑成的。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待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7]

为了附庸风雅，不得不矫揉造作一番，骗骗自己而已。

那天的天气倒是满好，并没有象一千多年前的韩愈那样，逢着“阴气晦昧”的秋雨节，而劳他“潜心默祷”。众峰是很朗壑的，虽然并不怎么“突兀”，也不显得有所谓“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那么生龙活虎般的活跃。但山外的眺望为韩所忽略了的却很有可观，七十二峰都一一呈列在目前，好象万马奔腾。韩愈只照顾着衡岳本身，而失掉机会照顾到岳外，我很替他可惜。

三　桂林种种

十二月二日清早由衡阳坐火车动身，三日清早到了桂林。这次有火车的方便，自然没有前两次那样狼狈了。

到了桂林之后，主要的工作是把三厅的人员分了三分之一留下来参加行营政治部，由张志让主持，行营政治部主任是梁寒操。另外的人员便陆续由卡车运往重庆。只有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别致，他们自告奋勇，决定步行，沿途工作，走向重庆。他们这一计划后来是很完满地成功了。

那时候陶行知[8]也在桂林，他召开过一次小朋友的大会，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会吧。他曾经邀我去演讲，我说过“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变了，并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这一转机，就是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给予我的。

长沙大火后有一家白报纸的囤积店没有烧掉，却又搬运不出：因为在善后期中火车只限于军运，断绝了商运。那家囤积商便向三厅求售。令数很大，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商人作为烧掉了，要价比成本还要低。我把这事向陈诚提出过，要政治部买下。陈诚到长沙时给了我一个手条，交总务厅办，而总务厅的那些颟顸老爷却始终没有办。到了桂林那纸商又来找我，我便独行独断地索性由三厅来收买了。这到后来一直供给了政治部好几年的使用，而且还使第二代厅长何浩若[9]，第三代厅长黄少谷[10]，各各都揩了一笔大油水。

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们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的，但因经费无着，地方上的当局也无意帮忙，以致虚悬着。我扭着陈诚，向政治部要津贴。他很勉强地答应了每月津贴二百元。这津贴的数目虽然少，然而是中央机关所津贴的报纸，对地方党部的麻烦也就是一副挡箭牌了。同时又由夏衍到香港去筹了一笔经费，于是这份文化人的报纸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复刊了。——这报纸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

立群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夏衍、孙师毅、池田幸子等同车，离开了长沙之后，她比我先到桂林。她曾经在省政府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但不幸在十一月底遭了轰炸，除了随身穿着的一点衣服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炸光了。人没有牺牲自然是件幸事。

立群还有一位母亲，是岑春暄的侄女，本来是在行政院任职的，南京失陷时带着一位十三岁的幼女逃回桂林。她们也是什么东西都丢光了，暂时住在水东门的娘家——岑氏宗祠里。据说，依旧时的封建习惯，凡是出了嫁的女子便不准在娘家过年；看看要到年末了，又只得从宗祠里搬了出来。这一老一弱的今后的生路，我们也是须得负责的。这件琐屑的私事，多蒙朋友们的帮助，却解决得最理想。小妹立修[11]，我们要她参加孩子剧团，她很踊跃地参加了。岳母岑蕴文搭着苏联顾问团的小汽车，先我们到重庆。她们两母女不久更由重庆到了延安，于今是比我们更自由，更幸福了。

在桂林我们住在乐群社，有乃超和杜老同住。不久翰笙由香港回来了，他所采办的医药用品，留下了程步高负责搬运。他们的辉煌成就，我在前面是已经叙述过的。

乃超在计划设立日语训练班，打算训练一批人员出来，加紧对敌宣传工作。为了这项工作，他和鹿地亘两人留在桂林，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五月。但工作却受到梁寒操的种种牵掣，没有达到理想的地步。原先本打算由三厅直接办理的，梁寒操生吞活夺的抢去，乃超和鹿地便只以顾问的名义留下。虽然也招了生，开了班，但所注重的不是日语训练而是思想训练。这就是武汉撤守后，国民党反动派所奉行的一贯的国策——照着近卫声明所指示的途径：消极抗战，积极防共。三厅由凌迟而至于处决，所有一切对于抗战有益的工作，从此以往都逐渐被限制，被毁灭了。

