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物外桃源

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

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森的东湖。湖水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在校舍之外，有不少的教员宿舍，点散在山上；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有良好的卫生设备，冷热水管，电气电话，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由学校自备发电机或总站来供应的。有人说，中国人在生活享受上不如外国人。但如到过武汉大学，你可以改正你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在生活享受这一点上，那些擘划者们，至少是把外国人学到了。

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剩下的校舍成为了军官训练团的团部。于是这儿便成为警戒区，或者也可以说是紫禁城了。“最高”兼任着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较大的几座教员宿舍便成了他们的官邸。戒备是很森严的，没有“特别通行证”或各种交通工具的方便的人，根本便无法进出。

我自己很幸运。因为范寿康原是武大教授的关系上，由于他的斡旋，让我把张有桐[1]教授的宿舍顶下来住了。（应该声明，并没有顶费。）我的“特别通行证”，凑巧还保留在手边，那是“洛字第二一八号”，是四月二十六日填发的。有“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团长”的官章，填发员是熊鸿，这人倒不知道是何许人了。

这宿舍在大学区的深处，背山面湖，汽车可以直达。一共是三层，底层是地下室，那儿有用人室和厨房。其上的两层都有客厅，有书房，有寝室，有浴室，有可以眺望湖山的月楼。假如你要游水，再下一个坡，你便达到那细沙平铺的湖岸了。假如你要登山，再上一个坡，你便达到了珞珈山的山顶。大约在前一定有什么诗人在这儿流连过吧，山名“珞珈”不也就可以想见了吗？

我们——我和立群是四月底由汉口的太和街搬到这里来的。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更不久，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走过。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舍，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当时的生活尽管是异常忙碌，差不多每天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甚至有时是深夜才能够回家，但在夜间月下的散步，星期日无须下山，或者有友来访的时候，可留下了不少的甜蜜的回忆。我们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那岸上的菜馆里吃过鲜鱼。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憩，是永远也值得回味的。

而且，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实在一点也不错，武汉大学那个区域，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源。

二　随风吹散

在好些利用星期到东湖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当中，《大公报》，的张季鸾[2]是很稀罕的一位。

我记得是五月中旬的事，他是和王芸生[3]两人同来，立群还亲自做过饺子来款待他们的。

张季鸾和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是双倍的。他和我是日本的先后同学，同属于大高俱乐部（日本帝大及高等学校的同学所组成），而且同是拿笔杆的人。

他和立群，可又算得别有渊源了。

大家该还记得，就在芦沟桥事变前两个月，有一位《大公报》的女记者在上海自缢的事吧？

那就是立群的大姐于立忱了。她是北平女师大出身，因为搞政治活动被入狱，获释后加入了天津《大公报》。但不久得了肺病，便到日本去就医，她是受着《大公报》津贴的。养了两年病，虽然渐就痊愈，但还没有断根。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一天一天地明目张胆起来了，东京留学界的爱国分子自然不能够坐视。立忱因此也就稍稍有点活动，不料竟受了报方的警告。张季鸾写信给她，要她回国，不然报馆的津贴是要停止的。立忱被迫便于三月返沪，而于五月自缢了。死时留下了几句哀切的遗言：“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象是在述怀，也好象是在求恕，一个浪花便永远消逝了。

据立群告诉我，立忱死后，张季鸾在营葬上曾经帮过一些忙，还有意建立墓碑，结果因抗战爆发，没有实现。

张季鸾和立忱是有情愫的，曾经写过很多信给立忱，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忱。魏晋体的毛笔字颇为典丽，署名却都是“幼林”。幼即是季，林即是鸾的音变，是毫无疑问的。

那些信在复员后我都看过。从那内容看来，张季鸾很明显地是有过不合理的要求，而遭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们便保持了很深切的柏拉图式的爱。——然而这爱，却不料经不住思想的冲突、经济的压迫，终竟溃灭了。

立群对我说，张季鸾曾经向她要过几次，要她从大姐的遗物中清理出来，交还给他。在上海时，因为抗战爆发，没有来得及交出，复员后张季鸾却成了故人了。

就这样，张季鸾是以双重的友谊来访问我们的，我们委实也竭诚地招待了他，陪着他去游了半天的湖，在湖里那座小岛子上的湖心亭凭眺了周围的水光山色。张季鸾似乎也很得意，他还大声地哼出了他最得意的昆曲。

送他们走了之后，我同立群两人在山道上散步。立群告诉我：张季鸾又问起了他给姐姐的那些信，要她设法从上海寄来。他还警告她，“你不要和他们混在一道噢，旋进了漩涡是很危险的噢！”才到汉口的时候，他这样警告过她，今天又这样警告了她。

