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th b.c.

“与其像博物馆中的一览表那样，一一列举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伟大成就，不如让我们把它们放入历史背景中，然后沿着雅典娜女神节游行队伍的行进路线，穿越回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如果说历史上曾出现过可以预见的事件，那便是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前十年的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使两个世界在陆地和海洋上形成了对立。一方面，众多城邦虽然几乎总是处于摩擦之中，但是它们都坚信彼此属于同一个世界，“通过语言和血缘、神庙和祭祀联结起来的希腊人世界”，就像雅典人为了让斯巴达人放心时反复提醒的那样。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在手握大权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封建结构的庞大帝国。

波斯此时已或多或少地拥有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地的宗主权。居鲁士（cyrus）无法为其计划制定实质的内容，所以他的企图显得更为粗略。他的儿子冈比西斯（cambyse）英年早逝。最后是来自阿契美尼德家族（la familleachéménide）旁支的继任者大流士（darius）选择停止进攻。据彼得·格林（peter green）报道：“伟大的国王派使者到爱琴海盆地和希腊本土大陆，去寻求‘土地和水资源’，以示臣服。但是雅典和斯巴达拒绝了。”

第一次希波战争对于入侵者而言是惨痛的失败。在斯巴达人因宗教原因不得已耽搁（是借口还是事实？）而缺席的情况下，雅典人在部分普拉提亚（platéens）部队的支持下，发挥出了技术和战术优势，特别是他们的勇气，因此击败了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在一次超级成功的两翼战术运用之后，他们的胜利已成定局：波斯军有6400人被消灭，但雅典军只被消灭了192人。这就是公元前490年8月12日在马拉松平原上发生的事情。多亏了雅典人利用这场胜利证明帝国主义企图是有理的，希腊世界才继续独立归属于自己。

只要直面史实，谁都能看出米提亚德（miltiade）和他的军队只是把终结往后推延了。波斯人还会卷土重来的，这一次他们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方法。如果说真正的政治家是懂得把最冰冷的现实主义和最大胆的想象力相结合的人，像后来的丘吉尔（churchill）或戴高乐（de gaulle）那样，那么地米斯托克利（thémistocle）完全可以配得上这个称号。这个“新人”【1】虽然出身于一个老贵族家庭，但他却知道如何塑造出一个崭新的雅典，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危险。而这个新的雅典，就是蒂博代（thibaudet）在《从修昔底德评析第一次世界大战》（campagne avec thucydide）一书中命名的“木之城”。

地米斯托克利心里很清楚，马拉松战役取得的辉煌不会重演。第一次的出其不意已经属于过去，战略必须得到彻底的改变。哪怕冒着让敌人暂时占领雅典的风险，也必须把一切都赌上，不能只依靠那些全副武装的步兵，还要依靠水军；不能只依靠陆上的雅典，更要依靠海上的雅典。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比雷埃夫斯港的防御工事，以及战时舰队的发展：包括军舰的建造、装备和船员的训练。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83年冬季，在劳里昂山脉发现的银矿资源，奇迹般地在此发挥了用武之地。

不知道应该钦佩地米斯托克利哪点最合适：是他计划的大胆，还是他为了这些计划被接受所付出的精力。特别是他知道如何利用德尔斐（delphes）祭司们以他们狡猾和扭曲的方式刚刚颁布的神谕：“看到一切的宙斯却满足雅典娜的恳求，只有木栅栏不会倒下，它会保护你和你的孩子们。”地米斯托克利解释说，“木栅栏”不应指雅典卫城周围的栅栏，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保护，它真正的含义应该是指雅典周围的军舰。当波斯人第二次向希腊发动进攻时，这个新“栅栏”才刚建立。

这位雅典战略家所预见的，也就是最糟的情况，必然会发生。在公元前480年8月，温泉关防线一被攻破，薛西斯的军队便冲进了阿提卡地区。从6月起，地米斯托克利就开始投票表决将大部分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转移到特雷泽尼（trézène）和萨利米斯（salamine）。这次他又下达了一个新的法令，命令所有剩余的公民也立即撤离，只留下了一些手脚不灵便的人，“按照文中规定，为了守卫上帝的财产”，那些女祭司和神殿司库也要留下。原本应该能抵抗几个月的守军，就这样被弃留在雅典卫城里。

这些不幸的人最终都没能活下来。几周的围攻未果后，一小队波斯士兵成功地翻过了岩石，来到了北侧无人防守的地方。希罗多德（hérodote）记述道：“当雅典人在卫城上看到他们的时候，有的人从城墙高处跳下自尽，有的人躲在神庙里避难。而当波斯人进入雅典卫城后，先是开启了城堡大门，之后对那些哀求者进行大屠杀。他们将躲起来的人一一杀掉，然后洗劫了神殿，最后放了一把火，将雅典卫城里的一切东西都烧掉了。”

