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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8月4日上午，炎热的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1当地的富绅安德鲁·波顿及其第二任妻子艾比·波顿被人残忍谋杀。当天早上9:30左右，艾比在楼上的卧室里被人用斧头砍了19下，先于安德鲁而死。之前外出的安德鲁在10:45左右到家，上楼来到自己的卧室，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安德鲁与前妻有两位女儿丽兹和爱玛，两人都已年过三十，仍是单身。谋杀案发生时，爱玛并不在家。调查的疑点集中在丽兹身上，她被捕后由大陪审团指控，以谋杀罪受审。庭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如果受害者是无名之辈，在某个大城市的贫民窟里被人杀害，即使罪行同样残忍，也不太可能如此吸引记者关注。但波顿一家是社会栋梁和当地名流。被告丽兹是位虔诚的老姑娘，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女士范本，还是本地基督徒勉励会的财务秘书。在照片里，她注视着我们，衣着保守，拘谨整洁。这样一位女士怎么会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呢？我们确实需要追问她到底有没有犯罪。不过确实有证据指向丽兹·波顿。案发时家中只有两人，一位是她，另一位则是爱尔兰女仆布里琪特。众所周知，丽兹素来不喜其继母，其父又吝啬成性，家中气氛逼仄，有如牢笼，令人难以喘息。案发后丽兹的所作所为和其他零星的间接证据，都形成了对她不利的指控，比如她在大热天里烧掉了自己的一条裙子。丽兹从未站上审判席，辩方也攻击了检方指控中的弱点。但辩方一直强调的观点是，一位像丽兹这样的女性——“出身良好……与精英人士为伍，致力于服侍上帝与人类”——根本不可能是凶手。否则“事情就会和我们的人生经验抵触，以致我们的心灵和感情对此结论无比厌恶”。2检方的意见是丽兹的精神不够稳定。审判结束时陪审团作出了无罪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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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的思路固然难以推断，但他们一定是将辩方的观点铭记于心。陪审团认为，一位像她这样出身良好的虔诚女性，犯下这样可怕的罪行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不，丽兹·波顿这样的女性永远不会用斧头劈开自己父亲的脑袋。某种意义上，判她有罪，就是对她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控诉。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审判，但多少有着审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意味。把丽兹·波顿推上审判席，指控她犯有两起残忍罪行，就像翻开一块光滑的大石头，看着害虫爬出来那样令人毛骨悚然。丽兹·波顿的表面形象（一位拘谨虔诚的老姑娘），和斧头杀手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此案轰动一时，吸引力至今绵延不绝。
卡拉·罗伯森在研究该案的论文中极具洞见地指出，给丽兹·波顿定罪，就相当于给她所在的阶层定罪。有罪判决会动摇维多利亚晚期时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根本价值观念，质疑“全部社会秩序和社会层级的根基”。这种“彻底的颠覆”“深藏于此案的核心”。对于陪审团来说——毫无疑问，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让一位犯下谋杀罪的女性逍遥法外，总比认为像丽兹·波顿这样恪守本分的中产阶级女性可以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要强”。3审判之所以声名远播，正是因为它对19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社会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丽兹·波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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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顿审判是所谓“金玉其外”式审判的典型。4这些审判万众瞩目，是因为它们暴露或者可能会暴露上流社会或者中上阶层的阴暗面。它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或者可能会揭示某些足以动摇社会根基的秘密。
