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0th b.c. —5th b.c.
“经过鉴定，雅典卫城是在公元前5世纪建成的，身旁是供奉着女神雕像（由一截油橄榄树制成的木制雕像）的雅典娜·波利亚斯（athéna polias）‘古庙’，里面有一座赫克佩克顿（hécatompédon），即长一百英尺的建筑，预示着帕特农神庙的建造。”
在科罗拉多沙漠中，人们可能会谈到“平顶山”。通过一种反向换称法（在此处，不是某物的专有名称变为一类事物的通用叫法，而是某通用名变成了某事物的特指名称），雅典卫城就约定俗成地以此命名了。这种独特的大型台体，构成了能够一直影响历史进程的特殊地理景观之一。而此处的历史也确实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这座希腊城塞位于距离海洋只有几公里的平原河口，这使它能够在不切断海洋资源获取途径的同时，保护那些忧虑自身安全的居民免受海盗的侵扰。在那个时代，就像某位历史学家曾生动描绘的那样：“最好便是从山丘的高处，保持一定距离地监视着那片停靠着黑色海盗船的沙滩。”
同时，此处也是令修昔底德（thucydide）无法忘怀的希腊标志景观之一，是由陆上高地城市和其原始港口构成的一种二元结构。基西拉岛（l’île de cythère）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之相距大概4000米的科拉镇（khôra）城塞，便悬垂于小岛南海岸卡普萨利（kapsali）的两个小河湾上。当港口转变为城市的时候，就像公元前5世纪时比雷埃夫斯港变成雅典城那样，它的名称也会随着地理身份等级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不再被简单地称为抛锚地（épinéion），而被称作港口（过去拼写为limen，现在希腊人更多地拼写为limani）。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地球上其实危机四伏，但幸运的是，雅典卫城占据了一个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它拥有高达156米的天然瞭望台，可以看到广阔的全景，不仅能看到西边的雅典平原与埃莱夫西纳平原的分界线——阿加莱奥群山（aigaléos），还能一直看到帕尼萨山（parnès）的顶峰（高1413米），而且从彭特利库斯山（pentélique）（高1106米）到伊梅特山（hymette）（高1037米）都能尽收眼底，不过它们也阻挡了向东北朝着马拉松平原方向的视野。雅典卫城本身就位于某山脊虚线的最南端，稍微向北延伸便是吕卡维多斯山（lycabette）（高277米）和安奇斯莫斯高原（anchesmos）。
正如埃德蒙·阿布（edmond about）形容的那样，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悬岩”，它从近80米的高处俯瞰着切菲斯河（céphise）冲积平原，该平原一直延伸到阿加莱奥斯群山（aigaléos）和它所在的部分山脊之间。切菲斯河曾经是被用于灌溉雅典平原的地中海三大洪流之一（此处运用“曾经是”，是因为它们此后都干涸了或被覆盖了）。这条河的源头是彭特利库斯山，在流入法勒海湾（phalère）前，与从伊梅特山顺着卫城南侧流下的伊里索斯河交汇。第三条水流是埃里达诺斯河（l’eridanos），与其说是一条水流，不如说是一条溪流。这条溪流发源自吕卡维多斯山的几个斜坡，但在横跨古雅典政治集会广场之后，在陶瓷公墓（céramique）那边就逐渐消失了，从而导致水资源紧张、夏天天气闷热（而且由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天气就更闷了），但这也是雅典在获得如此众多战略优势的同时，需要付出的代价。
在雅典卫城及其周边地区，人们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栖息痕迹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但迄今为止得到证实的最早的重要定居点，处于迈锡尼文明时期。伯纳德·霍尔茨曼（bernard holtzmann）曾写道：“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首次出现一座正好把高原与山坡分隔开的围墙，从而使这座山丘变成了一座堡垒。”在此处，我们可以用一种很形象的方式看待考古学家所说的蛮石建筑，即众多不规则的石块，其中有两处石块至今仍清晰可见。为了保护已经被人们发现的西边入口，我们建造了一个菱堡，后来也成为雅典娜胜利神庙（temple d'athéna niké）的墙基。一座名为佩拉尔吉奇（pélargikon）的保护墙（这座墙名字的含义是鹤墙）向下方扩展。