到了9月底，以雅典人为首的希腊人，开始在萨利米斯海峡复仇，在海上展现出了与先辈在马拉松平原上一样强大的技术、战术和勇气。地米斯托克利的战略是正确的。雅典人也得以在短暂的流亡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和战场。

可惜的是，这只是暂时的。可以说波斯军队已无须再畏惧，至少在这段时间里，薛西斯的军队在他的女婿马铎尼斯（mardonius）的指挥下，还没有放弃。他们于公元前479年6月又在雅典驻扎下来，然后在面对斯巴达的威胁而撤走之前，将雅典城洗劫一空。“他（马铎尼斯奥斯 mardonius）先是烧毁了雅典，把城墙、房屋和神庙上所有的残存物都拆毁，将它们夷为平地”。但波斯军队最后战败于维奥蒂亚州（béotie）的普拉提亚附近，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在萨摩斯岛附近的米卡勒海湾被磨灭了。而对于阿提卡地区来说，特别是对于雅典城本身来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面临着重建。

但是能重建吗？或者说真的需要重建吗？早在柏林的“断头教堂”和纽约的“归零地”之前，历史上就出现了这个是否需要保留时代记忆的问题。出于普拉提亚的誓言【2】，希腊人保证在原地保留这片废墟。虽然我们今天一致认为这个誓言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个伪造品，但莱卡古（lycurgue）所引用的文本（虚构的？）还是反映了一种共识，而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战争一结束，雅典人就优先建立了新的防御体系，紧接着才是民用或宗教建筑。其中也存在几个慎重的翻新，例如在西蒙（simon）的提议下，在新阿哥拉上建造绘有图画的门廊。但直到公元前5世纪的伯里克利时期，这里都没有任何重大调整措施。

所以，这时候要讲究的是理科，也就是工事的艺术。就像吸取第一次希波战争的教训一样，地米斯托克利一刻也不耽搁，以同样清醒的头脑和高瞻远瞩的目光，从第二次希波战争中总结经验。自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雅典人开发的比雷埃夫斯港就一直被保卫着（实际上就是三个相邻的港湾：从西到东分别是坎萨罗斯〔cantharos〕、泽亚〔zéa〕和穆尼奇〔mounichie〕）。但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必须牺牲雅典，因为雅典并没有抵抗多久。既然已经恢复了和平，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那么为什么这次不把整个城市变得坚不可摧呢？不仅要给它修建新的城墙，更重要的是，还要用连续的城墙将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港连接起来。因此，雅典将成为一只双头鹰，一头朝向陆地，另一头朝向大海，是一个混合体。简而言之，无论危险来自哪边，它都能做好抵抗的准备。例如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危险，更确切地说，是来自斯巴达的危险……

尽管对斯巴达人不信任，但地米斯托克利还是实施了一个计划挫败敌人，那就是运用狡猾的“两边抓”战术——一种已经被多次证明有效的希腊典型优势。计划一步一步分阶段进行，既结合实际又能快速推进。不到一年的时间，雅典周边就建起了新的围墙。这是一种带填料的双层墙体，其中的一些遗迹，我们今日仍可在奥林匹亚宙斯神庙（olympiéion）附近的陶艺馆一侧或埃雷希特欧（erechtéiou）街的地下看到。这座大量运用了被波斯人破坏的古建筑元素的城墙，占地约215万平方米。

在公元前471年地米斯托克利被陶片放逐之前，即被雅典同胞判处流放之前（他的强势个性让很多人感到困扰），这位雅典的战略家尚有时间监管第二阶段的计划实施，即在公元前493—公元前492年对比雷埃夫斯港周围修建的防御工事进行改进和扩建。米提亚德的儿子西蒙（simon）在公元前461年被驱逐之前，秉承着一种优良的传承精神，致力于圆满完成这些工程。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普鲁塔克的话，其实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的启动也是归功于他的：“虽然长墙（名为‘大腿部’）的建设直到后来才完成，但是第一批地基的完成还是归功于西蒙。”