我和立群两人是于二十七日飞往重庆的，但在这之前还遭遇过一些悲欢离合。

四　舟游阳朔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桂林人是很爱夸引这两句话的。到过桂林而且游过阳朔，我自己也能承认，这两句话并不算夸大。桂林和阳朔的山水（认真说，只能是山）的确很奇特。那些水成的石灰岩，经受了无数万年的风蚀雨削，一座座的山峰各不相连，拔地而起。而千万个峰顶各呈奇状，或如乱叠云母，或如斜倚画屏，或如螺，或如菌，或如书帙在架，或如矛头插天，象鼻、狮头、马鞍、人帽，无形不备。这种山型，我在别的地方不曾看见过。安徽人艳称黄山，但从照片上看来，黄山之奇似乎是在层崖叠嶂间多生小松，而这样的黄山松在桂林、阳朔也并不稀罕。我得承认，桂林、阳朔的山水，在它们的奇拔秀逸上的确是甲于天下的。如果要说到雄浑磅礴，那就完全说不上了。

山是水成的石灰岩，因此便有不少的钟乳洞，在桂林有“无山不有洞”之称。最大的七星崖要算是最大的钟乳洞吧。洞里当然更有些奇形怪象的东西，石笋、石柱、石笔、石帘，叩之有声如钟，成于石浆如乳。但那种不见天日的洞中景物，倒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中的地上景物，来得更能引人入胜了。

那时候白鹏飞[12]（表字经天）在做广西大学的校长。我们是日本帝大的先后同学，因此他很殷勤地招待了我们。他请我到良乡的大学里去讲演过，据说那校舍是岑春暄所捐赠的，这和立群自然有一番渊源了。校舍的园林相当讲究，有一株很大的红豆树，为我生平第一次所见。那样小巧玲珑的红豆，所谓“相思子”，才是结在那样高大的乔木上。

有一次经天雇了两只船，邀约杜老、何公敢、立群和我，同游阳朔。因此我们便得以尽量地领略了桂林和阳朔的风味。

去的一天在下着微雨，在漓水边坐上了两只有篷的木船。大家都带着被条准备在船上睡一夜。殷勤的经天夫人沈兰冰女士更采办好了一天多的粮食，好几瓶茅台。她决心在船上亲手烹调来款待我们。这样的贤主人的确是难得的，情谊既浓重而风韵又清新。在那奇山异水之中，飘泊了一天一夜，即使不是苏东坡，也尽可以写出一篇《阳朔赋》了。

漓水很清洁，水流很缓，平稳地在两岸的山峰中纡回。有点微雨，更增加了情调。空气是凄冷冷的，远峰每半藏在烟霭之中。时有水鸟成群而游。整个的情景好象是在梦里。

白经天爱唱黑头，时不时要突然来几声《黑风帕》，于是便使得群山震恐，两岸都发出回响。

我在武汉时曾经买过一只手枪，备而未用，这次是随身带着的。中午时分，经天夫人在烹调的时候，我开玩笑地说，打一只水鸟来做菜吧。拔出枪来，砰的一声——水鸟惊跑了。两岸突兀在幻境中的寒山也几乎惊破了。

经天夫人的烹调很拿手，碰着我们这四大家族，都是饕餮大家而兼高阳酒徒，那就相得益彰了。盘盘必须扫地，罐罐必须嗑乾，有酒便醉，无话不谈，真真是放纵地过了那么一天多并不雅的粗人豪致。

立群，她看见经天夫人的忙碌而高明，兴致冲冲地去帮忙而学习。于是增加了一段有趣的插话。

晚上经天夫人在油炸落花生，立群接过了手去代她管锅。我在舱里闻到花生的枯味了，走去看时，花生米在滚热的油里已经都焦了。立群说：还没有炸脆呢。油炸花生米是要冷了才脆的，她还不知道。吃的时候，花生米已经带苦味了。我说：满好，这可以帮助消化。

第二天上午到了阳朔。回桂林时是坐汽车，汽车的速度太快，陆上便没有水上那样的风趣了。看来所谓“山水”，的确是山与水相联带的。

五　张曙父女之死

在桂林期中敌机也经常来轰炸。当时一般人对于空袭并不大感觉恐怖，有警报时每每不肯躲。再加以敌机是从广州起飞，预行警报和紧急警报之间距离很短，躲有时也来不及。因此有的人也就索性不躲了。就这样张曙父女便遭了悲惨的牺牲。