丽兹·波顿案件是此类案件的典型代表：一层可敬的面具保护着作为社会中坚的波顿一家的日常生活。但在面具之下（如果丽兹确实是有罪的），隐藏着某种病态心理；潜藏的病症可能在腐蚀这些社会精英。在19世纪世纪早期（1832年），也是在马萨诸塞的福尔里弗，有人发现一位名叫莎拉·康奈尔的年轻女子被吊死在干草垛的架子上。康奈尔怀有身孕；孩子的父亲是以法连·k.艾弗里，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艾弗里在罗德岛受审。辩方试图抹黑康奈尔的品行：一位名誉纯洁无瑕的牧师，怎么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呢？就像波顿案件一样，此案的陪审团也将被告无罪开释。5同样发生于1832年的琉克瑞西娅·查普曼审判中，琉克瑞西娅被指控用砒霜毒死了丈夫。琉克瑞西娅是位出身体面家庭的虔诚女性，辩方也把她描述成“无助而被动的女性受害者”。6在康涅狄克州纽黑文市的一起案件中，砒霜再次现身。小玛丽·斯坦纳德死于砒霜中毒。罪魁祸首是她的情人，一位已婚牧师赫伯特·海登（此人几乎肯定有罪）。他也被无罪开释了。原因很可能是“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样一位忠于家庭的男士、上帝神圣之言的传道者，能够犯下被指控的罪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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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案例中，陪审团拒绝相信被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其他揭露社会秘闻的案件则有着不同的结局。肖-怀特案件轰动一时，原因之一是此案看起来揭露了豪门名流生活方式背后赤裸裸的现实——上流社会和百老汇的精英成员具有不可告人的癖好和性生活。该案“罕见地窥探了精英的私人生活”，“揭开了之前一直对公众秘而不宣的隐私之帘，暴露了纽约上流社会豪富生活的真正面目”。820世纪20年代的“胖子”阿巴克尔案件也有同样的效果。
“金玉其外”是勒伯-利奥波德案件中的显著特征。很多案件号称“世纪之案”（这个“世纪”当然是20世纪），此案也是其中之一。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勒伯是两位富有又聪明的年轻男性、出身显赫的优等生；1924年，他们谋杀了14岁的男孩鲍比·弗兰克斯，显然是为了寻求刺激，以及展示自己可以实施一起完美犯罪。但这场犯罪远远谈不上完美。他们很快落网，因为利奥波德在犯罪现场附近丢了一副眼镜，警察据此轻而易举地顺藤摸瓜。二人随即对其罪行供认不讳。9之后的事情严格来说算不上是审判；此案成了头条新闻，但是重点问题不是有罪无罪，而是刑罚：他们会被判处死刑吗？勒伯和利奥波德的家庭重金聘请了也许是当时最有名的律师克莱伦斯·丹诺，指望他能让勒伯和利奥波德免于死刑。最终法官饶了他们一命，判处二人终身监禁。很多人在这起事件里看到了令人忧心忡忡的不祥之兆：传统价值观念崩塌、道德沦丧，那些被宠坏了的富家子弟受到了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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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预科生”谋杀案可能也是如此：1986年，罗伯特·e.钱伯斯在中央公园勒死了詹妮弗·莱文。钱伯斯几乎不符合预科生的形象，但媒体很快就给该案贴上了这一标签。此案确实存在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散发着年轻一代放荡堕落、追求享乐、耽于性事的讯息——年轻人“有大把的金钱和时间，父母又疏于管教”。10莱文死前刚刚和钱伯斯发生过性行为。他声称她太“咄咄逼人”，还“捏住了”他的睾丸。这个案件里有着花边小报式审判的因素，但是整体来说，这起案件被描述成一次滋生于“快节奏的社会环境，而且未成年人恣意纵情酒色”的罪行。11
“金玉其外”案件的分支之一，可被称为“出人意料”式案件。开膛手杰克和多数连环杀手有如恶魔一般，精神错乱，行为反常，不似正常人类，倒像是异星来客。如果恐怖事件就发生在身边，人们震惊的理由则会与此不同；这也正常，因为犯罪发生在日常生活场所，凶手就是大家的邻居或者朋友，看起来完全无害，甚至像个好人。丽兹·波顿就符合这个模式。再比如，有谁能想到哈维·a.克里平，一位温文尔雅、戴着眼镜的英国医生，居然会谋杀妻子，还将她的尸体藏在地下室呢？12又或者，以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说，谁能想到2002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德斯托，一位没有犯罪记录的肥料推销员斯科特·彼得森会谋杀他怀孕的妻子呢？又有谁能想到，洛杉矶一家日托中心的经营者会严重虐待由他们照看的儿童，并且沉迷于此等罪恶行径呢？这就是洛杉矶恶名昭彰的麦克马丁案件中（大胆而不可思议）的起诉意见，之后我们还要详谈此案。