在配备了如此强大的防御系统之后，雅典卫城很有可能会在其最高点建筑宫殿，就像我们在迈锡尼（mycènes）和梯林斯（tirynthe）发现的同样的石墙一样。由于这个建筑已不复存在，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它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参考荷马（homère）在《奥德赛》（l’odyssée）中的有关描写，从费城人的阿尔西诺斯宫（alkinoos）、涅斯托尔宫殿（nestor）到皮洛斯宫（pylos），甚至是奥德修斯宫（ulysse）到伊萨卡岛（ithaque），在它们的中心处，一种双坡式屋顶下，有一个巨大的主室，充当王位厅、礼拜堂和宴会厅。此外，还有一些装饰精美的棺木在亚略巴古（aréopage）【1】和阿哥拉（agora）【2】出土，再次提醒人们迈锡尼存在着其他遗址。而且得益于最近在修筑雅典地铁过程中对麦克利亚尼（macryanni）地区的挖掘，我们得以证实修昔底德说过的话：如果我们真正地对这个城市进行讨论，这其实是一座从那个年代起、从雅典卫城南坡发展起来的城市。
我们对它的认识本来就零散，而且存在诸多问题，相关记载在公元前11世纪初也戛然而止，也就是在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所以我们也无法肯定那些迈锡尼宫殿消失的确切原因，是因为受侵袭还是因为自然灾害。而伴随着作为中央指挥机构的宫殿的消失，中央集权的官方书写文字——线形文字b也逐渐消失了。随即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希腊“黑暗时代”。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个时代的资料非常匮乏。虽然这个时代被我们部分遗忘了，但这个存在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时代对于整个希腊世界，特别是对于雅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段“黑暗时代”无疑破坏了历史的连续性，毕竟公元前8世纪的雅典相较于公元前11世纪的雅典，区别是很大的。
在缺乏真实历史记载的背景下，对于这样一个只能发挥主观想象的漫长时代，我们只能参考那本被罗兰·艾蒂安誉为“黄金传说”的传记集。通过一座石碑，“帕罗斯岛上的大理石”和一本姗姗来迟的名为《书库》的汇编书籍（其作者未知，但通常认为是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e〕编撰的【3】），人们得以保留雅典历代“国王”的名单。也就是说，事实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例如雅典人，在古典时代是会一直在他们的纪念碑中对神话族谱进行记载和传颂的。
以下便是伪阿波罗多洛斯留给我们的关于雅典起源的珍贵记载：“凯克洛普斯（cécrops），出生于人间，却天生拥有半人半蛇的身体构造，是雅典城首任国王。他依据自己的名字，把这片原本叫阿提卡（acté）的土地改名为切克罗皮亚（cécropie）。据说在这位国王的统治时期，诸神为了得到民众对其的尊崇，决定私占城邦。波塞冬（poséidon）是第一个来到阿提卡地区的，他用三叉戟在雅典卫城中心猛烈一击，此处便露出了一片大海，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埃雷克泰德海（érechtéide）。雅典娜随后也来到了雅典，并让凯克罗普斯作为自己占城的证人，在此栽种了一棵橄榄树，我们今天在潘德罗索斯（pandrosos）神庙中还能看到。”因此，雅典娜和波塞冬为争夺对阿提卡的统治权发生了争执，但十二主神都宣布支持雅典娜。于是抵上所有的威严，一场角斗将在帕特农神庙西墙下上演，这也是首次发生的冲突。
即便可能得罪那易因小事生气的兄弟，宙斯（zeus）还是无条件地顺从自己心爱的女儿的心意。就算人们注意到雅典娜不是第一个来到雅典的，她的智慧和计谋（她母亲墨提斯〔métis〕便是代表机智和沉思的女神）也还是帮助她夺得了这个城市。那我们该怎么处理雅典卫城的海水呢？不过相较而言，橄榄树是比财富更令人信服的证明。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œdipe à colone）中的著名片段（大概在695—706节）。在这个片段中，唱诗班吟唱出一棵树的价值来源于其叶子和其保护者眼睛的颜色一样。对于所有地中海人而言，索福克勒斯（sophocle）的文本，即使是在保罗·马宗（paul mazon）的译本中，依然是那么正确：
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在亚洲大陆上，
或是在伯罗奔尼撒及其广大的多利德（doride）地区，
曾见过这种植物的生长：
它什么也不需要，只依靠自己便能生长，
它是敌人的恐惧，却是国人的花饰，
它在此处的盛放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它养育了我们的后代。
这便是橄榄树，一棵长着叶子的树，
没人会破坏它，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没有人敢摇碰它！
因为上帝在注视着一切，橄榄树下的宙斯，
就像雅典娜一样守护着它。
