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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冯·布洛相貌英俊，交游广阔，和欧洲贵族关系紧密。在1966年，他和一位富有的美国女继承人玛格丽特·克劳福德结婚了。玛格丽特的昵称是桑妮，之前曾和一位奥地利的亲王缔结婚姻，并育有二子。她和冯·布洛生了女儿科西玛。二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桑妮也明显长期滥用药物。1980年，桑妮陷入昏迷，再未醒来。克劳斯的两位继子渐渐认为这不是桩意外，坚持继父克劳斯要对此负责。他们声称克劳斯给桑妮注射了胰岛素，企图除掉她。有位对桑妮忠心耿耿的女仆也同意他们的说法。继子们发起调查，搜集了貌似较为充分的证据。克劳斯到底有没有给他的妻子注射胰岛素？一场轰动的审判随之而来。桑妮在审判时还活着，但却是“蜷缩成胎儿状……一根管子植入她的喉咙，一根饲管插在她的口中”。1报纸和电视对此案进行了大量报道。医学证词至关重要。陪审团评议了六天，然后认定冯·布洛犯下了被指控的罪名。
但是克劳斯真的要对他妻子的现状负责吗？他提起上诉，哈佛法学院的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接手此案。基于证据，原审判决被推翻了。第二次审判开始进行。与第一次审判相比，此次审判更接近医学之争。辩方声称桑妮的昏迷是自食其果；桑妮酗酒成性，滥用药物，直接导致了她的昏迷。他们动用了大量医学专家出庭作证。陪审团认为克劳斯是无罪的，将他释放了。桑妮在昏迷了28年之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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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肖维茨为这个案子写了一本很有名气的书。2此书暗示，克劳斯可能真的像第二个陪审团判定的那样清白无辜。专家们对关键的医学证据现在仍然存有分歧。神秘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案件。甚至德肖维茨也承认，就像“很多神秘案件那样，法律永远不会解决所有的疑问”；很多人“还是会在想‘到底是谁干的’，或者此事到底是不是桩犯罪”。3
此案颇有花边小报式审判的要素。所有主人公都是上流社会的成员，还和欧洲贵族关系紧密。两位继子都有贵族头衔。克劳斯不是个模范丈夫，在外另有情妇，对待桑妮也颇为冷酷。桑妮自己个性软弱，是个瘾君子；这个案件的细节和主人公的生活都格外俗艳。所有这些背景，加上围绕此案的层层疑云、未解之谜和令人好奇的各种问题，都只能让这个案子的名声更差。德肖维茨的书在1990年被拍成了电影《豪门孽债》，扮演冯·布洛的杰瑞米·艾恩斯还因此拿到了奥斯卡金像奖。
对冯·布洛的审判，我用一句俚语来说，属于那种“到底是谁干的”的类型。这种类型的审判之所以特别令人兴奋，是因为它们被层层疑云所围绕。当然，层层疑问和难解之谜在审判中很常见，双方当事人都会讲述不同的故事，描述不同的场景，在屏幕上展示不同的形象。但是在有些审判中，迷雾更为幽深，质疑也更为深刻。
这些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干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这些审判如此轰动并登上报纸头版的主要原因。这些审判和吉托案、亨克利案或者丹·西克尔斯案件刚好相反，后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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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厄尔·斯坦利·加德纳写了差不多80本探案小说。它们的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刑事律师佩里·梅森。在这些小说里，梅森受聘为某位谋杀案的被告辩护。和真实生活不同的是，梅森的客户永远无辜；但至少在警方和检方眼里，他们是有罪的。高潮部分通常是激烈冲突的法庭戏，梅森完全挫败了检方的起诉。通过缜密熟练的推断、交叉询问或者提交新证据，他会找出真凶，救客户一命。
当然，真实的世界与此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更加引人入胜。在美国，有些著名审判至今仍无定论，“凶手究竟为谁”可能会引起长达数世纪的争论。19世纪90年代的丽兹·波顿审判就是如此，它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谋杀案审判之一。丽兹·波顿到底有没有杀害父亲和继母？此案吸引了成百名记者，催生了海量新闻报道。最后丽兹被无罪释放。但参与此案的十二位陪审员的观点，与时人和后人的想法却不一定相同。讨论这一著名案件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很多人试图给这个疑案作出别出心裁又符合逻辑的“结论”。4我们在下一章里会进一步介绍丽兹·波顿案，并探讨这个案件的意义何在。
著名的山姆·谢泼德医生案也笼罩着层层疑云。谢泼德医生是位整骨医疗师，于1954年被控谋杀了他怀有身孕的妻子玛丽琳。谢泼德夫妇住在克利夫兰一带，是典型家境富裕的郊区居民。谢泼德医生看起来完全不像个杀手。他一直坚持自己是无罪的。他说，一个蓬头乱发的陌生人闯进了他的家，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谢泼德说他自己和这个人进行了搏斗，还因此受了伤。谢泼德的说法很有依据：他确实受伤了，身上也没有血迹；如果他杀了妻子的话，身上会沾上血迹的。但是不知为何，包括警方在内很多人相信谢泼德有罪。克利夫兰的报界呼吁提起检控。《克利夫兰通讯》的头条是：“为什么山姆·谢泼德依然逍遥法外？”5谢泼德被正式控以谋杀罪名。随之而来的审判喧嚣而轰动。检方苦心推敲了谢泼德的故事，讥笑这种“幽灵式窃贼和凶手”的说法，坚称谢泼德杀妻后故意跳下高台弄伤自己，好把嫌疑栽赃给别人。