1850年的帕克曼-韦伯斯特案件是19世纪最为著名的审判之一。被告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约翰·韦伯斯特。谁能想到这样的男人会杀掉乔治·帕克曼博士，碎尸后再把尸块偷偷藏在医学院的地下室里？医学院的教授虽非名流，但也是社区的显要人物。指控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杀了另一位教授，确系令人震惊之事，更不用说帕克曼还出自波士顿一家古老而富有的名门望族。然而不少间接证据指向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欠了帕克曼一大笔债，帕克曼催他还钱。韦伯斯特因此具有杀害同事的明显动机。莱缪尔·肖是那个年代最有名的马萨诸塞法官（他也是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岳父），主持了对韦伯斯特冗长而令人难忘的审判。尸体的碎块——几乎可以肯定是帕克曼的尸体——在医学院的地下室里被人发现了。陪审团认定韦伯斯特有罪。上诉和对凶手宽大处理的呼吁以失败而告终，韦伯斯特上了绞架。他很有可能确实杀害了帕克曼博士，但他的杀人动机和杀人方式至今依然存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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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案件里，震惊的原因是发现了暴露出来的恐怖秘密——一位邻居、朋友或亲戚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这种震惊是很多花边小报式审判的重心：比如食人魔迈韦斯，或是密尔沃基市的达莫，此人平日温和谦逊，却有计划地杀害并肢解多名年轻男性。当震惊从个人而传播至集体时，我们即可称之为“道德恐慌”。这一术语是指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像传染病一样飞速传播、主宰整个社区的非理性恐惧。在美国，所有道德恐慌的始祖，就是17世纪在撒勒姆盛极一时，并导致了著名的女巫审判的道德恐慌。
当然，这些审判发生于头条新闻时代之前，但在当时新英格兰封闭的小规模社区里，它们还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当时大众普遍相信女巫存在，相信撒旦具有魔力，能够诱使虔诚之人选择邪恶和罪孽之路；这些信仰催生了女巫审判。14有些“女巫”认罪了，并被判处死刑；一段时间里指控堆积如山。越来越多的人被贴上“超自然恶魔”的标签。整个社区笼罩在恐惧和恐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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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少有人相信女巫存在，至少不会相信有字面意义上的“女巫”。但是这些殖民地时期的审判留下了“猎巫”这个术语。每逢道德恐慌时期，人们就会讨论“猎巫”，比如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期，政治审判和整体氛围就相当让人焦虑不安。这些阴谋叛乱正在危害和腐化美国的各大机构，叛国者和间谍充斥其间。基于工作性质，“间谍”自然会隐藏身份；他们假装自己是忠诚的公民，用一连串的谎言来伪装自己，这样他们就成为更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危险分子。
在经典电影《天外魔花》（1956年）里，来自太空的外星人到达地球，占据了普通人类的身体。这部电影的背景设定在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美国小镇里。这些身体窃贼试图统治我们的星球。他们不是科幻小说里常见的丑陋的绿色妖怪。无论原来的长相为何，现在他们都寄身于普通公民的身体之中。结果就是，他们看起来和人类一模一样，至少貌似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在外星人“入侵”之后，几乎不能分辨出来谁是人类，谁又不是。很难想象有什么情景能比这一幕更恐怖了。一位男子坠入梦乡，醒后他的妻子已不再是她本人，而是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外星生物。但是她看起来与之前别无二致，音容依旧。