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h b.c. —3th a.d.
“记住,昆图斯(quintus),你所控制的希腊人,是让所有人都变得文明,并教会他们温柔和人性的人,罗马所拥有的光辉都归功于他们。”
公元前86年,苏拉(sylla)围攻雅典,但雅典顽强地抵御了进攻。亚里逊(aristion)僭主和他妻子站在雅典卫城的最高处,嘲讽罗马的将军。但是暗探们最终发现了防御工事中的一个薄弱点:比雷埃夫斯门附近的赫帕查尔孔(heptachalkon)区。3月1日晚,突击行动开始。一个小缺口被迅速扩大,从而打开了进城的通道。普鲁塔克在大约两百年后描绘了这幅场景:“(苏拉)在午夜时分,在号角声和喇叭声中,在全军愤怒的叫喊声中,装备着可怕的武器进入雅典,他给予全军掠夺和杀戮一切的权力。他们手持剑,迅速行进在城市中的每条街道,并进行着最可怕的屠杀……广场上流淌的鲜血填满了整个陶瓷公墓,直至迪皮洛斯(dipyle)。几位历史学家甚至肯定,鲜血从城门溢出,一直流淌到了郊区。”18世纪的一个神甫多米尼克·里卡德(dominique ricard)将其翻译(为法语),他虽精通希腊语,但没有忘记母语,他考究的语言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场景的恐怖。
在那个“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漫长”的夜晚,还有随后的数天,无数的掠夺行为在这里发生。考古学家已经可以追踪到苏拉手下的足迹穿过了阿哥拉,在那儿,包括古雅典十将军会议场所(le stratégéion)和希腊圆形庙宇在内的各式建筑都被摧毁或严重损坏。然后军队到达了陶瓷公墓,随后到达雅典卫城的南侧,在那里攻占了狄奥尼索斯剧场和阿斯科勒庇俄斯圣所。最后,在亚里逊投降之后,军队来到了雅典卫城上,厄瑞克忒翁神庙极有可能被牵连。苏拉还下令拆除城市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城墙(包括长墙):雅典因此在未来3个多世纪内没有任何防御要塞。
为什么如此无情呢?因为雅典人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与罗马最大的敌人——本都王国的国王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结盟了。在公元前2世纪期间,得益于雅典人对地中海的新主宰力量表现出的政治辨别力,新主宰在公元前167年将提洛岛的监管权委托给雅典人以示感谢,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雅典人对新的权力平衡关系的判断却出现了失误。听任于以古希腊文化为名的哲学流派的影响(亚里逊是信奉伊壁鸠鲁学派的),雅典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不过罗马人对希腊和雅典青睐有加。它们不是代表了自己选择的形象吗?在千百个其他见证中,我们可以引用西塞罗给他兄弟的这一建议——夏多布里昂将其优美地翻译为:“记住,昆图斯(quintus),你所控制的希腊人,是让所有人都变得文明,并教会他们温柔和人性的人,罗马所拥有的光辉都归功于他们。”正如保罗·韦恩写道:“罗马是文化起源于另一民族(希腊)的民族。”让我们用更通俗的方式说,便是罗马人很早并持续性地拥有两种文化:一种是起源文化,即意大利文化,另一种是采用文化,即希腊文化。这在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贺拉斯(horace)曾说过:“被征服的希腊其实已经征服了其残暴的征服者。”其实在公元前146年征服科林斯之前,希腊就已经被征服了,而这次攻占只是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标志着希腊世界被罗马世界吞并。