秉承着同样的一脉相承精神，最后大部分工程的执行者是民主阵营首领伯里克利，他在公元前429年逝世前一直统治着雅典城。在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56年间，他修建了两道非常厚的城墙，也就是普鲁塔克提到的两条“大腿部”：北面的城墙修建于比雷埃夫斯港及其三个港湾处，东面是法勒鲁姆（phalère）城墙，位于与它同名的港口方向。大约在公元前445年，在所谓的三十年和平之后，伯里克利修建了第三道城墙，与比雷埃夫斯城墙平行，也就是南边的城墙。至此，在城市与海洋之间形成了一条长6000米，约一个古希腊体育场那么大【3】，宽约160米的加固型通道。原来很难防守的老法勒墙便逐渐被废弃了。根据保萨尼亚斯（pausanias）的英国出版发行人彼得·莱维（peter levi）所说，有两位英国游客，分别是莱克上校和剑桥的“古董收藏家”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christopher wordsworth），在19世纪初还能看到这些长墙的遗迹。这些长墙在公元前86年被苏拉（sylla）推倒了，此后便再也没有重建了。在最近的挖掘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线索，特别是在塞浦路斯（kyprou）街上。我也去了现场，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为了安慰自己，我选了一条更“电子化”的路，乘坐了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的露天地铁。在这条线路上，有整整一段路都是沿着那两段旧城墙修建的。

在确定了城市的未来规划以后，伯里克利终于可以着手给予或者说恢复这个城市本来的面貌了。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以后，在雅典的煽动之下，一个为帮助希腊世界抵御波斯人再次入侵的同盟诞生了。这个同盟的金库最初设立在提洛（délos），公元前454年被转移到了雅典。为了报答雅典人的厚爱，同盟商定此后将把六十分之一的捐款供奉给雅典娜女神：很显然，雅典把尽可能地替女神花费这笔“崇敬的贡金”作为自己的职责。

在挖土工人的时代过后，人们终于迎来了建筑师的时代，但是城市设计师的时代却永远不会来了。就像希罗多德说的那样，波斯人摧毁的不仅仅是官方建筑，还有城市本身，那些房屋和街道。但在清理废墟的时候，人们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城市重建的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那时候米利都（milet）的希波达莫斯（hippodamos）正忙着绘制比雷埃夫斯港的设计图，这是一份完全正交的设计，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是棋盘式设计，这种模式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在旧时的雅典大获成功……在新时期，我们俗称它为希波达莫斯计划。与白手起家的比雷埃夫斯港不同，雅典市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这些历史对于雅典人来说是特别珍贵的财富。

就像后来的罗马一样，因为同样的原因，这座城市也一直保持着不协调与怪诞，街道狭窄而曲折，就像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谈到阿格利真托（agrigente）时说的那样，“设计出这种布局的建筑师肯定是头蠢驴”。刘易斯·蒙福德（lewis mumford）在《历史中的城市》（la cité à travesr l'histoire）一书的综述中，在对雅典卫城进行详尽的描述后，引导人们联想到“脚下那片混乱的堆积物”。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年轻的文科预备班学生时，在读到查尔斯·皮卡德（charles picard）的那本名为《古典希腊生活》（la vie dans la grèce classique）的优秀小说时，内心被深深地震撼。那时我仿佛想象出一个用粉笔勾勒的、温克尔曼（winckelmann）式的全白大理石风格的雅典，这位学者和精神考古学家使一个由台地和阶梯组成，充斥着各种声音、气味和色彩，像迷宫般的马格里布市（maghreb）映入我的眼帘。总之普拉卡街区（plaka）的游客减少了。只有卫城的南边发展成了古城，而北边则没有。

古代雅典的住房被随机分布在断头胡同和小巷子中，相当狭小也十分不便。埃德蒙·阿布曾难掩失望地写道：“若非历史确实如此，人们永远不会相信这样的贫民窟是有人居住的。”不过在我们所接触的小部分住房中，确实很难找到能与之相当的有壁画和镶嵌画装饰的提洛的希腊式房屋，更不用说庞贝（pompéi）、赫库拉尼姆（herculanum）或斯塔比斯（stabies）的罗马别墅了。

雅典的房屋通常是在石基上用泥砖砌成的，有一层专门给妇女居住，整体房屋遵循着极为简单的规划，围绕着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庭院及通往外街的过道，男人们的房间（andrôn）或接待室，以及北面的前庭和客厅，它们可以通向门廊（pastas）并且沟通庭院。传统的宴会通常在男人们的房间中举行，例如年轻时的阿伽颂（agathon）为了庆祝自己的第一部悲剧作品诞生而请朋友们参加的聚会，苏格拉底也在其中。

在古雅典，就像在古罗马一样，有很多街区，邻里之间没有很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不存在像纳依-奥特依-帕西（neuilly-auteuil-passy）这样的富人区【4】。富人和穷人们混住在一起，好像在生活中每一天，三个阶层的人都混在一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可以将人口分为三种类别：拥有完整权利的正式公民（身份特定为父亲是雅典人的男性，女性除外。从伯里克利时期起，特定为父母皆是雅典人的男性）、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指外国人，大多是古希腊人，住在城市中享有和公民一样的法律保护，但是无法行使政治职能）、奴隶。