通过伪阿波罗多洛斯的记叙，我们知道奠基人凯克罗普斯的继任国王是克拉诺斯（cranos），他也出生于人间（古雅典人一直不断地强调他们的人间本土身份）。在他之后的继任者分别是安菲克提翁（amphictyon）和埃里克托尼奥斯（erichthonios）。至少，最后提到的这位国王出生是很奇异的，他应该对现有辅助生育技术的先进没有丝毫羡慕之心。被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冷漠无视的赫淮斯托斯（héphaïstos），曾经试图追求雅典娜。在追逐过程中，他没有控制住自己强烈的欲望，将精液沾到了女神的大腿上。女神深感厌恶，用一块残留的羊毛擦拭膝盖，然后将它丢下凡间逃走了。而据作者说，埃里克托尼奥斯便是从被丢到地上的种子中诞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出生于人间的，而且埃里克托尼奥斯的存在和蛇的存在其实也有很大关联。但是我们很容易把他与后来一位名叫厄勒克修斯（érechtée）的国王弄混淆，因为他们的名字近乎相同。雅典卫城上，这座令人惊叹的双神庙的西边部分，即厄瑞克忒翁神庙（érechtéion），便是献给后面这位国王的。
之后继任的几位国王都不是很重要，直到忒修斯（thésée）的出现，他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受雅典人民爱戴的一任国王。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书中，就是这位国王以他个人和整个雅典的荣耀，慷慨地接待了那位被放逐的眼盲老人。忒修斯当然是一个英雄，但同时也是神话人物，他其实存在于历史和传奇的边界线上。就算不提他的丰功伟绩，光是那些打败怪物和强盗的事迹就使得淮德拉（phèdre）为他痴狂。当然我们只需记住最关键的东西：得益于古希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所具有的知识，我们得以还原这个城市最真实的面貌。其中最出色的一位便包括修昔底德：“在忒修斯担任国王的时期，因其聪明才智，他知道如何运用各种计策去统筹好整个地区，例如为了更好地建设现有的城市，他废除了其他各城市的议事会与行政官员职务，建立了统一的议事会及行政中心，使所有居民得以集中。”
这便是今日历史学家所说的“局地统一”（synècisme），这种现象的形成究竟归功于谁其实没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这种现象能清楚地表明无论实际存在形态如何，在希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领土组织形式：城市国家。即使某些专家总认为必须在此提及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是真的所有东西都起源于苏美尔文明吗？），这种组织形式的独创性还是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正如修昔底德指出的那样，这种组织形式肯定不是在某个时间点上突然采取的行为或决定，相反这应该至少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也就是字母文字重新出现的那个时期，人们也商定称这个时期为“希腊文艺复兴时期”。让亨利·范·埃芬特尔（henri van effenterre）感到惊讶的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找不到，像这样一个如此混杂，却没有被分裂成多个独立单位的人类和文化群体。”
在1864年，甫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曾在《希腊城邦》（la cité grecque）一书中清楚地描述了城邦和城市的区别：“城邦是家族和部落的政治宗教性组织，而城市则是这个组织集会的场所和住所，特别是城市中还有圣殿。”大约15年后，戈比诺（gobineau）为城市国家做出了从地理角度上更为形象化的定义，即“城市和郊区”。
对于“城市”这个词来说，过去希腊人更多地称这样一个城市居民点为“阿斯图”（asty）而不是“城邦”（polis），其实指的是整个城市国家，与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说的恰好相反。但是在19世纪，说“郊区”这个词又可能有点年代不符。希腊人其实用“科罗拉”（chôra）来称呼城邦的另一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尝试将其理解为“乡村”。在一个乡村中会有很多小城镇，也经常包括其他的城市。举个例子，如果加上阿提卡地区的话，雅典城邦拥有的“科罗拉”总面积多达2600平方千米，是希腊世界除了斯巴达以外面积最为辽阔的地区。我们可以在雅典城邦所属的“科罗拉”中发现很多城市，例如埃莱夫西纳、墨伽拉（mégare）以及马拉松平原上的“四姐妹城市”（tétrapole）（四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