有一天中午，张曙回家吃中饭，和他的夫人周节[13]女士据说是有点意见上的龃龉，一家人正开始吃饭，警报来了。夫人跑到附近的城门洞口去躲避，张曙和他一位三岁的幼女却没有同去。警报解除后，父女两人被炸死在花园里。女儿抱在父亲的手里已经血肉模糊，父亲的脑袋被炸成了一个空壳。周节回家，看见这样的光景，立地晕倒了。苏醒转来，一时神经失常，见了任何人都喊“张曙”，而又不断地唱着张曙所谱的《洪波曲》。

张曙是最初参加三厅工作的同志，他和冼星海两人在抗战歌曲的传播上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他这样惨烈地遭了牺牲，同人们都由衷地表示了哀悼。我们把他埋葬在桂林城外的冷水亭，是我替他写的墓碑。当时以为从此在桂林城可以留下一个胜迹了，然而隔不两年寿昌到了桂林，前往扫墓，竟发现墓被铲平了，碑也被打断了，在一个小沟上做着桥。寿昌有文纪其事[14]。

我和张曙，特别在长沙大火中有过一段分姜分粥的往事，他的一死更十分引动了我的感触。我做了好些诗词对联来挽他。为了纪念故人，就我所能记忆的抄录一些在下边吧。

挽词（调寄《望海潮》）[15]

武昌先失，岳阳继陷，长沙顿觉孤悬。树影疑戎，风声化狄，楚人一炬烧天，狼狈绝言筌。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活受阇维，负伤兵士剧堪怜。

中宵殿待辎轓，苦饥肠辘转，难可熬煎。白粥半锅，红姜一片，分吞聊止馋涎。南下复流连，痛几番狂炸，夺我高贤。且听《洪波》一曲，抗战唱连年。

挽诗之一[16]

宗邦离浩劫，举世赋同仇。

报国原初志，捐躯何所尤？

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

冷水亭边路，榕城胜迹留。

挽诗之二

成仁丈夫志，弱女竟同归。

圣战劳歌颂，中兴费鼓吹。

身随烟共灭，曲与日争辉。

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

挽联之一

一片血模糊，辨不出那是父亲，那是女儿；父女共捐躯，剩有管絃传革命。

连年战坚苦，端只为救我国家，救我民族；国民齐努力，誓完抗建慰忠魂。

挽联之二

慈于为人父，忠于为国民，一死献宗邦，双手未遗弱女。

下之穷黄泉，上之穷碧落，九歌招毅魄，千秋长护旌旗。

挽联之三

壮烈唱《洪波》，洞庭湖畔，扬子江头，唤起了三楚健儿，同奔前线。

点滴遗冷水，八桂城中，七星崖下，痛飞尽满腔热血，誓报此仇。

挽联之四

黄自死于病，聂耳死于海，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辈肩头，风云继起！

《抗敌》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肝胆，豪杰其兴！

六　弓与弦

十二月的月杪，虽然战事暂时停止了，应该说是最多事之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由貌似积极转向彻底消极，由勉强对外转为专门对内了。

汪精卫既以十八日逃出重庆，飞向昆明，二十一日又逃出昆明，飞向河内。从此脱离了抗战阵营，走上了他的“曲线救国”之路。接着是日寇近卫内阁继十一月三日的声明之后，又于二十二日来一个第二次声明，明白地提出了“共同反共”的建议。二十九日汪精卫急忙来一个艳电响应，极尽了串演反派的能事。

这些都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在“副总裁”汪精卫的艳电响应之前，却还有人更抢先的，便是“正总裁”的***在二十六日所发表的长亘五千字的响应了。响应的方式自然不同，一个是串演反派，另一个是伪装正派。伪装正派者对于近卫的第二声明是逐句逐字地加以驳斥的。措辞很严峻，不厌烦复。对方说一字，一定要还十字，对方说一句，一定要还十句，于是原声明仅仅五百字的东西，竟回答以十倍以上的长文。两国交兵，长文骂阵，这岂不是一件滑稽的大事吗？

