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5th a.d. — 1 9th a.d.

“我们马上就会明白，‘奥斯曼化’雅典的不是建筑物，更不是语言或宗教，而是占领者强加给整个希腊世界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关系。”

除了两座清真寺，有关奥斯曼时期雅典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不过的确，它本来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就像老斯坦布尔的香水一样，还是潜藏于蒙纳斯提拉奇（monastiraki）广场和周围的商店中。事实上，在奥斯曼时期建立的土耳其区，正是在广场和风之塔之间，紧邻雅典的主要市场。这个被称为“谷物市场”（staropazaro）的商业和约会场所，位于古罗马阿哥拉的位置上。市政大楼，或者说是雅典的土耳其统治者所在地，位于谷物市场的北部，哈德良图书馆的西南角，离一所古兰经学校或是伊斯兰教高等学校不远，其入口门廊上的书房碑文仍清晰可见。这便是普拉卡街区的全部了，其中迷宫般的小房子在白天是那么宜人，在晚上是那么不真实，我们必须大步走遍雅典来找寻一点那已经遗失的，既属于希腊也属于土耳其的过去。

现存的那两座清真寺（原本有六七座）里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齐斯达拉基斯（tzisdarakis）清真寺建于1759年，在1958年以后便成为装饰艺术博物馆所在地。还有一座更清雅、更古老的费特希耶清真寺（féthiyé djami，即“征服者的清真寺”），它是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于1458年来到雅典时落成的。

矗立在雅典卫城的顶端、在拜占庭统治下已改建为大教堂的帕特农神庙，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初期又被改造为清真寺。伯纳德·霍尔茨曼（bernard holtzmann）简洁明了地总结了当时的操作：“废除内部基督教装饰，用石灰浆粉刷掉墙上的壁画，并安装了一个清真寺的尖塔。”除此之外，在帕特农神庙内，人们还布置了一间（清真寺内面向麦加的）壁室。

1687年，帕特农神庙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爆炸，昔日辉煌的建筑沦为废墟。17世纪末，人们在其废墟上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礼拜场所，但规模小得多，并于1842年被拆除。

我们马上就会明白，“奥斯曼化”雅典的不是建筑物，更不是语言或宗教，而是占领者强加给整个希腊世界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关系。在宗教方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奥斯曼人确实不关注于禁止或改变其宗教信仰。虽然这种宽容度十分可观，但它还是有限度的。例如，非穆斯林必须支付很沉重的赋税。想要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所要付出的代价可不只是经济上的，同样还有社会层面的。除此之外，还有德夫希尔梅制度（devchirme，在希腊语中是paidomazôma）的实行。这个制度不仅是为了让奥斯曼人能组建耶尼切里（janissaire）军团，还为了维持整个公民政府管理机构的运转，制度规定每五年强制性招募基督教儿童。

夏多布里昂于1806年8月来到希腊游览，并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值得引用的记叙。他是一位匆忙的旅行者，在希腊只待了十九天，其中只有四天是在雅典度过的。但真正的旅行者就像真正的诗人一样：尽管奥龙特（oronte）不乐意（在《恨世者》一书中），时间也是没有绝对意义的，旅行者们能在片刻之间抓住别人要花几个月才能瞥见的东西，前提是他们也从未见过。刚登上摩顿山，即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座高峰，夏多布里昂就看到了其中的关键：不过是占领者的粗心大意和国家的破败不堪。“我们从半残的城门进入，走进一条街道，或者说是一个真实的营地，这不禁使我想起德·波纳尔（de bonald）说的‘土耳其人在欧洲安营扎寨了’”。