城市和乡村其实不像城市和郊区那样是附属关系，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和乡村远没有承担起它们各自不同的责任，并且它们被长期认为是简单的互补关系（城市负责掌权做决定，同时依靠乡村提供营养供给），共同承担了每种可能的职责（例如防卫、宗教、丧葬、经济功能等），但是政治功能除外，只有城市拥有这项权力。”在居民住房方面，所有的情况也都是有可能的：人们可以住在城市，也可以住在乡村；可以在城市中居住，白天出来耕种田地；甚至可以拥有两套住所，一套在城市，另一套在乡村。并且我们已经证实，这并不一定是富人的特权。
简而言之，城市国家是一个拥有双层含义的发明，可以指一个地方，即城市；也可以指设置在城市中的机构或组织（在忒修斯的例子中，即统一的议事会及行政中心，如果我们想找个现代同义词，其实也就是指市镇当局）。但同时它也适用于“阿斯图”和“科罗拉”的定义，虽然这被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忽略了。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摩根斯·赫曼·汉森（mogens h. hansen）提出了比戈比诺更为准确，特别是更为完整的关于“城邦”的定义，即“由一座城市及其所属领土构成的自治团体”。这种表述虽然在表面上平淡无奇，却能适用于不同政体并且可以区分它们，这对于理解希腊化时代雅典到底是独立还是自治很有帮助。
我们非常缺乏关于雅典城市国家初期的资料信息，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假设是在几个村庄联合为城市后，或经过几次联合之后，那些与雅典卫城毗邻的小村落合并成了一个城市，这个起源也解释了雅典这个名字为何以复数的形式呈现。雅典其实很早就面临极明显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它遭遇了古希腊人最担心的事情，即内部纠纷（stasis），也就是城邦内部的冲突（与之相对的是外部纠纷〔polémos〕，即外部冲突）。
为了防止内部纠纷，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拥有良好的秩序（l’eunomia），即拥有有效的法规。大约在公元前621年至公元前508年间，雅典人民依次任用了三名立法者，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三名“专家”。所有雅典人都很认可他们的能力并且遵循他们的建议。首先是德拉古（dracon），但他流传于世的恐怕也只有“德拉古式”这个形容词了，因为他所著的法案大多不妥当，其中只有关于谋杀的部分被保留至公元前4世纪，因此不到30年，雅典就需要求助于另一位调停者，此人便是既为军事领袖和执政官，又是诗人的梭伦。
而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前后颁布的法案，似乎为雅典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在禁止以土地抵押和以人身方式偿还债务之后，梭伦不仅彻底结束了大地主和小佃农之间的冲突，还解决了大贵族家庭之间的矛盾，这类人时称“社会精英”（eupatrides），也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贵族”（les bien nés）。梭伦将公民分成不同等级并且赋予每个人与其他公民讨论执政官决议的机会。有人之后曾问普鲁塔克（plutarque），梭伦是否给予了雅典人最好的法律，他是这样回答的：“它们是雅典人所能接受的范围中最好的。让法律适用于现实，而不是让现实适应法律。”梭伦去世后名副其实地成为古希腊七贤之一，他的格言相传是“避免极端”（médan agan）。
从公元前7世纪起，这项密集的公民活动就在城市的公共场所出现了。考古学家在1983年对阿格劳罗斯（aglauros）圣殿进行了鉴定，确定了第一个雅典阿哥拉的位置，而这个“原始阿哥拉”不在雅典卫城的北部而在其东部。旧时不同的见证人（例如普鲁塔克和布萨尼阿等）其实提及了很多建筑物（忒修斯神殿、行政中心和另外至少两处与原始行政机构有关的建筑），但是至今尚未被发现。
正是在梭伦时期，雅典人开始迁移至第二个定居点，这次他们选择定居在雅典卫城的西北部，在一个被称为“山丘旁的阿哥拉”（kolonos agoraios）的轻微向外凸出的山丘边上。但在那之前，新阿哥拉上的土地其实逐渐被发展成一个大墓地，陶瓷工艺品的出土也明显印证了这块土地曾经被当作墓地使用。在公元前7世纪，土葬才逐渐停止，小作坊和住房都被转移到市郊，并且人们把坑也填了。就像罗兰·艾蒂安指出的那样，其他同类型的在雅典卫城的北部和缪斯山（muses）上，实施的措施显现出，雅典正“在扩大和变革的群体中发生一场重大空间调整”。