对于那些想体验当时雅典人生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阅读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的戏剧更合适的了，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看看维克多·亨利·德比杜（victor-henry debidour）的诙谐译本。我们将会碰见直接从战场赶来的贾斯汀内特（justinet）（在《阿卡奈人》剧作中），他就在普尼克斯（pnyx）【5】的台上等着，还不时地挠挠屁股，这样，一旦所有闲逛的人都被斯泰基的弓箭手打倒时，大会就可以开始了。老克勒翁（vieux chéricléon）（在《马蜂》剧作中）为了消除儿子的警惕，试图用与尤利西斯（ulysse）一样的伎俩去满足他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唯一狂热爱好：参加陪审。讨人喜欢的达比维塞特（démobilisette）（在《吕西斯忒拉忒》剧作中）准备将自己和朋友们封锁在雅典卫城的山顶上，组织一场妇女罢工，以获得最终的和平（当时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但在伯里克利时期，如果只算雅典城市而不算雅典城邦，只算“阿斯图”而不算“科罗拉”的话，雅典究竟能容纳多少居民呢？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通常都缄口不言。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在人口总数问题上达不成共识。摩根斯·汉森做了如下计算，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说明所有的计算标准（他是根据什么得到面积与人口之间的关系的？）：“如果我们假设从城市走到边境最多是一天的路程，那么也就是半径约为30千米，总领土大概就是3000平方千米，那么所能容纳的人口总数最多是30万人。雅典的国土面积是2500平方千米，所以在公元前4世纪时，人口至少应有20万，其中至少有3万是成年男性公民。”

这些预估应比实际少了一些：就连作者本人不都让我们往上调整数据吗（他重复了两次“至少”这个词）？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近乎准确的资料，是公元前4世纪末，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émétrios de phalère）进行的人口普查：因为数据结果在词汇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所以如果我们正确解析这些结果的话，可以得出居民人数达到了40万。罗伯特·弗拉切利耶（robert flacelière）甚至说过“在阿提卡地区有50万人生活”，这似乎有些夸张了。因此，为何不采用30万这个中间数值，而且看上去也相当合理的数字呢？

此外，我们还要将这30万人口分摊到城市和乡村中去。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农村空心化而人口大量外流至城市的世界，所以，我们极有可能得出三分之二的人在“阿斯图”，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科罗拉”的结论。然而在那个时代，生活在乡村的人要比现在多得多，而城市的人口则少很多。在古雅典，城市的中心地带有很多空地：菜园、橄榄树林，甚至是纯粹的荒地。约公元前354年，色诺芬（xénophon）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sur les revenus）一书中曾有关于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的讨论：“既然我们在城墙内有大量的空闲之地，那么城邦或许可以允许那些提出申请并且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外国侨民拥有可用于建筑的土地。”不过我们不是特别明确此处所指的究竟是城市围墙内，还是雅典长墙内。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在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人到来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雅典人在乡下保留了“家庭聚居地和住所”，这使我们的研究沿着正确的轨迹行进。摩根斯·汉森曾对希腊历史学家说，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通过文字强行写出来的。因此，雅典本身的居民总数将在10万（如果按照丹麦历史学家的说法）到15万之间。

其实最后这个数据和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les mémorables）中提供的另一个信息是吻合的：“苏格拉底在思考某个问题时曾说过，这座城市包含了一万多栋房子。”这也是色诺芬在《经济论》（économique）中对家庭物品计算中的依据，也就是一万栋。在这方面，让我们回顾一下，虽然说雅典的一栋房屋大多只住一户人家，但从最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就像罗马也会是这样的情况，其中很多房子事实上是“大型的集体住宅，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公寓楼”，是由几户人家共同居住的。

这座还未定型的城市，所有的一切都是扭曲的。在这里既没有笔直的大街，也不存在房屋之间的空当（现代雅典几乎还是这样的情况），没有铺砌石板的街道很快就变成了垃圾堆。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这座城市却因为一些最美丽的人文瑰宝而变得绚丽多彩。公元前5世纪时的那份建筑清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大部分是由伯里克利倡议的：不仅有神庙（帕特农神庙、厄瑞克忒翁神庙、赫淮斯托斯神庙），还有一些公共建筑（希腊圆形庙宇、新大礼堂、柱廊、音乐堂等等），此外还有卫城山门。

正如唐**·卡根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其中许多古迹已经很遗憾地消失了，但令人震惊的不仅是这些古迹的数量，更是建造这些古迹的速度。普鲁塔克用他锐利的辞藻写道：“伯里克利的杰作更加使人敬佩，因为它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却注定会长时间留存于世。”

