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th a.d. —1 5th a.d.

“无论我从何角度看待雅典人，他们都是最虔诚的人。”

“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根据《使徒行传》（actes des apôtres）一书，上述便是圣保罗（saint paul）在公元53年第二次横跨地中海的传教旅行时，在亚略巴古前说的话。尽管此后这话经常被引用，但除了一位名为狄奥尼修斯（denys）的高级法官（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后来成为雅典第一主教并被视为圣人）以外，这些话对别的读者没有造成任何影响。特别是在雅典这个公认的哲学和传统宗教之都，便更不可能产生影响了。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信仰基督教，以及公元337年他去世不久前接受的洗礼，都丝毫没有削弱这座城市的文化声望。直到公元380年末，正如保罗·韦恩（paul veyne）回忆的那样，“帝国是两极化的，存在两种宗教，皇帝信奉的宗教不是大多数臣民所信奉的宗教，甚至也不是制度层面衍生的宗教，因此在很长时间都算是异教”。若运用曾提出过“古典时代晚期”概念的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话说，那便是异教在当时就有了它的梵蒂冈——罗马，以及它的麦加（mecque）——雅典。

公元355年，未来的皇帝尤利安（julien）就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们给他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修饰词：“叛教者”（apostat）。尤利安对古代神灵和古代哲学深表赞同，在堂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ce ii）的严密监视下，他在雅典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之一。他在此处遇到了圣额我略·纳齐安（grégoire de naziance），后者描绘了一幅使人厌恶的尤利安的画像：“从这摇摇欲坠的脖子、不安且抽搐的肩膀、四处窥探的眼睛上，我没有感受到一点好兆头……”

继彼得·布朗之后，保罗·韦恩也认为尤利安“大力促进异教的发展……就像君士坦丁促进基督教发展一样”。但历史的偶然性使得结局不尽相同。公元363年，尤利安英年早逝。他死后，有两个争权的军事团体，他们一致认定瓦伦提尼安为皇帝。帝国的命运，连带着雅典的命运，现在都已注定。

在几年时间里，这座城市遭受了双重打击，首先是来自一项总体措施的长期影响，此外还受到来自一个特别戏剧性的事件的灾难性影响。其中那项措施便是狄奥多西一世（théodose i）于公元391年和公元392年颁布的法令：禁止经常出入神殿并在那里举行祭祀；而那个事件便是公元396年发生的雅典之劫。

公元395年，随着狄奥多西一世的去世，罗马帝国分裂于其两个儿子之手：西边是霍诺里乌斯（honorius），东边是阿卡迪乌斯（arcadius）。在接下来的混乱中，两位罗马蛮族（romano-barbares）的将领也很快发生冲突：一位是日耳曼民族的斯提里科（stilichon），另一位是哥特雇佣军“联邦”的领袖之一阿拉里克（alaric）。在去意大利冒险之前，阿拉里克先是前往了希腊。来到雅典，他提出了投降的建议。虽然提议被雅典人民接受，但居民们还是没能摆脱被洗劫的命运。在这场灾难性的事件结束时，整个阿提卡大区都被毁坏了，正如吉本（gibbon）从一位“当代哲学家”那里得到灵感后绘声绘色地写的那样，雅典就像“作为祭品献上的牺牲者那空洞而血淋淋的皮肤”。

继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敕令后，狄奥多西二世（théodose ii）在其统治期间，又于公元426年和439年颁布了两道敕令。所有的神庙都将被摧毁，但雅典除外，那里的神庙只会另作他用，改建为教堂。这些规定即便温和化，也迟迟得不到执行。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雅典人继续庆祝雅典娜女神节。但在这样一个沉睡的时代，哲学流派却绝不可能再像5世纪初那样强大了。在公元400年左右，某位普鲁塔克（plutarque）（注意不要把此人与《比较列传》的作者混淆，这位作者生活在公元46年至125年之间）建立了一个新柏拉图主义学院，该学院意在构建“一个真正的哲学宗教教派，其领袖被称为继业者，原则上需从柏拉图的家族中招募，且应确保对缪斯留有传统崇拜”。