一路走来，情节不断推进，夏多布里昂讲述了这个国家的极度悲惨，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停滞了，无论是土耳其人、希腊人还是阿尔巴尼亚人，包括城主的儿子——那位“因发烧而面黄憔悴”的垂死的墨伽拉青年。此外，他还讲述了奥斯曼当权者的极端暴虐，因为这正是造成不幸的直接因素。最令人愤慨的是圣·保罗的孤儿那一幕，这也表明夏多布里昂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被迷惑的希腊独立战争支持者：人们已不知道到底该把带来恐怖的“荣誉”授予谁，是因为狭隘残忍而颁给希腊人，还是因为无耻贪婪而颁给摩里亚（morée）的帕夏（pacha）【1】。

如果非要挑选一页的话，那就选看起来像道德故事的这一页吧。根据夏多布里昂的描述，他正在柯林斯附近。他来到了卫兵哨所前：“我出示了帕夏的指令，于是指挥官邀请我去他的小屋里抽烟、喝咖啡。……他检查了一番我的武器，而后指了指他自己的武器，特别是一支据他说射程特别远的长步枪。那些看守卫兵瞥见一位农民从山外爬上来，就喊他下来，但他没有听到。而后，指挥官费力地站起身来，在杉树间瞄准了这位农民很久，并且对着他放了一枪。然后他迅速回来了，重新坐回垫子上，就像之前一样安静善良。而那个农民明显受了伤，因为他一边哭一边流血。人们为了治好他，又给了他五十棍。”

故事由此奠定了基调。人们肯定不会住在雅典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当时指摩里亚）了，不过夏多布里昂在法国领事路易·法朗索瓦·法维尔（louis-françois fauvel）处的短暂停留期间，并没有在那儿发现这种场景。但是，想要这不公平的事情得到些许改变，就不能减少其丝毫沉重感。而人们在那里，相比其他地方，感受到了更多的历史的变幻莫测。

仿佛只有土耳其人还不够，事实上在17世纪末和19世纪初，雅典又不幸地经历了其占领者曾宽恕过的两位掠夺者的破坏，他们带来的创伤巨大，连石头都被毁坏了。这两位掠夺者一位是威尼斯人莫罗西尼，另一位是英国人埃尔金，所有热爱古雅典的人都对他们记恨于心。

威尼斯人凭借着海军和强大的防御要塞，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继续与入侵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进行激烈的争夺。他们在科隆（coron）、莫顿（modon）、皮洛斯（pylos）一直纠缠到1500年，在纳夫普利翁（nauplie）和莫奈姆瓦夏（monemvasie）甚至纠缠到1540年。直到1718年《帕萨洛维茨条约》签订后，土耳其人最终将统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地区。

在威尼斯人和奥斯曼人的多次冲突中，有一次，雅典留下了永久的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1684年，威尼斯共和国加入了基督教国家联盟，它希望借此重新夺回在地中海东部的领地。于是在弗朗西斯科·莫罗西尼的正确指挥下，威尼斯在1686年组织了一次远征。两年后，莫罗西尼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第108任总督。1687年7月，在帕特雷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决定攻占雅典。

9月21日拂晓，近9000人和900匹马在比雷埃夫斯港登陆。土耳其人在雅典卫城上筑垒固守，他们摧毁了雅典娜尼基神庙，用来放置炮火。莫罗西尼则在雅典卫城下安装了两个炮台，在缪斯山和普尼克斯山上也安装了火炮。25日，卫城山门被击中了。但在26日晚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一枚臼炮正面击中了帕特农神庙，炸毁了土耳其人存放在那儿的火药。莫罗西尼描述称，这是“走运的一击”（fortunato colpo）。

就让伯纳德·霍尔茨曼以他惯常的简洁明了的语言来做一下总结:“帕特农神庙此后只是一个有缺口的遗迹了，神庙的门廊（pronaos）和内中堂（naos）几乎完全被摧毁，北侧的八根柱子和南侧的五根柱子也全被推倒。”但这一切，我们敢说，都是无用功。因为到头来，威尼斯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驻军和建造新的防御工事，于是在1688年2月，他们决定放弃雅典卫城和这座城市——一座大部分居民都被清空了的城市。