“你说，他所说的‘他们’里面有没有包含着我？”

“那还消说得。”

“然而不然，我看我的两面派似乎已经快到家了。”

“怎么的？”

“你在厨下做饺子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工作问题。我说：‘工作做不通，为什么要找我出来干宣传，我真不了解。’王芸生批评我‘勇气和决心不够，应该放手做’。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说我脚踏两边船，应该死心地踏上一边。张季鸾便把他的意思补充明白了。他很持重而平淡地这样告诉我：‘有机会多找岳军（张群）[4]谈谈吧，岳军在蒋面前是很可说话的。’你看，他这样对我关切，他所说的‘他们’里面，难道还会包含着我吗？”

“看来，他们今天来还是有意思的，并不是专门来游山玩水。”

“今天的张子房，有时候也要游游山玩玩水的。”

这是我们在那东湖边的山道上随风吹散了的一些话。

三　看起了西园寺

大学下边的游泳场是相当完备的，不仅有水上的设备，还有岸上的娱乐，有茶点，有中西餐，有书可看，是训练团的军官们集中的地方。星期日更有好些党国要人前来光临，情况是很热闹的。

有一天清早，是在七月间吧，我陪着一些人（这些人的姓名也不记得了）偶然走到了我所忌避的这儿，劈头便遇见了张群。他一个人靠在一张帆布睡椅上望湖。这是我们到武汉来的第一次见面，自然免不得要有一番寒暄了。

“很久不见了，好吗？”我和他握着手这样说。

“是啦，我们是很久不见。四月里我有过一封信给你，不是说我们‘彼此多忙，憾无良机把晤’吗？”

经他这一说，我愕然了。

北伐时，在宁汉快要分裂之前，张群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代理过参谋长的职务，我们在南昌是同住过几个月的。我当时在漩涡中看得很清楚，大革命的变质，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毁弃，这位张先生实在要负很大的责任。

大革命失败后，我到日本去亡命。经过了十年，一直到芦沟桥事变发生，我又才回国来了。回国是七月二十七日，事前是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的。八月初[5]取消了我的通缉令，九月尾上我应“召见”去过一次南京。

张群那时亲自对我说，政府允许我回国，是在庐山会议时他对蒋提出而得到谅解的。通过陈公洽（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再由郁达夫（当时在福建省政府任事）通知了我。那是五月里的事。当时没有公开请我回来，是顾到我的安全。但到事变发生后，我竟“毅然”地回来了。

照这样看来，我是应该向他感恩的了。然而我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为什么要去说情，而他的说情又为什么能够邀准，那秘密我是知道的。

还是让我自己来揭穿吧。在日本亡命，一方面受着家累，一方面受着日本宪兵与刑士的双重监视，无事可做，我便把很多时间费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我在东京先后印行了八、九种这类的研究，借以供家养口。日本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读到了我的书，他恭维了我。于是日本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便鹊噪了起来。传到我们贵国更锦上添花，竟说到西园寺和我成了至交，“二二六”[6]事变时，西园寺跑到我的寓所里避过难。造这些谣言的人，起初是想把我送葬的，意思是说，“郭沫若已经准备做汉奸了”。但谁知道却发生了意外的效果。

十年没有过问政治，在专心考古，是西园寺的“至交”，号为“知日派”的张群，难道还不想把这样的人来利用利用吗？所以张群的说情，并不是看起了我郭沫若，而是看起了西园寺；蒋之允许取消通缉令也并不是欢迎我郭沫若，而是欢迎西园寺呀！

虽然抗战了，南京政府一直在和日本勾勾搭搭，而张群和张季鸾也就是这勾搭的主要引线人。他们之所以要我回国，其主要目的也不外是要一位“西园寺的至交”来帮帮这样的忙而已。

话得说回来了。四月间三厅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张群向我推荐了一个人，拿着他的信来见我。这人的姓名我不记忆了，是张群的亲戚，一位日本留学生。编制已经满了，无法安插。如推荐为设计委员时，资望又不大够。我倒很坦白地回了一封信去，希望张群直接去信给陈诚，陈诚一定会买他的账，可以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出来的。

这件事以后没有下文。但没有想出隔了三四个月，我们在东湖第一次会面，而张群却把那推荐书的辞句记得那么清楚。

愕然之后握别了。以后这位张“大宰相”便和我很少有私人的交际。虽然有时在会议场上见了面也点点头，但谈话的机会却是很少的。

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我知道他一定在后悔，他是认错了人。然而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始终没有把人认错。