这部电影里的颠覆分子貌似普通群众，实际上却是身体窃贼——就像一支以摧毁美国生活方式为目标的外星军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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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冷战时期的间谍审判确实引发了身份危机，电影成功引发的被害妄想，对此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这种全国性的恐怖最终受到反击，以麦卡锡失去权力而告终。20世纪50年代的间谍审判也是非常政治性的，甚至比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斗争还要政治化，促使右翼和左翼之间互相对立。进步主义者纷纷为阿尔杰·希斯辩护，坚称他不是间谍，而是猎巫运动的受害者。与之相反，美国的右翼人士试图将左翼描绘成不爱国的人，甚至不算是美国人。有些死硬派冷战斗士还可能认为这是个抹黑新政的好机会，甚至想让进步人士彻底失去权力。
20世纪80年代，南加州臭名昭著的麦克马丁日托中心审判也源自一场道德恐慌，或者说它引发了一场道德恐慌。不过，就像撒勒姆女巫审判一样，这种恐慌也和事实相去甚远。16在美国历史上，麦克马丁审判是耗时最长、最为昂贵的审判。它始于一位叫作朱迪·约翰逊的母亲指责日托中心的员工对她的孩子进行性侵。约翰逊具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也是长期酗酒者，她在几年后就死于肝病；本应没有人认真对待她的指控，但是公众确实认真对待了。指控备受关注，并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数十名家长开始相信在这家日间托儿所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事件——不仅仅是性侵，还有恐怖邪恶的仪式。很多用以指控的证据都存在疑问，都是小孩子在心理学家哄诱和提示下说出来的故事，而心理学家采取的技巧非常靠不住。事后来看，这些指控非常荒谬。但是审判一直在持续。并且，这场道德恐慌在其他很多城市都引发了类似的审判，似乎全美都流行着这样邪恶的日托中心。最终，麦克马丁案件的被告被无罪开释了。然而不是所有类似审判中的被告都这么走运。
我们现在为撒勒姆女巫案感到震惊，是因为它不过是场集体妄想。冷战时期的审判，大概也配得上很多人给他们贴上的“猎巫”标签；正如我们所言，麦卡锡的动机，以及“红色恐怖”运动其他领导者的动机，都只不过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胡乱猜疑。17无辜之人被横加指控。但是苏联确实存在，它也确实派有间谍从事真正的间谍活动。道德恐慌不是无本之木；每一场猎巫运动的社会背景，都有助于解释到底是什么事情触发了特定的恐慌。比如，有很多文献试图解释，到底是什么事情引发了撒勒姆女巫审判。18同样的，冷战期间“红色恐怖”的成因也有很多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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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隐藏在麦克马丁审判和道德恐慌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处的时代给家庭生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甚至称得上是家庭危机。现在，数百万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她们不得不让人照料自己的孩子。日托服务是个解决办法，但是这让很多家长焦虑不安，心怀歉疚——毕竟是把自己的孩子交给陌生人去照料。麦克马丁案件触发了我们作为家长最深层次的恐惧，最为可怕的噩梦；弥漫的罪恶感，就像难闻的气味一样毒害着审判的整体气氛。
“波士顿保姆”案也充满着相似的育儿焦虑。此案可能是1997年最为轰动的案件。被告路易丝·伍德沃德是一位19岁的住家保姆，被指控导致了8个月大的婴儿马修·伊彭的死亡。检方称伍德沃德剧烈摇晃婴儿致其身亡。19电视直播了审判过程。这是辛普森案之后电视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审判。一位专家称，它激发了“关于美国儿童福利的深层焦虑，因为如今多数母亲都离家工作”。20这个案件里，父母也是把他们的孩子交给一位陌生人、一位来自国外的年轻女性照顾。我们对这些保姆、女管家、住家女工以及其他人员的信任程度能有多高？孩子在她们手中真的安全吗？一家英国公司制作了一部流传甚广的纪录片《来自地狱的保姆》，此片正是发掘了这种焦虑。212012年，纽约上西区的一名保姆在浴缸里捅死了两名由她照顾的孩子；而在上西区，“保姆通常是孩子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经常有几十名保姆成群结队地推着童车，或者陪着孩子们散步”。这起事件只会让依赖这些女性的父母们更加恐惧和焦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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