为什么会诞生这种奇迹呢？只是为了实现康德定义的那种“无止境”的美吗？其实这样想，是因为遗忘了这些古迹都具有共同的功能：宗教、社会和文化功能。同时更是忽略了它们身上所承载的最狭义也最广泛的政治意义。因为伯里克利做的伟大工程需要材料和人力资源，所以能让他的全体选民高兴，这一点其实庇西特拉图也明白。通过他们的设计和装饰细节，来歌颂战胜外族的胜利、颂扬民主国家的可贵，从而促进雅典公民教育的发展。最后，他们用自己的光彩，向世界大声、清晰地宣告：城邦的威望与辉煌远远超出了阿提卡地区的边界。

与其像博物馆中的一览表那样，一一列举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伟大成就，不如让我们把它们放入历史背景中，然后沿着雅典娜女神节游行队伍的行进路线，穿越回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此次游行的目的是向雅典娜·波利亚斯（athéna polias也就是城市的守护者）奉献一件崭新的绣袍。小型的雅典娜女神节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的每四年举办一次，游行路线通常是从陶瓷公墓到雅典卫城，途经阿哥拉。

地米斯托克利设计的围墙一共有好几道被重兵把守的城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道，一是在城市西北边的圣门，通向与它同名的大道，之所以名为“圣门”，是因为它通向埃莱夫西纳州；二是双门，通向陶瓷公墓，再往后是柏拉图授课的学院。值得一提的是陶瓷公墓，它其实是一个位于“城墙外”的城市大型公墓。在战争时期，战死的士兵都会被安葬在一个名为“德莫西翁公墓”或公共墓地的特殊围地里。而且在战时，每一年都会在这里举行一次葬礼，在众人面前为死去的战士举行悼念仪式。

游行队伍在双门（dipylon）前形成。公元前4世纪初，此处建立了一座晚期建筑，也就是庞贝城（pompéion），作为仓库、衣帽间和宴会厅，供参与者使用。最终这些都修建完成了。船只已经装配在轮子上了，女神的新绣袍也挂在桅杆上了。每个人都再次确认已经各就各位，游行队伍终于可以向东南方向行进了，向着阿哥拉的方向。

如图所示，虽然它现在已经确定了最终的位置，但是要花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打造好。对古希腊人来说，“阿哥拉”代表的是一个具有多种用途的地方：是“一个向各种贸易、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开放的公共空间”。在这个方面，希罗多德讲述了一件有重要意义的逸事：居鲁士是薛西斯的祖父，有一天，他收到了来自斯巴达人通过传令兵发来的警告，让他“不要破坏希腊的任何城市，因为我们将无法忍受”。居鲁士在向亲信询问过这些竟敢用这种方式训诫他的奇怪的人的来历之后，回复说：“我还从未惧怕过那些在城市中心某个地方聚集，且用宣誓的方式来互相欺骗的人。”

虽然雅典的阿哥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在城市的中心，但它确实是城市的象征中心。在公元前521年左右，小庇西特拉图（pisistrate le jeune），也就是希皮亚斯的儿子和庇西特拉图的孙子，在阿哥拉上建造了十二神殿。在十二神殿中，有一个名为翁法洛斯（omphalos）的祭坛，意指“大地肚脐”，从此处可以丈量雅典与其他城市的距离，就像今日巴黎圣母院门前广场上的青铜铺路石一样。

如果需要的话，说明阿哥拉模版特点的还有另一个例子。在喜剧《鸟》（les oiseaux）中，阿里斯托芬让我们见证了一座名为“云中鹁鸪国”的虚构城市的建造，便是由设计构建阿哥拉开始的。一位声称是米利都的希波达莫斯弟子的建筑师参与了设计，他一边将脚滑稽地踩进一个圆圈的等积正方形中，一边对众人说：“我将运用一个正方形来进行测量。用这样的方式，你看，圆圈变成了四边形，并且中间会有一个环形交叉路口，各条笔直的街道都准确向心地通向这里，并且就像恒星一样，直射的光线会根据圆环的准确圆度向所有方位角辐射。”

显然是为了更加方便，原本位于阿哥拉上的市场，按照当时的说法，很快就根据产品分类被安置在“圆圈”的周边。但一直到后期，阿哥拉都一直在其梧桐树荫下庇护着许多商业活动，商店和工匠摊位比比皆是，例如苏格拉底喜欢光顾的那家补鞋匠西蒙的店。