四　坐朝论道

军官训练团是高级将领的短期训练班，受训者是将官阶级，大抵是由远远的各战区调来的。以三个月为一期，在武汉时代只办了两期便结束了。

做到了将官还要调来受训，从表面看来当局对于军事科学似乎非常重视，而其实是别有用心的。那主要是一种封建的洗礼，用以收拾杂牌或分化杂牌而已。

中国社会是尊师重道的，每家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近年来“君”虽然变成了“国”，而“师”的地位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却是更加隆重了。当局在训政，“师”不就等于“君”吗？这都还太空泛。假使高级将领一受了训，那就本来是分属君臣的，更兼谊契师生而情同父子了。“最高”一人岂不便在受训者的祖先堂上占了五分之三的香位，直“与天地参”了吗？

知道这通算盘，你便可以知道为什么总有人爱当校长，爱训练军官。算一下吧，黄埔军校的校长，陆大的校长，警官学校的校长，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前任中央大学校的校长，……俨然是一位泛校长主义者。而军官训练呢？搞过庐山训练，眉山训练，现在又是珞珈山训练了。

就在这珞珈山训练的时候，我相信恐怕就是师道的尊严登峰造极的时候。尽管敌人在毫不容情地凌厉，然而全国民情振奋，都一心一意在拥戴着一人，作之君而作之师。自有历史以来，任何帝王的金冠，我不相信还有比这“民族领袖”的徽号更加辉耀的吧？

请看这辉耀的最集中的表现吧。每星期一例行的纪念周，这时是联合举行，所有武汉三镇党政军高级机关的高级人员，都奉命到训练团的团本部来参加，小汽车不用说要象龙虱过街一样布满武汉大学的校庭，霎时间真显得是猛将如云而谋臣如雨。

请看那座两面全是玻璃窗，可以容纳两三千人的高大礼堂吧。仪式将要开始之前，左文右武，整整齐齐，济济跄跄。在那武将班头，你会经常看到好些威风八面的将军，一个个佩剑戎装，精神飒爽，真是满颈子的星斗，满肚子的军粮呀！文臣要逊色一些，因为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已经搬到重庆去了。但也不要失望，你在这儿也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候补“大宰相”，候补“大汉奸”，而阴阳界的小区区也是僭列在里面的。

忽然军乐齐鸣，全场肃然鹤立。如此三五分钟，那位“与天地参”者，稳移玉步，跨进礼堂，眼睛在睥睨，嘴唇在紧张，白手套分外的白，三星牌分外的黄。两肘略弯，两臂略弓，这一略示的随便，分外的鹰扬。而后面则跟着“袖珍本”陈诚，“盖世太保”戴笠[7]，登坛分站两侧，一如关平、周仓。威仪之盛，呜呼，应叹观止矣。

一切到这里为止，场面是很庄严的，但可惜是有声影片，主角演员一发出声来，情调可就要打破了。

乐止，行礼如仪，训话开始。一种咬字不准确的宁波官话从尖锐而亢燥的嗓子里很勉强地逼出，为了调整脑细胞的联系，每一句话中，差不多都要插进一些“这个是”。多的时候，甚至可以插到五个。

“今天啦，哎这个是，这个是，要给诸位，讲一讲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亲亲与尊贤’。（贤字的声音被读如县，并特别拉长而打一个漩涡。）

“哎，这个是，这个是，哎，这个是‘中庸’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呵，治国平天下之道呵。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要亲亲与尊贤。

“什么叫亲亲呢？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凡是本党的同志就都是亲。凡是本党的同志，我们都要亲信他，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就是亲亲。

“什么又叫尊贤呢？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不是本党的同志，只要他有本领，哎，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就叫他做官。……”

这样的一篇大道理，翻来复去，差不多要讲一个钟头，不过“这个是”起码要占四十分钟。

但有时候却不讲“中庸”之道，而是即景生情地怒骂起来，骂得来真是脸红筋胀。假如有戴军帽不整的，他必然要骂他侮辱军人人格。（那时候还不兴美国式的歪戴帽子的风气。）假如有谁从裤包里搜出了抄本来，他必然要骂他不懂西洋规矩，替中国人丢脸，西洋人的裤包是藏擤鼻涕手巾的，如何可藏抄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日本人才来侵略我们，欺负我们了。……

但是好，这样骂人的时候却是口角生风，不再有“这个是”的打搅了。

五　御前会议

日期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八九月间的事。日寇在南海的一个岛子上登陆。（我记得好象就是西沙群岛，登陆后不久又撤退了。）[8]