20世纪50年代初，在雅典卫城南侧的赫罗狄斯阿提库斯音乐堂（l'odéon d'hérode atticus）和狄奥尼修斯剧院（le théâtre de dionysos）之间，人们发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别墅遗址。所有证据都表明，有一位哲学家普罗克洛（proclus）曾在这里居住过（而且别墅很有可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还在公元438年至485年间指导过新柏拉图学派。在别墅中，有一个巨大的房间，一端配有一个会客室，也就是一个内部可能安装了一些座椅的半圆空间（这怎能不让人联想到教室或者阅览室？）经过对室内装饰的仔细研究，还可以看出，房子内应该举行过对地母神库柏勒（cybèle）的崇拜颂扬活动。普罗克洛本人曾为这位女神写过一部名为《论众神之母》的著作，此书在当时的哲学界非常流行。

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en）在公元529年下令关闭这些哲学学校，以使哲学家们遭到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劝人入教改宗的热忱激怒了他，于是这便成为这些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下场。长久以来使雅典名声大噪的一切，也都和他们一起烟消云散了。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不是说在公元5世纪初，雅典仍是“所有人文科学和众多重要哲学家的母亲或哺乳者”吗？这座曾令罗马深深着迷的城市，这座曾可以抵抗来自亚历山大的竞争的城市，光芒却突然消失了：在帝国的苍穹中，从此只剩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在闪耀。

希腊城市很晚才进入基督教时代，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享有盛名的、采用巴西利卡式规划的早期基督教教堂在雅典相对罕见，却为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que）这类城市带来荣耀。塞萨洛尼基也是希腊无可争议的拜占庭式建筑和艺术的中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狄奥多西二世的顾虑下，那些可能被废弃的古建筑得以幸存——毕竟它们经常落入重用墙或石灰窑中。

以一定数量的改造为代价，帕特农神庙成了城中的大教堂。考古学家还在继续追查研究这些改建。帕特农神庙附近的厄瑞克忒翁神庙也被改造成了教堂，又一座教堂献给了上帝的圣母（théotokos）：以圣母代替圣母，以玛利亚代替雅典娜。另一个转移权威的成功例子发生在古希腊人为颂扬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l'asklépiéion）而建造的圣殿，它位于雅典卫城南翼的下方，恰合时宜地迎接了圣科莫（saint côme）和圣达米安（saint damien）这两位廉施圣人，也就是俗称的“不收费”，因为他们无偿地施展其作为医者的才能。至于塞西翁神庙（théséion）（事实上是赫淮斯托斯神庙〔l'héphaïstéion〕），则归于圣乔治（saint georges），他和他的异教徒前人一样是英勇的战士。

这种重新分配完成后，本来就不再创造伟大历史事件的雅典，从此就心安理得地忍受了这种再分配。以公元6世纪末开始的斯拉夫人入侵事件为起始点，整个巴尔干地区都开始受到扰乱。与其说是武装入侵，人们今天更愿意称它为移徙活动（这是为了避免触犯某些敏感问题，还是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呢？）。我们对于这个大混乱的时期知之甚少，历史学家为了形容这一时期，又一次采取了“黑暗时代”这个说法，它曾被用于形容公元前12—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时期。我们唯一能确定的便是几乎整个希腊都与君士坦丁堡隔绝了，并且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在公元585年，不幸的雅典又成为阿瓦尔人或斯拉夫人过度迁徙的受害者。

公元641年，赫拉克利乌斯（héraclius）死后，一般认为东罗马帝国变为了拜占庭帝国，但到7世纪末，尤其是伴随着新的领土组织的建立，东罗马帝国又开始出现复兴的苗头。帝国逐渐被划分为几个“军区”，每一个“军区”都由一个战略家领导，他兼有所有的民事和军事大权，但也可随时被撤销职务。“军区”类似于行政区，其原义是指战略家指挥下的、以自愿原则为基础招募的农民兵构成的分遣队。在公元687年至公元695年之间，若按时间顺序排列，第五个“军区”，即海拉德（hellade）军区也成立了，其首都不是雅典，而是底比斯，至少最初的时候是这样。