阿哥拉同时也是一个交流声不断的地方，整个城市的人，包括外国侨民在内，都喜欢在这里进行激烈的探讨。除此之外，这里还是一个宗教庆祝和纪念的场所。诸神可不仅仅住在雅典卫城。在神岩之下，有无数形式各异的建筑供奉着他们。在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450年间，伯里克利让人在那个俯临西部地区阿哥拉的“集市旁的山丘”（kolonos agoraios）上建造了赫淮斯托斯神庙（héphaistéion）。这座多利克柱式的神庙，曾因其装潢被长期称为赛西翁神庙（théséion），用来庆祝雅典国王的传奇功绩。赫淮斯托斯是一个瘸腿的铁匠，是守护所有手工业者的神，所以让他来守护阿哥拉是最好的选择。2004年9月，雅典举办残奥会时，主办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选择在赫淮斯托斯神庙附近举行开幕式，灯火通明的神殿中隐约传来守护神的阵阵锤声……

同样是在这个特色公民场所阿哥拉上，有许多对城市运转至关重要的建筑，例如希里亚（héliée）法院就极有可能建于此处。伯里克利也在这里留下过印记。多亏他，人们拥有了公民集会的场所（bouleutérion），在此处有城邦中最重要的参议团体——五百人议事会。除此之外，还有希腊圆形庙宇（tholos）——一座因其圆锥形的屋顶而获得“草帽”绰号的圆形建筑物，同时这里也是执政官们，即相当于参议员们聚集的场所。在这个火苗永不熄灭的城邦集会场所，只有雅典最重要的人才可以居住。正因如此，苏格拉底才想余生都住在此处，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为同胞们提供了最好的服务。

尽管这种逐步的“纪念碑化”或多或少都会使其西部地区（宙斯·伊路瑟里奥斯〔zeus eleuthérios〕门廊、皇家门廊）被合理开发，但阿哥拉还是会长期保持多用途空间的功能。就像西班牙小城的广场，只需用手推车堵住出口，就可以作为角斗场使用。在建筑工程等待兴建的过程中，通过点缀一些匆匆忙忙拼装而成的木质看台，这里有时就会变成一个剧院，甚至更简单一点，还能变成一个田径场，用来举办一些体育赛事。

在迂回穿过阿哥拉之后，雅典娜女神节的游行队伍继续向雅典卫城进发。她的右边，也就是西边，便是普尼克斯山，也就是古希腊雅典的人民议事会和亚略巴古所在的小山。因为是最高法院和国家议会的所在地，这里被誉为城邦最重要和最受尊敬的地方之一。今日的普尼克斯山只不过是冬天风吹、夏天日晒的白垩质土堤，但历史上，它应该经历过三种形态的转变。由于考古学家对具体的年代细节总是达不成一致，所以只能做出大致区分：第一种形态很有可能出现在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第二种大约出现在公元前403至公元前404年，是在三十僭主倒台后完全改造的形态；第三种是由吕古格（lycurgue）在公元前4世纪的最后25年稍作修改之后的形态。尽管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总体的形式从未改变过：一个人潮拥挤的半圆梯形会场，必要时人们可能只能坐在地上，演说者面对着看台上的层层观众进行发言。

要是想更好地了解人民议事会是如何运作的，不妨去参观一下阿哥拉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虽然小，但特别热闹，布置得也特别好，里面还有一台令人惊叹的投票机——古雅典投票器（klérotérion）【6】，它的可靠性可以媲美今天的电子装置。恕我直言，民主不仅仅是原则，也是手段与技术，并且用戈比诺的玩笑话来说，这些技术（典型希腊话用语）完全被“自称是雅典民主派的四万名贵族”所拥有。

离开两座小山之后，游行队伍进入了前往卫城山门的坡道，这也是进入雅典卫城的必经之路。自从战胜了波斯人之后，雅典卫城就不再是一个具有堡垒和神庙双重功能的结合体了，从那以后，它便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座单纯的神庙。卫城山门是由姆尼科勒斯（mnésiclès）在公元前437年至公元前432年间建造的，但其实它从未真正停工，并逐渐被打造为一个有纪念性的门面，其朝向也是伯里克利为了突出雅典卫城整体建筑构成而决定的。那个我们在雅典城中没有找寻到的“规划”，竟然在雅典卫城被发现了。为了实施这项规划，进行了无数的土方工程，使多岩石的高原得以平整。公元前447年至公元前438年间，由伊克蒂诺斯（ictinos）和卡里克拉特斯（callicratès）建造的帕特农神庙，还有后来的厄瑞克忒翁神庙，都是按照明确的统一计划建造的。

这两座神庙，以及悬垂于入口道路上方的雅典娜胜利神庙，都是在颂扬同一个女神。这位女神从宙斯头中诞生，且一出生便是全副武装的女战士。不过这也不妨碍其他的神，例如狄奥尼索斯（dionysos）和阿斯科勒庇俄斯（asclépios）在雅典卫城或附近位置获得一席之地。与其说单独颂扬同一个女神，倒不如说是颂扬同一女神的不同方面。希腊人通常把无数形容诸神的修饰语称为祷文，这些修饰词在我们眼里，如果不是自相矛盾的，往往就是高深莫测的。他们把这些修饰语与这个或那个神联系在一起，以此来指定他们的属性、“技能”或者表达寓意。这也是为什么雅典娜在雅典卫城上至少有四种呈现方式。