为了这事，蒋邀请了七八个人在汉口的官邸里吃夜饭，商量怎样来宣传。

被请的人中，我记得清楚的，有张季鸾、陈博生、王芃生[9]、陈立夫和我，此外还有一二位，却怎么也想不出来了。侍从室的陈布雷，他是以招待员的身份，斡旋于宾主之间的。

大概顾虑到我的听觉不敏的原故吧，陈布雷把我安置在蒋的旁边。其次便是张季鸾、陈博生等，在一个不甚大的楼上的客厅里坐满了三方，陈立夫坐在座尾上。

蒋开始提出了问题：日本人登陆某岛，你们怎么看法？

他侧问着我。照次序该我说话了，我也就只好说出了我的见解。

“这可能是日本海军向英法，特别是英国的试探。假如英法没有什么反应，他可能在华南发动战事。日本人的陆军派和海军派，意见是不甚一致的。陆军主北上，海军主南下。陆军派在张鼓峰试探了一次苏联，失败了，故海军派又到南方去试探。”

“英法会怎样呢？”

“我估计英、法会不动。英、法在东方的军事准备不够，在欧洲更采取着绥靖政策，他们会作壁上观的。”

“日本人的第二步呢？”

“日本人是攻弱不攻坚的，只要英、法不动，日本人便会大动。”

“该怎么宣传？”蒋考虑了一下，又这样问。

我没有懂到他所问的意思，只好说：“只好用实力回答了，发动华南民众……”

“不，”他插断了我的话头，“我是问该对英、法怎样宣传啦？唵？”

这一追问，使我更加茫然了。我是认为英、法是不会动的，又怎样去向他们宣传呢？我踌蹰着没有再回答。

蒋的视线向众人瞻视了一巡，接着连连说：“该怎样宣传啦？唵，该怎样宣传？”

奇妙得很，大家都望着没有回答。

“我看啦，唵，”停了一会，结果是蒋自己说出了，“这个很是严重的。这个是，哎，这个是，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我们应该，这个是，把英、法鼓动起来，要他们出来这个是干涉。要是他们不动的话，哎！这个是，这个是，他们的利益就要受侵害的。英国的香港、南洋，法国的安南[10]、广州湾，就要受侵害。还有英国在华南的利益啦！英国是不能坐视的。唵？唔？这个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啦！这个是，哎，这个是，我们应该这个是这样宣传啦。唔！唵？”

大家都表示好象得着了天启的一样，点头的在点头，称是的在称是，而张季鸾更持重安详地说话了。

“委座的看法是很透彻的。英国自从把日、英同盟废弃以来，一直就在防备日本。英国人是重实利的民族，自己的利益受了威胁，是决不会坐视的。今天的太平洋上是日本与英美的冲突，我们把事件的深刻意义和危险性向他们说明，假使能由英、美、法三国联合起来干涉，就跟以前三国干涉使日本退回了辽东半岛一样，日本的大东亚侵略战都可能适可而止啦。”

问题就这样得到一个结论，向国际宣传，强调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决定由陈布雷整理出一个声明来，明天见报。

吃饭了，在邻接的餐室里一条长餐桌上，四菜一汤，是中餐西式的吃法，量不多，大家都吃得非常客气，毫无疑问是谁也没有吃饱的。

这样的御前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的。以后在武汉快要撤退前，我也还参加过一次。但那一次讨论的是些什么，我却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在来宾里面，又添了朱家骅、张公权[11]、胡愈之三位。

六　妇女工作

一般地说来，武汉时期的妇女界是非常活跃的。尽管希特拉的徒子徒孙们在高喊着“回厨房去”，在反对“花瓶”，而进步的大姐们却不顾一切地在埋头苦干。象上海时期那样上前线的机会，在战地服务的机会是减少了，而慰劳、保育等切实的工作却更唤起了广泛的注意。内容决定形式，呢绒哔叽换成了阴丹士林，不也就是一项极显明的形象化吗？

在这时，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在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12]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使不少的孤儿，在战争中失掉了父母的，保留下了他们的小生命。另一个是难民妇女工作队，负责人是张启凡、胡绣枫[13]，立群也在参加。这后者，是把难民收容所里面的年青的妇女们发动起来，为伤兵服务。人数虽然不多，只有一百人左右，而工作却很有条理。她们经常分组轮流到各伤兵医院去替伤兵写家书，洗衣服，任烹调，打扫病房等。这不仅使伤兵得到了切实的慰劳，而且把难民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倒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虽然在外表上毫不显得辉煌。