陪审团认定谢泼德犯有二级谋杀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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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美国最高法院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有八名大法官认为这次审判显失公正。当地的宣传报道恶意太强，审判也被歇斯底里的情绪所主导，以致剥夺了谢泼德医生的宪法权利。法院的意见认为，“混乱嘈杂主宰了当时的法庭”，弥漫在审判中的气氛“就像狂欢节一样”，给案件的审理结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7在重新审判时，七名男性与五名女性讨论了12个小时，然后宣布了他们的裁决结果：无罪。8谢泼德医生很有可能说的是实话：他是无辜的，凶手确实是那位神秘的入侵者。这个案子仍笼罩在层层疑云之中，但是总的来说，无罪的可能性要比有罪的可能性大。9
1902年，律师阿尔伯特·t.帕特里克因被控谋杀了一名富豪而受审；受害者名叫威廉·马什·赖斯，是赖斯大学的创办者，也是帕特里克的客户。101900年，赖斯在其公寓中独自离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赖斯的贴身男仆查尔斯·琼斯用氯仿杀了他。但是检方认为，是帕特里克一手策划了对赖斯的谋杀。帕特里克受到审判，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帕特里克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他伪造了赖斯（所谓的）遗嘱，将大笔遗产毫无理由地留给了自己；但是到底是不是他策划了谋杀，则不得而知。最终帕特里克被改判终身监禁；1912年，纽约州长赦免了帕特里克。州长认为，“这个重要的案件里一直有着重重谜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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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卫·拉姆森案是本地著名的“凶手到底是谁”的案例。12拉姆森生活在斯坦福校园里，就职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3年，他被控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那年夏天的某个早晨，拉姆森太太被人发现死在她自己的浴室里，后颈上有一处伤口，血在房间里溅得到处都是。警察得出一个跳跃式的结论：拉姆森蓄意杀害了他的妻子。拉姆森坚称他是无辜的。他把他妻子的死归因于在浴室中发生的、异乎寻常的意外。拉姆森没有杀害他妻子的动机：这是一对和睦幸福的夫妻，拉姆森也不会因此获得经济利益。在整个1933年的夏天，这桩案子是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报纸“雇佣摩托车手，好把案情实录和照片更快地从法庭和警局总部带回来”。在审判中，拉姆森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但是在上诉后他的有罪判决被推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法院下令对此案重新审理，认为证据“不过是些怀疑”，证明力弱到不足以支持有罪判决。13第二次审判时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第三次审判“因为陪审员名单违规而流产”。第四次审判时陪审团再次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到这个时候，检方基本上也放弃了。拉姆森被无罪释放。直到今天，这个案件还是个谜：他到底有没有杀害他的妻子？
四次审判和这么犹豫不决的陪审团是很少见的。审判通常以直截了当的、板上钉钉的方式结束：有罪或者无罪。
审判也经常留下诸多疑点（至少公众看来是这样）。但并不总是如此。o.j.辛普森就是典型；不管陪审团的裁决是什么，数百万人——特别是白人——仍然认为他是有罪的。也有人坚信布鲁诺·豪普特曼没有绑架、杀害林白的孩子，认为豪普特曼是被人陷害的。14还有人认为“口红杀手”威廉·黑尔伦斯也是受到构陷。有时疑问产生于审判之中，有时则产生于审判结束之后，甚至结束很久之后还有疑问。有时这些疑问永远不能得到解答。正如前述，学者们现在还在为萨科和万泽提是否有罪的问题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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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事情一样，质疑是个社会现象。我们确信为真的事情和产生质疑的事情都是社会现象，它们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保守主义者绝对“知道”萨科和万泽提有罪，自由主义者确信他们清白无辜，中间地带的人们则可能会迷惑不已。在有些政治案件里，与政府的忠实信徒相比，不信任政府的人则更可能会想象出某种“构陷”。而且，审判让人们看到了纷繁交织的规则之网。审判中有立场不同的两方当事人，两种不同版本的案情，从而让案件看起来更加迷雾重重。因此，也难怪审判经常让人觉得根本没办法弄清真相。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究下去，很多疑问其实可以归结于一个特定的原因：个人身份之谜。传统社会的没落，城市和工业秩序的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变革，让身份问题变得比人类历史上任何阶段都要扑朔迷离。大众传媒的兴起则让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这种不确定性也推动了“凶手到底是谁”式头条审判的出现。下一章会更为细致地讨论身份危机，及其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导致特定类型的重大审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