几十年来,雅典人试图用有限的财力,来医治苏拉给雅典带来的创伤。他们看到罗马的执政官在公务旅行中经过,就毫无顾忌地向其勒索、敲诈,韦雷斯(verrès)和皮索(pison),都是后来被西塞罗丑化的人,都曾有过“被撕成碎片的雅典”(athenae dilaceratae)的言论。特别是雅典还见证了公元前1世纪末几乎就发生在家门口的内战,其中希腊无意成为主战场之一,这些战争分别是:恺撒对战庞培(pompée)、屋大维(octave)和安东尼对战布鲁图斯(brutus)和卡西乌斯(cassius)、屋大维对战安东尼。安东尼曾两度定居于城中。公元前39年,他在这里与妻子屋大维娅(octavie)过冬,装扮成希腊人的模样以假扮狄奥尼索斯。公元前32年的夏天,他再度回来,这次是和埃及艳后(cléopâtre)一起。为了纪念他们的主人,雅典人在雅典卫城上竖立了两座雕像,但不久,一场飓风将其掀翻了。
屋大维,也就是现在说的奥古斯都,并不因为这座城市的顺从而对其严苛,现实恰好相反。从公元前27年起,希腊就变为罗马帝国的一个新行省——亚该亚行省(achaïe),这是一个元老院行省,也就是说,它无军事力量驻扎,且归属于元老院,其负责人是主管司法和安全的省长。这些城市保留了自治权,换句话说,它们拥有内部事务的控制权。尽管该省的省长应该住在柯林斯,然而他却住在雅典,因为其受益于帝国的恩赐,威望犹存。但是这些恩赐也不是白来的。
奥古斯都成为宣传艺术名家以后,曾在这座城市多次逗留,并且制定了一个完整的市政官计划,将修复、改造和新建结合起来,所有计划都只为一个目的:“像其他地方一样,将雅典纳入颂扬罗马及皇权的总体体系中,通过表达对皇帝及其家族应有的尊重,以标志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
因此,在雅典卫城上、帕特农神庙正前方,建有一座有九根爱奥尼亚柱的小圆形庙宇,旨在供帝王祭祀之用,现在还留存些许残块。人们试图重新启动停工已久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建设,但最重要的是人们决定在希腊阿哥拉的东边建一个新的阿哥拉,所有人一致同意取名为罗马阿哥拉。其实在罗马人干预之前,这里就差不多被当作露天市场使用了。大约在希腊化时代末期,此处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至今仍是雅典最受欢迎的建筑之一,即风之塔,古时游客都想在塔中看到苏格拉底的墓。但事实上,虽然这座塔外表魅力十足,建造技术精湛,但也只不过是一座简单的水钟。
奥古斯都的女婿阿格里帕(agrippa)对雅典的造访,为奥古斯都的政策提供了新的推动力。这一次直接关系到希腊阿哥拉,因为人们在它的中间建造了名为阿格里帕的音乐堂。这座部分有篷、可容纳千余名观众的音乐厅,在公元267年被赫鲁利人(hérules)摧毁。同样宏大且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将公元前5世纪的阿瑞斯(arès)古神庙(也是在公元267年被摧毁)从(因阿里斯托芬而出名的)阿卡尼斯郊区转移到了阿哥拉的西北角。在战神阿瑞斯对应的罗马神——复仇者玛尔斯(mars ultor)的庇佑下,雅典就这样复刻了罗马,同时完成了奥古斯都广场的建造。
虽然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任皇帝都没有对雅典失去兴趣,但远没有把其放在首位。梅萨利纳(messaline)鲜为人知的丈夫克劳德(claude),十分关心雅典卫城通道的重新布置。大概在实地考察以后,他将坡道换成了“更符合希腊和罗马品味的,就像帕加马、林多斯或罗马那样”的雄伟的大理石楼梯。或许还得把将雅典娜女神节石板地面翻修得十分昂贵归功于这位被雅典人称为“救世主”和“恩人”的卡劳德?让我们不要再记恨尼禄(néron)了吧,虽然他为希腊更为自己疯狂:他从雅典移走了许多雕像来装饰金屋——一座他在帕拉丁山(le palatin)和埃斯奎利诺山(l’esquilin)之间建造的巨大别墅。让我们向图拉真(trajan)致敬,他是克劳德的继任者,通过一条带门廊的宽阔街道,他将希腊阿哥拉和罗马阿哥拉连接起来。接下来则是梦想和成就都远超所有前人的哈德良——公元177—138年间的罗马皇帝。
哈德良醉心于古希腊文化,但与尼禄完全不同的是,他把希腊,特别是雅典作为自己真正的故乡,以至于被别人不客气地称为“小希腊人”(graeculus)。雅典人在他称帝之前,就已经授予了他执政官的头衔。这个古老的九大执政官团体,包括可以以其名字命名年号的名年执政官在内,早已失去了重要性,但是哈德良还是为被授予的荣誉而深感自豪。