至于究竟是雅典还是底比斯其实并不重要。罗马帝国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全面见证了所谓的“城市的衰落”，而“军区”的建立加速了它衰落的同时，也认可了它的衰落。这种衰落早已被察觉，戴克里先（dioclétien）曾试图与之抗争，但徒劳无功，这种衰落只会更加明显：“自古代以来就开始管理城市的市政或居士精英们逐渐消失，城市转而由国家的官员们来管理。随着帝国版图的缩小，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税收的分配和征收也不再属于城市的管辖范围……”

事实上，是城市本身的典范消失了，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皆是如此。当然，希腊的城邦完全归自己管辖（即使是在“同盟”的表象下，其仍有帝国的雏形：雅典、斯巴达……），而罗马城邦的最高权力在罗马。就其他一切而言，两者城邦的运转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一个生活在同片领土上的共同体，并且从城市行政中心开始进行自我管理。他们被称为‘雅典人’而不是‘雅典’，同样，是‘罗马人’而不是‘罗马’。”下面这句悖论，其实也适用于希腊：“如果罗马世界是以农村为主，那么罗马文明便是罗马城的，由此是公民的。”

随着拜占庭的出现，人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中的城市，尤其是雅典，失去了以前文明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而且没有丝毫重获的希望。正如阿兰·杜塞利埃（alain ducellier）所写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城市帝国已经变成了乡村帝国”。中央集权，以及与之相伴的农村化已经占据了上风。昔日的重镇如今只单纯为皇帝委派代表的居住地，即战略家的居住地。教堂成为一种新的反对势力，取代了以前的市政管理机构和被剥夺的老元老院，教堂以主教为代表，就像在雅典，从公元869年开始，由大主教做当场代表。

这样重组后的帝国，竟又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自11世纪开始，帝国经历了一次惊人的复兴。公元1018年，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eⅱ）来到雅典卫城的圣母大教堂，庆祝最近对战保加利亚人的胜利。古斯塔夫·施伦贝格（gustave schlumberger）记述了这一情节，使人联想到1913年，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现代雅典在君士坦丁国王从塞萨洛尼基返回时的热烈欢迎。正如欧洲报纸所报道的那样，群众用“解放者国王万岁！胜利者国王万岁！保加利亚的杀手万岁！”的喊声欢迎君主。保加利亚杀手（bulgarochtone），即杀死保加利亚人的凶手：这个绰号在一千年后依然流行，巴西尔二世的功绩也为自己赢得了这个绰号。

11世纪初到12世纪中叶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雅典各地的教会蓬勃发展。它们中很多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才保存到今天，而且对它们进行的维修几乎都是成功的。总体来说，这些教堂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建造得很精致，装饰得也很丰富。它们的魅力让那些即使不是研究拜占庭的学者，也很难对这些教堂无动于衷。1938年，保罗·莫兰（paul morand）在雅典的“由许多当地赞助人捐赠的彭特利库斯山大理石建成的官方纪念碑”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厌倦。他故意挑衅地补充道：“与它们相比，我是多么喜欢这些拜占庭小教堂，它们谦虚得就如同土耳其枷锁下，像细长平庸的火焰一般的希腊。”一年后，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来到雅典，他坦率地承认了同样的偏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拜占庭风格的小教堂。特别是有一个陷在地里的，它的大小非常适合一个人在里面祈祷。”

游客可以进行选择，或者自己规划一个行程，在这里我不能更推荐约翰·弗里利（john freely）的优秀著作《漫步雅典》，但可惜此书还没有法语版。游客们还可以相信缘分，去参观一些标志性景点。人们都将重点放在北面的埃尔穆街（ermou）、南面的雅典卫城、西面的阿哥拉和东面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之间的地区。别忘了还有位于瓦西里西斯·索菲娅（vassilissis sophias）大道上重建得非常巧妙的拜占庭博物馆，在其底层有三个艺术组合——古基督教、拜占庭和后拜占庭，更不用说，在雅典西北约十公里处的达夫尼修道院（le monastère de daphni）。