但在经过时不带点小纪念品也不行。“在考虑到雅典将被舍弃的情况下”，莫罗西尼向威尼斯议院解释说，“我曾设想过，把那些能给共和国增添光彩的装饰品中最美丽的一部分搬运走的计划。秉承着这个意图，我尝试拆下密涅瓦神庙（minerve）的外墙，那里有最美丽的雕塑、朱庇特的雕像和两匹华丽的马的浮雕。但是，当人们刚刚开始拆除大檐的顶部时，所有的东西突然从高处掉落下来。不过所幸没有任何工人受伤。”我们或许可以原谅掠夺者的无知（莫罗西尼把波塞冬当作了朱庇特），但是不能原谅他们笨拙的愚蠢行为。

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第七代埃尔金伯爵，于1799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大使，直至今日，他都遭到人们的厌恶。但在当时，同时代人批判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夺走了艺术品（罗马人在希腊、法国人在意大利也都这么做了），而是因为他为了夺走艺术品，损毁了那些纪念性建筑物。

1811年，也就是拜伦发表《密涅瓦的诅咒》的同一年，夏多布里昂强烈地谴责了对帕特农神庙和厄瑞克忒翁神庙的破坏行为：“他（埃尔金伯爵）想把浮雕从檐壁上移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土耳其的工人先是打破了下楣，并将柱头抛下；然后，他们没有使檐壁的排挡间隙从滑槽中出去，因为他们觉得打碎檐口的方法会更快。在厄瑞克忒翁神庙，它的角柱也被取走了，以至于今天必须用一堆石头来支撑它，因为整个柱顶盘都有坍塌的危险。”

随着雅典卫城新博物馆的开馆，争论再度升温，此时，或许我们可以静心思考一下这次洗劫给《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的作者带来的启发：“雅典的纪念性建筑在它们诞生的地方被拆毁，它们的美丽也减少了。只有特定的光线才能使某些轮廓和色彩的精致显现出来。但是，由于英国的天空下缺少这种光线，于是这些轮廓和色彩都消失或隐匿了起来。”最近我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的那些“埃尔金大理石”，我只能肯定，它们都深深厌烦了这里。

米罗（milo）的维纳斯【2】，也在希腊被掠夺了，但这次没有造成任何毁坏。1820年4月8日，一个希腊农民在田野中发现了它，之后通过不可思议的谈判，它被马塞卢伯爵买下献给了法国，不过这也很好地揭示了奥斯曼政权的腐败。在乘船前往法国途中，“断臂维纳斯”曾在比雷埃夫斯港停靠了一会儿。我们已经提过多次的路易·弗朗索瓦·福维尔，曾希望有机会凝视她，这位希腊的超级“粉丝”最终如愿以偿。

接下来是夏多布里昂的好友——马塞卢伯爵在1854年运用连续的笔法对这一场景的描绘，其风格明显受到子爵【3】的影响：“在这绝妙的天气中，天空是如此纯净，夜雾是如此透明；这个曾响起过无数胜利呐喊的港口，现在却悲凉而荒芜；这座被遗弃的地米斯托克利的坟墓，被见证过英雄荣耀的波涛冲刷着。透过比雷埃夫斯港停靠的那潮湿的、孤零零的船的桅杆和绳索可以看到，月亮在海默特山后缓缓升起，那微弱的月光，却在阿提卡如此明亮，光线一直延伸到大理石上。船员们都缄默不语，那位老哑巴古董商……”

人类动荡的历史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顿。雅典迎来了几百年来都未曾经历过的和平与宁静的奇迹般的时刻。但爱神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接替她的是她的情人——战神。一年之后，也就是1821年3月25日，在圣母领报节（jour de l'annonciation）的这一天，独立战争爆发了。

在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被希腊人称之为“ethniki épanastasis”，即民族革命的战争中，雅典人很快就获得了解放，但在很晚的时候才再度恢复自由。强烈反差的命运，是这场奇特冲突波澜起伏的极佳写照。战争中，希腊人几乎花费与对抗蛮族，此处即为对抗奥斯曼人时相同的时间去进行内部对抗，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那样。