他在希腊有过三段长时间的停留:分别是在公元124—125年,公元128—129年和公元131—132年。玛格丽特·尤塞纳(marguerite yourcenar)替他记叙了《哈德良回忆录》。在这部由一个想“睁着眼睛进入死亡”的老人讲述的长篇记述中,他经常去的“干涸金黄的雅典”、它“散发着的热蜜、盐和树脂的香气”,都带着一种凄美的怀念感。
我们恰巧有当时关于哈德良时期雅典的非常详细的记述: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保萨尼亚斯(pausanias),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前往阿提卡大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环游(因此他的绰号是旅行向导)。这位古希腊旅行者既博学又天真,既批判又轻信,他记下了看到的一切,更记下了听到的一切。他更感兴趣的不是雕像,而是雕像所代表的人物,相比于此,他又更关心祭司或当地向导告诉他的关于雕像的历史故事,而他又能将这个故事告诉读者。他像是失去的幽默感的希罗多德,像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混杂着约瑟夫·普鲁德霍姆(joseph prudhomme)的风格。他讲的故事,是一种旅游叙事。如果没有他的《希腊志》,我们将无法重建希腊很大一部分的历史。
他对雅典进行了深入访问,我们可以轻松地跟随着他的路线。保萨尼亚斯三次提到:“哈德良皇帝,把神灵尊崇到很高的地位,并为每一个臣民的幸福竭尽所能。”保萨尼亚第一次提及他的时候,是在介绍一些民族英雄,意义尤为重大。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选出了十位传奇人物,以他们命名并建立了十个地区部落,希腊阿哥拉上有他们每一位的雕像,都位于同一个底座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旁边出现了另外两座雕像:帕加马王国国王阿塔罗斯一世的雕像和埃及统治者托勒密二世“恋姐者”(ptolémée ii philadelphe)的雕像。随着第十三个“哈德良部落”的诞生,哈德良将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雕像加入创立者之列。
这很公平,因为他确实是创立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哈德良的行为更像是一个重新创始人(néos ktistès)。他并不满足于像奥古斯都那样简单地布置古雅典,而是打算把城市向东南扩大,建立一个新的雅典。现在还存在的哈德良拱门便是两者的临界线,正如中央拱门上的铭文非常明确地写道:“城邦的西边,也就是雅典卫城,是忒修斯的雅典,之前的城市。”在东边是:“哈德良而不是忒修斯的城市。”
在这座新城市的中心,有一座新的神殿——奥林匹亚宙斯神庙(oympiéion),保萨尼亚斯曾在其中流连忘返,这也为他提供了第二次提及哈德良的机会。哈德良秉持着想建设一座新建筑的愿望,在重新启动并完成建设工程后,于公元132年为这座神庙举行了落成典礼,就像玛格丽特·尤塞纳说的那样:“在另一个完美的地方,有一个帕特农神庙的精准平衡。帕特农神庙在平原上铺开,而另一个则竖立在山丘上,热情在平静之膝,辉煌在美丽足下。”
该神庙与萨摩斯岛的赫拉神庙、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合称为希腊世界的三大神庙,其历史已跨越近七个世纪。它的地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庇西特拉图时期,庇西特拉图的倒台导致了项目的中止。正如前文所述,公元前174年,在安条克四世(神显者)的鼓动下,建筑工程重新开工,但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成功。得益于哈德良的慷慨捐赠,这座“圣家堂”终于得以建成。