这座以大量优质的镶嵌画而闻名的修道院，位于连接雅典和埃莱夫西纳圣殿（sanctuaire d'éleusis）的古老圣道上。在供奉阿波罗·达夫奈斯（apollon daphnaios），即冠以月桂（希腊语daphni）的阿波罗的神庙遗址上，人们在公元5—6世纪修建了第一组建筑，这些建筑在11世纪末被第二组建筑取代，且在1205年被洗劫。现在一些伪历史学家声称第一任雅典公爵奥顿·德·拉罗什（othon de la roche）拥有圣裹尸布，他把修道院捐给了贝尔沃（bellevaux，在今上索恩省）的西多会修道院。他的遗体后来和继任者高迪·德·布赖恩（gauthier de brienne）的遗体都被埋在那里。在1456年土耳其人到来时，法国修道士放弃了西多会修道院。直到16世纪，东正教才重新在这里定居。

雅典市中心至少有两座教堂值得一去。不仅因为它们真的非常美，还因为它们非常与众不同：一个占据了古雅典中心阿哥拉的一角，另一个占据了现代雅典中心美丽的埃尔穆街。圣使徒教堂（l'église des saints-apôtres）建于公元1000年左右，是拜占庭时期阿哥拉的九座教堂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它也是雅典唯一一座有圣像屏的教堂，圣像屏就是主祭者和信徒之间的隔断，根据现场发现的部分，它可以恢复原貌。据卡普尼卡雷亚（kapnikarea）所说，所有雅典人都对它很亲切，而且它似乎与周围神庙的商人也相处得很好。随着时间过去，它的北边增加了一个小教堂，西边增加了一个外门厅——一种主要入口。毫无疑问，米勒所影射的教堂就是它。

这一时期和以前一样，人们对其了解的也不多，但人们有一段珍贵的证词，即来自米歇尔·霍尼亚提斯（michel choniatès）的实录，有时他也被称为阿克米那托斯（akominatos），以避免与他的兄弟——伟大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ntas choniatès）混淆。米歇尔·霍尼亚提斯于1182年至1205年担任雅典大主教。他在这个外省小镇过得非常不愉快，尽管这个小镇是拥有众多教堂的雅典，但它在历史上多次被洗劫，而且刚在1147年被诺曼底人劫掠，那里的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必须重建。雅典是威尼斯在1082年开展自由贸易权的城市之一，正是威尼斯舰队把西西里的罗杰二世（roger ii de sicile）打跑，解放了雅典人。

在一封信中，米歇尔·霍尼亚提斯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帝国偏远角落中的一个被上帝遗忘的洞”。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抱怨自从在那里生活以来，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野蛮人：“居民是一群不屑于寻求智慧的野蛮人。我花了三年时间才学会他们的方言。”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雅典承受的巨大苦难感到同情：“这里已经没有哲学家和工匠了，只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衣着简陋，赤身裸体或衣衫褴褛。垂死的人可怜活着的人。”把卫城山门变成主教府，显然不足以让大主教放心，就连在雅典卫城周围建造名为“里佐卡斯特洛”的新围墙也不能。法兰克人的到来让这座城市终于不堪重负。

拜占庭和教廷之间的教会分裂发生在1054年：人们以革除教门和驱逐教会相要挟，但是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关系真正的破裂发生在1204年，但并不是拜占庭人造成的。这件事在一场以亵渎圣索菲亚（sainte-sophie）为标志的无耻劫掠中结束了。2001年，教皇为此向希腊人请求宽恕。翁贝托·埃科以他一贯的博学和魄力，在一部直接受到希腊编年史作者启发的小说《波多里诺》中描写了这些事。对于维勒哈杜安（villehardouin）士兵所写的自鸣得意的《征服君士坦丁堡》一书，人们仍不禁要问，像让·杜福内（jean dufournet）这样见多识广的中世纪学者，怎么会认为它是与《戴高乐将军回忆录》齐名的战争文学名著？