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竟没有一刻是真正的战略要地。但在欧洲公众眼中，它具有重要的象征价值。它是古希腊的记忆，更确切地说，它是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记忆，是现代世界对这座城市、对这个令古希腊文化爱好者感到动容和感动的受难国家应有的认知。“两个希腊”（往昔的希腊——“竖琴”的希腊，和今日的希腊——“琵琶”的希腊）的主题概念贯穿了《东方诗集》（1829年）全文。在拜伦之后，受到启发的维克多·雨果发出了最有信服力的声音。

一切是从一场胜利开局的，但是因为胜利者的行径，局势又恶化了。雅典人先是像他们的祖先在希波战争时一样，到萨拉米斯岛避难，而后回到了雅典，并围住了雅典卫城，但土耳其守军却在那里设下路障。1821年7月，奥斯曼帝国派遣的阿尔巴尼亚将军奥梅尔·弗廖尼（omer vrionis）的到来扭转了战局。他们在城市周围组织名为“希腊狩猎”的行动，人们被折磨至死，或被刺死。以此为乐的弗廖尼于11月时又返回了，围困再度开始。

希腊人则设法成功地切断了土耳其人的主要饮用水供应：位于雅典卫城南坡的水井。它曾为狄奥尼索斯剧院附近的阿斯科勒庇俄斯圣所提供水源。赢了臼炮，赢了坑道，驻军最终败给了口渴，他们于1822年6月22日投降了，并得到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每个人都可以带走一半私人物品，并且可以被转移到小亚细亚半岛。但那些愿意留下的人，则可以留在原地。

希腊的队长们当着雅典大主教的面，以圣经之名做出了尊重条约条款的承诺。在聚集在一起的外交使团面前，法国领事路易·弗朗索瓦·福维尔，也就是16年前在雅典欢迎夏多布里昂的那个人，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请愿，对此，法国第一批古希腊文化爱好者之一的路易·马克西姆·雷波（louis-maxime raybaud）为我们留下了记载：“今天，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希腊，更确切地说，是集中在这个有着如此辉煌历史的城市中……不要让见证胜利的这天，也见证你们因不遵守承诺而玷污这一胜利的事件……誓要帮助弱者，誓要对不幸的人怀有仁慈之心。”

但这其实没有任何用处。历史学家大卫·布鲁尔（david brewer）详细地叙述了以下情节，据他估计，到7月中旬，即投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组成守军的1150名土耳其人中，有近一半的人被雅典士兵屠杀了。“希腊狩猎”并没有被他们遗忘，处决人质的事情也同样被铭记在心。而这场战争，就像所有这类战争一样，早已变得不可救赎。

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堡垒的指挥权委托给了奥德修斯·安德鲁索斯（odysseus andhroutsos）。但是安德鲁索斯在临时政府中很快失势，他的副手南尼斯·戈拉斯（iannis goras）取代了他在雅典卫城的职务。安德鲁索斯还与土耳其人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土耳其人很难被他说服。预感到最坏的情况后，他又更换了阵线，并屈服于戈拉斯。被带到雅典后，他被囚禁在一座法兰克人在卫城山门附近建造的塔内。1825年6月17日上午，他的尸体在三十米下的雅典娜尼凯神庙的石板上被发现。很显然，他是被扔出窗外的，尽管官方得出的结论是他企图越狱但走错了方向。

在整个报复过程中，这样的行为在独立战争期间还有很多，但土耳其人却丝毫没有显露出夺回堡垒的企图。直到1826年，他们才表现出来。成功改革军队的苏丹总算明白，面对列强愈发明显的干涉，想要恢复利于自己的平衡关系，唯一的办法便是拿下雅典。