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这个名字是献给奥林匹亚宙斯的,哈德良选择与它同为一体。如果有哪座崇拜雕像、哪座巨大的克里斯里凡亭雕像意在超越奥林匹亚的话,那显然是在圣殿的入口和所有神庙周围比比皆是的宙斯的雕像,就像保萨尼亚斯告诉我们的那样,是各种大理石制、“埃及石制”和青铜制的哈德良人像雕塑。此外,为感谢他的恩惠,雅典人将一座哈德良像放入了帕特农神庙,就在雅典娜雕像的旁边。
这座巨大的神庙毁于公元5世纪,现在只剩下大约十五根柱子。“我停在它们的脚下”,夏多布里昂写道,“听到风在它们上方呼啸:它们像那些在亚历山大遗迹中随处可见的孤独的棕榈树。”可惜,今天我们听到的已不再是风声,而是汽车的呼啸声。除了协和广场和宪法广场以外,我想不出如今的雅典还有哪处比奥林匹亚周围更拥挤、更喧闹。
除了宗教建筑之外,哈德良还大量修建公共建筑。保萨尼亚斯再一次成为我们最好的情报提供者。这是他第三次提及哈德良。这位旅行向导在介绍了各式神庙(赫拉神庙、泛希腊化宙斯神庙)后,带领我们来到了雅典“最著名的建筑物”,即“那个拥有一百根来自弗里吉亚石柱的建筑物,它的墙壁是用和门廊一样的石头建造的。其内部的房间装饰着金碧辉煌的白玉天花板,还有许多雕像和画作,此外这座建筑中还存放着书籍。”这座建筑就是今日所说的哈德良图书馆,它已经没有了天花板和白玉石,但还保留了自己的魅力和仍可遮挡阳光的柱子。在莫纳斯蒂拉基(monastiraki)跳蚤市场迷失方向后,这里倒是一个漫步、阅读或单纯做梦的好去处。
哈德良最实用、最长久的一项成就可能就是下面这栋建筑了,更为准确地说是下面这项公共工程。这项工程是一条20公里长的、将帕内斯山(parnès)和里卡贝特山(lycabette)连接起来的水渠,这是“古罗马化”的真正标志。由于雅典不像罗马和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一样拥有巨大的公共浴池,所以澡堂成倍增加:人们在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北部发现了澡堂的痕迹,雅典卫城的南部也至少有两处。这些建筑和所有这类罗马建筑一样,都是用多色大理石和镶嵌瓷砖铺成的。
在哈德良对雅典进行谨慎但有效的罗马化的同时,也试图恢复这座城市在希腊世界的卓越地位。为此,在第二次希腊之行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希腊城邦组织——泛希腊联盟,其“旨在复兴古希腊文化和宗教传统”。这个建立在雅典的泛希腊联盟,在历史上并没有多少人谈及,但它受到泛希腊化宙斯的极好保护,事实上也就是皇帝本人的保护。
无论哈德良的作用有多么大,他都不是当时雅典重生的唯一负责人。还有个人也通过延续“希腊分享财富”的传统为此做出了贡献,即为了确保在选举中获得更好的机会,或者仅仅是为了获得同胞们的认可,某些富人就决定用自己的资金来资助一项公共开支,例如一座建筑、一个喷泉、一个花园,不过后来这个传统随着基督教帝国的到来消失了。而上述那位捐赠者则是赫罗狄斯·阿提库斯(hérode atticus)。这位才华横溢的人出身于雅典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在文学和政治上都有建树。他是一位著名的诡辩家,其学生包括未来的皇帝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marc-aurèle),而且在公元前143年,他还被任命为罗马执政官。
还未尝到最高行政官的荣耀感,哈德良的这位朋友便在公元139年被同乡选为大型雅典娜女神节的委员会负责人。他趁此机会用白色大理石重修了泛希腊体育场,正如保萨尼亚斯描述的那样:“为此,耗尽了彭特利库斯山大部分采石场。”几年后,为了纪念被人杀害的妻子,他在雅典卫城的西南面建了一座具有典型罗马风格的音乐堂,可容纳近5000名观众。这座在20世纪50年代被修复的建筑,看起来有点像“阿尔戈英雄”的船(当所有零件都换了之后,“阿尔戈英雄”的船还剩下些什么呢?),每年5月至9月,这里都有一个著名节日。从阶梯座位的高处看着夜幕降临于雅典卫城、海默特山和大海之上,是现代雅典城为其来客保留的最纯粹的乐趣之一。