雅典娜尼基，也就是胜利女神雅典娜，她就像后来被保存在博物馆中的浮雕上所显示的那样：正在重新穿上或者说是脱下她的鞋子，就像要进入一个圣地一样。雅典娜·普洛马克斯，意指在前方战斗的人，以一尊近9米高的巨大青铜雕像为代表，竖立在岩石中间，使得水手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她头盔上的羽饰及手握长枪的尖头。雅典娜·波利亚斯，是城市的守护者，关于她的一座特别古老的木制雕像（xoanon）就摆放在厄瑞克忒翁神庙的东面，其西面供奉的是古代神话英雄和地狱之神，也就是所谓的大地或地下的世界。最后是雅典娜·帕缇诺斯，是一位贞洁少女，但她的雕像不像那座木制雕像一样是受供奉的雕像，而是一个祭品，被摆放在帕特农神庙的大内厅中。和雅典娜·普洛马克斯一样，这尊雕像也是菲迪亚斯（phidias）的作品。从最物质的角度来说，她是雅典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宝藏，为此专门设计的帕特农神庙就是一个展示的舞台。

游行队伍继续沿着帕特农神庙行进，此处会有讲究的排场等待着他们。随后他们在雅典娜祭坛前面停下，举行祭祀，剩下的祭品则会留在晚上举办喜庆的宴会时食用。在神庙大内厅的塞克斯墙（sécos）的顶部，有一座近160米长的浮雕，即所谓的雅典娜女神节的浮雕。但就连夏多布里昂都没有时间去细看，所以它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机密性。“它拥有360多个人像和神像，以及220多个动物形象。据悉，它是雅典现存最大的一幅浮雕构图。”但目前，它的很多组成部分还分散在大英博物馆和雅典卫城新建博物馆中。现在只能等待英国政府的善意，使碎片最终重新归位。

最近，罗兰·艾蒂安（roland étienne）、克里斯泰勒·穆勒（christel müller）和弗朗西斯·普罗斯特（francis prost）在不质疑传统浮雕说明的情况下，认为“文本提供的信息和图像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差异”。举例来说，实际上参与了游行的古希腊重装步兵却没有出现在浮雕中，与之相反，出现的是骑兵。所以那些作者总结道：“简而言之，所有出现的这些人物形象，其实不怎么代表宗教游行中的参与者，他们更多体现的是当时不同的军事文化机构和团体。”

此处，我们再来看看伯里克利的计划。首先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即歌颂社会制度及其原理。正是秉承着同样的想法，他修建了一个还比较基础的露天剧场，也就是后来的狄奥尼索斯剧院，当时它还是非常简陋的，层层阶梯座位大部分都是木制的，呈“π”状面向梯形管弦乐队（合唱队的中心区）。雅典人的领袖早就明白，剧场的效果远比其他任何演出和仪式效果好，能把人民聚集在一起，引导他们做到同心同德。在它的隔壁，同样是出于这个目的，人们建造了一个近4000平方米的大型集会场所——音乐堂，主要用于欣赏音乐。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在其内部，有许多排座位和许多圆柱。它有一个由顶点向下倾斜的圆顶，据说是按照古典时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帐篷的模型和图像建造的。”薛西斯和雅典，一次又一次成为希腊胜利对抗外族蛮人的标志。

这些巨柱型的建筑和奢华的成就，难免会引起人们的嫉妒和指责。普鲁塔克曾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当时有些希腊人敢于说出来的话：“希腊自认为是可怖的不公和极度暴*的受害者，因为在这儿，本是强制征收的、用于发动战争的钱财，却被花费在遍布城市的金子和装饰品上。就像一位爱美的姑娘一样，用宝石、雕像和神庙来装饰城邦。”

但是伯里克利很认可自己的功绩。同样，他也很肯定自己在军事计划上的策略。在希波战争中，除了比雷埃夫斯港之外，雅典的城市和乡村都不得以做出了许多牺牲。但在那之后，城市和港口形成了筑垒固守的统一阵营，一艘坚不可摧的军舰停在阿提卡大区的一侧。一旦发生新的冲突，只有牺牲乡村地区的居民，而让城市居民的安全得到保障。这也是后来真实发生的事。