1826年6月底，雷希德（reshid）帕夏的军队在城北的帕提西亚（patissia）设立驻地，总人数达7000人，其中包括800名骑兵。7月底，他们在菲利帕普斯山上安装了大炮，1687年的时候，威尼斯人同样是在这里安装过大炮。希腊驻军仍由安德鲁索斯的前部下戈拉斯指挥。8月，在希腊领导人卡拉伊斯卡基斯（karaïskakis）和法国古希腊文化爱好者法比耶（fabvier）的共同领导下，希腊发起了第一次援助尝试，两位领导者后来互相推脱失败的责任。

戈拉斯死后，正是这位法比耶在12月中旬立了大功，在土耳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将六吨火药带入了堡垒。这让年轻的《东方诗集》作者激动不已，莫里斯·巴雷斯（maur barrès）在他的《斯巴达之旅》一书中也不忘向他致敬。陪同法比耶的500个人，包括他自己，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包袱爬上了城楼的顶部。

法比耶此后被困在了雅典卫城，生活越来越艰难，唯一的希望只来自外界的介入。希腊人选择在比雷埃夫斯港登陆，但很快就出现了指挥上的问题，而且由于地形上的困难，问题愈发严重。某些领导人（包括英国亲希腊者、戈登〔gordon〕、丘奇〔church〕和科克伦〔cochrane〕）的无能，加上希腊士兵的无纪律性，1827年5月6日发生了一场沉重的灾难（1500人死亡）。对于法比耶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投降。

有两位作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诗人）访问了在战火中几乎被完全摧毁的雅典。他们来到这个奇特的暂时“无人区”，见证了从战争真正的转折点——纳瓦林战役（1827年10月）开始，到雅典卫城被土耳其驻军遗弃（1832年8月）的历史。

1828年，查理十世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摩里亚（morée，也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帮助起义者，随行的还有一个科学考察团。埃德加·基内特（edgar quinet）是其中一员，他于1829年3月2日在纳瓦林（navarin）登陆，但很快就与同伴们分道扬镳，自己找路来到了雅典，并于4月底从雅典出发前往法国。以下便是这座城市呈现给他的模样：“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对其废墟的印象习以为常了，而且我们对雅典的迷惑攻势已做好了防御准备，但没想到她的痛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山的背面，城市一直建到了半山腰，在山脚下的半圆形里，倒塌的房屋已经滚成了黄土堆，目之所及，不知其形。那些还坚挺着的建筑，屋顶被拆了，墙体也开了，给人的感觉应该是最近才被破坏的。”

三年之后，拉马丁（lamartine）目击的也是这幅场景，并且用以说明的措辞几乎都是一样的。他是在1832年7月前往东方的，并且经历了最坏的事情，这里不是指物质上的（他的旅行非常奢华），而是指精神上的（他的女儿与他同行，但不久就在贝鲁特〔beyrouth〕死于肺结核）。那么他本来在雅典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些“荒芜之景”：“我们走进了城市，这里其实是一个由狭窄小径构成的错综复杂的迷宫，到处是一段段倒塌的墙壁，破碎的瓦片、乱扔的石块和大理石。在这些白色的、普通的、废墟中的小破房子里，有几个肮脏的、散发恶臭的窝，一些希腊农民家庭便拥挤、躲避在那里。”

拉马丁是否遇到了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的这位正在寻找长墙碎片的英国“古董商”呢？克里斯托弗·伍兹沃思（christopher woodsworth）在1832—1834年前往希腊旅行时，运用的也是这样的措辞，只是缺乏了一些写作才能：“雅典城如今已是一片废墟。街道上几乎无人居住，所有的房屋都失去了屋顶。教堂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堆石头和灰泥。那里只剩一座教堂还在举行仪式。”

在奥斯曼四个世纪的统治结束时，这座城市已准备好成为希腊王国的首都了。

【1】帕夏：奥斯曼帝国的各省总督；旧时土耳其对某些显赫人物的荣誉称号。

【2】米洛的维纳斯：也称断臂维纳斯，一座著名的古希腊雕像。

【3】指夏多布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