在离罗马时期雅典的这个精美雅致的遗迹不远的缪斯山上,矗立着一座奇特的纪念建筑,它让人想起18世纪公园里聚集人数众多的“装饰建筑”。这就是菲洛帕普斯(philopappos)纪念碑,它比阿格里帕音乐堂早大约半个世纪,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属于“古希腊分享财富”的范围,虽然它本为私有。自从夏多布里昂最终判定它是“一座品味低下的纪念碑”之后,人们就习惯贬低这个雅典情侣们最喜欢的晚间约会场所。它实际上是一座指定供古叙利亚最后一位国王,即安条克四世的孙子安葬的坟墓。在王国被罗马人吞并之后,这个家族便分开在希腊和罗马两地间。菲罗帕普斯,一个既热爱古罗马文化又喜爱古希腊文化的人,在罗马被选举为执政官,在雅典也被任命为执政官。位于一楼的檐壁描绘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公元前109年,他就任罗马执政官时的“就职典礼”。然而,菲罗帕索斯和其家族在这样的地方竖立一座装饰豪华的纪念碑,并不是为了向罗马致敬,而是在向这座曾如此欢迎他们的城市致敬。
事实上,这个被哈德良翻新的雅典的美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帝国。诚然,在娱乐方面,亚历山大港仍然没有对手,但它的东方气息太浓烈了。我们喜欢罗马的纵情声色,但前提是它要保持不引人注目,至少在表面上遵守。即使亚历山大港自夸拥有高水平的思想与艺术生活,但在罗马人眼里,没有什么能与希腊的雕塑家和哲学家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雅典的雕塑家和哲学家是排名第一的。苏拉和尼禄(对雅典)的相继掠夺,只会加强拉齐奥大区(latium)和坎帕尼亚大区(campanie)的富翁们对他们的雕像、绘画、花瓶和“希腊制造”的原稿的渴望。
因此,对于“上等人”的继承人来说,雅典成了他们既能玩乐又能完善学业的城市。就像英国青年要去意大利“环游”一样,罗马青年则前往雅典旅游。这里的艺妓和厨师都是极好的,思想家和辞赋家更甚,没有他们的助力,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不可能有重要成就。当时有句被误认为是狄凯克(dicéarque)说的话,没什么能比它更能证明上述言论了:“如果你从未到过雅典,那你便是块榆木;如果你到过雅典却毫无欣赏之情,那你便是头驴;如果你离开雅典时不怀惋惜遗憾,那你就是一头蠢驴。”
我们只举一个关于阿普列尤斯(apulée)的例子。这位未来轰动一时的讲师大约于公元125年出生在努米底亚(numidie,今阿尔及利亚)的马道尔(madaure)的一个柏柏尔血统的富裕家庭中,他创作了有史以来最有趣的小说《金驴记》或称《变形记》。他在迦太基(carthage)初步接触了拉丁的雄辩术,然后前往雅典,在那里领悟了柏拉图主义,并狂热地加入了诡辩流派。根据他在雅典卫城脚下所学到的知识,在回到迦太基之后,他开始以教授修辞学和哲学为业。甚至他的婚姻、他的一切都应归功于雅典,因为他曾在希腊偶遇了以前的同学,并成功让他同意自己与其母亲结婚。不过这位年轻的讲师也因非法施用巫术而受到审判,但他利用自己的长处出色地胜诉。
雅典的好日子与罗马和平(pax romana)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只持续到公元3世纪中叶。当时爆发了一场严重震荡帝国近半个世纪的危机,直至强硬的戴克里先(dioclétien)将军出现。对于皇帝们来说,他们不再致力于装饰美化雅典,而着重于抵御日耳曼人日益频繁的入侵。于是瓦勒良(valérien)在雅典重建了被苏拉拆毁的旧城墙,还特别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墙,将那个罗马化的城市也囊括其中。算起来,那时雅典卫城的防御工事已进行了十三次修复。
但这还是没有用。公元267年,赫鲁利人入侵雅典,并对雅典进行了比苏拉军队还要残忍和多样的蹂躏。但这次打击对雅典来说也不是完全致命的,许多建筑在被推倒并放火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烧掉。经济和文化灾难亦然。从长远来看,某种繁华终将回归,学生们也会随之而来,这花了近百年的时间。这座博物馆城,这座知识殿堂(西塞罗称之为“学习住所”)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皇帝们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