拜占庭帝国已经暂时不存在了。几十年后，它将通过尝试再次征服别国来获得重生，这将使它处于衰弱的状态，并最终使奥斯曼人受益。目前，东方的拉丁帝国正在取而代之。在一场激烈的分赃之争后，雅典变成了一个公国，归属于勃艮第领主奥顿·德·拉罗什，他将自己的宫殿建于卫城山门，也就是米歇尔·霍尼亚提斯前往凯亚岛上避难时所遗弃的宫殿所在地。雅典卫城的防御工事再次得到加固，尤其是人们建造了一座约30米高的瞭望塔。

但与此同时，权力的中心已明显从这座城市滑向了底比斯（它明显的对手），雅典很快就会经历新的磨难。1311年，雅典从勃艮第的城市变成了加泰罗尼亚的城市。不过这个情节竟然没有引起小说家和电影人更多的关注，这就值得细细道来。为了帮助对抗土耳其人，安德里克二世皇帝（empereur andronic ii）召集了一支由六千名士兵组成的军团，其中大部分是加泰罗尼亚人和阿拉贡人，也有阿尔莫加瓦人，他们由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指挥。使用雇佣兵是拜占庭人的特点，也是迦太基人的特点，在这两种情况下，其后果都是非常可怕的。

加泰罗尼亚人认为自己的俸禄不够，于是与安德里克二世反目成仇，最后自立门户。在失去控制后，他们一直战斗，并且几乎在帝国的各个地方都能取得胜利，直到他们被新任雅典公爵高蒂耶·德·布列安（gauthier de brienne）召为援军。又是一个有权势者的故事：高蒂耶·德·布列安想要笑到最后，但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公国。1387年，对这座城市关注度极低的加泰罗尼亚人被阿奇亚奥里家族（acciajuoli）的佛罗伦萨人接替，他们这次选择留在雅典而不是底比斯。他们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奥斯曼人的到来，但在1395年至1403年也曾被威尼斯人的短暂插曲打断过。在1395年，喜欢异国情调的坎帕尼亚（campanie）公证人尼古拉·德·马可尼（nicolas de marconi）两次来到雅典。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我们看到了很多柱子和很多大理石碎片。”佩里希翁（perrichon）先生发现了雅典卫城。

佛罗伦萨人重塑了卫城山门，装饰了帕特农神庙的教堂，不过勃艮第人一来就急于将这些献给天主教。佛罗伦萨第一任公爵内里欧一世（nerio ier）为平息事态，意欲恢复东正教会以前的特权，支持雅典恢复一位大主教，因为自米歇尔·霍尼亚提斯被迫离开后，雅典就再也没有大主教了。阿奇亚奥里家族一共六人，他们成功地恢复了雅典失去的活力和自1205年以来严重缺乏的稳定。这一平静一直持续到1453年5月29日晚君士坦丁堡陷落。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威尼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进行抵抗外，仅存的拜占庭帝国很快就消失了。1456年，土耳其人踏上了雅典的土地，弗朗西斯科二世·阿基亚朱利（francesco ii acciajuoli）曾谨慎地邀请他们作为朋友和盟友。这位不乏谨慎的弗朗西斯科，终于在1458年6月将雅典卫城交付给他们。同年秋天，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梅赫梅特二世（mehmet ii）访问了该城，并在那里待了四天。他对这些美丽的古迹十分着迷，于是下了一道圣旨，换句话说就是一道法令，命令对任何试图掠夺或洗劫这些古迹的人处以死刑。苏丹这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是否预见到了莫罗西尼（morosini）和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的命运呢？

梅赫梅特二世的这次访问标志着接管这座城市，而在雅典，人们试图结束拜占庭化，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奥斯曼雅典的统治下，拜占庭化还会继续存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拜占庭花费千年，深入地塑造了希腊，但最重要的是，所有人（无论是否信奉宗教）共享一种文化，这是一种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