尽管经过梭伦的改革，这个群体仍旧不是很稳定。在公元前561年，作为雅典最有名望的贵族家庭首领之一的庇西特拉图（pisistrate）开始执掌政权。正如希罗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所记载得那样，60年前别人做失败的事情，他却极其戏剧性地成功了。下面是希罗多德当时的版本：“某一个叫库伦的人（cylon）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了胜利，获得了足够的自信，以至于垂涎王位。他征募了一批同龄的年轻人，试图占领雅典卫城。但是他失败了，只能一边哀求一边躲在雅典娜雕塑附近。那些执政官让他和他的同伙离开了，并承诺他们不会面临死刑。但是人们还是将他们杀害了，是阿尔克马埃翁家族（alcméonides）负责动手的。”但这个家族因此犯了亵渎圣罪，他们的姓氏也从此变成了“受到诅咒”的姓氏。
相较之下，庇西特拉图则非常幸运，因为他懂得运用更多的计谋，以及更加坚持不懈。在夺得城邦持久的统治权之前，他其实一共尝试了三次。第一次尝试是在公元前561年，庇西特拉图将自己弄伤并假装是在路上被袭击了，因此请求一位卫兵保护他，这个要求得到了准许。然后他又在“持棍”的公民中招募，帮助自己强占了雅典卫城。但次年他就被驱逐了。他再次回归并重掌政权是在公元前555年或公元前550年，这也是费里尼（fellini）的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一个穿着像雅典娜的高大强壮的女子，乘坐一辆马战车来到他面前，与此同时，传令官们宣布着一个重大的消息：“雅典人欢迎庇西特拉图回来，雅典娜本人在所有人中选中他，并将其带回属于他的雅典卫城。”因此，他恢复了城邦的执政权，但不久，他与岳父——强大的麦加克勒斯（mégaclès）的关系破裂了，又被迫流放了十年。
第三次尝试是在公元前544年或者公元前539年，这次他成功了。庇西特拉图再一次运用计谋（为了防止逃兵再次集中起来攻击他，他利用儿子的豁免权向他们许诺），重新成为雅典的主宰，并且大权不再旁落。公元前514年，庇西特拉图去世，儿子希皮亚斯（hippias）继位。但在公元前514年，在城邦举行的盛大节日——雅典娜女神节游行的过程中，希皮亚斯的兄弟喜帕恰斯（hipparque）被哈尔摩狄奥斯（harmodios）和阿里斯托革顿（aristogiton）刺杀了。公元前510年，在希皮亚斯下台以后，一个雕刻团体为歌颂这两个弑杀僭主的人（也称作弑僭者），在阿哥拉中心竖立了他们的雕像，作为理想民主的生动象征。这个动人心弦的片段可以说是人们最喜欢给小学生讲述的了，但这个动人的故事真的是历史吗？
关于喜帕恰斯谋杀案，其实存在两种明确的说法。一种来自修昔底德，另一种来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e）。其实喜帕恰斯被谋杀不是源于对自由的向往，而是出自爱情的醋意。那个名为阿里斯托革顿的男人爱上了同自己一起生活的青少年——哈尔摩狄奥斯。与此同时，喜帕恰斯也被哈尔摩狄奥斯的美貌吸引，主动接近他但被拒绝了。在哈尔摩狄奥斯告诉自己的“伴侣”之后，阿里斯托革顿决定对喜帕恰斯进行霸道的报复。
在习惯性谴责这“三个无法无天的男人”（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后世们）之前，最好要三思。最终并不是雅典人驱逐了他们，而是斯巴达人劝说另一个大贵族家庭——阿尔克马埃翁家族（也就是在库伦事件中姓氏遭受诅咒的家族）来进行干预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计谋，就像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些人物在德尔斐（delphes）生活期间，无论是以公家还是以私人的名义去咨询，每次都试图用钱财使皮媞亚（pythie）给予斯巴达人解放雅典的神谕。”
虽然所谓的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从未停止过对暴*的憎恨，但他们仍然忍受着对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后世们那种宽大得惊人的判决。因为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在暴*的统治中，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比他们的家族表现出更大的道德价值和智慧。”
在柏拉图（platon）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人们总可以找到一致的用词。苏格拉底曾在《喜帕恰斯》（l’hipparchos）中用一种真诚的赞美语气提及，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喜帕恰斯在文化方面采取的行动：首先是对荷马的关心，最后他的作品都是以书面形式流传于世；其次是对人们的保护，例如提欧斯（téos）的阿那克里翁（anacréon）和科奥斯的（céos）西莫尼德斯（simonide）；以及对在道路和田野中的石碑上镌刻的哲理性箴言（例如海尔梅斯预言）的保护。至于亚里士多德，他对暴君是如何通过激起穷人对富人的反抗而上台的并不抱有任何想法，他引用了下面这句谚语：“生活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也就是生活在克洛诺斯（cronos）时期。”换句话说，就是生活在黄金时代。在他的兄弟被暗杀后的几年里，庇西特拉图家族领导者中真正引起人们仇恨的似乎只有希皮亚斯一个。