敌人的指示是国民党“停止抗日容共”或“共同防共”。假使真是有抗日的决心，那就该一反其道而行。怎样一反其道而行呢？很简单，把***的三大政策恢复转来，和苏联更加亲密，和共产党更加合作，把抗战的基础建立在动员工农民众上。那就是最好的答复。说得更具体一点吧，赶快放弃***和个人独裁，立即组织战时内阁，把中共的领袖都请出来，共同参预国政；把作为装饰品的参政会索性进升为真正的民意机关，使它有立法并监督行政的大权；同时惩办那些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无能卖国分子。那就是最好的答复。只要你真正在抗日，那有闲工夫在纸上发泄，和敌人隔海骂阵呢？

所行所为一切都照着敌人的指示在做，抗战的大本营不再设立了，连专做红白喜事的三厅——一个比较积极抗日的文化人集团，都尽力地加以分割并缩小了。敌人是很聪明的，你只在文字上显得嘴硬，而言行不符，它还不会会心微笑吗？一个五百字的声明，你用五千字来驳斥，那正证明了你对于声明必恭必敬地读得十分专心，你是已经受了动摇，你是使敌人收到了攻心的效果，从此你们就可以以心传心了。

岳州拿下后敌人不再进，长沙大火后敌人也不再进，这是敌人的示惠，放长了缰绳，来坚定你对于“声明”的了解。两位演员的了解力都很不错，一反一正，一内一外，收到了应合之妙。

因此，汪精卫的出走，在国民党反动派里面，早就有人明白地说过，那是“最高”一人的苦肉计。当时太天真了的人们还有点半信半疑，如今看起来，此一计也，不仅是“苦肉”，而且是苦心了。我们是后知后觉者，看到了陶希圣活着受宠[17]，看到了周佛海死而哀荣[18]，看到了张松献地图[19]，日本人又成为良友，一场闹剧看了十年，才看漏了台。

然而老百姓毕竟是聪明的，前好几年，在川南乡下早就流行着这样的一首民谣：

弓与弦

你是弓，我是弦，

你走曲线我直线，

反正大团圆。

一手弓，一手箭，

盘马弯弓杜美原，

箭箭射燕然。

从前我对这民谣不大了解，现在可完全了解了。弓是谁？弦是谁？用不着再说。“杜美原”不是“土肥原”[20]的变音吗？“燕然”不是以音近而影射“延安”吗？

摆在眼前的形势谁都是知道的！弓已折了，弦也快要断了。土肥原被宣布了死刑，延安已成为解放中国的圣地。

[1]即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两度出任首相。

[2]语见《孙子兵法》。

[3]艳，韵目，代替二十九日。艳电电文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南华日报》。

[4]全名为《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5]李泌（722—789），字长源，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唐初大臣，位至宰相，封邺侯。

[6]见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

[7]此诗以《登南岳》为题，收入《潮汐集·汐集》。

[8]陶行知（1891—1946），亦名知行，原名文濬，安徽歙县人。教育家。一九三二年创办生活教育社，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一九三九年在四川合川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著有《中国教育改造》、《行知诗歌集》等。

[9]何浩若（1899—1971），字孟吾，湖南湘潭人。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改组，任厅长。

[10]黄少谷，原名亮，一九〇一年生，湖南南县人。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厅厅长、政治部副部长等职。

[11]即于立修，一九二七年生，原籍广西贺县，生于北京。一九四二年二月孩子剧团解散前赴延安学习。

[12]白鹏飞（1870—1943），广西桂林人。法学家。著有《行政法总论》、《法学通论》等。

[13]即周琦，又名静，一九〇七年生，湖南长沙人。

[14]见田汉《我们没有新的歌手了吗？》一文，载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

[15]这首词以《望海潮（挽张曙）》为题，收入《潮汐集·汐集》。

[16]此诗和以下《挽诗之二》以《挽张曙诗两首》为题，收入《潮汐集·汐集》。

[17]陶希圣，名汇曾，一八九九年生，湖北黄冈人。抗战期间随汪精卫投降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表示悔过返回重庆，复得***宠信，任***侍从秘书、《中央日报》主笔，帮助***撰写《中国之命运》。

[18]周佛海投敌后曾屡次呈请自首，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签署特赦令，将一九四六年判处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并给以狱中优待。一九四八年周佛海病死狱中，***令侍从室秘书长陈布雷视殓，并对其妻杨淑慧表示慰悼。

[19]事见《三国志·蜀志》。

[20]指土肥原贤二（1883—1948），日本战犯。曾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组织伪满洲国，策划太平洋战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远东国际法庭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