为了回击提洛联盟，以及遏制雅典人在爱琴海的扩张，斯巴达人建立了伯罗奔尼撒联盟。冲突便在两个对立的“板块”间迅速爆发。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说法，其中一个是大陆性的，另一个本质上是海洋性的。于公元前445年缔结的《三十年合约》，本应解决争端，没想到只是推迟了终将发生的大战。最糟糕的事情虽然还未发生，但注定要发生。正如唐**·卡根指出的“战争的导火索争端通常发生在一个不特别重要的外围地区”。埃皮达姆（épie），也就是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杜拉斯（durrës），这个城市对于当时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来说是非常不出名的，就像萨拉热窝（sarajevo）在1914年的法德两国人眼里还是鲜为人知的城市一样。但就是在这个城市，运用谷克多的著名剧作的标题来形容，便是“地狱的机器”在此处启动。

公元前431年，在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失败之后，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archidamos）率领重装步兵入侵阿提卡地区，并劫掠其领土。因为斯巴达人当时并不能完全压制雅典人，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退到了城墙后方，有条不紊地拔掉了葡萄藤蔓，砍掉或烧掉了橄榄树。与此同时，雅典舰队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拉科尼亚（laconie）海岸和埃利德（élide）海岸和敌人纠缠。在第一次战役结束之后，伯里克利用陶器发表了传统的葬礼致辞，以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修昔底德曾向我们转述过这篇致辞，虽然并非一字不差，但大体上都阐述了。在这部名篇中，这位雅典战略家运用“戴高乐式”的言语，有力地歌颂了雅典及其重要性。

第二年依旧是这样相互消耗的场景，但不久之后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雅典暴发了一场瘟疫。这场疫病就算不能使战争结束，也永久地改变了战争的走向。那么它究竟是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瘟疫呢？以修昔底德的描述为基础，维克多·汉森想弄清楚这种疾病的确切性质，因为它很有可能不是黑死病。“要想体会什么是雅典‘瘟疫’，就得想象一个人患上流感和麻疹，同时还得忍受痢疾和肺炎的痛苦。”

无论这种瘟疫的确切性质如何，甚至它今天可能已经消失了，这场灾难都确实归咎于它。而且这些不幸的避难者被迫生活的坏境条件明显助长了它的传播。人们拥挤在城墙后面以及长墙内，忍受着高温，并且没有丝毫的卫生可言（在平常，就已几乎不存在了）。他们与雅典城的雅典人一起，以骇人听闻的比例被打倒。最近，在离陶瓷公墓不远的地铁站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乱葬岗，里面有上百具骸骨。维克多·汉森曾估计阿提卡大区的人口为20万，而这次疫病的受害者人数可能多达7万至8万人。而且在这些死亡人口中，可能也包括伯里克利本人，因为他于公元前429年失踪了。

在冲突的第一个预警信号出现时，那些建筑项目无疑便停工了，而且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重新开工。这场近三十年无法平息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希腊其他地区也造成了深远影响，影响范围远至西西里岛。战争是以雅典人认输而告终的。他们在赫勒斯滂（现代的达达尼尔海峡）的伊哥斯波塔米（aigos potamos）损失了大部分舰队，还被围困了好几个月，最终在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接受了斯巴达人开出的条件。

有一位底比斯的海军司令曾建议把城市夷为平地，变为牧场，但雅典人最终只是单纯地被迫推倒长墙，并且拆除了比雷埃夫斯港的防御工事。对于他们来说，最痛苦的是要在这个曾经是民主摇篮的城邦中，强行建立一个寡头政权。三十僭主的凶残暴*就像后来的陆军上校一样，但所幸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经过短暂的内战，雅典重新恢复了民主。

于是，一个相对安宁且稳定的漫长时期终于开始了，大概持续了60年。尽管雅典的帝国梦破碎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将仍是“希腊的学堂”。修昔底德没有使用这个经常被重复的形容语，而为伯里克利准备了以下这句话：“我们整个城邦，都给希腊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但公元前399年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至今仍是雅典一个不可抹去的污点。

【1】“新人”（homme nouveau）是一个拉丁文表达，指代在古罗马时期，公民的祖父辈没有任何人担任公共职务，且其本身也是第一次担任这个官职的公民。

【2】普拉提亚誓言：据说为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战争前，希腊同盟在普拉提亚所发。为公元前4世纪所刻。

【3】体育场（stade）：指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160米）；古希腊约160米长的跑道或有160米长跑道的运动场。

【4】纳依-奥特依-帕西（neuilly-auteuil-passy）是指巴黎市西部的一部分及其附近郊区，这个地区通常被称为巴黎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5】普尼克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的一座小山，是古代雅典城邦公民议会聚会的地点，用以对法案进行投票或是驱逐成员。小山上会摆放一块巨石平台以供演说者站立。

【6】古希腊时期的一种随机投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