据立群告诉说：伤兵的生活是够悲惨的。他们大都不是重伤，假如是重伤，早就被丢在战地里死掉了，但一个个都被弄成了半死。医院的办事人是极不负责的（伤兵医院是贪污腐化被暴露的最先例），不上药，不换绷带，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充分的饮食，没有干净完整的被褥，有的甚至没有病床，垫着几根草就睡在水门汀的地面上。伤兵们当然是痛苦不堪，悲愤莫名的。单是一身的虱子也就可观，任凭你怎样洗都洗不干净，看见这些情形真是令人生气，但是谁能奈何呢？

工作队的经费：主要是靠着慰劳总会津贴的，但有时也向宋美龄[14]所领导的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去领洗衣用的肥皂之类的物品。据说这样去领取物品却是最伤脑筋的事。在妇总里面有几位死硬派的女豪杰，以陈逸云[15]、唐国桢为首，一切都是包而不办。谁要办，她们就尽力破坏。你去领肥皂吧，她就说你浪费，要出风头就得自己出钱。她们把别人的服务认为是出风头，但其实谁还有她们的风头出得够呢？

这儿有宋美龄“九一八”劳军的故事，当然也还是立群告诉我的（这时我到第九战区去了）。

“九一八”要到了。武汉各报上早就大事宣传，宋美龄要在当天亲自去慰劳伤兵。这可把伤兵医院的人们忙坏了。他们拚命地打扫，整顿，布置，就象要过新年那样。奇妙的是睡水门汀的有病床了，每人都盖上了崭新雪白的被条，药品和绷带都换上了。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第一夫人”出现了。身穿蓝布工人装，脚着帆布胶底鞋，被一群同样装束的女豪杰们簇拥者。好平民化呀，没有坐汽车，而是走路来的！雪白的大夫和护士们今天也特别的整齐严肃，在前面开道。中国制片厂、中央摄影场、中央社、新生活社，一切的开麦拉曼（摄影师）都动员了。于是伤兵医院变成了好莱坞，一些半死半活的伤兵也就成为了演配角的临时演员。演员们的报酬呢？就是“第一夫人”亲手散发的毛巾一张，罐头一听。

主演者的飒爽的丰姿是很不错的，有人说她比得上英格丽·包曼[16]呢！

镜头拍了，天使之群一窝蜂地散了。慰劳品的罐头由妇女工作队的人替伤兵们打开了来，一罐二罐都是黄豆。怒不可遏的伤兵们通统痛骂起来了。

“她妈的！谁稀罕她妈的这臭黄豆！把老子们来开玩笑！……”

骂得真是厉害，可惜那“第一夫人”已经走得天远了。

然而还有戏在后头呢。“九一八”一过，那崭新雪白的被条又不见了。睡水门汀的人又睡在水门汀上，床和被条又钻进那里去了呢？

[1]张有桐，字百高，一九〇七年生，江西萍乡人。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兼大学秘书，一九三八年五月离职。

[2]张季鸾（1888—1942），原名炽章，陕西榆林人。曾任天津《大公报》主笔。有《季鸾文存》。

[3]王芸生（1901—1980），河北静海人。曾任天津《商报》、上海《大公报》总编辑，《国闻周报》主编。著有《台湾问题》、《由统一到抗战》等。

[4]张群，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重庆行营主任、四川省主席等职。

[5]应为七月三十一日。

[6]作者原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军部法西斯暴动，杀害了好些政府要人，西园寺亦被威胁。

[7]盖世太保，德文gestapo的音译，德国法西斯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称。戴笠（1896—1946），字雨农，浙江江山人。一九三二年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一九三八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军统）局副局长，一九四三年兼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

[8]作者原注：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寇海军在海南岛登陆。这是在重庆时的事，记忆有误。

[9]陈博生（1891—1957），笔名渊泉，福建闽侯人。抗战期间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日报》社长等职。王芃生（1893—1946），原名大桢，湖南醴陵人。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抗战期间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研究所工作。

[10]即越南。

[11]张公权（1889—1979），名嘉璈，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12]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法学家。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　曹孟君（1903—1967），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抗战期间任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常委、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妇女生活》杂志主编等职。

[13]张启凡，一九〇六年生，广东南海人。教育工作者。胡绣枫，一九〇九年生，河北宣化人。作家。

[14]宋美龄，一八九七年生，广东文昌人。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全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抗战时期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著有《西安事变》等。

[15]陈逸云，广东人。时任战地妇女训练班大队长。

[16]英格丽·包曼（1915—1982），通译英格丽·褒曼，原籍瑞典。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好莱坞拍片成名，三次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一次最佳女配角奖主演有《煤气灯下》、《战地钟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