不颂扬任何僭主政治，就算是特别“得人心”的，同时也不将当时雅典发生的所有事都归因于庇西特拉图家族。必须承认，这些会让伏尔泰很高兴的开明的专制君主，是第一批利用个人财富（他们拥有丰富的银矿资源）来开展“伟大工程”政策的人。毫无疑问，这肯定会增加他们的荣耀，同时创造了工作机会，所以人民感到很满意。这项政策使城市得以发展和美化。
经过鉴定，雅典卫城是在公元前5世纪建成的，身旁是供奉着女神雕像（由一截油橄榄树制成的木制雕像）的雅典娜·波利亚斯（athéna polias）“古庙”，里面有一座赫克佩克顿（hécatompédon），即长一百英尺（约30.48米）的建筑，预示着帕特农神庙的建造。其中各种建筑的组成部分，包括众多点缀三角楣的彩色雕塑都保存完好。人们于1886年2月在一座墓穴中发现了来自这一时期的数十位年轻女子，也就是那些少女雕像（korai），她们的笑容至少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神秘。今天我们可以在雅典卫城新博物馆中欣赏她们。
“下城区”也不甘示弱。人们开始在雅典卫城的东南地区创设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意在建造一座可以与小亚细亚半岛上所有宏伟壮观的庙宇相媲美的高大建筑，但是这项工程延期了数百年，阿哥拉则大大受益于这些新的整治。即使在今天，自从发现了具有特别原始的结构的建筑以来，人们都会怀疑，那些僭主是否在那里建立过自己的府邸。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想到在这儿建造一座喷水池。
这并不是个例。在富有经验的市政官中，例如同时代的另一个僭主——萨摩斯岛的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他建造了尤帕里内奥隧洞（tunnel d'eupalinos）。庇西特拉图家族其实非常关心城市水资源分配的问题，这也是雅典城的主要短板。另一处喷水池是恩纳克鲁诺斯喷泉（l’ennéakrounos），也称“九口喷泉”，坐落于伊利索斯河（l'ilissos）附近。他们还在地面上修葺了一个庞大的管道网络，以使伊美特山上的水源可以流至市中心。
盛大的庆典（例如大型的雅典娜女神节，该节日每四年庆祝一次，届时会举办各种丰富的艺术及体育赛事）、雄伟的纪念碑、坚固的城墙、精心设计的道路、价值连城的货币……短短几十年间，雅典已经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旗舰城市”。作为一个城邦，它还要做的便是提供一种组织或是一种地理政治结构，使其最终能免受内部争端的影响。而克里斯提尼（clisthène）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或许也是雅典最重大的成就。
继德拉古和梭伦之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三位“专家”中的最后一位就被召唤来对这个年轻城邦进行改造，该城邦当时正处于长期以来与庇西特拉图家族不愉快竞争中的、“被诅咒”的阿尔克马埃翁家族的统治下。正如安妮·奎雷尔（anne queyrel）所记叙的那样，克里斯提尼将权力的行使权交给了人民（démos），这也是“雅典政治生活彻底转变的起源”。他以非凡的平衡意识，对阿提卡地区进行真正的选举分配，其中包括雅典。人民被重新分为十个地区部落，每个部落由三个分区构成：分别是一个城市分区（asty，即雅典周边），一个海岸分区（paralie）和一个内陆分区（mésogée）。每个部落里也因此聚集了兴趣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公民，由此产生了一个被多次指出的矛盾命题：“人们的身份是构建在现实基础上的，即从属于一片土地，但这又与城邦的存在相矛盾。”
正如罗兰·艾蒂安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这种巧妙的“稍作修理”（bricolage），“城市作为一个地理和政治的统一体出现了”。相比建立民主政治，克里斯提尼做出的更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用康德（kant）的话来说就是——民主的可能性条件。此时道路已经被打通了，但是由于波斯人的原因，雅典人几乎从未走上那条路。
【1】亚略巴古（aréopage），又称战神山议事会，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处，在古典时期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法院。
【2】阿哥拉（agora），原意是市集，泛指古希腊全体人民或议事会为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召开会议的场所，后也指公共广场或城市中经济、社交、文化的中心，还是居民谈论政治、哲学以及相互结识的场所。
【3】此书作者传统上嫁名于古希腊学者阿波罗多洛斯，但因为时间不吻合，故现在习惯将该书的作者称为“伪阿波罗多洛斯”。