在1204年或是1054年，早在帝国分裂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其还没有具备分裂条件之前，也就是自从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就已经在狄奥多西死后一分为二。使用拉丁语的西方帝国很快就崩溃了，而使用希腊语的东方帝国则持续了一千多年。在西方，教皇是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但他不得不面对实权的缺失；在东方，主教和皇帝对于谁领导灵魂和谁领导身体统一了意见。教皇被置于等级制教会的顶端，注重在东方以及西方宣示至高无上的地位；主教作为合议制教会的代表，同意他成为第一人，但是此人必须从与他平等的人中选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有人认为东正教的政治性比神学性强得多，即使神学很早就开始介入。人们为了“和子说（filioque）”这个晦涩难懂的事情争吵并互相诋毁，而东正教拒绝补充这个信条（他们不这样称呼自己）。语言问题，即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难以找到正确的对应词，更加剧了最初只是误解的分歧。毋庸置疑，双方的敏感度不一样，但只要双方多一点理解，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是可以无损共存的。事在人心，自有定夺。

有人认为，与天主教世界相比，东正教世界给人的印象倒是几个世纪都没有变过。保罗·莫兰皈依了他罗马尼亚裔妻子的宗教，在回忆起自己为她的葬礼所做的安排时，他于1971年写道：“威尼斯引导我皈依，我将被东正教的信仰所守护，这一宗教幸好是不变的，它仍然使用着福音书最初的语言。”无论是不是信徒，当人们参加东正教堂的礼拜时，都有一种陌生与熟悉、惊喜与感恩的双重体验：既能感受到现在，又能感受到过去；既能感受到时间，又能感受到时间之外。

作为一个“不变的宗教”，东正教坚信自己有“正确的信仰”（这是希腊语ortho-doxia一词的意思），它不愿意改变，因为近四个世纪，它首先要关心的是抵抗。当高级神职人员法纳里特斯（phanariotes）（他以君士坦丁堡金角湾附近的一个区的居住者为名，该市的主教管辖区就在那里）与奥斯曼人达成协议时，村里的神甫们则试图尽可能地组织他们的社区生活，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秘密教育系统的体系。

这些过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东正教在今天希腊人生活中的地位。尽管历史上经历了种种波折，但雅典和希腊与拜占庭之间的深层纽带却从未断过。弗朗索瓦丝·阿尔瓦尼蒂斯（françoise arvanitis）在其关于《希腊人的希腊》的精彩短篇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介绍东正教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文章特别指出，希腊98%的人口都信奉东正教，它不是像法国或比利时那种意义上真正的世俗国家。它丝毫不掩饰某些正统教士的保守主义、蒙昧主义，比如在马其顿（macédoine）弗洛里纳（florina）的大主教，由于一次拍摄时间不合适，他便将电影制片人泰奥·安盖洛普洛斯（théo angélopoulos）和明星演员马塞洛·马斯特罗亚尼（marcello mastroianni）逐出了教会。

在雅典，无论是在岛屿还是在大陆上，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东正教都喜庆而热烈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刻。例如，没有降福仪式（ayasmos）就不能开店，不能购买车、船或公寓。在希腊，人们最热衷于庆祝的不是生日，而是节日，即以圣人命名的日子：在某些日子里，人们几乎不会到处走动，因为当天的圣人十分受欢迎，以至有很多人在家里庆祝这个节日。

我不愿忘记自己在希腊度过的第一个复活节：周四回家的路上永远不会熄灭的蜡烛，周五缓慢而哀伤的游行，周六晚上在教堂前漫长的等待，然后，在午夜时分，听到宣布的好消息：耶稣基督复活了。欢乐在人群中爆发，大家开始放鞭炮。我待在吕卡维多斯山顶，离圣乔治小教堂不远，它在夜色中更显洁白。节日的声音太响了，我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我摸索着回到了城市，回到了灯火阑珊的地方。我无意识地来到了一个小酒馆，在一个迷路的德国游客的陪伴下，享用了一盘复活节肝汤（mayiritsa）。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种羊肝汤只有在这种场合才会吃到。这是一道简单的、奶油味十足的开胃菜，羊肉在运到雅典之前，会在周边的乡下用烤炉烤制。那时成百上千的小烟柱会在阿提卡的天空中升起，直到夜幕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